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掂

監考半日下午還有時間看雜誌

讀到《字花》介紹「碼頭書掂」

她說

如果文字是海洋

書店便是碼頭

又引用了葉慈的詩，說

做一個世界的水手

奔向所有碼頭

下次返香港

我一定要參訪碼頭書掂

支持同行的人

如何擇善

有很多人，以前常常見到他們的面，或聽他們的聲音，然後，一夜間銷聲匿跡，為了保命，或為了自身安全。於是，當他們的臉孔再次出現在網絡平台，便有他鄉遇故知的感懷，傑斯便是其中之一。 聽他道來過去兩年的經歷，沒有悲憤，多了自嘲，精神飽足，偶爾講一兩粗口，便知他安好了。 我是這幾年才認識他的，但聽這個節目，才知他運用網台的力量，召集網友在內地和香港做了很多扶貧和關顧基層的工作，進出囹圄，他寄語留下來的人：算吧啦！ 留下來做好人，只能做政權定義的好人，要做慈善，亦要先投誠，先不計經濟及社會成本，若政權對「好」的定義有別於個人時，做慈善工作甚至要付出「道德成本」，於是便出現了一種矛盾：違背良心做「善」事。當個人無法隨心行善時，便產生冷漠的現象，傑斯以當年廣州小悅悅的不幸事件為例，說明不能隨心行善的可怕後果。 他幽自己一默說：眾籌交學費，令他背上了使黑錢的罪名，但所使的「黑錢」，跟梟雄相比，又微不足道。黑白之間，兩頭唔到岸。於是他說：算吧啦！ 對我來說，失去了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仍是香港；沒有旅遊業的光環，香港還是香港。但香港人再不能隨心行善，失去了行公義的勇氣，進入事不關己己不勞心的狀態，便是公民社會的死亡，香港便不再是香港了。離開的與留下的，如何從最微小處擇善固執，保住自己的良知？

 

轉載：成名教授--給所有中間傳話的社會賢達 及站在十字路口的成年人

七月八月，忙於寫論文，沒時間寫網誌；
九月十月，經歷了不可思議的學生運動、公民運動、雨傘運動，沒心情寫網誌。
有些經歷了的事，再過一些時間會寫出來，但成名教授這篇文章，卻不得不轉載。
是的，每一幕場面，我都想到「六四」。
但正因為想到這些畫面，更要和學生一起，不要讓他們孤單。
這張照片，拍於催淚彈後的那個清晨，我們一起度過了惶恐卻不孤單的夜晚。

成名教授的文章：

今日，雨傘運動進入到第十天。上週末，眼見各區發生暴力事件，再加上返工返學日子在即，我們都不忍：怕學生受襲、怕警察清場、更害怕六四的夢魘再次成真 – 手執槍桿清場的將是解放軍。
在劍拔弩張之際，不少欲力挽狂瀾的中間人，即你們，紛紛出來傳話，期望群眾撤離避過危險，不論是行政會議成員、大學校長、社福界殿堂人物、法律界教父，都教我們立即神經緊張，大有山雨欲來之感。
可是你們知道嗎？你們所力勸的，我們全部都已試過。陳惜姿是大學講師，她很多學生都在各佔領區留守。這些日子，她眼看着學生餐風宿露，不是沒有勸說過青年人要留得青山在。在星期日狀似最危急的晚上，一名成員急得要哭了，因為她堅稱收到信息星期一前必會清場，而且會由身穿警察制服的解放軍指揮，瘋狂四處叫大人帶孩子回家，卻束手無策。另一成員交遊廣闊，每晚都會到旺角佔領區，幻想自己可以幫忙維持秩序兼認人（臨記或黑背景人士），有好幾幕暴力場面，我們都在電話中大叫，要他和朋友撤退，可是他總選擇留下來。
不錯，我們都信清場論。在危急關頭，當恐懼來襲，未知的將來仿如黑洞，容易吞噬意志。在不同的場合和關頭，我們都曾經力陳，這場全民運動不是三五七年，曠日持久，不應作無謂犧牲。
可是我們很快便明瞭，原來香港年輕一代對追求民主的態度，比起我們這些已過了半世人的中年父母，都要堅決。只要當你們看到 –

催淚彈在人群中爆開，學生匆匆用水洗過雙眼，又再上前；
旺角暴徒來襲，堅守的年輕人面對千人圍攻，流著淚用力按着帳篷支柱，一站十小時；
嬌滴滴愛哭女生，再恐懼也要跑到旺角去坐下，說假若不去就會後悔一生；
耳裡傳來最惡毒的咒罵，本是年少氣盛的青年人卻罵不還口；
男生選擇站在最前線，面貼面對着暴徒，一邊勸人冷靜卻忽迎拳頭，忍着不還手；
面對被推倒的帳篷、標語、物資，欲哭無淚卻又在事後飛快地重建起來；
各區欄杆上的黃絲帶，極速被剪下，翌日發現又重新綁上…….

實在有太多太多的情景不能盡錄。
我們都低估了今天的新生代。對比我們這些被六四夢魘纒擾的中年人、鎮壓過後不是移民就是變得沮喪冷感的父母，今天的青年人更義無反顧。明白這點的話，我們就不能一廂情願地求他們離開，因為此路根本不通。他們壓根兒沒有想過離開，有些甚至還未想過要為民主付出多大代價。
因此，社會賢達們，今天你們可以做的，就是盡你所能，用盡所有辦法，力勸政府放下成見，傾聽民意，誠意對話，並在可能使用武力的關頭（不論官方或非官方武力），勸止當權者，警告他若毀掉一代香港青英，仇恨將不共戴天。
解鈴還須繫鈴人，當特首梁振英讓警方在928當天拋下87顆催淚彈時，他便應該明白，全城民心背向，終其一生，他都不能再當人民領袖。我們不欲見到社會癱瘓、撕裂，假若你們可以好言相勸對方誠意道歉，退位讓賢，將功德無量。
對於一班站在歷史十字路口的家長們，我們只想說，孩子今天追求的民主制度，正是我們殷殷盼望多年的，只是這班初生之犢更勇敢、更堅毅。能教養出這一代香港人，值得我們自豪。為人父母當然長憂九十九，更遑論孩子要冒捱子彈的風險，可是我們必須承認，香港的選舉制度自中英談判始就從未解決，禍害一直拖延至今，把垃圾掃進「梳化底」，不見得家裡會變亁淨，因為陣陣腐臭味必會傳來。
過去三十年，我們沒能為孩子築起民主之路，實在愧對毅然挑起時代重軛的孩子們。因此，大人們，我們別無選擇，只能與孩子同路，叫當權者信守承諾，在香港推行真普選。那時候，我們一定會負責任地，有智慧地選出能帶領我們實踐「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領袖。

覺悟

立法機關重門深鎖，這個為民發聲的議事堂變成了民意的囚牢。我在鐵馬外與青年人閒聊，青年人說，他們正討論更有效的行動。經常有人問我，是否同意那些「暴力」行為。我不知道他們所指的「暴力」是什麼意思，但如果他們指的，是那些以「身體」守護公義的行動，我不會用「暴力」去形容，那是最「徹底」（radical）的信仰形式和實踐。

穿梭在藤蔓之間授粉包瓜，經常遇到蜜蜂，他們黑黃相間的顏色似是提醒多於保護：「喂，我在這裡收集蜂蜜，你等一等。」我每次看到他們採花蜜，也不會打擾，我知道他要用一生的時間收集花蜜，然後反覆吞吐釀蜜，才可以滋養下一代，他們的一生，只能釀造大約三克的蜂蜜，但他們卻是那麼謙卑地生活，在延續蜂族的下一代時，也替植物傳宗接代。在田間與蜜蜂相遇，他們也會在我耳際嗡嗡打個招呼，然後繼續各自各的生活。我不怕蜜蜂，因為蜜蜂不會隨便螫人，他也不會白白浪費自己的生命。他們生存，不為了螫人，而是令生命盛放。他螫人的一刻，自己也會死去，他不會因為你進入他的採蜜場而火光，因為他知道，好花不只為蜜蜂而開。不過，如果你破壞他的巢穴時，他會義無反顧地狠狠螫你，因為家園被毀，他們亦生無可戀。

