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操故業？

明天見工，心大心細，在社區學院教GCSE課程。GCSE課程不是學校教授的嗎？英國這邊的學制非常有彈性，在家教學（Home Education）是人權，但到了公開考試，家長未必能應付課程，所以社區學院特設各科GCSE課程，給Home educated pupils報讀。由於這類課程具彈性，不以單一年齡為入學條件，很受家長歡迎，由幾個職業導向課程開始，下學年計劃開始更學術的課程，歷史便是其一。

可以面試當然開心，但我亦質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應付。要做好老師，必須具備多種專業知識，我以前教師訓時也經常提醒學生，除了內容知識、課程知識及一般教學知識外，還要多了解學生特質、家長期望和教育處境，才能教好一堂課。就內容知識而言，我從頭到尾看一次GCSE歷史課程，我勉強能教的，就只有1C的Empire, Reform and War: Britain, 1890-1918; 1F的The Voyages of Discovery and Conquest of the Americas, 1492-1522; 1G的Germany in Transition, 1919-1939; 2B的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y, 1919-1991。然而，課程很多規限，歷史的深度及廣度要兼備，不同時代、英國／非英國史要兼顧，所以這些內容配搭是不行的。好了，如果勉強要重新學過內容知識的話，我唯有選1B的The Elizabethan Age, 1558-1603; 2D的The development of the UK, 1919-1990和2H的Changes in Entertainment and Leisure in Britain, c.500 to the present day. 如果有足夠時間備課，內容知識問題不大。

至於General pedagogical knowledge和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應該是我最有信心的部份，但我最擔心的是語言障礙。歷史教學很著重語言和修辭，雖然講授的時間已大為縮知，但正是如此，歷史教師的講授更要言簡意賅，將冗贅的知識轉化為吸引學生的故事，然後透過原始史料帶領學生進入歷史場景，從而理解歷史評論的意義及其局限。此外，我對英國Home educated學生的特質及家長期望一無所知。歷史課程要求學生像歷史學家般思考：引用史料、考證史料、評論史料、綜合歷史評論、比較不同時代的歷史特徵等等，而家庭教育則重視學習者的特質和需要，傾向Humanist，我如何處理Academicism和Humanism之間的張力？再者，不同的home educated pupils之間必定存在巨大的學習差異，我又能否照顧？

最後的考慮是很現實的，我一直聽聞英國教師薪酬低、underpaid，而這個名為History Lecturer的職位竟然是Hourly paid的，我估計預備兩小時的課堂、加上課後的批改工作，最少要四倍的時間。這樣的話，我便沒有時間再找其他兼職工作維持生計，也能以抽空寫好鄉土教育和口述歷史的書。我明天會將自己的限制和擔憂都說明，即使學院請我，我都未必會接受，但每一次面試都是學習的機會，為了預備這次面試，對英國的歷史課程、考試制度及學制都了解更多，也算是一種交代。

後記：今早天陰，但午後放晴，坐在教堂外盡情感受日光和暖，閉上雙眼，飽聞滿園薰衣草的清香。

鐵達尼上的六個華人

好像聽過鐵達尼號上也有華人，但印象中他們還是那些留著辮子貪生怕死的懦夫，八人之中有六個坐上救生艇，活了下來，所以也沒有認真深究他們是誰、為何會在鐵達尼號上、獲救後又去了哪裡。直至前幾天，在電視上看到相關的紀錄片，無聊之下便看一下，怎知他們的故事與我印像中完全不同，發掘他們故事的，還是那些對中國人很感興趣的老外，他們爬梳檔案，好像查探那隻深埋在海床的鐵達尼號一樣，六個無名無姓的中國倖存者故事，才被發掘出來。

一切都從一個名字開始：Fang Lang。原來在鐵達尼的獲救名單中，有六個華人名字，但二十世紀初，美國排華情緒高漲，他們雖然獲救，但不能上岸，只能待在另一隻輪船海，繼續飄洋過海的水手生活。調查團隊苦無線索，唯有在不同的論壇查看關於鐵達尼的留言，竟然有人聲稱是其中一個倖存華人的兒子，可惜登記用戶已註銷，線索中斷了。調查團隊不服輸，將用戶名字配上不同域名，以漁翁撒網的方式發出電郵，竟然又聯絡到留言本人，他就是Fang Lang的兒子，就這樣，六個華人的故事開始露出水面。

看這樣的記錄片，便明白讀歷史的樂趣，抽絲剝繭、上窮碧落下黃泉，運用政府檔案、私人信件、口述訪談、舊報紙等等，重組本來寂寂無名的生命故事。看著團隊走訪美國、加拿大、中國、英國，追尋六個華人的下落，我有以下的想法：

一，歷史研究，其實也是一種緣份，在古今的人海中相遇，研究對象必定牽動著研究者靈魂某處的認同。就以這個故事為例，我覺得研究團隊對二十世紀初海外華人的悲慘遭遇感到難過，而這種悲慘遭遇或多或少出於西方人的種族偏見，所以研究成為一次贖罪的過程。

二，不得不佩服英、美完備的檔案記錄，即使是中國水手，他們也清楚地配上照片、姓名（有些甚至請他們親自在拼音外寫上中文姓名），才使研查有可能。

三，有臉容的悲慘故事。看到當時的華人水手，即使避過了船難，還要繼續在海上生活，有些因英美的種族主義流落印度，終身未能回鄉。有些在美國落腳，也要改名換姓，一生穿西服，掩藏中國人的負面形象。

四，二十世紀初沒有互聯網，但報章報道也真詳盡，研究團隊竟然在舊報章中發現Fang Lang與情人道別的故事。海外華人的民族認同絕對是有待深入研究的課題，從晚清、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外華人的民族意識與祖輩的（悲慘）經歷有何關係？

五，表面上，此紀錄片集中在六個華人倖存者的歷史，但從1912年至1945年，他們的生命正好貫穿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半個世紀，華人只是西方國家眼中的廉價勞動力，如何還原他們的生命故事？

歷史研習作為行動和介入

歷史的實用性

人類歷史充斥著「種族衝突」，不論是魏晉南北朝的「五胡亂華論」，或者歐洲的猶太人，我們需要探討的，是二十世紀的「種族衝突」有何獨特性。經歷兩次世界大戰，歐洲已朝跨民族國家的聯盟方向發展，但巴爾幹地區卻仍透過戰爭，建立單一種族民族國家，二十世紀的歐洲正好說明兩股力量的拉鋸，而南斯拉夫更是極具代表性的戰場，誠如馬佐爾所言：「當歐陸其他地方正在應付集體移民、新的區域差異與『多元文社會』的議題時，東南歐彷彿退回到早期有關領土戰爭與種族同質化的歷史邏輯。這是歐洲的過去，還是它的未來呢？」（馬佐爾，2005，頁174）南斯拉夫內戰所折射的不單是關於未來歐洲的疑問，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疑問。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鐵托曾以社會主義取代民族主義，建立一個各族平等的南斯拉夫（郝時遠，1999，頁245）。雖然不同立場的歷史學者對鐵托的嘗試有不同評價，但根據報章報道及關於波斯尼亞人的口述（蘋果日報，2006年3 月13日，頁A16），各族在鐵托統治下的南斯拉夫卻能融洽相處。[1]南斯拉夫崩潰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大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的復興（洪茂雄，2005，頁117）。南斯拉夫的穏定，是建基於鐵托提倡的「塞弱則南強」策略（郝時遠，1999，頁268）。[2]而且，分裂後的南斯拉夫（塞爾維亞－黑山共和國）仍在面對黑山和科索沃的獨立問題（星島日報，2006年5月23日，A25；明報，2007年12月11日，A19）。

作為社會主義的多民族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面對相同的問題，漢族和其他民族的矛盾，不同地區的獨立／分裂運動，西藏在奧運前夕發生了衝突，究竟事件真的是北京所說的「某集團分裂祖國的行為」，還是中國的民族政策出了問題？怎樣才令中華民族（不是漢族！）的身分更具包容性？科索沃的獨立問題與台灣的未來有什麼關係？（明報，2007年12月11日，A19）。雖然課堂中沒有充足時間給予的討論，我和學生對中國的政策和西藏的問題認識也不足，但我只希望學生透過南斯拉夫內戰的歷史，能舉一反三，自行尋找答案和選擇行動。1960年代的行動者有以下的說話：「這個世界由不得你選擇，但你必須選擇如何在這裡生活，要在這個世界過日子，就得認清它的真面目，要認清它的真面目，就必須瞭解歷史，……關心歷史可以幫助你比前輩更上一層樓。他們都曾犯過錯－這是世界到現在還需要改造的一個理由。」（季特林，2007，頁66-67）是的，讀歷史為何？我們怎能能對過去百年的「種族衝突」以致南斯拉夫的內戰視若無睹？我們也有責任減少借「種族」之名而行使的暴力。

