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機

早上到中學分享，學生反應也比預期的好，學生問：為何當時的中國人花錢吃鴉片，也不買點飽肚的？很合情理想法，學生從自身的經驗代入十九世紀初中國人的處境，那正是研習歷史的開始。是的，為何會這樣？他們寧願快樂地死去，也不願痛苦地活著嗎？他們在逃避什麼？逃避飢餓感，還是專制之下已無人生意義？從這個困惑開始，他們才能進入歷史時空。

談到《天津條約》，我問學生，哪條款最令咸豐帝反感？有老師說，是容許傳教士自由活動吧。也是的，太平天國的出現，與基督新教來華有直接關係，太平天國之亂未平，開放傳教士活動，會帶來更大的危機嗎？另外，有同學估計是開放內河城市，這樣會令鴉片貿易進入中國內陸。這也是很正常的估計。然而，咸豐帝最反感的，竟是容許外國使節長駐北京，這個安排打擊天朝的威嚴。香港的外國使館林立，外國使節駐京，應該很平常的事，但學生想不到這在一個多世紀前，是匪夷所思的事。這又是一個教學的好時機，透過問題激起學生的疑惑，將今日的尋常帶回往日的非常，創造歷史教學的空間。

我很享受這樣的教學過程，一個小時的分享過得很快，之很趕去陪兒子見班主任，兒子順利升班，也算是放心了。走，是必然的了，但什麼時候離開，視乎兒子的決定。大概在他考完文憑試吧。兩天沒有淋水，午後一直期待下雨，想再偷懶，然而事與願違，四點後陽光稍稍收斂，我才落田淋水。

苦瓜結果了，稻穗金黃，茄子茂密，一個人在田裡鑽來鑽去，忙個不停，有時暗自竊喜，覺得自己也算好好把握了時機。然而，轉頭又想，這種把握時機的「智慧」，是否一種「識時務」的圓滑？把握時機與識時務，兩者差別何在？陶傑經常取笑中國小農基因，眼光狹隘，只會獨善其身，這是否中國農民在不知不覺間，因為習慣了睇天做人而培養出來的奴性？若一味地配合天意，而有人以天子自居、又成為天意的化身，農民會否將人的意志看為天意？

周思中說，在香港種田，本身就是一種抵抗。然而，我們在抵抗什麼，又順應著什麼？在大方向而言，很多種田的年輕人都說自己抵抗物資文明及資本主義，順應著自然的節奏，但農業本身便不是自然的事，而農業出現後才能累積成文明的基礎，種田如何化解這種內在張力？

想著想著，日落西山，收成了茄子、豆角和蝶豆花回家，我總覺得，自己做的事，並不是種田，而是為大家創造便於採集的地方。

年輕的晚清

明早要到中學分享晚清史了，為了這個分享，準備了兩個月，翻看了《追尋現代中國》、《孫逸仙》、《革命先驅》、《政改帝國》等，朋友問我，到中學講一個小時的課，需要如此認真備課嗎？其實，這個課題，我也教了十多年，雖然近年少入課室，但也不會一片空白。照本宣科是可以的，但我對自己也有些要求，也希望借這次講課重溫一次晚清歷史，在那個刻變的世代閱歷史人物的想法和抉擇，或者我也能整理今日紛亂的線索。讀歷史不會給我預測能力，但卻能培養我的洞察力，讀懂處身的時代，也是一種literacy。

首先吸引我重溫的，是奕訢恭親王。學生讀歷史，每每覺得歷史人物都是老人家，忘記了他們也經歷過少年和青春期。鴉片戰爭之時，奕訢不過十歲，到太平天國爆發，也不過十七、八歲，哥哥剛登基，清帝國面對內憂外患，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即使知道帝國正在崩潰，但能夠做的都有限。直到1860年，咸豐出走熱河，只留下他這個皇帝面對列強代表，他才忍辱負重，簽訂《北京條約》，並成立總理衙門，中國第一個外交部，處理外交事宜。那一年，他才二十七歲，一年後咸豐駕崩，年幼的同治即位，奕訢、慈安、慈禧等人以叔嫂共和方式管治帝國，推行洋務運動。我重看他們的年紀，才驚覺他們全都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原來，我們認知的晚清（或同治中興），是由一班滿族年輕人撐起的帝國。這或許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由年輕人執政的時代吧，我們從前讀中史，總會從漢族中心的視角討論曾國藩、李鴻章和左宗棠的貢獻，但相比這些「老人家」，奕訢、奕譞、慈禧、慈安等年輕人更教人驚艷，沒有他們，清朝能延續下去嗎？

以往讀史，都重視康有為、梁啟超和譚嗣同的未竟之功，但今次再備課，我反而聚焦在1884年中法戰爭時兩位少年人的心情。一位是1881年出生、1875年登基的光緒帝，另一位是1866年出生的孫中山。中國戰敗對兩人皆是打擊，對十多歲的光緒帝而言，他等待的是一個脫離慈禧的影響、親自執政的時機，而對於孫中山而言，他確定清廷是沒救的了，如何將朝廷與國家的命運切割，是他未來的工作。就像醫生一樣，要好好拿捏，把清廷這個腫瘤從中國的身上割除。李敖的《北京法源寺》展現了譚嗣同等人的殉國、殉道、殉人精神，那是一班年輕人捨身救國的行動，他們仍寄望光緒能以開明君主的姿態，從上而下，萬眾一心，將中國打造成現代國家。另一方面，孫中山、陸皓東、史堅如等人，亦以年輕生命，拷問共和的可能。

重看這段歷史，才驚覺從1860至1911年的歷史，都是由年輕人主導的，那是一段充滿浪漫、奇想和血淚的探索。

陸皓東為誰送上性命

 陰雨之日讀梁壽華牧師的《革命先驅：基督徒與晚清中國革命的起源》，窗外山雨欲來，心情更加鬱悶。辛亥革命的成功，掩蓋了之前太多的失敗，而那些失敗的代價，都是年輕的靈魂。

1895年乙未之役前夕，朱淇泄露起義之計，令廣州總督譚鍾麟先發制人，陸皓東走避不及被捕，嚴刑審訊下，陸直言不諱：「今事雖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殺，而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結果，陸皓東於1895年11月7日被處決，終年27歲。梁牧師說，陸皓東之死是「殉國」，但我卻在想，陸皓東是殉國還是殉道？