一個貪婪的人攀上樹、摘下蜂巢。他瘋狂掠奪蜂蜜，群蜂唯有還擊。那人早有準備，戴上頭盔面罩，穿了防護衣和膠靴，手執火炬，用煙燻把蜜蜂驅趕，又把蜂巢丟到烈焰熊火，把不肯離去的蜜蜂殺光。他卸下了裝甲，露出了幾個被螫後腫起來的紅點，痛罵蜜蜂，誓言下次要用更精密的防護衣、更大的火，對付蜜蜂。他像個受傷的英雄一樣，拿著戰利品回去營地，那些流淌著的蜂蜜，是蜂群用好幾個世代累積下來的養份。戰友替他在紅腫的地方塗上蜂蜜療傷，然後他們大口大口把蜜蜂幾個世代的勞動成果吞進肚子去。

究竟，誰在使用「暴力」？是掠奪的人？還是以身體守護家園的蜜蜂？

 

為村民請命的財哥：「我犯法，但我沒犯罪！」

給城規會的信

各位委員，您們好。我是一位教師，曾經在粉嶺一所中學任教歷史科及通識科，因為教學的緣故，我經常帶學生到粉嶺農村考察。新界的圍村、祠堂和書室讓學生了解到有形文化遺產的特徵，與此同時，新界的農村卻保留了傳統文化的生活方式，回歸以後，香港政府開始留意有形文化遺產的保育工作，卻無視無形文化生活的傳承，作為歷史及通識教師，我必須指出，新界東北的農村保留了重要的文化資產，無論是農民的生活方式、經濟活動以至他們和土地的關係，都是重要的文化庫藏，幫助學生建立堅厚的地方意識（Sense of place／place-consciousness）讓「家是香港」成為真真正正的信念，而不是政治運動的口號。

台灣作家葉維廉在《失去地圖的還鄉者》曾經如此形容香港：「香港……對我這個剛被逐離開『親密社群』的鄉下十二歲的小孩子而言，衝擊很大：沒有表情的臉，猜疑的眼睛，漠不關心，社交的孤立斷裂，徹底的冷淡無情。」「沒有表情、猜疑、漠不關心、孤立斷裂、冷淡無情」未必是香港人的特質，但肯定是葉維廉在城市生活中失去地方感的心理反應。相對於農村社會的鄉土生活，香港城市的高樓是個只供流動寓居（dwellings）的空間。現代化需要「空間」，但人卻希望與「地方」產生連繫。其實很長的一段時間，我也以為自己不需要有「根」。我在香港出生和成長，過去三十多年都住在香港，沒有經歷過祖父那一代人的離散，所以也沒有「思鄉」的情意結。我們的「故鄉」，只是祖輩那一代人出生的地方，亦即是我們小時候在家課冊上填寫的「籍貫」，不過，我們對「籍貫」上的地方，卻沒有感情可言。我們這一代人，已習慣了生活場景的消失和變換，呂大樂在《唔該，埋單》這樣形容香港人與香港的關係，「都只是一個居民與居住地點的關係而已，遷徙是我們生活（直接的或間接的）經驗的一部份。」正因為這樣，當「香港人」面對政治和社會不穩定的時候，可以「移民」遠走高飛，與香港這個地方保持距離，直至香港經濟好轉，例如香港政府要「派錢」的時候，他們才「回流」到香港，享受香港的「好處」。香港曾經是香港人予取予求的對象，但回歸以後，我們逐漸發現，故鄉不再是小時候家課刪上填寫的「東西」，而是我們一直生活、共存共生的地方－香港。

社群（community）與地方（place）的關係，就像植物和土壤，兩者本來密不可分，人類不單要依賴土地為生，更要依賴同一片土地上的其他人才能共同生存。那一片與社群休戚與共的地方，就是鄉土。或許有人認為，鄉土是狹隘的地域主義（regionalism），與全球化和現代化格格不入。不過，這種對鄉土概念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傳統／現代、中國／西方的二元思維之中。台灣的經驗讓我們看到，現代化處境下的「鄉土」，是一種讓人札根於地方的生活模式。池永歆在《地方志與鄉土教育論文集》中指出，「鄉土」深具時間向度和文化承傳，可讓人直接體驗，令人產生對「地方的愛」。這種愛從自身生活的一方土地開始，卻不囿於一地。這種人與土地的關係可以不斷向外幅射，超越國境，延伸至我們居住的行星，對地球產生愛護之情。因此，身為教師，我必須指出，新界東北農村正保存著這種鄉土文化的土壤，讓學生在鄉土尋找地方意義，並重建自身生活的完整性。正如學者南方朔所說：「人們在經過一段『現代的誘惑之後』而開始以『鄉土』為內省的範疇，其實是在創造『主體性重尋』，『再創造』鄉土文化。」

過去幾年，我開始以東北農村的文化資源尋找香港的「鄉土教育」，例如，一位中二級學生在完成農村歷史研習後，發了一個電郵給我，內容如下：

「睇返新界以前嘅歷史，佢地以前嘅生活，城市嘅發展同農業嘅關係，再回想咁多種種嘅變遷，覺得好可惜。農業是不可少的，從小那些電視節目都教我食物的重要性，但無奈現在的人都教我們好好讀書，將來努力賺錢，買房買車...以前的人耕田的地位都很重，因為佢地係我地衣食父母，佢地都很是為此自豪。但現在在田裏的，只剩下一些老弱婦孺，人們對農民的看法也改變了，對他們更是標籤成社會地位低的窮人。呢個城市入面少了一線生機，個個都淨係為自己打算。為咗我地嘅發展，大自然同農民都付出左好多，但係依家社會仲要淘汰佢地，連農地都要收走，呢幾塊小土地對富商嚟講又係搵錢商機，對農民嚟講，講唔上養活全家，但至少咁多年嚟都有感情吖，種田都係佢睇嘅樂趣。話就話為其他人建一個安樂窩，但係卻毀了農民嘅安樂窩（對於農民嘅反對，富商不痛不癢）。一個城市嘅發展，離唔開土地嘅利用，等到我地後悔，都只有默默咁睇住呢塊土地發展，冇辦法補救...昔日嘅農民雖然算唔上係大富大貴，但係都好知足，自由自在，無奈時代嘅變遷，香港地少人多，發展就係那麼容不下農業的麼？」

亦有學生在完成農民的口述歷史後，決定要在暑假的時間回去軍地村，跟祖母學習種菜，更有一位來自上水圍村的學生說，經歷了農村的口述歷史研習，令她愛上菜田。這些都證明了新界農村的生活方式，是鄉土文化的庫藏，令學生產生對「地方的愛」嗎。只有對地方產生感情，人才能札根，成為對地方有承擔的公民（見附件中學生給地產商的信）。

過去數年，我也藉新界農村的文化資源，與學生一同學習高中的通識課程。例如，現在越來越多的青年人投身香港的農業活動，他們的生活選擇不正正說明了經濟以外「生活素質」的重要性嗎？另外，社區農業的實踐不就是通識課程中「可持續發展」的事例嗎？在「公共衛生」單元中提及的「食品安全」問題，不就是糧食生產者和糧食消費者疏離的結果嗎？如果香港有一定的糧食自足率，能否減低「食品安全」的風險？經過兩年的學習，學生對附近的農地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農地不再是「可取代」的糧食生產地，而是他們生活的一部份（見附件中學生對農村的想像設計圖）。這個看法與美國教育學者Paul Theobald提出的「內在依存」（intradependence）的概念不謀而合，他說：「內在依存所談的，是在地方之中的依賴，依賴土地，依賴同一片地方上過活的人的善意和智慧。內在依存越大，社群意識亦越強。「內在依存」的關鍵是「地方」，人與社群、文化、自然生態、經濟活動在「地方」之內有着不可切割的關係，人不可能離開「地方」的脈絡。戰後至回歸前夕，無論從糧食供應、生活選擇、生態保育等各方面，新界東北農村已經成為香港整體互相依存的一部份，改變新界東北的土地用途，也會將香港既存的文化資源徹底摧毀，撕裂新界族群的共生關係，令「香港」失去內在依存的可能。

