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不知誰是「客」

早陣子有幾位客家老人在坪洋公立學校演唱客家婚嫁歌，經雲姑娘安排，學生將會在七月底與老人家做口述歷史。做口述歷史之先，必先搜集背景資料，我們知道何謂「客家人」嗎？我問學生，你們有誰是客家人？一個女孩把手舉到半高，很猶疑。我問，你來自哪裡？她說，爺爺嫲嫲住在坪輋，說客家話，但我不會講。有學生問，客家人不是來自「客家」嗎？中國不是有個叫「客家」的地方嗎？其實，對於本地族群，我們都是一知半解，新界原居民包括本地姓族及客家人，但「本地人」和「客家人」有什麼分別？如果「客家人」不屬於本地，為何又算是「原居民」？為了令口述歷史研習更具深度，我們四出搜羅關於新界客家歷史的資料。

自清朝一六六九年廢除遷界令後，朝廷鼓勵各地人士前往廣東開田闢地，但願意南來的人不多，只有刻苦耐勞的客家人願意來到廣東，其中有部份落腳在新界。不過，由於本地族群的「圍頭話」與「客家語」在口音上有別，本地族群並未歡迎「客家人」南來，更認為「客家人」非我族類，把他們排斥至山腳偏遠之地。直至一九五零年代，香港大學教授羅香林遷居到粉嶺崇謙堂後，展開客家本源的研究，認為「客家人」來自山東及黃河流域一帶，是真正的中原人。可是，這個研究又挑起了另一個爭端，如果「客家人」是真正的中原人，那麼其他住在廣東的族群就不是「真正」的中原人嗎？ 羅香林教授的研究不單沒有化解本地／客族的族群矛盾，更造成另一種爭拗。

繼續尋找資料後，發現很多新界的地名，都保留了客家話的特色。就以「種地」為例，我一直以為，「耕田」和「種地」是同義詞，直至我讀到劉義章教授編輯的《香港客家》，才知道「耕田」是指用水灌田種稻米，多在水源充足的平地，所以本地族群多耕田。「種地」則是燒草燒木的旱種，多在山邊，「種」即是「火種」，被火燒過的山地梯田稱為「輋」，是客家人採用的耕種方法。我在書中也看到了一篇研究香港客家話的文章，於是冒昧地致電給作者劉鎮發教授求教，怎知劉教授一口答應，並向我詳細講解了新界「圍頭人」與「客家人」的歷史。

劉教授說，「本地人」的說法根本是誤導，「圍頭人」和「客家人」都來自山東黃河流域，只不過南來的時間和路徑不同，先來的「圍頭人」成為「本地」，遲來的便做了「客人」。劉教授是客家人，卻能講流利的「圍頭話」和「客家話」，更會說德語。他說，五十年前，「客家話」還是新界市場買賣的共通語言（lingua franca），但在短短五十年間，只有年過四十的客家人才能講流利的客家話，他預計再過五十年客家話將會在香港消失。聽到這裡，我立刻想到《生命的尋路人》的段落：「在當今七千種還在使用的語言中，有整整一半的語言並未傳給下一代。……平均每十四天就有一位老人死去，一種古老語言的最後幾個音節也跟著他／她進入墳裡。這件事意味著，在一兩個世代之內，我們將會目睹整整半數的人類社會、文化和智慧遺產消失殆盡。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看不見的真相。」原來，這些語言的滅絕，已在我們身邊的族群中悄然展開，然後，緊隨著語言之後，便是農村的鄉土文化。

認識了新界客家話的歷史後，本來對於「客家人」無可無不可的同學開始紛紛討論：我阿媽係客家人，咁我算唔算係客家人？我阿爸識講客家話，咁我又係唔係客家人？原來八個同學中，有一半與客家有淵源，歷史改變了他們對客家身份的態度和客家文化的關懷。新界這片土地，不斷有人寓居，有早來的、也有遲來的，在歷史之中，他們雖然方言各異、耕種方式不同，但有一件事情是一致的，就是把這片山河之間的平原視為自己的家鄉，在土地上彎下身子，讓歷史在其背上無情地走過。