曾經讀李敖的《北京法源寺》，書中叩問著譚嗣同之死是殉國、殉道，還是殉人？陸皓東沒有譚嗣同出名，但他為何犧牲的問題更殖得探討。孫中山說，陸皓東是中國有史以來為共和革命而犧牲者之第一人。臨終之前，陸皓東想著的，是和孫中山討論中華共和的理想？還是耶穌基督為拯救世人而被釘十字架的信仰場景？

捨身成仁，成就了什麼？他是否也想到使徙為信仰慷慨就義？他知道孫中山和楊衢雲已成功逃脫？他有否想過編個故事以洗脫罪名？他有沒有想過美國教會派人營救？呼出最後一口氣時，他夢想的中國是怎樣的？是一個擺脫帝制的漢族共和？還是能脫離外侮的獨立國度？

康有為、梁啟超堅決在制度內改良，孫中山、楊衢雲卻要推翻整個制度，歷史沒有如果，也不能重來，但人生匆匆，沒有多少人來得及看種子發芽再結果的一刻。

以一種懺悔的心情讀「外族」的歷史

駱以軍寫《西夏旅館》，每個房間一個故事，讀著讀著，像做夢一樣，發現自己是西夏人的後裔，此時此刻，才發現所謂末世的氣氛，是一種亡族的危機感，是一種失去身份的憂患，可以想像楚人屈原望著汩羅江的時候，楚人的身份將隨長江水永遠從歷史上消失，無盡的憂患令詩人投江而去，肉身的消失還在其次，身份的失落卻如繁星墜落，夜將被黑暗吞噬，被強加的身份如黑洞一樣造成空無。

於是，我再翻開《我的西域、你的東土》。以一種近乎懺悔的心情重讀「中國」歷史，在黑洞中尋找那些已墜落的星宿，聲音渺渺，在靈魂深處聽到屈原的聲音，遊蕩在西夏旅館的房間，尋找東土和西域的分界。當我再打開《一九五九，拉薩》的時候，就好像看到歷史如磨穀的碾磨一樣不斷攪動，重覆又往還。這是一個平行時空，不斷重覆的一九五九年，不斷回響的一九八九年。

衣服的文化意涵

不知從什麼開始，生活被簡化成膚淺的外觀和物質享受。食物只為肚腹，吃飽了不再過問為何要如此速食；衣服只為美觀保暖，遮著身體卻不理解為何要如此覆蓋。和學生一起到上環跟靳青青老師學造衫，沒有尺規沒有電腦只有最基本的針線衣布，大家一起想像傳統的民間以最簡單的工具製造最貼身的衣服，製造的過程又不會浪費一分衣布，衣服又能隨著身體漸長而隨時調校，這就是文化的體現。看著靳老師拿起粗線在學生頸項圍了一圈，然後對折兩次，在簡稱五幅裁（五塊叠起的一尺小布）上畫個小正方，再以粗線量度學生的胸脯，同樣兩次對折，在五幅裁上畫個大正方。一大一小的兩個正方，就是身體最大和最小的圓周（胸圍和頸圍），老師就像變魔法一樣，把長方形的衣布變成有領有袖的長衫。

靳青青老師拿著長衫說，中國的衣服有很多文化意涵，圓衣領方衣腳，代表了天圓地方的宇宙概念，穿一件衣服，就是披戴著天地在身體之上。衣脊的縫合位跟脊柱成一直線，暗示做人要中直（忠忠直直）。寬闊的衣襟，既可隨著身體成長而讓穿者調校，另一方面也提醒穿衣的人要有胸襟。然後，靳老師教我們兩個基本的針步，把五幅裁縫合。首先，把衣背的兩幅布用單線捲縫，再縫合衣袖和腋下的衣布。然後，慢慢打開五幅裁，燙平衣服，再以平針步為縫合位化妝，很簡單的兩個針步，便令手作長衫有天衣無縫的錯覺。拿著針線，渾然忘我，銀針雖輕，卻承載著傳統文化的重量，針線在衣布間穿梭，我彷彿回到了那個還沒有被科技文明支配的社會，口中所食身上所穿，都用兩手創造，歷史活在每個人的生活之中，代代相傳，慢慢演替，每個人都是自己生活的魔法師，但這種魔法在那個時代卻又太過尋常，就像河水一樣在乾涸以後才發現一切已經遠去，幾十年的時間把數千年的文化遺產深深埋沒，尋找像一趟考古挖掘，到指頭發麻才看到點點水痕。

什麼時候我們要把衣服束進褲頭？我猜想，那是馬背上的人不想衣腳阻礙策馬揚鞭，才把衣腳束進褲頭，但現在卻認為這樣才是整齊有禮。其實，束起的衣腳壓著肚子，沾滿汗濕，一點也不舒適。兩小時過去了，大部份學生都把五幅裁縫合，他們縫合了衣布，也縫合了傳統與現代的斷裂。看到學生穿上長衫褀袍，就像看到傳統文化活現眼前。穿上長衫和褀袍的學生有了氣度，在炎熱的夏天寬鬆的衣服更帶來陣陣涼意。從這一天開始，我又多了一個願望，除了種自己的食物，還能造自己的衣衫。

老師講解衣服的文化意涵

學生開始縫合衣布

預備五幅量裁

剪成了長衫的模樣

中央與地方

中央與地方，很抽象的概念，大家似懂非懂，過去幾年，會以校長和老師的權力關係作比喻，也運用了「權力餅」的概念圖，說明中央和地方權力的消長。雖然想盡辦法，很多時候，我都只能透過提問和直授的方法，不斷以史例說明中央和地方的概念，學生必須學習秦漢唐宋等朝代，才初步掌握中央和地方的相對概念。雖然很多人都說中央和地方等歷史概念比較艱澀，中一學生未必能應付如此抽象的概念，但我決定迎難而上，特別是在這一年，更希望把握每一個機會，教好每一堂課。

 

甫進入班房，看到同學熱切的眼神，是一種渴慕知識、期待與教師切磋的眼神，我感到很雀躍。備課的時候，我和同事分享了組織課堂的原則，第一條：是Gettting them in，邀請學生進入歷史教學。我感受到，好的課堂，應該由教師和學生共同開始，我要先忍口，不說出自己的想法，反而要學生說出他們的相法。於是，我靈光一閃，將課堂要處理的概念寫在黑板：何謂「中央」和「地方」？不過，我並沒有要求學生定義這兩個概念。學習歷史，從不從定義入手。就好像《作死不離三兄弟》的情節，用了一大堆文字定義後，本來清楚的概念，反而變得陌生和模糊。而且，定義本身就是一種封閉問題，答案會有對錯之分，不利學生討論。於是，我給他們討論的題目卻是：以一個比喻說明「中央」和「地方」的關係。