 
香港僅存的農村是珍貴的文化遺產，為香港的地方意識／鄉土教育提供重要的文化資源。香港已經從上一代人寓居的「空間」變成這一代人生活的「地方」，身為教師，我應該承擔地方意識教育的責任，幫助學生在香港這個地方建立內在依存的關係，並體認到一個充滿「鄉土感情」的香港，成為一個愛護地球的世界公民。

不教孩子說謊 先要拒絕遺忘

各位在職的教師朋友，請鼓勵學生參與民間自發的記念活動，讓他們知道拒絕遺忘是一種道德勇氣；

各位已離職的教師朋友，請告訴你曾經教過的學生，香港還有很多教師仍然無懼打壓，請他們要與這些教師站在一起；

各位已畢業的同學，請記得我們一些分享過的信念，絕不當一個沉默的旁觀者；

各位仍然就學的同學，我雖然離開了學校，但我的心常記掛著你們，讓我們在校園外繼續追求公義和真理。

 

 

2014年，「六四」二十五週年。中國政府污名化民主運動，多年來民主路越走越遠；香港歷經三任特首，民主倒退，政府謊言執政。由教育工作關注組與水煮魚文化合力策劃的「爸爸媽媽教我不說謊」，將政府總部一帶，變成「一日制學校」的校園，帶領參加者回歸教育最基本的起點，探討甚麼是誠實。

「一日制學校」將於5月24日開課，上午時段為上課時間，由江瓊珠（歷史／地理）、洪曉嫻（文學）、亞卢（音樂）等擔任導師（導師名單持續更新中），帶領參加者利用學校非主流的學科進行對話／練習，並於上課時間內完成指定作品；下午則開放予公眾參與，公開展示學生作品。

歡迎中四至中六、大專院校學生，或從事教育工作的朋友，報讀「一日制學校」課程，並將作品化為現場展示的創作。
線上報名表格：http://goo.gl/6KVtoV

一日制學校：爸爸媽媽教我不說謊

主辦：教育工作關注組、水煮魚文化
媒體夥伴：《字花》
日期：2014年5月24日（星期六）
上課時間：上午 11:00 – 下午 2:00
上課地點：添馬公園（政府總部側）
對象：中四至中六、大專院校學生，及教育工作從業員
報名表格：http://goo.gl/6KVtoV

展覽開放時段：下午 3:00 – 6:00（歡迎公眾參與）
地點：立法會大樓戶外廣場

從一根粟米探討可持續的社區農業

到一所位於市區的中學試教「香港農業的特徵、現況與前景」的課題，最大的挑戰，是讓中一學生感到香港農業問題與他們息息相關。活在城市之中，很容易被糧食堆積如山的市場所騙，以為地球還是很豐饒，土地還是那個豐乳肥臀的母親，乳汁取之不竭。我並不怪責學生對香港農業漠不關心，因為「無知」也是我們教出來的。現代化的教育，令我們只顧填飽自己的肚腹，卻不用理會農夫的三餐；我們關心自己是否吃得健康，卻不過問生產糧食的過程有沒有傷害土地和週邊的生態。現代化教育，創造了一個與農村隔絕的城市世界。

如果，我可以帶著三十八個學生到農田學習這個課題，是最好的方法，不過學校附近沒有農田，課程又編得密密麻麻，學生比教師還要忙碌，學校才不會為了一個關於香港農業的課題而勞師動眾。好，雖然我不能帶學生走進農田，但我總可以把「農田」帶進課室吧。於是，我在社區農場買了幾十枝粟米和紅菜頭，希望粟米和紅菜頭可以帶學生神遊新界的田野。

第一階段：入局（Getting them in）－粟米／紅菜頭的成長歷程

學校課程要求學生從四方面認識香港農業的特徵，分別是：農業的自然投入、農業人文投入、農業過程和農業產出。這些都是較抽象的概念，為了引起學習動機，我將問題簡化，請學生想想：他們手上的粟米和紅菜頭在什麼環境成長？是誰把他們養大？是人手還是機械？他們吸取的養份從何而來？我又從什麼地方把他們帶到課堂？

學生很聰明，看到紅菜頭和粟米很窈窕，都估計是人手栽種的，有同學發現粟米葉泛黃，應讓來自雨水很多的地方，更有同說粟米好香，肯定是有機粟米。他們說，粟米是從超市買回來的，十蚊一條。我把他們的答案寫在黑板，再將問題重新分類為「農業自然投入」、「農業人文投入」、「農業過程」和「農業產出」，讓他們將這個活動連繫至學校課程。

第二階段：切題（Getting on with it）－智豪的農夫之路

究竟他們的估計是否正確呢？我播放Youtube片段，讓學生認識種植粟米和紅菜頭的農夫智豪。他們在片段中，知道粟米和紅菜頭的「食物」，就是農夫從食肆收集而來的廚餘。原來用廚餘做堆肥，是粟米和紅菜頭最健康的食物，食物吃得健康，吃食物的人才會健康。他們看到蝸牛爬上紗網，便知道自己猜得對了，農夫不施農藥，蝸牛才會如此快活。我盡量避免用「有機」形容智豪的生產過程，因為「有機」這個標籤已變成消費主義的「賣點」。我希望學生更整全地了解廚餘回收、堆肥、農夫身份、土地生態和社區之間的關係，所以將題目從「有機」改為「可持續」的社區農業。

他們唯一猜錯的答案，是我買粟米和紅菜頭的地方。我是直接向農夫買這些粟米的，這樣才能確保買粟米的錢都送到農夫的口袋。我亦趁這個機會，說明連鎖超級市場對農夫的壓榨，香港實在有太多不勞而獲的人了，因為有人不勞而獲，才令農夫勞而不獲。

第三階段：共學（Getting on with them）－可持續的社區農業在香港可行嗎？

看完智豪的片段，學生都被我搞混亂了。我問學生看完這些片段後，會選擇街市十蚊三支的粟米還是智豪種十蚊一支的粟米？學生都說「梗係買街市嗰啲啦！」我問，誰想當農夫？全班靜默。那麼，為何全球各地都有人回歸農田，發展可持續的社區農業？學校教育，經常只重視「答案」，課堂是否成功，就視乎學生有沒有把「正確」的問題填寫在工作紙上。然而，我一直認為，學生能對已知的東西產生「質疑」、甚至帶著「疑問」離開課室，課堂才有意義。看到學生的眼神，我感到他們已經準備好，我開始講解粟米的歷史、化肥對自然的禍害、工業化生產粟米的問題等（參考《雜食者的兩難》）。

然後，我請他們討論可持續社區農業在香港的可行性。以下是他們的討論成果，學生開始從經濟以外的向度思考可續社區農業的價值：

香港可以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社區農業嗎？
	農業自然投入	農業人文投入	農業過程	農業產出
有利條件／ 優點／ 好處	1. 新界仍有農地，並且土地十分肥沃，氣候溫和，雨量充足	1. 香港有足夠的金錢購買有機農業的設施和機器  2. 有較多的廢物（廚餘？）作肥料之用，仍可以較為安全，而不需要入較多資源，減輕堆填區的負擔。  3. 有所需的勞動力，改善失業率（提供更多就業途俓？）	1. 對環境零污染，可持續發展  2. 令空氣清新（減少碳排放？）	1. 香港人注重飲食健康，香港人開始注重有機食品  2. 香港人較有錢，能買得起那些蔬菜，可以有機農業市場  3. 有糧食自給，外來供貨影響。
不利條件／ 缺點／ 困難	1. 土地用作服務性行業等商業用途 2. 香港天氣不穩定	1. 農夫收入不足導致農夫放棄有機耕作 2. 人手不足，沒有人想從事這行業	1. 生產速度冇咁快   2. 效率低	1. 欠競爭力／街市買平好多 2. 太貴／超出市民的購買能力 3. 生產量少 4. 賣相較差

第四階段：回神（Getting them out）－東北發展對可持續的社區農業有何影響？

還有十分鐘便要下課，我將這個課堂連繫至今日香港面對的問題。既然可持續的社區農業有其可取之處，為何新界的棄耕的農地由一九六零年代的不足百份之五，升至今日的百份之七十？一九八零年代，香港生產的蔬菜仍佔全港食用量的三份之一，但再過十年，香港的蔬菜供應可能只剩下百份之一。今天學生還能拿著新界農夫親手種植的粟米學習香港農業的特徵，能從粟米中聞到泥土的香港，但這些知識與我們的生活又有何關係？對我們理解所謂的「東北發展」又有何影響？午飯鈴聲響起，學生都離開課室，只有一位學生在走廊徘徊，因為他忘記訂飯，所以要餓肚子。我說：把粟米吃了吧，會比飯盒更好味、更健康。

