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等到這一天，特區政府的管治越來越不像樣，曾蔭權和林瑞麟的嘴臉令人側目，面對香港市民，擺出不屑一顧的嘴臉；京官南下，便現出一副奴才相，連學者馬傑偉也忍不住，在星期日明報大罵一眾政府高官。星期四收到朋友的電郵，知道沈旭暉以年輕學人的名義發起聯署，反對遞補機制。我對沈旭暉一向有保留，但細看聯署，發現林輝和邵家臻都在名單內，我心想，這些大纜也拉不上的學者，竟然出現在同一聯署之內，特區政府的惡行專橫可見一斑。我當時估計，這一年七‧一的上街人數，必超過去年。
上街前，我約了十多名學生觀賞藝術中心「華語紀錄電影節」的《仇崗衛士》和《我家門前有大河》，關於兩片的感想容後再談，四時散場後，我立刻趕往銅鑼灣加入遊行隊伍，中六的堅希望和我同行，他第一次參加七‧一遊行，後來仁、欣和薷也加入了，欣和薷也是第一次參加七‧一遊行。我在銅鑼灣遇到婷芝，她是舊生，在港大讀法律，和男友同行。我問她在銅鑼灣幹什麼，她說等遊行隊伍來到插隊，真有他鄉遇故知之感。遊行途中，欣說要好好珍惜香港得來不易的自由。他家住深圳，網路禁區處處，在香港讀書，更能感受思想言論無拘無束的珍貴。我記得讀閭丘露薇的《不分東西》時，她說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是「香港人」，是參與了天星和皇后碼頭的公民運動。我也一直跟通識的學生說，政治社會參與和身份認同不是兩個課題，而是一體的兩面。當你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時候，你便對香港的社群產生歸屬感，也對社區的命運有所承擔，你便會透過政治和社會參與，改變社群和社區的命運。反之亦然，當你參與政治和社會活動，你便對「香港人」有更大的認同感。
走到半路，欣問我，遊行能改變政府的決定嗎？我沒有正面回應。我只能說，功能組別佔立法會半數，立法機關的組成方式未能反映民意，我們選票的份量被功能組別削弱了，我們只好用腳投票，所以遊行人數絕對是關鍵。星期日明報的黃洋達說，七‧一只是防守性運動，公民社會只可以借遊行向政府說不，並不能迫使政府改變施政。簡而言之，無論七‧一遊行人數有多少，政府永遠站在不敗之地，你人數再多嘛，政府按兵不動便行了，但遊行人數少的話，政府欺負你人少，便可為所欲為。所以，縱然我對去年「五區公投」有所保留，我也投了票，但並沒有投給請辭的議員。幸好我行使了投票權，否則我便給了林瑞麟籍口，要取消補選機制。
過去幾年，我都沒有走上政府總部，但這一年，我堅持走到政府山頭，警察如臨大敵，拿著攝錄機把我們的臉孔拍下，但圍欄外的菲律賓朋友，卻在魚貫遊行的隊伍外，悠閒地度過午後時光，在遠遠的山坡，一隻松鼠躍躍走過，陽光偶爾穿過灰雲，將金光灑在遊人的面上，像佛光初現。如果香港的立法會沒有功能組別，如果特首由普選產生，這些人、這些面孔、這種情景，在七‧一這天，會有不同嗎？離開的時候，在人群中看到熟悉的面孔，想了又想，原來是教會的牧師，想不到她也參加了七‧一遊行。是的，七月一日這天，是特區成立日，也是香港公民社會的標誌。日復日，當香港公民面對特區政府的粗暴與無理，感到疲倦了，覺得孤單，便在七月一日這天，發現未向權力屈膝的人，並不只我一個，還有千千萬萬、過著平凡生活的你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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