馬屎埔與鄉土社會

第一次讀費孝通的《鄉土中國》，是讀大學的時候，該書是指定的參考書，上歷史社會學課程的學生必定讀過。不過，內容水過鴨背，只記得費孝通是個大師，打通了人類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的隔膜。

這兩年多做了香港農村的口述歷史，發現「鄉土」是香港文化的寶庫，也驚覺談論香港鄉土價值的著作有如鳳毛麟角，讀許舒、華琛、華若璧和科大衛等學者的作品，當然會得到一些關於新界村落的印象，但他們談論的鄉土社會早於八十年代隨著新界都市化而消失。華琛和華若璧在《鄉土香港》也承認了這個情況，所以新界的農村是碩果僅存、仍然保存著鄉土性的香港地方。

經典之所以會重讀，就是經典有其跨越時空的參考價值。重讀《鄉土中國》，使我明白了馬屎埔農村的概況。關於馬屎埔成村的歷史，我一直想著幾個問題：
1. 為何馬屎埔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成為聚居的地方？
2. 為何馬屎埔的農民，缺乏一種地緣性的身份認同？

從地理環境和歷史資料中，已大概能解答第一個問題。首先，馬屎埔的梧桐河經常氾濫，不宜寓居，只適合種植稻米，這從龍躍頭鄧族長輩的口述歷史中，已得到證實。此外，從文獻資料可見，粉嶺是英國在新界東北的政治中心，法院、軍營、警署等殖民地權力機關，都落腳於粉嶺。馬屎埔以北便是軍地，所以村民所說馬屎埔原為英軍牧馬的草場，也有其根據。

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華南移民為何又會選擇馬屎埔作為定居點？其實，從村民的口述歷史得知，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已開始有人在馬屎埔定居，而定居者不乏巨富商賈，從馬屎埔西村賴族的一系列建築物如「親親堂」和「蔭園」可見民國年代鄉村士紳的足跡。其實，毗鄰馬屎埔的安樂村早於一九二十年代便成為別具一格的園林別墅集中地，這從李熙瑜先生的《尋蟲記》也可見一斑，至於馬屎埔和安樂村的關係，仍有待研究，但現時仍有馬屎埔的村民說自己是從安樂村那邊遷居過來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內地的政治運動，使馬屎埔從人煙疏落的農村到萬家燈火的糧倉，大部份村民都說自己是靠著親戚的關係才搬到馬屎埔，當中包括了來自南海華遠的區氏姓族。雖然如此，村民之間並未建立起血緣和地緣的認同。馬屎埔的村落形態，很接近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對農村的描述：
一、每家所耕的農地面積小，住宅和農田不會距離得太遠，所以能聚族而居；
二、為了解決水利和村路的基本需要，聚族而居的話，合作起來比較方便；
三、聚居可以解決治安問題，守望相助。
然而，這都是很現實的生活問題，他們並不需要任何常設的組織處理生活問題，再加上種菜需要大量的時間和勞力，菜農根本難以抽出時間搞行政組織。正如費孝通所說：「在一個安居的鄉土社會，每個人可以在土地上自食其力的生活時，只在偶然的和臨時的非常狀態中才感覺到伙伴的需要。在他們，和別人發生關係是後起和次要的，而且他們在不同的場合下需要著不同程度的結合，並不顯著的需要一個經常的和廣被的團體。」（頁18）所以，當我問村民為何沒有廟會和共同祭祠活動的時候，最多的答案是「邊得閒吖」。