口述歷史：古洞豬農的過去、現在，還有未來？

初五，和家駒再次走入古洞，為下星期的考察做準備，只不過這一次沒有存叔領路，我和家駒只好憑記憶再走一趟。

經過鳳崗，兩雙懷疑的眼睛盯著我們，黃狗隔著鐵網吠叫。
來者不善乎？我們立刻說明來意。
村民還是不信，問：「你地係咪測量架？」
「唔係，我地教書架，下星期帶學生考察古洞的本土工業和農業，今日嚟做準備！你點稱呼呀？」
陳生（化名）聽到「學生」二字，立刻說起黃之鋒。
「佢好嘢，頂住國民教育。我細細個已經戴紅頸巾，差啲洗咗腦，六二年走嚟香港。大陸乜野最叻？講大話最叻！」
然後，他用故事帶著我們進入了「大躍進」的日子。
「做得官都唔係好人，講大話報大數，要我地割晒啲草，連牛都冇草食，望住隻牛餓到死咗，死都唔眼閉，我姐夫餓到隻腳腫晒，最後都死埋。」
他說：「帶學生聽吓呢啲故事好過啦，呢啲就係國民教育嘞。」
就這樣，我和家駒隔著鐵網，聆聽陳生的故事，他62年來港，在西環肉店工作，然後做毛衫，78年到古洞養豬，80年代交回豬牌後轉行，做地盤釘板，2004年退休，安身立命於古洞這個隱世的香港農村。八十年代開始，政府逐步回收豬牌，因為沒有資金設置化糞池，陳生唯有轉行。他說：「以前養豬搵到食，啲人入到嚟揀豬，然後送去屠房，隻豬跌入條坑，百幾斤，我一手就抱番上車。不過後來政府要我地整化糞池，冇錢，所以冇再養。前面仲有一戶養緊豬，你地可以去睇吓。」
說著說著，半小時過去，和陳生約好下星期再見，和學生聊聊，黃狗也不再吠了，尾巴開始左搖右搖。

我和家駒往前走，聽到豬哼的聲音，李太（化名）看到我們，對我們說：
「你地唔入得嚟架，政府規定。不過你地行前啲就見到啲豬架嘞。」
她帶著我們走到豬棚外，豬場並沒有想像中的豬糞氣味。
家駒問她養豬是否辛苦，李太笑說：「你睇我個貓樣就知啦，手指頭都崛晒。好多人嫌豬污糟，嫌豬臭。依家啲人好矜貴，讀飽書，唔鍾意養豬嘞。啲人淨係識食豬肉，連豬係乜都唔知，都未見過！」
我們問她從哪裡來，她說：
「我係香港人，喺香港出世，我阿公喺九龍塘養豬，我後來搬咗去大埔養，政府話要起水壩，我先搬入嚟古洞，嚟咗廿幾年嘞，依家又話要發展。我靠一雙手，靠我一對夫婦，養大五六個仔女！」
她告訴我們很多養豬業的歷史，豬餿分乾料和濕料，乾料餵豬婆和豬仔，濕料餵大豬，她更說攪拌飼料的機器是丈夫改裝的。八十年代政府回收豬牌，香港豬農減少，豬價上升，那幾年收入很好，不過後來輸入大量內地豬肉，香港豬農面對另一次打擊。「大陸豬平，但係唔好食，運輸時間長，啲豬要飲番自己啲尿水，香港豬雖然貴啲，但係好食，冇咁多肥肉。依家唯有養少啲豬，每隻養大啲。啲人都話，劏一隻香港豬，等如劏三隻大陸豬。」面對東北發展的問題，李太說她不要賠償，只要現在的生活方式。

聽到這裡，我非常感慨。對於一個城市人，「農夫」只是食物生產者的代名詞，只要有食物，城市人大多不關心「農夫」的命運。然而，在不斷聆聽農民的故事後，我覺得他們象徵著一種在現代化下漸漸消失的精神，那種自食其力、安於淡泊的生活態度。聆聽農民的故事，他們最自豪的，不是種菜或養豬的技術，而是「呢間屋我自己起架！呢棵樹我細個嗰陣時種架！呢個井我自己開架！呢個磨我自己整架……」。生活的場所，都有自己的生命痕跡，不能替換。陳生和李太的故事，印證了狄爾泰的話：「生命不是簡單的身體活動，而是一種不可遏止的永恆的衝動，是一股轉瞬即逝的流動，是一種能動的創造力量。」

為何要帶學生走進農村？口述歷史是什麼？容我再引用狄爾泰的話：「每一個人同時又是無數相遇中的一個點，無數個人匯成生命之網絡，聚成生命之巨流，而生命本身就是在他們中間表現為社會的、歷史的實在。」學歷史，就是讓學生回到社會中，與不同的人相遇，體認到自身已承載著生命網絡的印記。

唱遊史人:藝史本無界

一個月前，沈說「創不同」（MaD）將在西九舉辦文化活動，問我是否有興趣將口述歷史帶到西九。我立刻想起兩年前和秀卓參加MaD的台北文化創意考察團，也很想和秀卓合作以藝術形式呈現口述歷史，於是跟沈說，就叫「藝．史．無界」吧，就此敲定了工作坊的名字。

 

其實，我一直懷疑到底有多少人愛聽歷史。在課室裡，我不愁沒有聽眾，因為學生無法選擇，都「被迫」留在課室裡，但對我而言，這個安排最少給「歷史」一個機會。我經常和秀卓說，「藝術」很吸引（用潮語「吸睛」更貼切），做出來的成果容易得到認同，學生走出來，說自己搞藝術，感覺很潮。相反，歷史這門學問，吃力不討好，研究的人要抵得住寂寞，因為你研究的問題，縱然很多人有興趣知道，但可能只有你願意虛耗青春尋找答案，就算你找到答案了，又有多少人願意讀你那些長篇累贅的歷史文章？你又不要將歷史降格，譁眾取寵，將歷史變為純粹的娛樂。畢竟每一個歷史故事有血有肉，愛歷史的人怎捨得用歷史故事換取別人的掌聲？

 

過去一個月，我不斷想起一部格魯吉亞的電影《歷劫鴛鴦》，電影由謝爾蓋．柏拉賈諾夫導演，一九八八年公映，我在幾年前的香港國際電影看過。說實話，故事內容早已忘了，但電影中那個「吟遊詩人」的形象都不斷重現眼前。吟遊詩人和聽眾，究竟誰先消失？如果今日還有吟遊詩人的話，有多少人願意停下來聽他說故事？一個晚上，我掌著結他的時候，一組旋律突然現身在空氣中，歌詞在腦際湧現，那些關於種田的情景，活現眼前：

玉米　長得高貴　在這地裡風吹過　落雨也無問題

白菜　生得可愛　鶴藪白菜很粗壯　來加些水灌溉

心中一片沃土　野菜與青草

蟲鳥愉快的飛舞　樹葉落滿路

清風吹遍這大地　到處見生機

無法悟透的真理　我願能親親這奧秘

道理　講得多了　亦要勇氣闖一次　別要再去猶疑

踏進　鄉土景致　熱愛地裡的生態　別讓地受破壞

我這個出走的教書匠，聽村民的故事、讀香港農村的歷史、拾起泥耙學種田，一路走來，腳踏實地，生活有了質感。做不了吟遊詩人，做個唱遊史人也不錯呀，拿著結他，將一些感悟唱出來，將鄉土生活帶到城市，也算圓自己的一個夢。

 

大會在竹棚下架起了圓形舞台，竹棚的右面是大型音樂會，搖滾音樂震遍全場；左邊草地是結他爵士樂表演，很有拉丁情調。竹棚背面是維港，矗立的摩天商業高樓是舞台背景，我在竹棚下拿著結他、說農村故事、唱農村的歌，有種地方錯置的感覺。沒有很多的聽眾，很多人坐了一會又離開，只有幾位朋友和學生能留到最後。朋友說，時間尚早，這裡的佈局留不住聽眾，成果已經不錯。但我不想就此罷休，我還有星期日的機會再來一次，我要把香港的農村歷史故事帶到城市，要在維港這個「小漁村到金融中心」的象徵前面，說一個小溪小河的農村故事。我還有一次機會，我決定在星期日換一個形式，一個令我更自在的形式。