 

全班四十多人，四人一組，開始的時候，他們也不敢說出自己的想法，怕會錯，後來他們發現時鐘、樹木、太陽系都包含著中央和地方的概念，他們便越發大膽說出自己的看法。五分鐘後，他們分組報告，黑板便出現了很多有趣的比喻，例如：太陽系的太陽（中央）和行星（地方）、樹木的樹幹（中央）和樹枝（地方）、摩天輪的主軸（中央）和包廂（地方）等。Getting them in可說是成功了，接著便要思考如何Getting
on with it。愉快學習，也不能忘記課堂宗旨，活動如何有趣，教師也要記著課堂的目標。我請他們按中央對地方控制力的強度，將比喻排序。他們投入討論，三分鐘後，我再請他們分享討論結果。慶如同學（她的表現越來越好，還記得她交的第一份功課，有些馬虎，後來竟然脫胎換骨似的，我很有滿足感）報告時，都運用了「位置關係」、「可替換性」等概念解釋中央對地方控制力的強度（當然要我修飾他們的用語）。課堂就在討論、問答、引導、解釋之中進行。重點來了，究竟西周的封建制度，可以用什麼來比喻呢？

 

這是Getting on with them的部份，燕珊一馬當先，說西周的封建制度好像時鐘，中軸是天子，時針、分針、秒針分別代表封建制度、禮樂制度和宗法制度，數字代表諸候。展熙聽了，立刻反駁，說，如果天子能像時鐘一樣對諸侯指指點點，便不會導致後來天子被弒、各國兼併的情況了。我總結說，這正是西周政治設計的問題，理想與現實有落差。這正好回應了秦國初年王綰與李斯的激辯，究竟封建還適用於初定天下的秦國嗎？郡縣制能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從而減低內戰的機會嗎？當我講解郡縣制度的時候，有同學說，秦國的郡縣制度更像摩天輪，因為包廂可以替換，就像官員一樣。我真的很享受這樣的歷史課堂。

 

至於Getting them out，我想引用中二級的經驗，當我總結課堂的時候，曉瑩問，為了統一而消滅六國的文化，值得嗎？我沒有直接回答她。其實，這問題，就是要Getting them out的問題。秦滅六國後的政策，是統一政策，也是秦化政策。統一的過程充滿血腥與鎮壓，借古鑑今，統一究竟是手段還是目的？今日中國的「中央」和「地方」關係，又能以什麼作比喻？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指的又是什麼？我並不打算立刻解答這些問題，套用一句老話，我希望學生離開課室的時候，能帶著問號、而非句號。

西夏：消逝在歷史記憶中的國度

一直覺得紅紅很有才氣，她與恩惠借閱了同一系列的書，恩惠借了百越族的歷史書，紅紅借了西夏的歷史書。我很高興看到她們對歷史研習的開放態度，知道課堂歷史的不足和限制，主動找出自己的盲點，了解偏見何在。這不正是「神入」歷史的態度嗎？這就是歷史的開放性。誰說女學生不喜歡讀中國歷史？只視乎教師教什麼中國歷史而已。紅紅借閱的，是邊人的《西夏：消逝在歷史記憶中的國度》：

我在課堂上會了每一個朝代，總會有外族入侵的問題，而外族卻是令中國皇帝頗為煩惱的一件事。其實，宋朝也不算弱國，為何對外族卻束手無策，要以歲幣換取和平？令我更有興趣知道西夏是否一個強大的外族，很想認識它的文化。

讀完此書後，我學會了西夏民族的歷史，更重新改變外族在我腦海的印象，原本外族在我眼中是野蠻人，但其實原來西夏有很多宏偉的建築物，而在文化上佛教原來對西夏充滿影響，西夏政權大力提倡的儒學共同構成維護封建統治的大支柱，西夏更仿照宋朝的官制，開辦科舉，顯示出除了武力以外，還有文化力量，解除了在我心中重武輕文的西夏印象。西夏更有自己獨特的文字－西夏文，令我深相信其實外族並不是弱國，只是被歐亞帝國排斥。

我認為書中最有趣的部份，是西夏獨特的文字。西夏文是獨立於漢字之外的一種全新方塊文字。初看與漢字相似，細看又與漢字無一相同。因為它是模仿漢字的構字方法，借用漢字的基本筆劃重新創制的。它的基本筆劃，也與漢字的點、橫、豎、撇、左拐、右提，但卻沒有漢字常見的豎橺。筆劃繁多，結構複雜，多數都十畫以上，認記、書寫都有一定難度。想不到一直在我心中是野變的西夏，竟能創出筆劃如此繁多和結構複雜的文字。

看完此書後，我想借閱更多外族的書。是否有外族像西夏一樣，仿照宋朝的官和政令而成功？我們經常忽略外族的存在，隻字不提，引致對外族的誤會，就好像西夏一樣，它能有自己獨特的文字，有工藝高技術高的宏偉建築物，有文化宗教的修養－佛教，這顯示出我們一直忽略了外族的文化特色。

布洛陀－百越僚人

嘉璟文章充滿好奇，而恩惠的文字較深邃，她的讀書報告，鑽到地緣、血緣的深處，還探究「圖騰」在民族發展的作用，「圖騰」這個詞，我要到中六才弄清楚呢。她借閱了梁庭望和廖明基的《布洛陀：百越僚人的始祖圖騰》，以下是她的文章：

於堂上，我學會了外族的狠勁，令我有興趣知道到底一個民族如何擁有自己的文化，為何要對外不斷擴展自己的領域？雖然這本書不能回答我的問題，但卻告訴了我百越僚人的古老風俗。

現今的社會，大眾都對有血緣關係的愛情，視為不倫之戀，但百越僚人為要繁衍更多後代，而發展血緣婚。隨著百越僚人的消失，血緣婚也消聲匿跡。我也知道，「狼圖騰」也是氏族的產物。

我認為書中最有趣的部份，是圖騰的章節。因為圖騰的形象非常鮮明，才能成灴幅幅使人敬畏的藝術品。這些圖騰使我非常敬佩以往的百越僚人，因為他們竟能用人手在銅器上刻上各式各樣的圖騰，而且圖騰有著精細的細節。圖騰亦成為中華文明的遺跡，我們更應該去感謝古人的發現。另外，圖騰的出現是否又是一種藝術呢？這令我深信百越僚人其實擁有一定的生活經驗，不應受我們的冷眼。