 

缺乏歷史向度的歷史課程

歷史學者的優點，是避免因為參與過歷史事件而對事件帶有偏見，而且能把握事件發生後的發展，全面分析事件的來龍去脈和影響（Burston，1963，頁138）。可是缺乏十九世紀的歷史背景，又因為太多事情仍在發生，教師不能妄論南斯拉夫內戰對歷史的影響，所以學生都難以避免將巴爾幹問題過度簡化，或以偏頗的解釋理解問題。我不反對學生研習南斯拉夫內戰的歷史，但學生對南斯拉夫內戰的研習，必須建基於十九世紀民族主義的歷史，唯有將二十世紀與十九世紀連繫，學生才能比較今昔異同，也能看見民族主義的轉變與發展。

雖然我嘗試讓學生由近推遠，從李小龍銅像的豎立回顧波斯尼亞的問題，但這個方式根本欠缺歷史學強調的時序及因果關係分析。如果學生能夠研習十九世紀的民族運動歷史，便知道巴爾幹半島上的獨立運動並非始於20世紀90年代，其實自鄂圖曼帝國崩潰和《柏林條約》的簽訂，巴爾幹半島大部份國家已取得獨立，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南斯拉夫成為不受蘇聯控制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在東歐獨佔鰲頭，後來共產主義的衰落（甚至是蘇聯的崩潰），才觸發多場獨立戰爭。宗教和種族差異、列強和地區組織的干預、意識形態的較量，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變數，巴爾幹半島的國家（尤其是南斯拉夫地區）一直分分合合，各族亦不斷定義自己的民族身分，時而重叠，時而排斥，問題是為何在20世紀90年代才以「種族」之名再次引起戰爭。

另外，雖然流行曲能感染學生，但流行曲的觀點將問題簡化，曲中只不斷重覆「戀，從來無分宗教，無民族爭拗」，似乎將所有問題推到宗教和民族差異，令學生站在感情層面看待歷史問題。例如，有學生「認為是宗教殺了這對小情侶。南斯拉夫的主要的衝突是以宗教為主，他們多場的衝突，戰爭也是圍繞宗教二字。……根本是宗教問題引起地方的不和，才會爆發戰爭。」（學生原文）也有學生「認為殺死他們的是人民心中的民族主義，以自己為中心，以自己利益為首要考慮，排除一切異種，是紛爭的核心問題。」這樣研習歷史，會令學生「熱衷普及性的原則的幻影中，而又沒有適當掌握這些原則的歷史性和限制性。……缺乏對他人的理解也包括對自己認識不足。」（博里斯，1996，頁68）結果，「民族差異」和「宗教衝突」成為學生所理解的普及性的原則及幻影。我得承認，我只能引起學生關心以「種族」之名而行使的暴行，但我並未能在課堂中帶領學生神入南斯拉夫的處境。

        最明顯的，莫過於學生對米洛舍維奇的理解。因為米洛舍維奇受國際法庭受審而猝死距今不足五年，學生也可算是這件事情的參與者，缺乏抽離的時空，學生對米洛舍維奇都不脫「種族屠夫」的看法，有學生直言「米洛舍維奇……是一個極端主義者，他鼓吹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強調塞族人在聯邦中的支配者，但由於這舉動引起聯邦內部不滿，而令國內各族有意圖獨立，引發這次的戰爭。」學生的答案正是媒體的主流見解，由於史識有限，學生也未能「設身處地、掌握事情發生的歷史性」，結果便「養成虛妄自信的心理，以為別人都是盲目無知或野蠻殘暴的」（博里斯，1996，頁68）。現在，我們也不會將德國於二戰期間的屠殺猶太人事件完全歸咎於希特拉一人，因為事間長了，我們也能較客觀地分析事件，甚至整個德意志民族也共同反省對事件的責任，明白歷史人物（希特拉）在德國的社會文化和歷史因素中也有其限制。處理南斯拉夫內戰的歷史問題，也應該從較遠的時間距離，才看全面掌握國際社會和南斯拉夫各族對「種族清洗」的責任，並認清「種族清洗」的宗教、社會及文化溫床。

最後，我要承認，我是帶著自己的困惑 和關懷去 教授南斯拉夫內戰的歷史的。當我重讀十年前的日記時，發現自己曾寫下了這段話：「看《天安門》，是一種回憶，眼淚凝眶，想不到我的情感並沒有因時間而平伏下來，轉變的不是我的情感，而是我的思想，不再看熱鬧，一切歷歷在目。為何八年前我覺得它是如此遙遠（地理上）？而今天卻如此接近（就歷史而言）？可能是多了一分歷史感。是的，始終要回首，好好地反思一下，已是大學生了，歷史不再是考試的科目，而是我的責任，我的使命，更是我的負擔。」只有我們賦「過去」予意義，「過去」才成為「歷史」，我希望學生知道我們都活在將會成為歷史的此時此刻，無論國家將來會怎樣，透過南斯拉夫內戰的歷史，我們都有責任避免重蹈「種族問題」的覆轍，避免借「種族」為名的任何暴力。正如天主教士牟敦所說：「拒絕世界和輕蔑世界都不是選擇，而是迴避選擇，一個背向奧斯維辛和越戰的人，以為事不關己，只是自欺欺人。」（轉引自Nouwen，1975，頁60）

 

總結：

夾在改革的浪潮中，歷史課程太過強調「現在」，「過去」變得肢離破碎，沒有十九世紀的背景，很難再讓學生探究二十世紀主要事件的轉變與延續，因果關係變得片面。南斯拉夫內戰只是一些從剪報重組的回憶，和關於仍然發生種族問題的國家的常識。模糊的概念卻抽離了具體歷史脈絡，實實在在活過的人面已模糊不清，「種族問題」卻變得陳腔濫調。歷史曾經是說故事的藝術，現在卻在歷史技能的美名下，成為實用的思考工具。縱然課程已面目全非，但我仍然是課程的詮釋者。可能空浮，但我盡力保存的，是歷史曾給我的醒覺，對人類過去苦難的醒覺，和我們可以透過行動減少苦難的醒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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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Bosko Brckic和Admira Ismic的報導便指出他們一直生長於種族混雜的塞拉耶佛，並且自由地戀愛；而有關報章亦指現在伊斯蘭和天主教壁壘分明的莫斯塔爾市（Mostar），在南斯拉夫時期各族都能融洽相處，長河Neretva River上的老橋是世代相融的見證。

[2] 即是透過弱化塞爾維亞共和國和塞爾維亞民族，保證其他民族避免大民族主義的威脅，從而消減其他民族主義。

南斯拉夫歷史：以關懷為中心的教學法

在森林中尋找樹木：我如何教南斯拉夫歷史

我相信歷史是一門學科（discipline），更是人能達致真善美的一門學問，學習歷史讓我們對過去的人文有深刻的體會，並從中形成理解世界的方式。例如，我們學習了德國屠殺猶太人的事件，應該會對現在還發生的種族屠殺產生悲憫之情，並且能主動關心形成的原因，並採取行動以避免人為災難再次發生。如果我們學習過德國屠猶的歷史，卻對還在發生的種族清洗暴行不聞不問，歷史教育便失去其意義（Gardner，2000，頁154）。同樣，無論學生是否學習過南斯拉夫內戰的歷史，學生只要能認真看待德國屠殺猶太人的歷史，並投入其中，應該會主動關心南斯拉夫的種族衝突。但是，現行課程只輕輕帶過德國屠殺猶太人的事件（因為不在有關「國際」衝突的主題之下），我擔心我們因此錯過了歷史教育的精神，沒有將種族屠殺的苦難記憶留給下一代。德國屠殺猶太人的歷史教訓我們，沉默的大多數是「種族清洗」的幫兇，若能關心並且發聲，輿論壓力也可以減少苦難。如果學生只將南斯拉夫內戰的歷史，簡化成思考題材和應試材料，恐怕所有因種族衝突而形成的苦難都成過眼雲煙。