 

 

 

週日早上，我在農田採集了牛筋草、鬼針草和紫花霍香薊，也帶了些小石頭和碎木片到竹棚的舞台，泊車的時候，我看到西九的草地長了很多貓尾草，我也順道採集了一些。為了令自己更自在，我先將圓形密封的「舞台」變為開放的「講台」，我盡量令竹棚變成我的教室。教室有黑板，但舞台沒有黑板，怎麼辦？好，我將地面變為黑板。移開內圓的卡板，騰出更大的地面，野草、木板和小石頭就是我的粉筆。我用小石頭將貓尾草和牛筋草固定在講台的地面，貓尾草和牛筋草隨風擺動，就像百多年前粉嶺平原種滿稻米的情形。然後，我用碎木片模擬梧桐河從八仙嶺流過龍躍頭、馬屎埔、華山和虎地坳的情景。教歷史的時候，我用了很多方法，邀請學生進入歷史的時光隧道。現在唯一不同的，是聽眾會隨時離開，所以我要運用更多方法，把聽眾留在竹棚的時光隧道，讓香港農村活現在竹棚下、維港前。

 

 我在講台的佈置上也作了一些改動，在面向行人道方向開了一個出入口，像一個坐南向北的匙孔。維港水流從西向東，梧桐河從南到北，兩個流向，小港小溪，就像一個香港歷史，擁有兩個面向。我不會唱歌、也不善演奏，但因為歷史故事，我才會手舞足蹈、口若懸河、自彈自唱。每一個歷史故事，都希望遇上一個會說故事的人。要故事說得動聽，就要有創意，藝史本無界。不做教書匠，就做個唱遊史人也不錯。

 

 

 

原居民？原住民？

三年前的暑假，我帶著十多位台灣歷史教授和老師，從中大出發，參觀北區的中學、遊覽元朗屏山。當我提到新界的「原居民」的時候，台灣的朋友問我，香港的「原居民」就像台灣的「原住民」嗎？我愣一愣，是啊，「居民」和「住民」的普通話發音幾乎一樣，翻譯起來，兩者都可譯為indigenous people，但台灣的「原住民」，為了保衛家園、土地和生活形態，徒手對抗挖泥機（台灣人稱為怪手），誓與家園共存亡。《我家門前有大河》的阿美族人，三次拆遷，仍與政府周旋，保衛不了家園，也要迫使政府按照阿美族人的生活方式，設計安置樓房，台北溪洲的阿美族部落，要求政府從花蓮搬來祖靈石，廣植阿美族人的家族樹－麵包樹，才肯搬到政府的樓房，他們守不住可見的家園、也不放棄精神家園。《文明終結》中的北美原住民族群，為了大樹，與荷槍實彈的警員對峙，原住民說：「如果有人想強姦你母親，你會做什麼？伐木廠現在就是要強姦我母親，這片山林就是我們的母親！」但在香港，新界的「原居民」有多少還留在原居地，有多少會把土地看為他們的母親？賺夠的，都移民到外國（很多都在歐洲），他們在在外國生活，哪管新界的住屋環境，於是圍村的丁屋越建越密，隨著新界的都市化，外來人口佔據圍村，但圍村的住屋環境欠佳，能上公屋的，都上公屋，移入圍村的，是新移民和南亞裔族群，於是，新界出現了很奇怪的現象，像錦田吉慶圍，曾經與英國佬抗爭到底，代表新界人的「骨氣」，今日圍內所見，是向遊人收取「入圍費」的婆婆，和在神廟前玩樂的南亞裔的小朋友。我們不禁會問：原居民都到哪裡去？

我去年收到中二學生佩宜的來信，她說：香港的地價越來越貴，人們都希望藉著原居民的名義來爭取土地權益，建丁屋，享受各種新界原居民的特權。她接著問：香港真的有那麼多「原居民」嗎？本來只有二十人的村落，在去年村長選舉的時候，竟出現四百七十七名選民。我星期六出席區議會選舉的諮詢會，出席者都關心新界農地的未來，但現場卻沒有一個原居民。權利與責任是共生的，原居民擁有很多香港市民沒有的特權，他們是否也要承擔「特責」呢？其實，他們有責任（甚至是最大的責任）保護新界的農業，縱使他們都不再從事漁農工作，但香港還有很多有心人從事有機耕作和優質養魚場，他們大可將土地放租，讓新界保留既有的生活形態，為香港這個石屎森林，保留一片原鄉風景。可是，他們賤賣土地，將農地變為低密度豪宅，將農民趕盡殺絕，只講建高樓的特權，不提土地與生活文化的保育責任。如果，原居民站在原鄉風景和土地那一邊，站在農業和生態環境那一邊，而不是站在地產商和金權那一邊，新界便不會淪為深圳與中環共同宰割的肥肉。

「原居民」與「原住民」，一字之差，相距太遠。傳道人余振雄說得好，香港的「原居民」，只是與政府和地產商合流的利益集團。他們有的，除了是土地特權外，還有特道選舉的「選票」。可恨，為了得到他們的「選票」，香港兩個備選人，都開下支票，一旦當選，會照顧「原居民」的利益。這種特權民主，相比專制獨裁更加醜陋。雖然大家都指責美國的民主政治與金權關係太深，大財團操縱選舉結果，但相比香港，兩位備選人竟然以公共資源公然向新界原居民「買票」。明報說得好，「從鄉議局村代表大會一幕，使人對小圈子選舉的閉門拉票，個人、利益團體的利益會否凌駕市民和香港利益，充滿了懸念。」以下為明報的社評，值得細讀。

唐英年和梁振英辭去公職、「考慮參選、備選」行政長官之後，積極落區、出席論壇，講理念、講施政方向，一些議題觸及具體政策考量，有討好利益團體之嫌。鑑於這次特首選舉甚為奇特，有實質競爭，若參選人為求提高民望，胡亂承諾或開出政策支票，以期取得利益團體或市民支持，則在參選人之間互相攀比「鬥派」之下，香港未來施政恐有扭曲之虞。競爭才剛開始，已經見到這些苗頭，值得關注和討論。

公共資源應惠及全民

而非用來買票

選舉政治免不了有政治承諾，以爭取支持，但是特首選舉只有1200名選舉委員有投票權，若參選人以施政支票換取選委支持，肯定不妥。參選人派利益以討好市民或選委，有兩個層面值得討論。

首先，香港社會客觀環境，貧富懸殊惡化，多年來房屋供應偏緊，處於不足水平，而基層民生在通脹肆虐、百物騰貴下，生活壓力沉重。凡此種種，特首參選人出席一些場合，都會被問及有何改善之法，而政府財政儲備充盈，開政治支票甚至增加福利，會有較大誘因。本港社會安全網基本完備，當然福利措施永遠有改善空間，但是參選人若着眼於一些細眉細眼恩惠，只為短暫討好市民，決非長遠解決問題之計，也有失特首應有的格局。

香港確有急需對應事務，例如人口老化所衍生安老、醫療和全民退休保障等，需要政府全面規劃，投放更多資源處理；又如教育事務，15年免費教育、小班教學等百年樹人大業，也需要投放更多資源。凡此種種，其實也是另類派利益，但是此乃惠及全民、符合香港最根本利益之舉，若特首參選人提出長遠規劃，並有具體配套政策措施推行，就算需要投放數百億元甚至更多公帑，相信也會得到大多數市民支持。

現屆政府2007年以來多次「派糖」，連今年給每名18歲以上永久居民派6000元，已經耗費接近2000億元，花了如此巨款，或許對特首曾蔭權和政府民望稍有幫助，整體社會卻不見有任何積極改善。所以，唐英年和梁振英應引以為鑑。若能善用公共資源，有針對性地長遠解決教育、醫療、安老等惠及全民的問題，值得支持，然而，唐梁二人迄今在公開場合，仍未見顯示這種大魄力。