看完此書後，我想知道更多外族的歷史。即使他們曾是中國皇朝的敵人，但外族的生活，一直對中國歷史有著深遠的影響，我不希望我只認識他們入侵中國的一面。我希望知道沒有在歷史堂上學過的民族知識，減低對他們的偏見。

圖說遼、西夏、金

北宋歷史，一直給中國歷史學者說成「積貧和積弱」，但我認為宋代與列國平起平坐，我們透過宋人的眼睛，能一窺外族文化的繽紛燦爛。歷史，永遠也教不完，我請同學自行借閱外族歷史的書籍，我在復活假後陸續收到學生的閱讀報告，驚喜萬分。以下是嘉璟的報告，她借閱了龔書鐸、劉德麟的《圖說遼、西夏、金》：

在課堂上，我知道了外族在北宋時十分強大，所以我很有興趣知道這些外族強大的原因和外族的歷史，而這本書就一一解釋了，我較喜歡代的「特色鮮明的遼代文學」。

在書本中，我知道了原來外族也跟我們中國差不多，也有官員干政、母后專政的情況，難道亞洲國家的歷史都是這樣的嗎？我也知道了這些外族的日常風俗，契丹人就像蒙古人一樣，沒有定居的地方。我認識到遼代文學，原來契丹人在語言的運用很獨特，善於使用比喻來評價事物，像用「空車走峻板」形容人說話隨便，不加收斂。

我認為書中最有趣的部份是「遼代手工藝品」，我認為繫鏈水晶杯很特別，一個杯都可以佩帶在身上，雖然是很小的一個，還是用水晶造的，不怕它們破掉嗎？那條鏈子還是金造的，難道不怕別人搶走嗎？還有，以前外族的公主出嫁都要戴一圈小的，再戴一圈大的，就跟現代一樣，很豪華，真想去古代看一下他們的婚禮。而且，大多數的手工藝品都是戴在身上或放在家中，並且沒有像現代的戒指。

看完此書很，我想借閱遼國歷史的書，因為我想知道更多遼國的生活習慣和習俗，我更想了解他們的語言文化，用「比喻」這種間接的方法批評別人，我很想學習。我還想知道遼國的女孩出嫁的時候，需要做什麼，會不會像傳統的中國出嫁方法一樣呢？還是差不多呢？

學生心中的絲路

為了配合跨學科研習的「旅遊」主題，又要配合歷史科的進度，我選擇了絲綢之路為兩星期的研習範疇。中二學生對歷史人物的經歷比較有興趣，於是我整理了漢代的張騫及東晉的法顯，讓學生從他們身上探究古今行遊之別。行旅與旅遊，一字之差，古代行旅，一去並不一定能回頭。

跨學科研習完結，我請同學借閱一本關於絲路之書，特別推介井上靖的歷史小說，新年假後，陸續收到學生的閱讀報告，嘉璟和紅紅的文章很有意思，現放在網誌，以下是嘉璟的分享：

在東晉時期，戰爭氾濫的時代，人們都不聊生，心裏都無依無靠。這時，宗教成為人民心靈上維一的依靠，去學習梵語，西去取經，他是第一個取得經又能回來的人，法顯的心是在爭扎？恐懼？衰傷？高興？

出發時，我相信他是為民，抱着尋找希望的心情去取經。以他這樣的年齡已經是非常長壽的了，他還要去取經，這對一個老年人來說已是很困難的事。還遇上風浪，如果讓現代的老人走稍遠一點的地方，他們便會擺手說不．但法顯還繼續堅持下去，為了他信任的人們。

法顯是將佛教在中國發揚光大的人，跟﹤西遊記﹥中的唐僧一樣，西行取經．出家人，心中毫無雜念，像一本字典一樣。法顯為人民，為國家，為了他自己心中和百姓們心中的信仰，離晉西行是他所選的道路。人們現代的佛教，如果沒有法顯，佛教現在在哪呢？法顯，可說是佛教的傳教人，像其他教一樣，心中的信仰是心裏的依靠。

以下是紅紅的分享：

我在課堂上學到了以古人行旅的心態，去比較現代人的旅遊。古人出行，並不只是為了遊山玩水，而且需要考慮生理條件，面對未知的路途，能夠安全回家，已算是大幸，因此令我更想知道更多前往西域的心態，又或者是所見所聞。

最後，我讀了井上靖的《敦煌》，我現在知道敦煌的歷史背景，學懂怎樣將歷史資料轉變為活生生的文字、有生命的文字，我很佩服井上靖以小說模式，透過書中人介紹敦煌的歷史。看完此書後，我想借閱關於流浪的書，因為我想知道流浪的心境是如何，是否與古人行旅的心態相似？流浪讓心靈得著，一個人處於陌生的地方，一切都由零開始，一個人漫無目的、拋開城市中的喧鬧，面對幾天的新生活，或許，心靈上重新整理，我認為流浪是很有意義的「旅行」，思考模式也許也會因此而變，長大後有可能我會嘗試流浪一下。

絲路旅人－張騫

離開熟悉的地方，邁步挺進未知之境，哪管有沒有路，足跡所至，便走出一條路來。西域，是異想的國度。《漢書．西域傳》說：西域……南北有大山，東則接漢，迄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簡單來說，離開以後的那片朦朧，便是西域，西域就是那片予人無限聯想、自我放逐的國度，可以出走卻未必能夠回頭的他方。

井上靖先生是幸運的，他遨遊的新疆，還留有西域的餘風，歷劫歸來，他寫成了《敦煌》，化身成北宋士人趙行德，穿過時光隧道，重返歷史現場，當外族與北宋平起平坐，契丹與西夏有如虎狼，異族的愛情更添淒美，浪子的悲怨更是迴腸。他雖身為日本文學家，卻能走進中國歷史的心懷，只因西域的召喚，從來沒有國界。究竟，張騫是否同樣地聽到這個召喚，才毅然往西走、再往西走，直至找到了聲音的源頭才東向回頭？當匈奴單于厲聲說：「月氏在我的北方，我會讓漢朝的使者走到那裡嗎？如果我要串通你們南方的越國，漢朝會任憑我去嗎？」面對這樣的質詢，張騫的心情究竟又是怎樣？

