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寧的心：受苦者的父親

杰寧，一個數年前經常在晚間新聞出現的名字，畫面出現憤怒的巴勒斯坦人民，拿著石頭，衝向以色士兵，以色列士兵全副武裝，荷槍實彈，向巴勒斯坦人反擊，沒有太多血腥的畫面，只有一堆死傷的數字，後來，數字也沒有太多的意義，杰寧漸漸在新聞中消失，也在我們的生活中消失。

我一直懷疑，學過以巴衝突歷史的學生，會否更關心杰寧發生的事情？我認為讀歷史的學生失去歷史感，歷史只會變成一堆應付考試的死知識，所以當我會播放《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讓學生從波斯尼亞小戀人的悲劇，感受種族衝突的荒謬；我也會播放《光輝歲月》，讓學生了解曼德拉如何將南非變成一個彩虹的國度。如果，我有機會的話，我會放映《杰寧的心》，讓學生知識，以巴衝突不是過去了的歷史知識，而是一直發生的人間悲劇，將沒有感情、白紙黑字的教科書內容變得有血有肉。

事情是這樣的，巴勒斯坦男孩Ahmed Khatib拿著玩具槍在街頭玩耍，以色列士兵以為他拿著真槍，向他開火，男孩中槍倒地，被送到以色列醫院，男孩的父親趕到，孩子已奄奄一息，醫生問他，是否願意捐出兒子的器官給有需要的人，他猶豫片刻，說，除了孩子的心臟，其他都捐出吧。然後，醫生再問，有一位以色列女孩需要心臟移植，你願意捐出孩子的心臟嗎？這不是虛構的電影，而是聯合國難民公署放映的紀錄片，男孩的父親還未從悲傷中走出來，便要決定是否捐出孩子的器官，而接受捐助的人，就是射殺兒子的國家的兒童。那位父親，Ismail Khatib，做了令人費解的事情，冒著被同胞的誤會，也可能違反伊斯蘭教的規定，他捐出了孩子的器官。

孩子的父親說，以牙還牙，是報復的其中一種方式，但我選擇的報復方式，是讓其他人知道我們在杰寧受苦。他的選擇，和很多巴勒斯坦人的選擇南轅北轍，很多人舉起他兒子的遺體，高呼「一個烈士的生命，以二十個敵人的生命抵償」。後來，他以兒子的名字Ahmed Khatib開設了巴勒斯坦的青少年活動中心，宣傳愛與和平。一年過去了，他希望到以色列祭亡兒，也順道探望接受了器官移植的以色列孩子。從杰寧（佔領區）到以色列的市鎮，本來只有十多分鐘的路程，但人為的阻隔，將十多分鐘的路程拉長至幾小時。離開杰寧，比離開地獄還困難，但他還是踏上了尋找孩子之旅，在漫長的、痛苦的旅程中，尋找重生的兒子。

他在貝都因人的帳蓬留宿，在以色列家作客，他擁抱活潑的孩子，聽到兒子的心臟在跳動，也感受到孩子的肺在呼吸，兒子以另一種方式活著，他讓人知道，杰寧還有很多孩子在受苦，正如他們的孩子曾經受苦一樣。有人問他，為何要救以色列的孩子，他說，孩子是無辜的，不分種族，他只是要救「孩子」。旅程的終點在耶路撒冷，那個離上帝最近的地方。離上帝最近，因為耶路撒冷是世界三大宗教的聖城；離上帝最近，也因為那裡的衝突隨時讓你魂歸天國。那裡有一個「虔誠」的猶太人，很不情願地讓女兒接受了「阿拉伯人」的器官移植。他不想和任何阿拉伯人有任何瓜葛，包括男孩的父親Ismail Khatib，直到他說，讓我看看你的女兒，看見你的女兒，就像我看到兒子。

終於，他們見面了，我在電影院中也嗅到彌漫在那個猶太家庭的凝固了的空氣，他們很不自在，眼神中充滿不信任，但當Ismail Khatib看到那個猶太人女孩，他輕輕吻她的臉頰，就像他終於見到兒子一面。猶太人問他，杰寧那麼苦，為何不離開杰寧？Ismail Khatib反問，耶路撒冷的生活也不容易，你為何不試試在杰寧生活？然後，他回到杰寧，將以色列人送給巴勒斯坦人的背包，交到青少年人手中，他希望以教育、活動、交流代替仇殺和自殺襲擊。

村上春樹在以色列說，他站在蛋的一邊。面對制度和暴力的高牆，和平永遠是脆弱的，但Ismail Khatib絕對站在蛋的一邊。他沒有撞向高牆，而是慢慢地、耐心地忍著痛苦，鬆開高牆的磚塊，讓它坍塌。他失去了一個兒子，卻成為了受苦孩子的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