反而，另一種派利益、政治支票，卻是接連出現，其中唐英年在鄉議局出席村代表大會時，建議放寬丁屋3層高度限制，改為可建1至2層，每層面積較大，或在同一土地集合多個丁權，建6層甚至9層。原居民一直想衝破丁屋政策規限，唐英年這個取向，與原居民所思所欲精神契合，他一旦當選執政，丁屋政策大變可期。

丁屋政策使原居民享有特權，是橫亙香港整體社會的一條不公平之刺，身為特首熱門人選之一，唐英年若提出徹底解決丁權的政策措施，例如，眼前雖然讓原居民獲利益，但是長遠可以結束原居民建丁屋特權，這樣的話，不無可供探討空間；但是唐英年的建議，不但延續丁屋特權，還透過向高空發展而加快特權的享用，客觀上令更多原居民受惠，甚至吸引旅居海外的原居民亦回港申建丁屋。按其說法，原居民與生俱來就有宛如「地產發展商」的身分，市區「屋奴」為蝸居窮盡畢生精力之際，原居民的建屋特權，使香港社會處於絕不均衡景况。

政策取向應以全民為念

勿向個人利益團體傾斜

設若唐英年參加特首普選，要面對全港數百萬選民，這種利好原居民特權的建議，或許要另行衡量了。立法會議員李永達評論唐英年的放寬丁屋高度限制建議，認為是「買票」。原來鄉議局在選舉委員會有28票，若把原居民特權與此掛鈎，一些事態就可以得到解釋。

這是小圈子選舉之弊，不過，若利益交換決定這次特首選舉結果，則小圈子選舉之醜惡將暴露無遺。2007年的800人選舉委員會，有人分析過，個別人士透過人脈關係網絡，可以直接和間接控制超過100票，其政治能量，可想而知。從鄉議局村代表大會一幕，使人對小圈子選舉的閉門拉票，個人、利益團體的利益會否凌駕市民和香港利益，充滿了懸念。

這次特首選舉很奇特，與過去比較，有較實質競爭，參選人要爭取有投票權的1200名選舉委員支持，不在話下，而在現階段，參選人必須爭取民意支持，若民意鄙棄的人，卻在選委會當選為特首，屆時不但難看，這樣的特首能否維持有效管治，也成疑問。市民無票，只能透過間接方式，關注或監察這次選舉，作為傳媒，盡言論監督之責，我們對於參選人，提出兩點：

（1）不要為討好市民而亂開政治支票；

（2）一應政策取向，要以服務700多萬市民為念，絕對不應該向特權，或為個人和利益集團傾斜，避免扭曲管治，貽害香港。

馬寶寶 :「保護農業農村 維繋社區生活」 區選諮詢論壇

各位同學：
因為我星期六要開會，只能出席星期日的諮詢論壇，誠邀各位同學（特別是修讀通識科）一起參與。

主辦：馬寶寶社區農場
地點：馬寶寶農墟 (馬適路 , 近綠悠軒及榮輝中心)
內容：候選人介紹政綱、街坊就社區發展分享意見
對象：香港市民，尤其居住粉嶺聯和墟及梧桐河附近的街坊及村民。

日期及時間：
10月22 (六) 2:00 – 3:30pm　梁玉祥 [民主黨]
10月22 (六) 4:00 – 5:30pm　莫富華 [獨立]
10月23 (日)　2:00 – 3:30pm　余智成 [獨立]
（註 : 候選人　柯倩儀 [民建聯]　有事缺席）
查詢：區小姐 9761 6123 |
電郵 : mapopo.community@gmail.com

介紹：
區選臨近，馬寶寶社區農場邀請了天平東區候選人，來到農場與街坊交流。誠邀附近街坊、村民，及關注政府新發展區建議的市民到來，就聯和墟社區發展，及馬屎埔村農業帶的未來給予意見。

從七一看政治參與和身份認同

終於等到這一天，特區政府的管治越來越不像樣，曾蔭權和林瑞麟的嘴臉令人側目，面對香港市民，擺出不屑一顧的嘴臉；京官南下，便現出一副奴才相，連學者馬傑偉也忍不住，在星期日明報大罵一眾政府高官。星期四收到朋友的電郵，知道沈旭暉以年輕學人的名義發起聯署，反對遞補機制。我對沈旭暉一向有保留，但細看聯署，發現林輝和邵家臻都在名單內，我心想，這些大纜也拉不上的學者，竟然出現在同一聯署之內，特區政府的惡行專橫可見一斑。我當時估計，這一年七‧一的上街人數，必超過去年。

上街前，我約了十多名學生觀賞藝術中心「華語紀錄電影節」的《仇崗衛士》和《我家門前有大河》，關於兩片的感想容後再談，四時散場後，我立刻趕往銅鑼灣加入遊行隊伍，中六的堅希望和我同行，他第一次參加七‧一遊行，後來仁、欣和薷也加入了，欣和薷也是第一次參加七‧一遊行。我在銅鑼灣遇到婷芝，她是舊生，在港大讀法律，和男友同行。我問她在銅鑼灣幹什麼，她說等遊行隊伍來到插隊，真有他鄉遇故知之感。遊行途中，欣說要好好珍惜香港得來不易的自由。他家住深圳，網路禁區處處，在香港讀書，更能感受思想言論無拘無束的珍貴。我記得讀閭丘露薇的《不分東西》時，她說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是「香港人」，是參與了天星和皇后碼頭的公民運動。我也一直跟通識的學生說，政治社會參與和身份認同不是兩個課題，而是一體的兩面。當你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時候，你便對香港的社群產生歸屬感，也對社區的命運有所承擔，你便會透過政治和社會參與，改變社群和社區的命運。反之亦然，當你參與政治和社會活動，你便對「香港人」有更大的認同感。

走到半路，欣問我，遊行能改變政府的決定嗎？我沒有正面回應。我只能說，功能組別佔立法會半數，立法機關的組成方式未能反映民意，我們選票的份量被功能組別削弱了，我們只好用腳投票，所以遊行人數絕對是關鍵。星期日明報的黃洋達說，七‧一只是防守性運動，公民社會只可以借遊行向政府說不，並不能迫使政府改變施政。簡而言之，無論七‧一遊行人數有多少，政府永遠站在不敗之地，你人數再多嘛，政府按兵不動便行了，但遊行人數少的話，政府欺負你人少，便可為所欲為。所以，縱然我對去年「五區公投」有所保留，我也投了票，但並沒有投給請辭的議員。幸好我行使了投票權，否則我便給了林瑞麟籍口，要取消補選機制。

過去幾年，我都沒有走上政府總部，但這一年，我堅持走到政府山頭，警察如臨大敵，拿著攝錄機把我們的臉孔拍下，但圍欄外的菲律賓朋友，卻在魚貫遊行的隊伍外，悠閒地度過午後時光，在遠遠的山坡，一隻松鼠躍躍走過，陽光偶爾穿過灰雲，將金光灑在遊人的面上，像佛光初現。如果香港的立法會沒有功能組別，如果特首由普選產生，這些人、這些面孔、這種情景，在七‧一這天，會有不同嗎？離開的時候，在人群中看到熟悉的面孔，想了又想，原來是教會的牧師，想不到她也參加了七‧一遊行。是的，七月一日這天，是特區成立日，也是香港公民社會的標誌。日復日，當香港公民面對特區政府的粗暴與無理，感到疲倦了，覺得孤單，便在七月一日這天，發現未向權力屈膝的人，並不只我一個，還有千千萬萬、過著平凡生活的你和他。

給城規會的信

通識科將生活素質及政治參與分為兩個主題，但生活卻不能分割為生活素質及政治參與，政府如何管治，我們如何影響政治施政，直接影響我們的生活素質。就以南丫島為例，發展商申請改變南丫島的農地，發展為低密度住宅。對於少數人而言，能將水清沙幼的南丫島景色，盡收眼底。閒時在附近的遊艇碼頭租船出海暢遊，簡直人間天堂。可是，以南丫島為產卵地的綠海龜命運會如何？南丫島會否成為富人的另一個私人樂園？在香港的架構之下，我們只能以發信的形式，影響城規會的決定。請問，那些代表漁農業的議員，有沒有為香港農業的未來發聲？功能組別，說到底，只是既得利益者的分豬肉遊戲。各位同學，你們也可以寫信的方式，表達你們的訴求，學以致用。我給城規會的信如下：