匈奴一直是漢的大患，漢高祖白登之圍後，匈奴氣焰更盛，自此推行的和親外交政策，只算是屈辱求和。年紀輕輕的張騫，對這件事情應該不會陌生吧。同樣年少的，還有十九歲的漢武帝，雖然他登基只有三年，已得董仲舒獻「天人三策」，雄心萬丈，甚至要「斷匈奴右臂」，張騫自薦，得武帝垂青。張騫出使西域，除了為國為民的大情，也應該存著一份知遇之恩的私情吧。所以，當張騫面對匈奴單于的質問時，他腦海可能也閃過武帝的面容，風嘯嘯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已不再想是否能復還。

冒險家需要過人的鬥志，但我相信，張騫擁有更多的機智，否則，他又怎能蟄伏於匈奴人之中？我們不知張騫如何回應單于的質詢，但我們知道，連匈奴單于也希望拉攏張騫，賜他一匈奴女子為妻。張騫有何魅力，令漢武帝和匈奴單于都對他如此信任？傳說他才智過人，但我相信，更吸引人的，是他的人格魅力，那些勇於承擔、為理想奮進的人皆有的氣質。就好像褚威格筆下那些歷史巨人，閃耀於人類歷史燦爛的夜空。他讓匈奴人以為他終於屈服了，放下了當年的理想。如果張騫只滿足於三餐溫飽，如果張騫只耽於天倫之樂，他已經到達終點，只是終點從漢土移到西域。不過，十年過去了，夢想未滅，西域的召喚也從沒停過。他決意再走那人跡罕至之路，沿天山北路，穿過疏勒，越過葱嶺，終於走到月氏。

歷史的成敗，從來就超出人的預計。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是最偉大的失敗之旅，因為他要到的，本來是印度，而不是美洲。同樣地，張騫之行，也是一次偉大的失敗之旅。十年過去，事過境遷，月氏與匈奴再沒有不共戴天的仇怨，張騫可說是空手而回，但他矚目所及、足跡所至，皆為後來的王者所有。真有如羅馬凱撒的名言：I came, I saw, I conquered (Vini, vidi, vici)。只不過，張騫不是王者，只為是為王者鋪路的先行者。

張騫是幸運的，他兩出西域，兩次被擄，仍能衣錦還鄉，再沒有遺恨，也沒有未酬的壯志，那一年漢武帝43歲。十五年後，即漢武帝58歲那一年，飛將軍李陵降於匈奴，遭群臣指責，司馬遷為他伸冤，又被漢武帝處以宮刑。如果張騫還在，他會否為身陷險境的李陵說項？又或者，他遇到的不是年輕而充滿魄力的漢武帝，而是垂垂老去、執迷不悟的漢武帝，他還會否重回大漢？能夠鑿空而回，是個人的意志，也得靠命運的機遇。

歷史充滿太多的偶然，走出來的路，跟路走的人。路難行，因路徑難辨；行路難，也因人跡罕至。西域的歷史本身就是一條命運交錯的路徑，後人跟著前人的足印走，又往往蓋住了前人的足跡。張騫的足跡，不單在看得見的新疆，更在那看不見的西域。

後記：我喜歡楊杰的分享，他說：「因為現時我仍是一名少年，我十分知道我們這類青少年的好奇心與好勝心。我們會盡一切去探求未知的知識，由此我猜想剛開始他只是抱著一顆好奇心，可是在途中他看到匈奴的殘忍，他漸漸深知自己的責任，他是為了漢朝的百姓安危，故他必須要找到大月氏。所以他不管單于如何利誘，他心中也只有漢朝百姓，一直等待機會逃走。」

文化是原罪？

近日為西周的教學備課，正思考禮樂制度和宗法制度的問題，周公是否為了社會穩定犧牲了個人權利和自由（雖然我不斷提醒自己這兩個是非常近代的概念）？碰巧我正看謝錦桂毓的《做自是是最深刻的反叛》和陳志武的《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謝錦是台灣輔仁大學的中文教授，他說「人是不能教的，只能幫助他發現自己」。我想知道他如何運用中文課程，幫助學生「做自己」，他不只是教中文，他要學生「學做人」。讀陳志武的《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是預備通識科的現代中國單元。巧合的是，兩本書都提到禮樂制度和宗法制度對現代中國教育和經濟的影響。

謝錦說，「我們的祖先在殷周之際這個關鍵的選擇點上，淡化了自然因素，強化了血緣因素，建立了宗法制度，......從此，即使經過四百年，宗法制度隨著西周亡而崩壞，但其結構和精神卻做為生存模型一直滲透到民間。......把完整的人規定並塑造成一個特定角色，不能有個人情志，一切只為等級尊卑服務。在尊卑主從的人際網絡裡，每個人要盡其所能，把自己的位置、角色認清楚，察顏觀色，取悅身邊的每個人，尤其長輩，至於什麼是自我，非所問，不必問，不能問。這樣形塑出來合乎禮義法度的角色，就中國人所理解的人，這是人嗎？」

謝錦借用中文課堂的文本，帶領學生認識自己，反思自己如何被這種中國文化的「原罪」所壓制，提出「做自己生命的主人，玩雙贏的遊戲」的教學理念，帶領學生通過文學文本，一步步挺進信念的核心，解脫文化的束縛。我邊讀邊想，我是否也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被儒家文化束縛，只求做個別人眼中的「乖仔」，而忘記要做自己？又或者，謝錦的看法有失偏頗，未分別孔孟的儒家文化與宋以降僵化儒學的分別？

當我正在質疑的時候，陳志武在《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提到，「儒家文化的核心是按照天然的長幼以及男女將個人編入一個等級組織中，然後，根據出生位置給他課以一輩子不變的責任與義務。......保證父母、兄長以及其他長者的投資有回報。不以個人權利旦以名分界定的等級結構，的確讓中國社會在兩千五百年中基本不變，但這種文化也閹割了中國人的個性，閹割了中國人的創造力。」陳志武想說明的，是以社會和諧為籍口限制個人權利，並非現代中國的政治理念，也是西周以降的治國方略，但中國人一直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我並不希望在此妄下結論，只是我在備課和教學時已想到這個問題，恰巧我讀到的兩位作者（國文教師和經濟學家）也對此提出批判，所以在這裡發表，讓同學參考。

周初封建問題

問題永遠比答案多。不要以為教學十年，讀史二十多年，對歷史便瞭如指掌，胸有成竹。我每次講解歷史的時候，都發現一些沒有想過的問題，就好像剛過去的課堂，當我講解周初三監之亂的時候，我本來只想指出，三監之亂令周公制禮作樂，以填補第一次封建制度只顧分配土地、忽視周天子地位的問題。