雖然課程只強調抽象的歷史概念，但我自覺有責任將歷史事件賦予骨肉，我帶著強烈的主觀情感去教授這一課。Palmer曾說，教育改革的根源不在預算、教學方法、課程和制度架構，有意義的改革來自人心（Palmer，1998，頁19）。我相信對真、善、美的追求，是課程改革的核心。

 

從回憶開始：昨日的時事成為今日的歷史

我對巴爾幹半島的關懷，始於1992年，聞說歐洲最美麗的海岸不在意大利，而是在對岸的南斯拉夫，沿克羅地亞伸延至阿爾巴尼亞。可是，在我還未有機會目睹那個傳說中的海岸，那海岸便煙沒在戰火之下。兩名逃避戰火的小情侶死在塞拉耶佛的橋頭上，他們倒卧在血泊的照片震驚世界，塞拉耶佛的名字又再響起，我才記得我在中學時讀過塞拉耶佛的歷史，那是奧匈帝國斐迪南大公遇弑的地方，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源頭。記憶和現實相遇，彼此連結，我開始有了頭緒，然後，曾經鍾愛的南斯拉夫球王史度高域消失於歐洲球壇，克羅地亞的海岸滿目瘡痍，每次聽到《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塞拉耶佛的香港譯名），難免悲傷。這就是我的記憶和情感，我一直思考，活在太平盛世的香港，南斯拉夫的內戰、巴爾幹半島的悲劇，除了令我們的日常生活多幾則新聞，多一些話題外，還有什麼意義？除了關心世界的空洞口號以外，我們還可以做什麼？太多事情還在思考中，便要逼著整理出個思緒來。十年前的時事已成為今日的歷史，在不到十年後的今日，我要以歷 史 老師的身分，去講解南斯拉夫內戰的事件。過去了的事都是學生可以研習的歷史嗎？前南斯拉夫的種族衝突仍然未解決，黑山剛剛脫離塞爾維亞，科索沃還在聯合國託管下自治，早些年頭前南斯拉夫總統還在國際法庭受審。置身其中的我，能教好這一課嗎？

 

報章作為史料

課程假設學生對當代發生的歷史事件感到興趣。是的，關於南斯拉夫內戰的報道鋪天蓋地，學生也容易接觸到南斯拉夫的資料，但資訊越發達，學生越容易失焦，尤其是當代種族問題比比皆是，南斯拉夫的問如何能吸引他們的注意？為了拉近學生和南斯拉夫的時間和空間距離，我利用了李小龍的銅像作為引子，我讓他們閱讀關於全球第一尊李小龍銅像的報道，再讓他們猜想豎立銅像的地方。學生理所當然以為銅像豎立在香港，因為李小龍是香港人，也代表香港精神。其實第一尊李小龍銅像是在波斯尼亞豎立的，我要激起學生的疑惑，究竟波斯尼亞和李小龍有何關係。我再讓他們比較波斯尼亞和香港李小龍銅像的相異之處，他們發現兩者的姿態不同，波斯尼亞的李小龍銅像是守勢，而香港的李小龍銅像是攻勢，在一連串疑問下，我才派發剪報，讓他們分析波斯尼亞豎立李小龍銅像的背景。

從波斯尼亞上推至1991 年的斯洛文尼亞獨立戰爭，我運用了地圖、資源統計表及教科書的內容，讓他們比較南斯拉夫不同地區的差異。透過比較南斯拉夫不同地區的種族分佈及資源分配，他們推論出種族越單純的地區，獨立戰爭持續的時間越短，例如斯洛文尼亞只需十日便取得獨立，但波斯尼亞的內戰卻持續三年多，最後波斯尼亞取得獨立。不同的是，斯洛文尼亞獨立後，國內便再沒有種族問題，而波斯尼亞卻仍然要面對獨立後克羅地亞族、塞爾維亞族和穆斯林的潛在衝突。學生不禁質疑，戰爭是否要滅絕其他的種族才會結束？種族仍然混雜的波斯尼亞如何發展？波斯尼亞的李小龍銅像正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樹立的。根據報章的報道，李小龍像徵公義，亦是波斯尼亞不同種族的共同偶像，如果豎立同樣代表公義的宗教人物，可能會挑起波斯尼亞境內不同宗教的民族仇恨，而李小龍正是跨種族跨宗教的代表，他是南斯拉夫時代各族人民的電影偶像，代表的不單是普遍的公義價值，而是一種強調尋常生活的新身分，保持著守勢的李小龍，象徵的是對和平的堅持（《蘋果日報》，2005年11月26日，A25；《蘋果日報》，2006年3月13日，A16）。

猶太學者艾里斯曾說：「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的複雜歷史也是猶太人集體記憶的一部份」，所以他提出建立一種強調尋常生活的公民身分，令以巴雙方的特殊性都消隱（不是消失！），結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那些借「種族」名義而進行的暴力行為（艾里斯，2004，頁35及145）。因此，我很希望讓學生知道，現在的波斯尼亞並不能透過戰爭，建立單一種族的國家，波斯尼亞獨立後，仍要要創造一種新的認同，融和塞爾維亞族、克羅地亞族及穆斯林，避免國內各種的暴力衝突及分裂行為。

 

流行曲作為觀點

歷史包含五個重要的元素：衝突（Conflict）、關連（Connections）、轉變（Change），角色（Characterization）和感染力（Catharsis）（轉引自楊秀珠，2001，頁1）。可惜，歷史課程以「衝突」作為主題教學，雖有提及「關連」和「轉變」等歷史技能，但偏偏遺漏了「角色」和「感染力」的故事成份。這種安排，容易令教師和學生都站在旁觀的角度，將歷史事件當作事不關己的分析材料。我已忘記了是哪一套電影，記憶中女主角預備了黑白的幻燈片，然後加上配樂，讓學生「感受」戰爭帶來的苦難，那一個場面充滿感染力。於是我決定為南斯拉夫內戰這一課，加入「角色」和「感染力」。

我先在網上尋找南斯拉夫內戰的照片，再配上《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製成投影演示，我亦印發歌詞，讓學生分析歌曲表達的控訴。最後，我講述塞爾維亞裔男子Bosko Brckic和穆斯林Admira Ismic在離開塞拉耶佛時遭射殺的故事。波斯尼亞各族，曾經在南斯拉夫統治的時期和平共存，正如兩個不同宗教、不同種族的人亦能相戀，但為何獨立的過程中，卻雙雙被殺？思考兩人的不幸，要比明白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苦難容易。我希望讓學生知道兩人的悲劇，令波斯尼亞的內戰變得有血有肉，而學生也更容易進入歷史場景。

        教科書普遍將南斯拉夫的內戰歸咎於米洛舍維奇，其中更有教科書刊載一幅海報，將米洛舍維奇比喻為希特拉，我認為這種觀念將問題簡化，他前陣子才於國際法庭審訊其間猝死，香港媒體充斥西方媒體的觀點，將矛頭直指塞爾維亞，即使波斯尼亞境內的塞爾維亞族亦指克羅地亞族有屠殺塞族人，也鮮有報道，在這樣的限制下，學生如何能持平地看待這個歷史人物？於是我預備了兩份關於他在獄中猝死的剪報（《明報》，2006年3月13日，A23；《蘋果日報》，2006年3月13，頁A29），讓學生較全面認識這位歷史人物，也明白歐洲和美國在處理塞爾維亞問題的手法上也具爭議性。

從時序到主題式教學

（以下文章發表於2008年3月17日，在東吳大學舉行的兩地歷史教學交流會，因為近日整理資料，所以放在這個網誌，與各位好友分享。由於文章太長，我會分開上載到網誌。）

 

香港歷史課程的轉變

歷史教育起著天翻地覆的轉變，讀書的時候，歷史科吸引我的原因，是我能嘗試對過去發生的事情提出自己的見解，雖然學藝不精，未 能駁倒 老師，但仍然相信對話是開放的，假以時日，定能建立自己對歷史的獨到解釋。後來初為人師，也樂於和學生討論，歷史中的人物和環境不斷互動，最經典的問題當數「英雄做時勢還是時勢做英雄」，雖然問題較空泛，但不失為刺激同學討論的藥引，同學舉出意大利及德意志統一運動的旗手加富爾（Cavour）和俾斯麥（Bismarck）作比較，論到希特拉的崛起，他們也能比較一戰後的世界局勢和希特拉的個人才能，雖然史識有限，但立論清晰，論證有力，不流於背誦標準答（楊秀珠，2003，頁19）。[1]