 

敬啟者：

 

「反對」南丫島的Y/I-LI​/1發展項​目

 

本人為中學教師，一直關心香港農地的保育問題，知道有發展商正申請改變南丫島的土地用途，以發展旅遊及低密度住宅，特致函城規會，反對有關的發展項目，理由如下：

 

第一，食品安全方面，在國內及日本食物安全的問題成疑下，香港政府有責任確保本地農業有足夠的供應量，滿足本地需求。由於現時本港農產品以入口為主，香港政府並未能對食物生產地進行監管工作，如果香港政府維持戰後對本地農業的扶助政策，有助香港市民選擇由香港政府監管下生產的本地農作物；

 

第二，生態方面，香港農業除了具備經濟價值，發展有機農業外，亦能維持香港生態的多元性，除了候鳥和留鳥之外，南丫島還有緣海龜及盧文氏樹蛙。香港政府應該鼓勵有機耕作，以達致生態、經濟及民生之間的平衡，而不是按現時的做法，先破壞後補償的方式，割裂地處理生態和經濟問題；

 

第三，文化方面，香港農業承載著中華文化傳統，圍村及祠堂故然是有形文化的代表，但孕育有形文化的正正是無形的農業文化，保留農地及鼓勵香港市民參與農業，本身便具有中華文化的傳承意義，將農地發展為低密度住宅，將嚴重破壞農業及相關的無形文化遺產。

 

香港政府應該重新檢視現時漠視農業及農地的做法，不單是南丫島，香港政府應該繼續保留南生圍及施政報告提出粉嶺及上水的農地，禁止改變農地的用途，政府更要積極扶助本地農業，以有機耕種，達至生態、經濟及文化的可持續發展，亦令香港的下一代能享受安全的本地食品、多元生態及傳統中華文化。

 

向地產說不

看到恒基在馬屎埔的農地上，豎立「禁止耕作」的木牌宣示業權，很不是味兒，恒基囤地，荒廢農田，破壞生境，影響居民生活，真是有錢大晒？現在的香港，只有銀主，沒有天主。印地安人說：「大地的價值，並非金錢所能衡量，因它永遠存在。即使烈火也不能將它毀滅。只要有陽光和水，生命就能延續。我們不能買賣大地，因為那是上蒼賜予我們享用的，並不屬於我們的。」面對樓價高企，不要恐懼，守候樹木居住的土地，就是守護我們的居所。我們與樹木共生，到樹木也沒有土地可以札根的時候，香港只會淪為一幅死土，活在死土的蝸居之中，意義何在？

所以，我昨天到馬屎埔，寫了兩幅標語：「給綠地藍天，給一片眾生共享空間」；「致各業主：請以土地滋養眾生。上主示。」最後，以拉可達族的禱文向上主禱告：上主啊！請賜給我們智慧，讓我能夠了解你寫在每一片葉子中的真理。阿們。

引以為榮的立法會議員

聽何秀蘭議員的一席話，勝讀十遍通識課本。各位同學，用心聽聽何秀蘭議員的發言，思考財政算預案如何與市民期望脫節。她沒有「生活素質」、「政經社文環」的通識術語，卻切中今日香港的主題。我們的政府，窮得只剩下錢。

台灣的《無米樂》香港的馬屎埔

通識電影分享以生活素質為主題，我和秀卓本來選了《種菜日記》，後來秀卓說《無米樂》聚焦於台灣的農業問題，比較適合主題，於是便敲定《無米樂》，我們也邀請了馬寶寶農場的青年農夫，分享他們對香港農業的看法。還記得去年暑假的時候，秀卓問我要否訂購元朗的有機菜，我說不要了，因為我想走進馬屎埔，認識那裡的農夫，和他們建立關係，買他們的菜。我認為踏足農業社區，比起單單買「有機」食物更有意義。我慢慢地走入馬屎埔，認識了九叔和種茄子的婆婆，也認識了馬寶寶的青年朋友。

一邊看《無米樂》，一邊想到高鐵和菜園村帶動香港人反思土地的價值，《無米樂》的老人慨嘆青年人都走到城市，但香港的土地運動令一些八十後的青年重投農業，成為香港農業的生力軍。看《無米樂》想到馬寶寶朋友的生活，人、土地和動物的關係息息相關，愛土地的人，必會愛動物，也會愛生活其中的人。還記得那個星期五晚上，到Becky家作客，看著TV親手下廚，Bella帶來了餸菜，他們的孩子自由自在地玩樂，月露星稀，田螺和蝸牛大概也鑽到田裡大快朵頤，偶爾聽到貓狗對唱。看《無米樂》的時候，更會看到水牛卧在田裡，享受泥漿浴，不願起來。沒有「和諧社會」的口號，只有萬物共生的真相。

《無米樂》的鏡頭真美，那些農人的輪廓、勞動的剪影，為平淡的地平線，添上生命力。從夏至到小暑，立秋又寒露，農夫的生命，相隨跟著四季的步伐，冬至到了，又到感恩的時候。第一次到馬屎埔，看到TV犁地，看到Phoebe除草，後來替他們訂購蔬菜，也知道四時節氣和農作物的關係。清明時節，是換菜的時候，品味當季蔬菜，也能品味四時的變化。

「現代中國」包括「三農問題」（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但奇怪，台灣的農民，再苦也是微笑著。「無米樂、無米樂，心情放輕鬆，不要煩惱太多，這叫做......無米樂啦！」。《無米樂》的老人，充滿幽默感，特寫汗水的面容，是天真的笑容。「稻子不能死，人死了無所謂！」談到農藥的禍害時，老人還笑著說。馬寶寶的TV被太陽曬得黝黑，但每次見到他，都掛著笑臉，他常說：「要擁抱看來不太順眼的事情！」老人家說得好，務農就是行禪，是修養，要甘心忍受，不抵抗。農村是窮的，農民是苦的，農業也是危險的，但台灣和香港的農民，還能在經濟發展以外，找到生活的樂趣，可是中國內地，有些農民（工）連做人的尊嚴也被剝削了，這才是「三農問題」的癥結所在。

謹以Miller的文字共勉：「如果我們（教師）忽視或濫用地球，將無法要求學生能對地球產生這樣的感覺。這不只是強調資源回收和資源的再利用而已，而是我們必須了解到我們是地球的一部份，也就是原住民所說的生活之網（Web of Life）。這種我們與地球緊密相互依存的察覺將會瀰漫在教室和學校裡所發生的每件事情中」（《生命教育：推動學校的靈性課程》）

傳媒與政治參與

東評分析力強，關心時事，有獨到的看，他分析香港人政治參與模式的轉變對傳媒的影響，值得同學參考。文章如下：

香港人的政治模式改變，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近年，年青人因為「高鐵」事件的效應，被定名為「八十後」，而且市民普遍都是從傳統的政治參（老師按：正規的／按程序的介入），轉向在網上建立群組，從本來投票關於自身利益的議題，到關於普世價值（老師按：社會公義／公平）的議，更有部份市民選擇以抗爭手法來融入抗議訴訟，建立專門的監察小組，來應付社會不同的問題。他們來來以個人直接參與走向至一個將政治融入了工作、社交生活的參與模式。這種參與模式的轉變，令傳媒的角色變得被動（老師按：傳媒作為政治動員的中介，有是偏向政府，有時偏向群眾，但更多時候，傳媒工作者要思考自己持守的價值）。

由於香港仍然保留著一定的這論自由，即便是傳媒影響著某些市民的價值觀，傳媒也要考慮市民的需要（老師按：自從壹集團出現後，更令香港傳媒考慮市場及生存問題）。網絡創造了自由的空間，網上的輿論，集結了不同人士對社會的觀察和意見。傳統媒體（老師按：如電台及電視台）已不能像過往一樣壟斷社會及政治新聞的報道，甚至可能被政府或群眾牽著走。