不過，我突然想到，三監之亂的意義，是管叔、霍叔和蔡叔破壞了周初以親族血緣為基礎的信任。我相信三監之亂後，周公的處境非常尷尬，基於當時的技術限制，周王難以直接控制領土，周公仍要依賴親族和血緣的網絡協助周室統治，但另一方面，經過三監之亂，他亦明白血緣的脆弱（日防夜防，家賊難防），於是又要建立一些制度限制親族的威脅。於是，禮樂制度也好，宗法制度也好，其目的是要淡化親族力量對周天子的威脅。無論你是多麼賢能，只要你不是長子，你便不能繼承父親的社會地位，而禮樂制度又進一步規定不同社會階層的人民生活，吃什麼穿什麼都有明文規定，甚至連婦女採摘的花草也有限制（我跟同學說過，《詩經》中〈關雎〉最動人的地方不單是窈窕淑女，而是她正採摘荇菜，因為荇菜是高等婦女才能採摘的水草）。於是，在禮樂制度和宗法制度下的社會，是各就其位、超穩定的社會，人人安「份」守「己」，為了維持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人只會向下流動，避免任可個人力量破壞社會秩序。

西周國祚三百多年，是中國歷史最長的朝代（所以我從來不覺得封建制度是失敗的），我們只知道周公制禮作樂，但周公以什麼方法讓人民（特別是三監之亂後的人）相信個人在社會中有特定的位置？雖然，我不能將今日的「以社會穩定壓倒一切」來理解周的秩序，但我也很好奇，為何周的人民會接受周公的禮樂和宗法制度？禮樂制度中對個人的社會行為規範，和宗法制度中尊卑的位置，成為周代人民的信仰，是什麼讓他們甘於活在一個只能向下流動的社會之中？我相信今日的中國領導人，極希望學習周公，讓中國人都相信社會穩定比個人權利更重要。

其實，再細想下去，我開始懷疑當時的周人並不知道禮樂制和宗法制度對個人力量和權利有所壓制。首先，禮樂制度和宗法制度雖然限制了個人權利（其實我想盡量避免用「權利」這個很現代的概念），但同時這個制度也將特權賦予給大部份的人（只要你不是奴隸）。以士的階層為例，他們的權利好像被諸候限制，但他們卻能透過限制平民的權利而表明自己的特權。其次，周天子好像至高無上，但實際上他卻將部份權力賦予給諸候，而諸候又將權利下放給卿大夫，如此類推，除了奴隸外，每個階層都是被統治的，又同時在統治。於是，只要不常見到統治者（即諸候不常見天子，卿不常見諸候，士不常見卿），他們即覺得自己是擁有特權的人。

我想，周公制禮作樂，設立宗法制度，就是承認血緣的不可信性，我甚至覺得，禮樂和宗法制度是建立在不信任之上，周公讓每個人都成為既得利益者和監察者，諸侯只有共同維持周天子的地位，他們才能防止卿大夫挑戰自己的地位，卿大夫和士的關係亦是如此，由於社會不同階層的人都是相對的既得利益者，他們便會共同對付那些「以下犯上」的人，因為他們不單是挑戰任何的個人特權，而是破壞整個利益分配系統。

「中國」歷史是怎麼的一回事？

初中讀中史，打開課本，從黃帝神農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老師侃侃而談，我們死記硬背，將一切短期記憶留給某幾個朝代，就像電腦的工作記憶體，容量不要太大，只要剛剛應付好那幾個朝代便夠了，可是不知怎的，那些歷史事件就是進不了硬盤，過得三兩年，高中再次接觸的時候，又像沒有聽過記過背過一樣。我喜歡中史，並不是因為我真的愛讀歷史，而是中史科給我炫耀大容量的短期記憶的機會。畢竟，當同學的RAM數只有2G，而我已經擁有4G的時候，我還是會飄飄然的。

不過，身為教師，我並不希望將我的滿足感，建基學生的短期記憶之上。我反而覺得，中國歷史浩翰無邊，與其帶著確定的答案離開課室，何不讓學生都帶著問題升讀高中？或者，那一個問題將會成為他日後研習歷史的動力？於是，中國歷史第一課，我便要學生思考什麼是「中國」歷史。「中國」兩個字，看似理所當然，但當我問學生什麼是中國的時候，他們很困惑。有學生說，中國就是「內地」。很好的答案，但內和外的邊界在哪裡？怎樣劃分內和外？先有邊界才有「中國」，還是先有「中國」後才有邊界？過去三千年，「中國」的邊界有變動嗎？一片寂靜，但我感受到學生的腦袋在轉動。

然後，有學生說，「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很好，現在國際社會說的一個「中國」，就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你想台灣人會接受嗎？他們說「中國」是「中華民國」才對，有些台灣人覺得自己是「中國人」，但又不接受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他們才「去中國化」，最後乾脆說自己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了。如果中國歷史的「中國」單單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我們只需讀六十年的歷史便足夠了，何需橫跨數千年？

有同學立刻打開中文課本，給他找了一個看似無敵的定義。他說，中國是由黃皮膚黑頭髮的漢族為主的多民族國家。我問他是漢族嗎？他說是的。我再問他，三千多年前居住在這裡的人是漢族的嗎？今日的漢族有沒有外族的血緣？我說，二千多年前，這裡還是越人聚居之地，馬灣人的人種更像東南亞原住民的人種，史書也說這裡的人斷髮紋身，入水與蛟龍鬥。我相信南方的漢人是帶著越族黎族等原住民的血統的，所以中國歷史並不只是「漢人」的歷史。

本來以為自己很清楚知道什麼是「中國」歷史的同學，給我越弄越模糊，從確定變得不大確定。是的，我覺得我們必須經常審視認為很確定的東西。當我們說中國歷史時，我們有時候指政治的「中國」歷史（一朝一姓，一家／黨一天下），有時我們指地理的「中國」歷史（中原與邊疆／外族與內族），也會指文化「中國」歷史（傳統與融和）。我更希望學生知道，歷史中的「中國」，從來並不是確定的，而是一直變化／變形，是一個演變中的概念，多於一個既定的事實。

如果今日的中國還有那份兼容力的話，我想更多人願意相信自己是中國人。

玄武門之變－從個人野心到制度失效

農曆年假讓我能悠閒地工作，悠閒的心境，令頭腦等別清醒。我一直想，如何幫助中二級的同學學習歷史人物評價。說實話，我覺得中學生並非不懂得評價，特別在香港，他們從小耳濡目染，都聽到媒體對某人的指指點點，我們不教，他們都懂得對人評頭品足，所以，他們要學習的，不是評價，而是不要過中下判斷。