直至二十一世紀初，香港課程發展議會改革歷史課程，認為學生「要全面了解浩如煙海之史事，乃屬不可能之事。因此，課程綱要的題材都選自富歷史意義、適合闡明歷史的基本辭彙和概念、與學生日常生活經驗相關、有助學生掌握研習歷史的技能及有利激發學生對學習歷史的興趣等課題，希望能為學生提供一個跨越文化及區域界限的歷史研習機會。」（課程發展議會，2003，頁1）這次歷史課程改革，改變我一直對歷史教育的理解。我希望借用課程中巴爾幹半島的種族衝突為例，分析缺乏十九世紀背景的二十世紀歷史的教學問題和主題式教學的得失，亦探討我所採用的教學法的成效。

 

見林不見樹：主題式教學下的歷史課程

根據課程文件，主題式教學的目的，「旨在讓學生從宏觀的角度研習世界歷史，而不致於過分集中於個別課題的發展。雖然基本史實的掌握對說明問及提出論點相當重要，然而教師仍須盡量避免引導學生探究過份微細的史實，而應著重於突顯『二十世紀亞洲的現代化與轉變』及『二十世紀世界的衝突與合作』兩個主題下的主要歷史發展趨向。……教師應根歷史的基本概念，以及一些歷史特有的概念，把資料有意義地組織起來。」（課程發展議會，2003，頁14）就巴爾幹半島和南斯拉夫的歷史問題而論，教師必須決定有關巴爾幹歷史的主題，並將有關史料組織在這一主題下；其次，教師亦要判斷哪些是無助於主題的「過份微細」的史實。

 

有葉無根的主題：沒有十九世紀背景的二十世紀歷史

課程文件指出學生「應能解釋以色列與阿拉伯國的衝突、巴爾幹半島的種族衝突及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的起因與發展。……研習重點應放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主要發展。同時，學生應能描述及評估聯合國在解決這些國際衝突中扮演的角色」。首先，香港的歷史教科書都將巴爾幹問題集中在1990年代的南斯拉夫內戰問題（張盛傑等，2004）。其次，課程文件將以巴衝突、南斯拉夫內戰及南非種族政策並列，令「種族衝突」成為二十世紀世界衝突的其中一種形式，強調橫向的比較多於縱向的轉變與延續的分析（方駿編，2006，頁105）。再者，文件將重點放在二十世紀下半葉，限制了教師將南斯拉夫種族問題放在一個較長的時空和學生討論，否則教師可能犯了「過份微細」的問題。

狄更遜曾經就學生對歷史的理解分為六個層次，從無知到神入，學生對歷史的理解拾級而上，最終能透過歷史材料，與過去進行對話[2]，但我懷疑學生能否在缺乏十九世紀的歷史背景下把握巴爾幹半島以致南斯拉夫的種族問題（狄更遜，1996，頁49）。南斯拉夫內戰爆發至今只約十年，學生難以別日常經驗和歷史的神入經驗，而學生的日常經驗來自報導媒體，媒體的分析亦流於表面，將種族衝突歸咎於宗教和利益差異和個別政客的野心，但歷史告訴我們，這些差異一直存在於巴爾幹火島，而1990年代的南斯拉夫內戰亦非偶然事件，缺乏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背景，學生難以理解巴爾幹半島各國為了建立「種族同質化國家」，已進行了超過一個世紀的種族衝突，而南斯拉夫內戰，不過是整個過程的其中一節（馬佐爾，2005，頁150）。

歷史從來是個延續不斷的學科，不同學者對歷史的理解形成不同的分期問題，如果純粹為求學生能深入研習，而將二十世紀的歷史抽離十九世紀的脈絡，只是削足適履，不符合歷史學者認真處理歷史分期的態度（Burston，1963，頁?）。巴爾幹半島的種族問題是一個橫貫十九、二十世紀的整體，從鄂圖曼帝國的衰落開始，巴爾幹民族一直效法西歐國家，以單一民族為基礎建立現代國家，直至1878年《柏林條約》簽定，塞爾維亞、黑山和羅馬尼亞獨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為要對抗意大利的威脅，塞爾維亞、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組成南斯拉夫王國，波斯尼亞成為南斯拉夫王國的一部份，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社會主義代替民族主義成為維繫國家統一的意識形態，鐵托的逝世及蘇聯的崩潰才觸發另一次民族／種族運動。因此，巴爾幹半島的民族身分及定位基本上是形成中的（becoming）。

如果將「民族國家」視為一個主題，課程便應將十九至二十世紀有關民族運動的歷史組織起來，學生也能夠分別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民族運動的異同，並分析其中的轉變與延續。以意大利及德國為例，若學生知道意大利是由南北語言差異極大和利益不同的地區組成的民族國家，主要信仰天主教的南德三省合併於以新教為國教的德意志帝國，而同樣說德語的奧地利卻被摒棄於德意志帝國之外，他們便明白巴爾幹半島的語言、宗教、利益差異並非必然構成種族衝突，但在20世紀這個緊箍咒下，巴爾幹問題變得肢離破碎，學生也難以參照其他民族國家的歷史經驗，分析南斯拉夫各族透過「種族清洗」方式建立單一民族國家的嘗試。所以，缺乏十九世紀的背景下，二十世紀的「種族衝突」只是個片面的主題，學生難以進行「融於歷史脈絡的神入」（狄更遜1996，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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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曾在此書中談及歷史老師和課堂對我的啟蒙，同時又塑造我成為一位歷史老師。

[2] 六個層次包括：「迷感難解的過去（難以理解，依書直說）；愚昧無知的過去（排斥過去）；概括化的固定形象（古人和今人一樣）；攙用日常經驗的神入（以個人經驗為標準）；受限制的歷史神入（知有不同卻不知為何不同）；融於時代脈絡的歷史神入」

杰寧的心：受苦者的父親

杰寧，一個數年前經常在晚間新聞出現的名字，畫面出現憤怒的巴勒斯坦人民，拿著石頭，衝向以色士兵，以色列士兵全副武裝，荷槍實彈，向巴勒斯坦人反擊，沒有太多血腥的畫面，只有一堆死傷的數字，後來，數字也沒有太多的意義，杰寧漸漸在新聞中消失，也在我們的生活中消失。

我一直懷疑，學過以巴衝突歷史的學生，會否更關心杰寧發生的事情？我認為讀歷史的學生失去歷史感，歷史只會變成一堆應付考試的死知識，所以當我會播放《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讓學生從波斯尼亞小戀人的悲劇，感受種族衝突的荒謬；我也會播放《光輝歲月》，讓學生了解曼德拉如何將南非變成一個彩虹的國度。如果，我有機會的話，我會放映《杰寧的心》，讓學生知識，以巴衝突不是過去了的歷史知識，而是一直發生的人間悲劇，將沒有感情、白紙黑字的教科書內容變得有血有肉。

事情是這樣的，巴勒斯坦男孩Ahmed Khatib拿著玩具槍在街頭玩耍，以色列士兵以為他拿著真槍，向他開火，男孩中槍倒地，被送到以色列醫院，男孩的父親趕到，孩子已奄奄一息，醫生問他，是否願意捐出兒子的器官給有需要的人，他猶豫片刻，說，除了孩子的心臟，其他都捐出吧。然後，醫生再問，有一位以色列女孩需要心臟移植，你願意捐出孩子的心臟嗎？這不是虛構的電影，而是聯合國難民公署放映的紀錄片，男孩的父親還未從悲傷中走出來，便要決定是否捐出孩子的器官，而接受捐助的人，就是射殺兒子的國家的兒童。那位父親，Ismail Khatib，做了令人費解的事情，冒著被同胞的誤會，也可能違反伊斯蘭教的規定，他捐出了孩子的器官。

孩子的父親說，以牙還牙，是報復的其中一種方式，但我選擇的報復方式，是讓其他人知道我們在杰寧受苦。他的選擇，和很多巴勒斯坦人的選擇南轅北轍，很多人舉起他兒子的遺體，高呼「一個烈士的生命，以二十個敵人的生命抵償」。後來，他以兒子的名字Ahmed Khatib開設了巴勒斯坦的青少年活動中心，宣傳愛與和平。一年過去了，他希望到以色列祭亡兒，也順道探望接受了器官移植的以色列孩子。從杰寧（佔領區）到以色列的市鎮，本來只有十多分鐘的路程，但人為的阻隔，將十多分鐘的路程拉長至幾小時。離開杰寧，比離開地獄還困難，但他還是踏上了尋找孩子之旅，在漫長的、痛苦的旅程中，尋找重生的兒子。