其實，傳媒對香港人參與政治和社會事件的影響力，已不及新興媒體。最明顯是電視台在有關「六四」二十週年紀念特輯，表現與態度馬虎，或是芋一報章在報導「菜園村」搬遷的賠償，竟然向市民標籤著不合事實的負面評論，這些事件，牽起網絡群組的討論。政治及社會參與受個人的價值觀和原則影響，這已不單單是純粹個人利益的層次。即使傳媒的報道內容失實，香港市民也能透過新興媒體的開放參與，抗衡傳統媒體的影響力。

近年民間媒體紛紛成立，以對應傳媒的自我審查，增加市民的知情權及參與。「民間電台」的風波，也引起香港人探討媒體存在的意義。雖然近年的調查顯示，回歸以後傳媒出現越來越多的自我審查，但香港人參與政治模式的轉變，已迫使傳統媒體面向群眾。就以「八十後」為例，部份媒體的態度軟化，改變了身份定型，去除部份人對年青人的負面印象。（老師按：這種互動，表明傳媒已不是過去的單向發放信息，市民被動的接收，而是市民直接參與傳媒表達意見，如Phone-in，又或者透過網絡輿論向傳媒施壓。相反，傳媒也會透過深入報道，影響市民對特定議題的看法。）

影意志放映《傳媒透視》，和東評的文章互相呼應，各位同學可一起觀看。

《反高鐵運動之傳媒透視》
28/04 (Thu) / 7:30pm / 導演：陳浩倫 / 55min

2009年11月至去年年頭期間的一連串「反高鐵 停撥款」民間抗爭運動，引致撥款議決三度暫停，相信大家記憶猶新。此事被傳媒廣為報導，甚至鮮有地引發主流新聞工作者於網上具名辯論對這場社會運動的個人看法，引發傳媒界激烈辯論。本片將從傳媒工作者的角度重組反高鐵運動的案情，剖析前線記者如何塑造反高鐵運動，並探討傳媒與反高鐵運動行動者的互動關係

最低工資的意義

我嘗試以「最低工資」的政策，分析香港在職貧窮的原因，很多課堂的討論焦點，在於二十八元能否改善在職貧窮的問題，又或者二十八元的時薪會否導致大量低技術人士失業。我認為「最低工資」的研習重點，對通識學生來說，不在時薪多少，而在於「最低工資立法」與過去的津貼措施在本質上的不同。茜茹在課堂上一針見血地說：最低工資政策是政府透過立法迫使僱主承擔社會責任。有研究指出，政府的津貼政策，有時會帶來反效果，津貼越來，僱主越刻薄僱員，因為政府會透過津貼包底。因此，無論最低工資的時薪是多少，以立法方式制訂最低工資，可算是香港工人運動的轉捩點。

敏巧的文章值得同學參考，她從非物質的層次，討論最低工資立法的意義，立場一致，也有駁論，分享如下：

我在很大程度上同意香港政府就最低工資立法，能改善低收入人士的生活素質。低收入人士面對很多問題，例如住屋、飲食、健康、自感受損等問題，很多時候，低收入的原因是他們低技術、低學歷，在惡性壓價下，要改善低收入人士的生活，就最低工資立法是最有效的辦法。

針對惡性工資競爭，最低工資可以使企業在低工資以外，提昇產品及服務質素而提昇競爭力，工人即使是低學歷、低技術，也可以確保有基本生活開支的薪金。而且這也會提升了低收入人士的自尊感，因為可以避免僱主剝削勞工，踐踏工人尊嚴，也避免低技術人士領取「綜援」，被標籤為「懶人」，減少社會標籤問題。即使缺乏政府支援也能自力更生，年紀性別更不會是一個問題，不會再有叫價壓價的問題。就算政府外判工作，僱主也要按最低工資支付薪金。

落實最低工資水平（28元），在香港單身人士來說，可以足夠養活自己，而且有了基本開支，至少不用三餐所苦，自信心提升，減少了生活負擔，有更多時候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工時減少，生活素質也會提升。

雖然最低工資未能保障低技術工人必有工作，甚至會令職位流失，也會造成通脹問題，但政府可以透過既有的津貼政策減少負面影響，要解決燃眉之急，針對工資惡生競爭，最低工資立法是最有效的方法。

最低工資立法的腦海圖

香港在職貧窮的原因

振光不多言，但他的文章立場很清晰，條理也分明。他將課堂上的討論成果，組織成以下文章，同學可參考，鞏居所學。同學也可嘗試從比較重要性的角度，分析香港在職貧窮問題的「主因」。

香港在貧窮的原因可分為三方面，包括政府政策、經濟發展及企業壟斷。

首先，政府作為最能夠支援的持份者，但對於在職貧窮人士的援助極度不足，還將很多政府工作判，令到整個低技術的就業市場競爭更加激烈。政府對資源分配不均，使到弱勢社群面對嚴峻的挑戰，例如有官員發表綜援養懶人的言論，形成對綜援人士的標籤效應，分化社會。此外，政府對老年、失業中年及新移民婦女的支援亦不足，令他們成為工資惡性競爭的受害者。政府一向奉行不干預政策，沒有做好資源分配的角色，導致在職貧窮的形成。現時政府對於在職貧窮理解為「收入不足」的經濟問題，並無對在職貧窮的根源問題深入探討及制定針對問題的相應政策，例如減少政府工作外判及發展社區經濟，以減少工資惡性競爭而出現的在職貧窮現象。

經濟發展方面，由於經濟轉型的關係，知識型經濟出現。當初香港的經濟由漁農業等第一產業，發展為今日的金融服務業，大部份工作都要求較高的知識及技術，令一大批低學歷及低技術的人士失業。由於學費過高的問題，他們亦難以透過進修提昇自己，他們只好以低薪尋找工作。金融危機的出現，亦令公司籍機壓低低技術工人的人工。在社會致力發展知識型經濟的同時，沒有相對的策略協助低技術的勞工，經濟轉型使他們無法在市場生存或被削工資，缺乏完善的福利制度及社會政策，亦令新移民婦女等弱勢社群的在職貧窮問題日益惡化。

企業壟斷方面，一些大地產商壟斷市場，導致很多低技術的工人失業，小商鋪的店主成為連鎖店的僱員，收入亦會下降。另外，企業的壟斷，令物品價格上升，令低收入人士的生活，百上加斤。他們大剖份的薪金要應付日常的生活開支：如車費、膳食、水電煤及屋租，根本沒有餘錢進修，惡性循環下，他們更難以擺脫貧窮問題。

總括而言，政府若不推出政策協助低收入人士，香港在職貧窮的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

學生小組討論及公開討論的成果

政府如何回應社會的訴求？

我還未教學生如何處理「建議」的題形，但麗斯讀《明報》的〈議員倡推全民退休保障〉（2011年2月15日）後，已思考政府要如何運用龐大的財政盈餘。她知道香港社會面對多方面的問題，但長遠而已，政府必著手處理人口老化的問題，確保香港市民擁有高質素的退休生活。

 

麗斯只是中四學生，未考慮建議的可行性，即政府如何平衡社會上各持份者的意見，資源投放的先後緩急，但她已能看到政府需要解決的問題，她的文章如下：

 

我們知道今年的財政盈餘遠比原預期的多，將進一步推高政府的儲備和資產總值。而政府表示會將這些盈餘積蓄儲備，且對外解釋是大部份儲備和資產都不能自由動用。

 

香港政府只是一味的儲蓄，即使經濟實力很強大，卻不能改善整體香港市民的生活素質。香港現今面對樓價過高、通脹、在職貧窮和貧富懸殊的問題，政府可以將一部份盈餘拿出來解決眼前迫在眉睫的問題，否則市民怎會信任政府？

 

就像現今中國的GDP雖然超過了日本，但日本政府說日本不追求GDP，日本政府要讓人民享受充份的福利。香港政府即使有很多的財富，卻沒有作些措施，例如人口老化基本、教育上的增加資源，住屋方面多建一些公屋和居屋，撥一部份錢來制衡物價過高、交通費昂貴等等問題，來使香港市民享受充份的福利，這樣才可以使政府得民心，使市民信任政府。

 

議員倡推全民退休保障，學者倡設人口老化基金，說明了香港人口老化問題的嚴重，政府不需要一次性把盈餘投資在人口老化問題上，但應設立一個基金組織，以應對人口老化問題，由100億元開始，每年把小部份盈餘放進去，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保障衣食住行，福利和醫療等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