就以玄武門之變為例，由於唐太宗李世民的貞觀治世吧，一直以來，歷史書都是輕輕帶過這件歷史事件，好像還要為李世民避諱似的，但我認為，學生正好從這件事件中，學習如何評價歷史人物。於是，我先以胡戟的一段話開始，他在評論隋煬帝時說：隋煬帝所做的，唐太宗李世民也做了。他指的當然是骨肉相殘，楊廣和李世民都殺了太子兄長，奪取皇權。不過，我提供更多的資料，讓學生進入李世民的歷史處境，讓學生知道李世民也身處險境。例如，當突厥數萬騎侵略中國，弟弟元吉代世民督軍北征，更將世民的勇將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秦叔寶領軍，後來有人向世民告密說：「太子建成告訴元吉，現在你得到秦王的驍將精兵，擁萬之眾，我會命壯士把秦王殺死，再向皇上告說秦王得急病死去，皇上大致不會不信。」

我當然不是要將李世民殺兄弟的玄武門之變合理化，而是要學生在一個情境和脈絡中，先理解歷史人物的處境，然後再分析事件的起因，而不是單單以「個人野心」或「殘忍」等形容詞，套在歷史人物的頭上。我再讓學生分析以下年表：

在位君主	事件
唐高祖	玄武門之變後，傳皇位予李世民
武后	唐中宗復辟，迫武后退位
唐中宗	太子重俊政變失敗，被殺
溫王重茂	李隆基政變殺韋后，逼溫王重茂退位擁立睿宗
唐順宗	太子純逼順宗退位，是為憲宗
唐昭宗	宦官將昭宗囚禁，立太子為帝

時代	太子的遭遇
高祖	太子建成被殺
太宗	太子承乾為廢為庶人
高宗	太子李忠被廢及賜死
中宗	太子李重潤被武后杖殺
睿宗	太子李隆基承皇位
玄宗	太子李瑛被廢賜死
肅宗	太子李豫繼承皇位
代宗	太子李适繼承皇位
德宗	太子李誦繼承皇位
順宗	太子李純繼承皇位
憲宗	太子李憲於元和六年死
穆宗	太子李湛繼承皇位
文宗	太子李承暴斃
宣宗	太子李漼繼承皇位
懿宗	太子李儇繼承皇位
僖宗	太子李曄繼承皇位
昭宗	太子李裕被廢

學生從以上年表中，得知從隋代到唐代，太子奪位的事件屢見不鮮，除了個別王子的個人野心外，亦反映了魏晉南北朝以後胡漢融和令秦漢「重嫡皇不重長、重長不重賢」的繼承方法，不能平衡諸王子的利益衝突，再加上中國皇帝擁有絕對的權力，王子爭位成為贏者通吃的遊戲，更加劇了諸王子的內鬥。學生必須將玄武門之變，放入更深更長的歷史脈絡，將焦點從個人問題轉到更宏觀的制度問題，才能作出合理的評價。

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些權力慾，除了以教化的方法，以文明和道德限制權力慾外，還需要以公平、公正和公開的制度，讓個人以理性的方法取得權力。學生下一步要思考的，就是中國歷史上下五千年，現在的中國有沒有一套制度，能避免權力交接時的暴力殘殺？

統一與秦化

錢穆先生說：「郡縣制之天下，天下為一家，可以永久和平；封建則依然列國林立，難免會再爆發戰爭，所以秦始皇廢封建，行郡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功績。」教學的時候，我不斷反思這句說話，從信相到質疑，究竟列國林立是否必然會引致戰爭？所謂的一家，是共同的家，還是一人的家？秦朝統一中國是否將中國秦化？

我經常想，西周以小國治大國，缺乏管治的能力，唯有以封建制度減輕天子的負擔，西周國祚超過二百五十年，不可說封建制失敗。西周時期，國土的擁有權在天子，所謂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實質的管治權，卻在諸候，而在封國內，管治權又層層下放，卿大夫又管治自己的食邑，權利是相對的，在禮樂制度下互相制衡，是一國多制，周朝可算是一個「存同求異」的時期，我想，如果能回到西周時期的中國旅行，其間的異國情調必比現在的歐洲還豐富，見楚人狂歌，或見齊人經商，又見秦人好鬥，百花齊放，人才濟濟。這些地域和文化差異，是東周爭霸與戰國局面的主因嗎？

讀近代歐洲歷史的時候，我們必然會討論德國的統一（unification）是否將整個德國變為更大的普魯士（Prussianization），意即一個地區的文化，成為整個國家的標準。我想，所謂的秦代統一，並非基於共同利益而自願走向的統一（unification），反而是秦國以強大的武力，將秦國的文化及標準，硬加在人民之上，也就是標準化（Standardization）。所以，秦朝實施的度量衡、文字或車軌政策，並非嚴格的統一政策，我反而覺得是秦化政策，要將不同文化傳統的人，都變成秦人，連我們現在被稱為中國人（Chinese），都是秦（Chin）的人的意思。這樣一來，雖然國與國之間的矛盾好像在郡縣制之下消失，但換來的卻是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衝突，令中國歷史變為一系列治亂興衰的上層、下層對抗史，中國亦由「存同（共同的天子）求異（各自的文化）」的社會，變成「求同（標準化的統一）存異（地方特色）」的政治體系。

當我說到「秦化」的時候，中二的同學聯想起中一時學過的「日化」政策，香港人被迫學日語，慶祝天皇壽辰，改用日本街名，我問他們，如果二戰後日化政策成功，我們能否說日本統一中國，避免了國與國之間的衝突？他們說不可以。那麼，為何「統一」政策只用秦國的文字與貨幣？當時六國的遺民沒有反對嗎？有些學生說，長遠而言，統一政策減少了六國遺民的對抗，但我們能以後代的利益，犧牲整整一代人的福祉嗎？不要忘記，歐洲經歷了兩次大戰，也在談「統一」（或一體化），但在通用的歐羅硬背上，還印刻著不同國家的象徵。

我總覺得中國是太早熟的文明，就像未有足夠的身體和心理條件，便誕下了「統一」這個孩子。中國歷史走到現在，不可能重頭再來，也不會重行封建。不過，我們卻要從歷史中反思，我們所談的統一，只是一個強力的中央透過減少地方的差異，達到表面的和平，亦即穩定壓倒一切，簡而言之，中國的統一，只是不斷地標準化（Standardization），離包容性的統一、尊重不同文化卻願意因著共同利益而走在一起的統一（unification）差距甚遠。