那麼，為何同樣是農民的本地族群卻能建立祠堂和神廟等宗族組織？費孝通在《鄉土重建》中也給我一些啟示。費孝通早在一九四八年的時候，便指出市鎮（也可理解為墟市）夾在都會與鄉村之間，不斷抽取著農村的養份。他指出：「市鎮上這些不事生產的地主們，在享樂一道上是素有訓練的。他們把從鄉村搜來的農產品送入都會，換得了洋貨自己消費了。鄉村裡的老百姓本來靠手工業貼補的，現在這項收入沒有了，生活自然更貧窮了。他們不能不早日出售農產物，不能不借貨，不能不當東西，結果不能不賣地。從與日俱增的地租、利息使他們每年留在鄉村裡自己消費的產物一天減少一天，大批無償的向市鎮裡輸送。在市鎮裡一過手，送入都會。市鎮裡的地主的享受增加了，但是鄉村的血液却漸形枯竭。」（頁20）祠堂和廟宇除了供村民祭祠外，還有融資、分派利息等財政功能，對於收納地租的本地族群而言，如何分配從地租收入是祠堂的重要任務，而戰後南來的農民，他們既沒有財政分配的需要，可要面對生產的壓力，共同祭祀只是費時失事的活動，所以，馬屎埔的村民大部份都過著「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生活。由於缺乏祠堂和廟會等血緣及地緣組織，馬屎埔的村民亦難於建立社群認同，當他們面對著來自都市及市鎮的組織（不管是政府或是議會），他們都有強烈的孤單及無力感。

重讀費孝通的《鄉土重建》，有些話仍然鏗鏘：「在中國的過去和現在，鄉村和都市（包括傳統的市鎮和現代的都會）是相尅的。所謂相尅，也只是依一方面說，就是都市尅鄉村，鄉村則在供奉都市。……在這情形下，鄉村沒有了都市是件幸事，都市却絕不能沒有鄉村。」

歷史與公民教育

一連兩天到訪將軍澳一所中學，向高中修讀歷史科的學生介紹口述歷史研習的方法。學生很有個性，很敢言，勇於說出自己的看法，很享受這種自由的討論氣氛，這是真正的教學，學生迫使我弄清楚歷史研習的意義何在。

希莉（化名）一見到我便主動打招呼：「Hello，老師Square（即是老師二次方，因為她的老師以前是我的學生）。」
我還未開口講歷史，她又說：「Facts cannot be changed（事實不能改變）。」
我捉住這句話，補上一句：「Yes. Facts cannot be changed, but can be created!（事實雖然不能改變，但可以創造）。」
學生聽我這樣一說，都眼定定地望著我，要我解話。

我問：「What is History（何謂歷史）？」
凱芬（化名）說：「His Story（他的故事）。」同學都笑了，難得面對陌生人，還能保持輕鬆的學習氣氛，這是學校的文化，證明學生都很有自信。
「是的，歷史通常以故事的形式出現，但這是歷史書寫的成果，但過程呢？我們怎樣重組關於過去的故事？」我繼續問。「有何方法可以證明我於半小時前在調景嶺鐵路站走到這裡？」

學生你一言我一語，說要找人證和錄像，其中一位同學說要翻查我的八達通記錄。所謂孤證不立，他們已指出了基本的史料作為證據。歷史，希臘字源為historia，就是探究的意思。因此，歷史作為過程，就是對過去發生的事情進行調查。
本來打算講一堂約四十分鐘的課，怎知說著說著，講了個多小時，從台灣的口述歷史研究到黃惠琼女士做的大澳文史保育工作，學生都聽得很投入。
希莉問我：「老師，這麼說，是否不發展？不變是否最好？」

「世事會不變的嗎？世事常變！沒有變化，哪有歷史。不過，何謂變？如果你身旁的同學都說你很醜，你整容，這是變；但你活出自我，讓同學知道真正的美發自內心，這不也是變嗎？同樣道理，政府認為寮屋區落後殘舊，要發展都市化，但台灣人卻透過（口述）歷史研究，看到寶藏巖的歷史文化價值，於是將寶藏巖變成台灣人共享的親水、藝術、宗教、休閒的地方，這不也是一種變化嗎？」

希莉指著投影片上殘舊的屋，問我：「老師，你認為要怎樣將這個地方變得更好呢？」
我也指著投影片，說：「希莉，我不知道，因為我並非住在那裡的人，我不能代他們作答。任何的改變（發展？），都要尊重受影響的人。我們應該和住在那裡的人一起尋找答案。」
希莉再問我：「那麼，為何中國將大量清代的建築物都拆了？」
我問同學：「在中、港、台三地，哪個地區對歷史最尊重？哪個地區都能保留地方的歷史文化特色？」
大家都知道答案的了。台灣！這又回到歷史教育的問題了，做口述歷史並非為了懷舊，真正的歷史教育能夠培養有地方意義的公民，讓公民意識到彼此承擔著共同的文化歷史背景，並願意為社群承擔共同的命運。