他在貝都因人的帳蓬留宿，在以色列家作客，他擁抱活潑的孩子，聽到兒子的心臟在跳動，也感受到孩子的肺在呼吸，兒子以另一種方式活著，他讓人知道，杰寧還有很多孩子在受苦，正如他們的孩子曾經受苦一樣。有人問他，為何要救以色列的孩子，他說，孩子是無辜的，不分種族，他只是要救「孩子」。旅程的終點在耶路撒冷，那個離上帝最近的地方。離上帝最近，因為耶路撒冷是世界三大宗教的聖城；離上帝最近，也因為那裡的衝突隨時讓你魂歸天國。那裡有一個「虔誠」的猶太人，很不情願地讓女兒接受了「阿拉伯人」的器官移植。他不想和任何阿拉伯人有任何瓜葛，包括男孩的父親Ismail Khatib，直到他說，讓我看看你的女兒，看見你的女兒，就像我看到兒子。

終於，他們見面了，我在電影院中也嗅到彌漫在那個猶太家庭的凝固了的空氣，他們很不自在，眼神中充滿不信任，但當Ismail Khatib看到那個猶太人女孩，他輕輕吻她的臉頰，就像他終於見到兒子一面。猶太人問他，杰寧那麼苦，為何不離開杰寧？Ismail Khatib反問，耶路撒冷的生活也不容易，你為何不試試在杰寧生活？然後，他回到杰寧，將以色列人送給巴勒斯坦人的背包，交到青少年人手中，他希望以教育、活動、交流代替仇殺和自殺襲擊。

村上春樹在以色列說，他站在蛋的一邊。面對制度和暴力的高牆，和平永遠是脆弱的，但Ismail Khatib絕對站在蛋的一邊。他沒有撞向高牆，而是慢慢地、耐心地忍著痛苦，鬆開高牆的磚塊，讓它坍塌。他失去了一個兒子，卻成為了受苦孩子的父親。

沙畫中的歷史

烏黑蘭藝術家Kseniya Simonova證明了William Blake的說話：「一沙一世界」（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她的雙手，賦沙粒予生命，她呼一氣，黃沙飛舞，一幕幕歷史重現眼前，令觀者動容。如果每一位教師，都如Kseniya Simonova，以生命注入課堂，視教學為藝術，讓歷史會活起來，每一位學生都能心領神會歷史的意義．

各國議會開會情況

收到朋友的電郵，見到各國議會文化，各有特色，一張照片，讓我略有領會時，也捧腹大笑．各位同學，發笑之餘，也考考自己懂得多少國家的地理位置，從照片中也認識一下同中有異的議會文化．看到最後，不禁自豪：我們多和諧啊！

土耳其

墨西哥

南韓

烏黑蘭

意大利

印度

台灣

俄羅斯

日本

中國的人大會議：

和平，和諧，文明，

沒有任何擾亂行為，自豪嗎？

 

烏托邦和煉獄

家豪，謝謝你回應我的〈文明的起源與終結〉。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有助我們思考現今社會的問題，也能提出更公義和公平的社會方案。可是，作為歷史事件，曾經令知識份子醉生夢死的共產主義工程在過去一百年是徹底失敗的，而我說的是共產主義國家的政治工程，不包括今日北歐等社會福利國家的政策。因為回應你的文章太長，所以將回應放在日誌中。

我主修歷史，請容我以歷史的進路回答你的問題。社會學家可能會和你分析社會矛盾與階級衝突，再告訴你在哪些條件下共產主義會得到社會的認同。政治學家也許會從制度的變革，分析共產主義提倡的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可行性。可是，歷史學家只會分析共產主義的歷史意義（Significance），而不會告訴你共產主義在理論上的可行性。

有人曾經指出新約聖經中使徒行傳的信徒生活就是共產主義的雛形，路加記載當時的信徒變賣田產，凡物公用，有人因此宣稱共產主義來自基督教。可是，我們還要問，什麼是共產主義？如果凡物公用的社會就是共產主義社會，那麼很多原始的部落都是共產主義社會了。所以，當我們討論共產主義時，必需先釐清其含意。當我說共產主義（Communism）時，是有特定的歷史背景的，我並不是說那些相似於馬克思提出的共產主義生活的社會，而是指馬克思在《資本論》提倡的共產主義，即資本主義後的均平世界，那是生產力大增後的均平世界，而社會主義（Socialism）就是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

早在工業革命時期，便有很多資本家加入社會主義的行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Robert Owen，他努力改善工人的福利，只是最後傾家蕩產，失敗收場。當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失敗之後，Fourier等人便開始提倡類似人民公社的社會工程，當然也以失敗收場。從此以後，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便變成一種以政治力量和社會工程為目標的意識形態，也就是列寧（Lenin）不斷強調的黨紀，黨性高於人性，作為無產階級的一員高於作為一個人，再後來進入中國，毛澤東強調人定勝天的個人意志集體主義（被西方人稱為Maoism），抗衡西方的資本主義，所以中國的共產黨，一直強調所謂的馬列毛思想，在六十年代吸引了很多西方知識份子的傾慕。

所以，當我說共產主義行不通的時候，我所說的，其實是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推行的共產主義社會工程已經失敗，中國比美國更擁護全球自由貿易。前一陣子中美發生貿易糾紛，中國國家主席和美國總統在G20峰會碰面，我便說笑的說：一個自由民主國家的共產主義信徒（奧巴馬）和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的自由經濟信徒（胡錦濤）碰面，究竟他們會否拿馬克思的《資本論》來解決貿易矛盾？正如馬克思主義歷中學家霍爾斯班（Eric Hobsbawn）所言：冷戰期間，資本主義正是吸取了共產主義的養份，才能自癒和自我修正。沒有共產主義，哪有今天的歐美的社會福利政策？

所以，作為一種批判工具，馬克思的理論是令世界變得更公平公義的工具，但是，作為一種政治工程，共產主義在過去一百年，引起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更多，如果你有興趣，你可借閱Karl Popper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你會更明白一些人以天堂的名義，可以拋多少人進地獄。

冷戰回憶

為了鞏固學生對冷戰的認識，並將冷戰的事件與個人生命連上關繫，我要求學生以第一身虛擬傳記，加強情感的投入。以下是中五學生梅藹兒的作品（寫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我是一個生活於冷戰時期的人，由冷戰開始到結束我也一直經歷著。身為一個美國人，我對冷戰可算是又愛又恨，因為我是一個記者，需要到世界各地作訪問，親身體現那些戰爭。自己國家與蘇聯的逞強行為導致其他國家發生戰爭、分裂。到底是資本主義正確還是共產主義正確？

當我還是小孩的時候，我父母己經跟我說，蘇聯是一個惡魔國家。身邊的電台，電視，電影，書藉也是在說蘇聯的壞話。電影中那個奸角也是來至蘇聯的，電視上的大人也說蘇聯的不是，書上的也是這樣說。就連爸爸每天聽的電台–「美國之音」，也是在抹黑蘇聯。小時候的我並不知道什麼是蘇聯，只知道它是壞份子，蘇聯的人像惡魔。可是到了長大之後，我才知道那只是一場又一場的宣傳戰。

到了我十一歲，美國總統先生發表了一場演說。其中總統先生把蘇聯形容為恐怖的壓迫統治者；操縱傳媒，壓制個人自由思想。蘇聯是用「鐵幕」令中歐和東歐的國家跟西方自由世界隔離。當時我聽到這演說，我覺得總統先生好勇敢，因為他站出來指責蘇聯這個惡魔國家。當我告訴我舅舅，我對總統先生的感受後。我舅舅並沒有好像我爸媽一樣稱讚我。舅舅用了一個當時我不懂的眼神看著我，語重心長地跟我說：「孩子，在這段時期成長的你，視野像一隻井底之蛙。你知道嗎，以後這個世界不再和平安穩，別再呆呆的在這裹躲在父母的懷裹，世上上有太多事情，在等著我們去發掘…」

