我說給我一年時間,成立農村文史工作室,參考台灣的經驗,從鄉土教育開始,訓練學生口述歷史的技巧,然後走進田野,搜集檔案,重建香港的農村故事,讓故事發揮自己的力量。然而,this city is dying,TV老師說,計劃只到十二月(現在恐怕只到六月),是的,沒有村民,何來口述歷史?沒有田野,考察什麼?農村消失了,做什麼村史?在這個垂死的城市,當你還盤算下一步的時候,才發覺自己已斷了氣。
回不去了,再找不到上教會的理由。當鄰舍無立身之所、花鳥魚蟲沒有寄居的土地、草木被烈火消滅淨盡,我怎能置身事外,逃到教會中?返教會,只是自欺欺神。不是我不再相信上主,只是我更相信上主在受欺壓的人群中。田野沒有業主,只有上主,上主要萬物共生,互相滋養,讓天上的飛鳥,和地上的人群,都能共享土地所出。走進土地,與我的鄰舍走在一起,以萬物為伴,共同抵抗壓迫者是我服侍上主的方式。離開教會,為了更接近我的上主。
過去二十年,我都會在星期日上教會,如今,星期日仍是我的主日,只是我已經在田裡遇到上主,也會繼續在這片土地事奉上主。就好像福岡正信說,我在田裡所做的一切,都是對神的侍奉。此時此刻,我在耕種班畢業了,但我這個蹲下來也感困難的人,距離「樂農」、「隋農」(福岡正信語)的境界還很遠。我站在田裡,還不斷想著如何能讓歷史早些開口說話。例如,我們在僅餘的這半年內,搜集村民的舊照片,趁諮詢會的時候,穿著水鞋、帶著鋤頭,捧著村民的舊照片,帶著村民的聲音,一起踩場,說粉嶺農村的故事。
田裡的菜苗說話,輕聲地要我留下。此時此刻,是結束還是開始,我只能以行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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