我問同學：「你們都雖然來自不同的地區，但都在將軍澳讀書，將軍澳對你有何意義？」他們沉默了。我再說：「你們坐地鐵，經過商場和天橋，走到學校，然後放學，再經過商場，坐地鐵回家。將軍澳就是地鐵和商場的代名詞。對嗎？」
他們點點頭。「為何會這樣？Facts cannot be changed, but can be created.你們現在明白了嗎？」
我說：「如果你們能夠坐時光機，回到二十年前的將軍澳和調景嶺，你能想像他們的生活是怎樣的嗎？香港還要犧牲多少「調景嶺」，才會尊重人和地方的親密關係？」

下課了，我們一起走到了政府歷史檔案處，同學很用心讀歷史文獻，看到調景嶺居民如何建路築房子，與殖民政府周旋，爭取巴士和渡輪服務。國民黨老兵和戰後移民在孤絕的調景嶺，用四十多年的時光，建立了自己的社群，但政府在短短十年內，將調景嶺移平，將蒼海變成水泥地，然後將軍澳變成「無街之城」（林茵語）。同學拿著一九八九年的測繪圖，說：「原來學校的位置在一九八九年的時候，還是海中心！」

是的，在不久之前，將軍澳還不是城市，而是眾山環繞、名字卻容易令人誤會的海灣：Junk Bay，供養著一個被政治遺落的社群，他們和同學一樣，來自不同的地方，但都聚集在魔鬼山下，他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

口述歷史：古洞豬農的過去、現在，還有未來？

初五，和家駒再次走入古洞，為下星期的考察做準備，只不過這一次沒有存叔領路，我和家駒只好憑記憶再走一趟。

經過鳳崗，兩雙懷疑的眼睛盯著我們，黃狗隔著鐵網吠叫。
來者不善乎？我們立刻說明來意。
村民還是不信，問：「你地係咪測量架？」
「唔係，我地教書架，下星期帶學生考察古洞的本土工業和農業，今日嚟做準備！你點稱呼呀？」
陳生（化名）聽到「學生」二字，立刻說起黃之鋒。
「佢好嘢，頂住國民教育。我細細個已經戴紅頸巾，差啲洗咗腦，六二年走嚟香港。大陸乜野最叻？講大話最叻！」
然後，他用故事帶著我們進入了「大躍進」的日子。
「做得官都唔係好人，講大話報大數，要我地割晒啲草，連牛都冇草食，望住隻牛餓到死咗，死都唔眼閉，我姐夫餓到隻腳腫晒，最後都死埋。」
他說：「帶學生聽吓呢啲故事好過啦，呢啲就係國民教育嘞。」
就這樣，我和家駒隔著鐵網，聆聽陳生的故事，他62年來港，在西環肉店工作，然後做毛衫，78年到古洞養豬，80年代交回豬牌後轉行，做地盤釘板，2004年退休，安身立命於古洞這個隱世的香港農村。八十年代開始，政府逐步回收豬牌，因為沒有資金設置化糞池，陳生唯有轉行。他說：「以前養豬搵到食，啲人入到嚟揀豬，然後送去屠房，隻豬跌入條坑，百幾斤，我一手就抱番上車。不過後來政府要我地整化糞池，冇錢，所以冇再養。前面仲有一戶養緊豬，你地可以去睇吓。」
說著說著，半小時過去，和陳生約好下星期再見，和學生聊聊，黃狗也不再吠了，尾巴開始左搖右搖。