舅舅的說話令我對世界產生了好奇心，世界到底是怎樣的？我開始跟著舅舅生活，聽我這個舅舅記者說世界事。直到我十五歲時，韓戰爆發，舅舅離開了美國到韓國作訪問和拍照，我當時就立志要當一個像舅舅一樣的記者。為了擴闊自己的視野，我開始去了解冷戰的成因，對世界的影響。原來，當初的所認為的那個偉大演說，正是導致冷戰爆發的主要原因。這個演說代表著美國將協助任何國家抵抗共產主義。我小時候所聽的惡魔，只是共產主義。

冷戰開始之後，我們國家推行了一個歐洲復興計劃。那是用錢令其他國家不會受共產主義所「迷惑」。之後又有柏林危機，蘇聯封鎖了柏林，不讓西方各國對其佔領區實施有效的管治。這件事舅舅也有說過，那令柏林人民要等候物資到來。因陸路通道都被封鎖了。要等美英法以飛機運送物資。我想這件事對柏林人民的影響是最大吧。而現在爆發的韓戰，也是這兩個國家的傑作吧。難為的又是韓國的人，它們就不能互相讓步嗎？

韓戰結束後，舅舅也回來了。他帶了很多當時韓戰的相片給我看。因為舅舅是美國人，在當地，美國的士兵也有保護他。舅舅說當時的戰爭十分激烈，死了很多人。那三年，舅舅認識的朋友也一個個死去。冷戰的代價除了錢之外，就是人命。每天也有人因為戰爭而死，因為可笑的冷戰而死。的跟舅舅說了，下次他出國拍攝訪問時我也要跟他一起去，舅舅也答應了我。

但這個下次，已經是幾年之後的事，當我二十六歲時，越戰爆發了，我跟舅舅去了越南，當時我倆以為這場戰爭會像韓戰一樣很快就結束，但並不是這樣，這場戰爭過了十四年才結束。在南越這幾年，我的人生觀有了很多改變。以前的我生活環境太好了，不知人間疾苦。經歷過戰爭，我才了解和平的可貴之處。美國的報紙只提到美國死了多少人，沒有了多少錢，損失有多慘重，但沒有提過越戰中死了多少越南人。我舅舅也在這裹失去了生命。他死前跟我說：「你別忘記這一切–冷戰對平民百姓的影響。要留下所有相片，讓後世人借鏡！」

就是舅舅這番話，我把我在越南所拍的，還有他以前所拍的都珍藏下來。當我三十歲之後，我遇見了將陪伴我渡過下半生的她。她是越南人，父親在戰爭時死去，與媽媽，弟弟妹妹相依為命。她是我在訪問時認識的，她十分善解人意，也不介意我是個美國人（畢竟她爸爸是因為被美蘇對立而間接害死的）。因為她，我留在越南，結婚，生兒育女。

１９７３年，越戰結束，所有事也結束了。冷戰也在幾年之間開始緩和。我相信舅舅會十分樂意看見這情況的。直到９１年，我五十六歲的時候，蘇聯解體後，冷戰就結束了。我帶著妻子，兒女回到美國。我將舅舅和我自己所拍的照，訪問，我對冷戰的感覺和反思，寫成了一本書。這書在美國出版時，做成十分大的震撼。其他讀者的感受是什麼我也不在乎。我只希望，這些相片可以讓後世人了解戰爭的可怕性。戰爭所造成的不只是金錢上的損失，更是人命的損失。有多少家庭在戰爭之中，失去家人，又或是面臨被拆散，被迫分離的情況？而導致這些情況出現的原因，只是因為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想打倒對方，成為世界的領袖。難到，它們就不能共存嗎？

大多的問題在腦海之中，但那些已不是我們可以以常理去理解的事了。我生活在這個戰亂時代，但也因這個世代，令我的視野不再只是像井底之蛙一樣。我了解到，其實冷戰當中，沒有正確或錯誤之分，也不會黑白分明。資本，共產兩者也對也錯，雖然是這樣，但到最後也不能達至雙贏的局面。

不知道那偉大的總統，知道自己的演說引起長久的冷戰，還有一連串的人命和金錢的損失之後，會有什麼反應呢？或者，他會開心吧。因為那惡魔蘇聯已不在了，美國也終於成為了世界的領導人。不過，這也是猜測，誰又能猜得到呢？

再來一次

成功的歷史電影，必須讓觀眾相信，故事中每一個細小的決定都非常關鍵，甚至觀眾明知歷史事實如此，也希望電影能扭轉歷史的結局，《華爾基利暗殺行動》便是一套讓我看得屏息靜氣的電影，我真希望電影裡的Stauffenberg能成功暗殺希特拉，好讓潘霍華牧師能從獄中走出來，也讓小安妮能親自介紹她的日記，看電影可能是心理補償，但我恍若置身其中，明知不可能，也希望電影能改寫歷史。

人生就是這樣，每一個細小的巧合，都會改變每個人的命運，就好像Benjamin Button在回憶Daisy捱撞的情景，若不是那個大意的司機，若不是那個突然響起的電話，若不是在樓梯與某人相遇，總之根據「莫非定律」，有可能出錯的總會出錯，於是希特拉開會的地點臨時改變，離開「狼巢」，炸彈又錯置，讓他逃過大難，人儘管提出鴻圖大計，魔鬼都隱藏在每一個細節，一子錯，滿盤皆落索，所以電影讓我重新投入1944年的時空，陪Stauffenberg走過每一個細節，有心殺賊，卻無力回天，明知是電影，也想助他一臂之力，改寫歷史，電影的張力，激起觀眾改變歷史的慾望。Bryan Singer的功力，不在打打殺殺的武鬥，反而在寸土必爭的策略，和無形的心戰，有如1962年甘迺迪對赫魯曉夫的一段話：Eyeball to eyeball. See who blinks!勝負只在乎一個眼神。

Bryan Singer也準確拿捏第二戰的戰爭模式，Stauffenberg不是死在希特拉之下，也不是死在敵人之手，是死於一個通訊網絡（這就是細節。）電話和電報主宰戰前的世界（突然想起Clint Eastwood的The Changeling，Angelina Jolie也是踩著roller，在電話機房左穿右插），Stauffenberg的組織有很多軍方支持，就是欠了一個在電報室裡的同道，電報室發出誰的命令，誰便是德國的「話事人」，這就是Bryan Singer的細節。

雖然電影的尾段流於催淚，窮途末路突顯典型的英雄氣概，但看電影時，我仍想起《命運迷牆》（Lions for Lamb），沒有大多數的默許（lambs），希特拉無法施行二戰期間的暴行，Stauffenberg代表的，是德意志民族真正的雄獅（lion），一個敢於向希特拉說「不」的軍官，和一個敢於承擔德意志民族罪行的德國人。正如潘霍華牧師所言，要參與刺殺希特拉的工作，是要讓德意志民族在戰後有資格做個「人」（我已忘了exact wording）。

1945年及之後美蘇衝突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你同意這個說法嗎?

（中五葉瑞倫同學的文章，清晰交代美蘇衝突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關係，可惜瑞倫同學忽略了二戰前美蘇之間已經因意識形態的不同而衝突，所以文章未能透過比較其他美蘇衝突的因素，而突顯二次的重要性。另外，文章引用的史料亦欠具體，應該加入戰時會議，如德黑蘭會議及波茨坦會議等決議事項來說明美蘇的利益瓜葛。）

1945年及之後的美蘇衝突興二次世界大戰是有著密切的關係，雙方都由於二次世界大戰而引生出敵視，甚至於發生衝突，兩者都因而斷絕任何形式的來住，互相對抗。

二之世界大戰令一貫影響國際秩序的歐洲國家的沒落．自一戰之前的歐洲都是主導世界的權力重心，所有的國際事務都由歐洲強國操縱，就如集體安全制的維持，都是始於歐洲的，國際聯盟，一些裁軍會議都始終歐洲．但經過二戰，歐洲疲於戰爭，再無力涉入領導國際的層面，形成權力真空缺乏主導的局面．而當時美蘇兩國都因著二戰而崛起，兩國都處於國力強盛的時期，因而自然介入了領導的地位．但兩者都未曾於兩次世界大戰的前後主導世界權衝，在缺乏經驗的情況下，兩者只能利用軍事恐嚇，宣傳戰等對抗手段解決問題，因而形成了不正面對抗，但利用間接途徑對抗的冷戰局勢．