我和家駒往前走，聽到豬哼的聲音，李太（化名）看到我們，對我們說：
「你地唔入得嚟架，政府規定。不過你地行前啲就見到啲豬架嘞。」
她帶著我們走到豬棚外，豬場並沒有想像中的豬糞氣味。
家駒問她養豬是否辛苦，李太笑說：「你睇我個貓樣就知啦，手指頭都崛晒。好多人嫌豬污糟，嫌豬臭。依家啲人好矜貴，讀飽書，唔鍾意養豬嘞。啲人淨係識食豬肉，連豬係乜都唔知，都未見過！」
我們問她從哪裡來，她說：
「我係香港人，喺香港出世，我阿公喺九龍塘養豬，我後來搬咗去大埔養，政府話要起水壩，我先搬入嚟古洞，嚟咗廿幾年嘞，依家又話要發展。我靠一雙手，靠我一對夫婦，養大五六個仔女！」
她告訴我們很多養豬業的歷史，豬餿分乾料和濕料，乾料餵豬婆和豬仔，濕料餵大豬，她更說攪拌飼料的機器是丈夫改裝的。八十年代政府回收豬牌，香港豬農減少，豬價上升，那幾年收入很好，不過後來輸入大量內地豬肉，香港豬農面對另一次打擊。「大陸豬平，但係唔好食，運輸時間長，啲豬要飲番自己啲尿水，香港豬雖然貴啲，但係好食，冇咁多肥肉。依家唯有養少啲豬，每隻養大啲。啲人都話，劏一隻香港豬，等如劏三隻大陸豬。」面對東北發展的問題，李太說她不要賠償，只要現在的生活方式。

聽到這裡，我非常感慨。對於一個城市人，「農夫」只是食物生產者的代名詞，只要有食物，城市人大多不關心「農夫」的命運。然而，在不斷聆聽農民的故事後，我覺得他們象徵著一種在現代化下漸漸消失的精神，那種自食其力、安於淡泊的生活態度。聆聽農民的故事，他們最自豪的，不是種菜或養豬的技術，而是「呢間屋我自己起架！呢棵樹我細個嗰陣時種架！呢個井我自己開架！呢個磨我自己整架……」。生活的場所，都有自己的生命痕跡，不能替換。陳生和李太的故事，印證了狄爾泰的話：「生命不是簡單的身體活動，而是一種不可遏止的永恆的衝動，是一股轉瞬即逝的流動，是一種能動的創造力量。」

為何要帶學生走進農村？口述歷史是什麼？容我再引用狄爾泰的話：「每一個人同時又是無數相遇中的一個點，無數個人匯成生命之網絡，聚成生命之巨流，而生命本身就是在他們中間表現為社會的、歷史的實在。」學歷史，就是讓學生回到社會中，與不同的人相遇，體認到自身已承載著生命網絡的印記。

追溯並解釋20世紀香港和中國關係的發展

（由謝瑋祺所作，文章簡潔清晰，先交代香港在不同範疇對中國的影響，然後再分析中國對香港的影響，兩地在過去一百多年保持互動關係，時而互補，時而對抗。同學如希望能多了解兩地未來的關係，可參考BBC的文章〈香港未來有多亮，與上海沒太大關係〉http://www.stnn.cc:82/ed_china/200904/t20090420_1015473.html。

20世紀的香港與中國關係發展是息息相關的，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四方面，兩地均是關係密切的，以下我將會逐一作詳細分析。

首先是政治方面，由於大部份的香港居民是來自中國內地，故對中國的事務會特別關注，而且在英國管治下，居民的生活都比較自由，因此香港便成為中國革命及抗戰的戰地。早在1895年，孫中山先生就在香港建立興中會總部，後來又在香港策動多次的武裝起義。自1895年至1911年間，興中會、同盟會發動的十次起義中，有六次就以香港為基地策劃的。而在抗戰時期，以宋慶齡為首的「保衛中國同盟」成立，並以香港為根據地，因此香港也成為支援中國抗日戰爭的重要根據地。而且在1941年時，中國國民政府來港呼籲港人募捐戰時公債，本港各界就認購了410萬多元，為中國國民政府帶來抗戰的經費。加上活躍於香港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則以游擊戰形式，與日軍周旋，並協助救援盟國友軍，為抗日救國作出貢獻。由此可見，中國得到香港在政治上的幫助。