原子彈於二之世界大戰後期發明，及應用於戰事之中，日本的廣島和長崎便是受到原子彈的攻擊，而受到毀滅性的破壞．美國這一之的軍事戰略，改變了一貫既有的戰爭模式，由國與國之間的軍事武備對抗，轉變為毀滅性的核子戰爭．美蘇兩超級大國都因此而避免戰事的發生，但同時又極需於戰後擴大利益，所以便用間接或其他層面的方式去抗衡對方，形成日後１９４５年及之後的美蘇衝突．１９６２年的古巴導彈危機，便引證了美蘇雙方懼於核子戰爭的爆發而又同時擴大利益及勢力的冷戰局勢．

然而二戰期間的戰時會議．也正正影響了美蘇雙方戰後勢力範圍的劃分，從而令日後兩大陣營的出現，引致冷戰．美蘇雙方於二戰前期而沒有合作對抗德國，蘇聯甚至戰前興慫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容許德國進犯波蘭．在二戰中期，蘇聯被德國攻擊，不得以只能興盟國合作，共抗德軍．因此美蘇雙方便在１９４３年德黑蘭會議，中協議波蘭東部戰後納入蘇聯勢力範圍，而在戰事中兩者分別劃分了對德的東及西面戰線，雙方都於日後把軍隊所及之處納入勢力範圍，為日後對抗埋下了伏線．而在雅爾達會議中，德國及首都柏林都被劃分為四個佔領區，標誌著兩個集團的對立始於二戰，所以二戰可說是冷戰軍事預演．

除了二戰時的戰時會議，戰後的和平方案也是造成冷戰的重要因素，在二之世界大戰後，美蘇都因著二戰而取得利益，如蘇聯便因為在戰時損傷慘重，因而透過一些二戰後的和平方案去取得補償，單在巴黎和會，對德的和約，蘇聯已能值比發展國內經濟，晉身強國．美國在二戰前，因未被牽涉入戰事，因此便著力發展經濟，對戰事的各方進行貿易，取得國際市場．在戰後美國又在對日本的舊金山和約中取得了於日本建立盟總的權利，大大地促進了國家經濟發展，晉身經濟強國．兩大國都在戰後崛起，取代了歐洲經濟主導國際的地位，加上兩者的競爭形勢於戰時已萌生，所以在戰後兩者不但平分國際經濟霸權，更互相對立，抗爭，形成冷戰於１９４５年及之後的出現

一些於二戰前的殖民地帝國或強國，都由於二戰，因而國勢沒落，無法再維持海外或其他殖民地，如英法，波蘭等，所以民族主義的興起，引發了國際的非殖民地化運動，如印度，越南，等亞洲的殖民地都非殖民地化，令大量新興國家出現．而這些新興的國家都力量弱小，只能依賴強國的支持發展，所以美蘇兩國便籍此擴大勢力，發展更多利益，兩國便對這些國家進行招攬，借此擴充勢力，形成了兩股對抗的集團．加上兩者於二戰後都陷於一種緊張局勢，無形間，這些殖民地國家的勢力劃分形成競爭，更進一步地促成冷戰的出現．

總括而言，這兩個國家都在二次大戰中競爭，取得利率，甚至登上國際權力的頂端，兩者都正值興盛，加上兩者在二戰已始的分歧，所以二戰後便陷入避免冷戰的局面．由此看來，美蘇兩集團的對立是始於二次大戰．

試分析冷戰不同時期所表現的特徵。

（此題目參與了零七年的會考題目，該題目要求學生將二十世紀的香港經濟發展分期，並指出不同時期的經濟特徵。我也希望學生能將戰後大約五十年的冷戰歷史分期，並歸納相關的現象。中五祝家健同學分析力強，文風獨特，很有個人風格，而且家健能以「波浪式」及「循環」等概念描述歷史現象，可讀性強。）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蘇聯和西方國家的關係破裂，因為它們對大戰後所造成的難題持不同意見，令到到雙方關係日益緊張，導致了冷戰的出現。在冷戰中，蘇聯和美國的關係狀況是以波浪形式推進，時而和平共存，時而正面衝突，而冷戰更在二次大戰後，由一個兩極化解的世界推進而成為多極化的世界。以下為冷戰在不同時期表現的特徵。

在第一個階段中，是冷戰的初期，屬於一個醞釀的階段，兩方圴以一些信息媒體的傳遞來互相推舉自己，並抺黑對方，如電台宣傳，海報，電影，來提倡自己的共產主義或資本主義，此乃其對立的初型。而且，美國當時推行「馬歇爾計劃」來打算抑壓共產主義，但是蘇聯即報以「莫洛托夫計劃」作對策，但事實上，雙方並沒有「打正旗號」或「明刀明槍」去反對對方，而是用一些間接的措施，如透過經濟貿易，文化交流各方面去杯葛對方，以意識形態的對抗為主，此乃冷戰的初部醞釀期。

而第二階段，冷戰步入白熱化，在中國成立後，美國擔心共產主義會在亞洲以「骨牌效應」蔓延，因此，美國進一步地向共產主義施壓，令到美蘇關係更為緊張，冷戰的衝突因而步入高峰。美國銳意要成立一個組織以制衡蘇聯，在西方與十一個國家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成立一個軍事聯盟，此時蘇聯亦不甘示弱，成立一個以東歐國家為主的軍事組織，稱為「華沙公約組織」，當中包括的國家有阿爾巴里亞，捷克，波蘭等的國家，向其蘇聯周邊的國家宣揚共產主義。因此兩方因而建立第一個各自的軍事聯盟，以作對抗。同時，兩個組織的成立，掀起兩方軍事之間的競賽。兩國的衝突由波浪低峰(宣傳戰、意識形態戰爭)，擴展至波浪高峰(代理人地區性衝突、軍事競賽)，進入熱戰的階段，進一步白熱化，而當中的韓戰、越戰、柏林危機、台海危機，圴是代表了當時冷戰第二階段以地區性軍事衝突為主的特性，而當中的古巴導彈危機，更是接近釀成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機點，此危機充分表現出冷戰時期，兩方強大陣營在各自的勢力範圍，以代理人名義，向其發動一些地區性的間接衝突。此乃冷戰中，美蘇互不正面侵略，而又互相交惡的性質。而此等特質，正正就是冷戰第二階段，一個處於波浪形高峰階段，非常時期出現的主要原因。

到了冷戰的第三階段，便是其冷戰緩和的時期了，此段時期雙方的關係開始轉趨和平，由於在第一、二階段的對抗，雙方的軍備、經濟消耗極大，兩大國的庫房形勢險峻，因此，雙方決議簽訂了後期的軍備裁減條約，儘管當時雙方關係依然交惡，但在其後雙方更互相協談，作出互訪行程，藉以改善雙方的關係，明顯地，兩國的態度已轉趨軟化，而且積極找尋和諧共存的局面。由此可見，這階段在冷戰時期的波浪中，屬於低峰，是高峰後的滑落，亦是兩強國/主義，互相協妥的局面。

在冷戰中分為了三個階段，而每個不同階段也存在兩個陣營的不同態度、不同措施。而且蘊釀著不同衝突，但又未至於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此正正就是冷戰的主要特質。而當中的波浪形推進的冷戰，混亂中尤見規律，體現了歷史中「周而復始」的特性。

聯合國較國際聯盟更能維持世界和平嗎？

（以下文章由中五黎寶欣同學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八日撰寫，寶欣能從體制比較兩個機構對維持和平的成效，亦能列舉事例加以說明，論證亦有說服力。）

國際聯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於１９２０年成立的，可是，後來仍然引發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出現，於是聯合國便出現了，即於１９４５年成立。其實由以上可見，聯合國的出現便正是因為國際聯盟的失敗所致，反之．聯合國成立至今－－至２００７年仍然運作。我認為聯合國絕對比國聯更能維持和平。
　　
首先，我會從兩機構的體制說起。