除此之外，香港也常常受到中國內地政治運動的波及。例如1925年上海發生英軍開槍鎮壓民眾的「五卅慘案」，結果引發了長達一年零四個月的省港大罷工。又例如1966-1967的暴動――「六六、六七暴動」也是因為中國內地的文化大革命而引起的，而且規模也不小的。加上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也引起本港的迴響，這引起了民眾多次上街示威，因此以後，每年在香港也有相關的紀念活動，有很多民眾也參加這些紀念活動。不但是革命、抗戰、受內地的政治運動波及，就連1997年7月1日的回歸也能展示出香港與內地的關係。香港特別行政區在1997年7月1日成立，由於中央政府承認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及生活方式維持50年不變，因此令香港成為一個「一國兩制」的試驗場所，後來澳門也以同一方式在1999年回歸，因此香港便成為回歸後一國兩制的試驗區。由此可見，在政治上，香港與內地的關係是良好的而且息息相關。

除了政治方面外，經濟方面也是中港兩地互相依賴的。香港在早期是以轉口中國內地貨品為貿易的，香港擁有天然良港及發達的航運業，加上位處中國南方，所以中國內地的貨品大多以香港為轉口基地，將貨品遠銷海外市場。早在20世紀，香港為中國轉口的貿易已佔對外貿易的百分之四十左右。但後來因為聯合國對中國實施禁運後，香港的轉口貿易漸趨崩潰，香港才開始發展本地工業化。自1979年中國內地實施改革開始後，香港與中國內地的經濟合作越來越多，就在1980-1987年間，香港為中國內地轉口每年賺取超過27億美元的盈餘，因此香港在地理環境上和技術上佔了優勢，亦成為內地與外地合作的橋樑。而且中國內地更是香港最重要的天然資源供應者，因中國大陸有豐富的天然資源，正好為香港提供所需的材料有助香港的經濟發展。加上1979年的改革開放後，本港的商人為減低生產成本，而生產企業北移，紛紛到內地投資設廠。根據統計，在1979-1986年間，廣東省得外資約42億美元，其中80％是來自香港的。另一方面，中國內地的財閥希望利用香港的自由經濟發展中資集團，因此於20世紀80年代中大力投資香港的地產、旅遊業和金融業。到了90年代，中資集團已成為香港的最大投資力量。加上中國與香港只是一河之隔，中國內地自1962年開始每日為本港供應鮮活、冷凍食品，而1965年更於深圳建成香港供水工程，解決本港缺水的問題。由此可見，香港與中國在經濟上也是互惠互助的。

最後是社會、文化方面，兩地的關係也是繫密的。每當內地遇上戰禍或局勢動盪時，中國民眾紛紛南遷到香港以求生計，因此香港便成了中國內地同胞的災禍救難所，就以1970年代的中國文化大革命為例，有大量民眾(約18萬)是文革長期動亂關係而紛紛來港。由於香港的地理位置適中，出入境自由，加上交通發達，因此內地人欲往海外，多以香港為中途站。至於海外僑民也由香港轉歸故里，或透過香港的銀行、郵遞、電訊服務等，與內地親友保持聯絡。此外，香港的信息快捷、豐富，也成為海外、海內資訊交流的重要基地。香港更是內地學習西方知識的中介地，自香港開埠以來，西方傳教士及部份留學生在本港翻譯很多不同的書籍，加上香港的教育體制也較完善，而且中外文化長期在港共存，因此西方文化、思想和知識均透過香港得以傳入內地。由此可見，中國與香港在社會、文化上是有緊密聯繫的。

總括而言，香港和中國內地不論是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四方面，均是關係緊密的。

現代化與香港

（此文由中五學生江子康於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一日撰寫，子康同學能從不同範疇對現代化進行定義，也能運用香港直至九十年代的資料作答，可惜資料欠具體。但文章的段落及結構清晰，正反立論，分析力亦強。）

a ) 何謂現代化都市 ?
b ) 90年代至97年為止的香港在多大程度上屬一個現代化都市，試分析你的答案。

a ) 現代化都市即是一個地方，擁有良好完善的的政治制度，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在社會方面穩定，而且有良好完善的基建，亦要有良好的文化及教育。加上有國際上有一定的國際地位。