先說到成員方面：國聯的主要強國只有英丶法兩國，其他曾加入的強國如德丶意丶日丶蘇等都沒有長時間或同一時期在任，例如蘇則只加入了１９３４至１９４１年五年而已。反之，聯合國時期的中美英法蘇等等均是主要成員國，而且他們皆享有否決權，可否決不利己的決議，這便不會出現如國聯時日丶意等國宣佈退出國聯的情況。有助穩定運作。　而且國聯時的參與國先後只有六十三個；而聯合國則由最初的五十一國發展至２００３年的一百九十一國了，更全球性的聯合國自然比國聯更有效維持和平了。
　　
另外在決議方面，國聯的會員大會上一切決議需要一致通過，這便大大影響其效率；可是聯合國呢？一切重要議案只要三分二的票便能通過，部分或其餘的更只要半數通過即可。這樣為所有國家提供了解決對立的討論空間，也有利化解武力戰爭等的衝突。
秘書處方面，雖兩者皆由秘書長統領，而其長及一切人員只效忠其機構。可是聯合國的一切秘書長皆由五強以外的國家選出，這便保持到其職位不會因強國間的衝突有所偏倚。秘書處是聯合國一個重要的行政機構，在國際上亦扮演調停角色，對比起國聯，這更有利的機構對維持和平丶防止衝突也是非常重要的。

維持和平部隊方面，國聯沒有權力要求成員國出兵支援維和部隊；相反，只要部份安理會國家皆支持出兵，成員國便要支援。這是兩機構一個很重大的分別，對是否能「維持和平」有著重大幫助。

其餘方面，聯合國有更全面的各個理事會丶委員會等，如經濟丶社會等，又有各個區域性委員會如歐洲丶亞洲等；更有世衛丶國際貿易組織丶國際勞工組織等等，這些機構都絕對比當年國聯的更全面更可行，也是「維持和平」的方法之一。　此外，國聯時的總部設於瑞士日內瓦，這是不夠的，因此聯合國除了總部設於美國紐約外丶日內瓦和維也納也設有辦事處。可見比國聯更不偏重。

其次要說的是執行效果方面。這也大大反映到兩機構的優劣。

先說國聯方面，它的成就較多解決了小國之間的糾紛，例如１９２０年瑞典和芬蘭之爭，１９２３５年希臘侵略保加利亞事件等。雖然兩機構不能以時候長短為成就指標，但其機構在多次的糾紛甚至戰爭中也未能成功制止，例如對軸心國的制止，即日本侵略中國丶意大利吞併阿比西尼亞等等。機構不但不能制止，更引致強國先後退出國聯，如日本於１９３３年退出丶意於１９３７年退出丶德則於１９３３年退出等。國聯對於強國一切的不法行為只能加以譴責，最後，更讓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這是國聯最大的失敗。　也是及後美英等國誓要建立一個「更廣泛和持久的普遍安全制度」之原因，才致聯合國的誕生──可見，聯合國早於建立時已為了比國聯「更有效維持和平」而衍生的了。
　
而聯合國的成就方面，較和平的手段如對海灣戰爭的伊拉克經濟禁運；對衝突惡化的也有不同行動，如１９５６年蘇伊士運河戰爭中以軍隊分隔以埃雙方，又如以阿多次衝突，聯合國也有加以制止並遣維和部隊干預。儘管聯合國沒有常設軍隊，可是聯合國調解的方式絕對比當年國聯來得全面及有效，比方說國聯甚至是軍隊也組織不出來，這是兩機構體制及經驗的優劣高低之處。而且，聯合國存在以後也沒有再爆發世界性的戰爭了。

由以上種種例子可見，聯合國比國聯絕對更有利於維持和平，在各個實例中也可見聯合國較成功之處。

日皇裕仁是否戰爭罪犯

（歷史課程需要提交校本評核，以下文章是由中五級梅藹兒同學撰寫，雖然梅同學引用的資料不足，但能從不同級別分析日皇的戰罪，亦嘗試指出日皇不用被審的原因，思路尚算清晰。）

在定義日皇裕仁是否戰爭罪犯之前，我先想解釋什麼是戰爭罪犯。戰爭罪犯分為甲級，乙級和丙級。先說甲級戰犯吧。　　甲級戰犯為犯有「破壞和平、發動侵略戰爭」的戰犯。詳細控罪指：「作為領袖、組織者、鼓動者或從犯；策劃、執行計劃或秘密計劃；發動/侵略戰爭或違反國際條約之戰爭。」
　　
日皇裕仁是當時日本的領袖，是日本最高的領導者。日本的明治憲法內，清楚地表明了天皇的地位。天皇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他可以控制日本的國會，軍隊。侵華歷史中，有一本臭名遠播的奏摺，是當時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所寫的。那本奏摺被名名為「田中奏摺」。奏摺中很明確地寫出日本想侵華的野心。而根據明治憲法之中，首相是要向天皇負責。如果沒有得到日皇裕仁的同意，就不能進行其後的侵華行動。作為侵華中的領袖–日皇裕仁，已經說得上是一個甲級戰犯。　　之後是乙級戰犯。乙級戰犯指犯有「戰爭罪行」，一般指控包括「下令、准許或容許虐待戰俘或平民」或「故意或鹵莽疏忽責任，未有阻止暴行」。　　

在1937年的12月，南京中發生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數以千計的無辜百姓被虐殺，很多婦女被日軍強姦。保守估計，南京大屠殺中有三十萬的中國人死在日軍的刀下。日本軍隊收到的指令為「不論婦女兒童，凡中國人一概都殺，房屋全部放火焚燒。」只有經過天皇同意，軍隊才能行動，因為軍隊是直接聽命於天皇的。日皇裕仁得知南京被佔領之後，發表「玉言」，說對於軍隊迅速佔領南京這事，他感到十分滿意。南京大屠殺的事在日本的報紙上也有登出，日皇裕仁沒可能不知道南京中日軍草率人命，濫殺無辜。日皇裕仁身為日本最高的領導人，卻沒有阻止暴行的發生。　　

除了南京大屠殺之外，一項令中國人震憤，到現在也不放棄地要求日向補償的就是慰安婦的問題。在日本侵華開始，就有慰安婦制求。所謂的慰安婦制度，就是將強姦合法化、制度化和正常化。實行這制度的理由是，避免士兵染上性病。但這制度，對於婦女來說，只是一種比死更難受的酷刑。被抓去當慰安婦的婦女，大部份都難逃一死。而這種沒人性的制度，是天皇批准的。這個已經是乙級戰犯中的「下令、准許或容許虐待戰俘或平民」，可見，除了是甲級戰犯之外，日皇裕仁也是一個乙級的戰犯。

最後是丙級戰犯，丙級戰犯是指犯有「違反人道罪行」，多數指控實際執行殺害或虐待者。

侵華期間，在中國的哈爾濱附近，興建了一座實驗室。日本的人說它是「關東軍防疫班」。但事實上是以人作實驗對象的細菌實驗室。在這座建築物內，沒有中國人進去之後可以完整健康地離開。大部份的人都死在實驗之中，能有命離開的，也受到嚴重的細菌感染。當中除了細菌實驗之外，還有其他更殘忍的實驗。例如手榴彈試驗，人在真空下的情況的實驗，還有用動物血液代替人血的試驗。　　

而這座實驗室之所以可以興建，而又可以秘密進行不人道實驗的原因是因為天皇的默許。雖然日本方面有部份人士否認有這實驗室的存在，可是，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報告指出真有其事。這件事上，日皇裕仁的指令已經是違反了人道。他已經是一個丙級戰犯。　　

根據以上的事件，日皇裕仁已經可以被認定為一個戰爭罪犯。但第二次世界之戰之後，日皇裕仁卻沒有被起訴。這是因為國際法庭認為他不是一個戰爭戰犯？其實事實不是這樣。　　

日皇裕仁沒有被起訴的原因是，美國考慮到遠東地區中，美國需要一位盟友去對抗共產黨。所以，美國提出了一個理由：要是把日皇裕仁逮捕的話，就會令日本國民信仰的支柱崩潰。情況若再嚴重一點，日本全國或者會引起反對逮捕日皇裕仁的暴動。所以為免日本發生如此的情況，也為日本未來的命運去考慮一下，就應該免去日皇裕仁的戰爭罪犯之名。之後，日皇裕仁沒有被起訴，但他發表了「人間宣言」，指出天皇其實和人民一樣地位，天皇不再被定為神的地位。戰爭罪犯這個稱號也離他而去。　　

事實上，日皇裕仁的所作所為足以令他為成一名戰爭罪犯。但因為美國的幫助，才逃過一劫。而根據以上所提出的論點和歷史事件，我認為，毫無疑問地，日皇裕仁是一名戰爭罪犯。

資料來源：
維基百科
《日本如何侵略中國》黑羽清隆　梶村秀樹
《中國抗日戰爭時期1938-1945》楊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