政治方面，一個現代化都市，要擁有完善的政制架構。高透明度的民主管治，使人民清楚明白政府的政策及擁有參政的權利。亦要有良好的法律制度，並由獨立的執法機關執法。在政治上算是現代化。

經濟方面，一個現代化都市，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而且要有一個良好發展經濟的環境。當地人民大多數從事第二及第三產業，如零售及金融業。並且該城市的人均收人達至第一世界國家水平。是為現代化的都市的重要指標。

社會方面，現代化都市必要有良好及穩定的社會。社會上只有很少出現罷工及暴動等混亂情況。而且都市內亦要有良好的基建，如有完善的交通配套，亦要能提供足夠的社會福利，社區內有多元化的文娛康樂設施等等。再加上要達到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及自然增長率低。這都是現代化都市應有的條件。

文化及教育方面，一個現代化都市，應要有良好的教育制度，使到每個人都有受教育的機會，令該城市有較高的教育水平。而且要有較開放的文化發展空間，使多國文化能並全及得以發展。

國際方面，一個現代化都市，要在國際上有一定國際地位及知名度。以及有良好的合作伙伴，對其他現代化都市或國家能維持友好關係。也算是現代化都市應具備的條件。

以上就是一個現代化都市在各方面應具有的條件。

b ) 90年代的香港，在很大程度上算是一個現代化都市。無論在經濟，社會及國際上，都算是一個現代化都市。只是在政治方面仍有不足之處，未達一個現代化都市的條件。

在政治方面，90年代的香港，已經擁有完善的政制架構，有行政及立法兩局，又有良好的法律制度，而且又有獨立執法的律政處﹔更設有廉政公署，以防止貪污。政府又能向市民解釋政策內容，使人民明白政府的行政。90年代香港已達到有完善的政制架構，良好的法律制度，高透明度的行政。唯獨是當時香港仍然是英國的殖民地，由港督一人獨攬大權，缺乏民主程度，而且人民亦只有很少很少參政的權利及機會。以至香港的政治上在90年代未能算是現代化。

經濟方面，香港擁有良好的貿易制度，而且又有一個不凍港，使香港在兩次經濟轉型後發展到有良好的經濟基礎。在90年代的香港大部分人都從事第二及第三產業如主要的金融，貿易及零售。而且香港的人均收入早已達到第一世界國家的水平。所以香港90年代的經濟已算是現代化了。

在社會方面，90年代的香港已算是一個現代化的都市。香港除了省港大罷工及67暴動外，沒有其他大我亂事，社會都很安穩。而且90年代香港有良好的基建，有完善的交通網絡，好地鐵，巴士及火車等等，又有文娛及康樂設施供給市民。而且90年代香港又有為廣大市民設有醫療福利，以及長者福利等等。又正因為香港在90年代已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及提供較好的社會福利，使香港人的出生率、死亡率及自己增長率都維持在三低的中平，都是現代化都市的特徵。所以香港在90年代的社會方面算是已達致現代化。

文化及教育方面，90年代的香港，經過英國的殖民統治，大量西方文化進入香港，而香港亦有較開發的文化發展空間，使中西文化並存。香港又因是英國殖民地的關係，有高度的言論自由，人民可以自由發表自己的意見，又大大有利文化發展。而且香港早已在1971年代實施了強迫性免費教育，大大提高人民的智識水平。90年代的香港也合乎現代化都市的標準。

國際方面，90年代的香港，因為經濟發達而且有自由開放的市場，使香港成為了亞太區的國際金融中心，並與紐約及其他地區連成24小時的金融市場。所以香港亦有著一定的國際地位，使香港乎合現代化都市的原則。

總括而言，90年代的香港，除了在政治方面還未達現代化都市的標準外，在其他方面都合乎現代化都市的原則。所以的認為90年代的香港在很大程度上屬一個現代化的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