如果只有郡縣制才能令天下一家，而標準化就是統一，現在的世界，還需要聯合國嗎？世界歷史能再承受多一個秦始皇嗎？

歷史圖像

張元老師去年七月在香港中文大學發表文章，說教師應該多用《資治通鑑》幫助學生建立歷史圖像，我按圖索驥，借閱了何兆武的《歷史與歷史學》，也很希望嘗試與學生一讀《資治通鑑》，長期以來，《史記》與《資治通鑑》成為了中文科的課文，學生多從文學角度欣賞兩立司馬先生的作品，現在我希望借兩書重構歷史圖像，所以選擇了一些文章讓學生閱讀。

教到春秋戰國時，歷史課程大多集中在封建制度與分裂的關係，也講一些民族融和百家爭鳴的影響，但我總覺得這樣教春秋戰國欠一點人情味，我希望讓這段歷史變得有血有肉，所以要學生讀《資治通鑑》中關於魏文侯的六個小段落。我第一個要想的問題是，如何讓中二學生明白文言文？我設計了一個很簡單的任務，就是要學生將其中兩個故事改寫成話劇，由於他們要完成功課，所以都專心聽我講解。

《資治通鑑》的文字是超濃縮的，如果學生不去想像當時的歷史情景，根本不能明白其中的含意。就如第一個故事，「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每個段干木之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其實，我需要解釋的，只有「式」這個動詞，「式」就是俯身向扶手，表示敬意，其化文字淺白，學生應能理解。可是，這個故事所說的，其實只有時序關係，三件事件由先至後，但為何魏文侯拜師後，又向一個平民敬禮，而敬禮後又有賢士歸附？學生必須揣摩其中的因果關係。我也提醒學生，一個「侯」要以「子」為師，而更要向一個平民「式」，這個情況在西周時有可能嗎？當然沒有可能了，學生都清楚，因為周是個「下流社會」（只會向下流動的禮樂社會），一個侯怎會向一個平民「式」？

多番討論後，學生大致明白這個故事。中二的江偉鵬同學便改編成以下的情境：

魏文侯拜卜夏和田方為師，他問：「如何能把四方士召集過來呢？」卜夏和田方說，只要你每次在段干木家外都向他行禮，便可以了。」有人看見，便知道魏文侯不理出身，只在乎才幹，於是四方賢士都過來了。

我問他們，從《資治通鑑》的六則故事中可以看到哪些社會轉變？他們都能說出過去「重嫡不重長，重長不重賢」的社會秩序正在崩潰，我問他們有哪些價值取代了舊的價值？他們說仁、義、謙、賢等價值。我問他們是誰提倡這些價值的，他們記起了之前課堂所讀的孔子。最後，我要提醒他們，《資治通鑑》是宋人馬馬光著，與戰國年代相距千多年，與事實可能有出入，宋人也會借歷史作價值教育，但學生必須明白，歷史並非一門辨別真假的學問，只問原因、經過和結果的學問。

蒙古－軍事突出國

堺屋太一在《如果現在是歷史》中對蒙古的分析非常獨到，他說蒙古比希臘聰明，因為知道自己限制所在，所以無意充當世界領袖的角色，一直遵從「軍事突出」的祖訓，令蒙古帝國享有過百年的歷史。
他指出，蒙古帝不單在征服戰爭中取得勝利，還在政治方面顯出卓越的能力，馬可勃羅東遊，證明了蒙古統治下的帝國治安良好，歐亞大陸正受益於「蒙古的和平」。另外，蒙古自知經濟和文化上無任何優點可以向被征服的民族誇示，於是容許各民族繼續信奉自己的宗教，耶律楚材、長春真人和伊朗高僧都能自由講談佛教、道教和回教，其中「六字真言碑」最能反映蒙古寬容的宗教政策。

蒙古人雖然打通了歐亞貿易，為陸路經濟打好基礎，但蒙古人非常珍視樸實的生活模式，並沒多染指於漢人和阿拉伯人的貿易活動。堺屋太一總結說，「統治中國和伊朗的蒙古王朝，曾成為文化的需求者，卻未嘗試圖成為生產者。蒙古的主流派，很聰明地除了對軍事上的優越之外，對其他的事情都不感興趣。」

蒙古人並沒有以軍事力量強迫征服地域接受蒙古文化，摔角和蒙古服飾並未普及，但原來在十四世紀的時候，蒙古面容曾經是歐洲風尚。意大利畫家喬陶（Giotto Bondone）的聖芳濟壁畫，有很多蒙古人的特徵；而西恩那（Siena）的畫家也把聖者畫成蒙古人的模樣；俄羅斯貴族將雙腿弄成蒙古人的O字型。我們今日將「蒙古人」看為「黃禍」的始作俑者，和十四世紀歐洲人對蒙古人的印象，相去甚遠。

許倬雲談康雍乾

許倬雲先生提到，康雍乾三朝和文景武三朝的模式是相似的。因為他們都是守成之主，都要把開國君主創業時應時代而生的做法，漸漸變成一套治國理念。以康熙為例，他按照順治的方式，與民休息，獲得民心，正如漢文帝隨高祖的做法，無為而治，於是經過康熙一朝，國泰民安，再沒有人反對清人的統治了。

可是與民休息後，貪污問題變得嚴重，國庫亦因稅收不足而空虛，雍正便下定決心，如漢景帝一樣，收拾爛局，於是嚴刑峻法，整理吏治，打蒙古，拉西藏，治黃河，清貪污，積國庫，好不容易才替清政府留下一筆金錢。

於是，乾隆上場了，他和漢武帝一樣，都想做點事情，超越以前的君主，既然財政儲備充足，便放手一搏，南征北討，修四庫全書，文治武功，自詡「十全老人」，然後再修歷代帝王廟，表明自己不下於任何中國皇帝。乾隆和漢武帝一樣，特政府的錢大花特花，好為自己留下英名。

康雍乾是否模仿文景武？許倬雲先生認為不一定，是發展到這樣的情勢，就會有那個需求，有需康就有相同的做法。什麼情勢？什麼需求？什麼做法？同學可能要自己思考一下了。

康雍乾與盛世

花了很多時間，預備中二的最後一個課堂。很多歷史課程，只和學生探討清初出現盛世的原因，不外乎清初的高壓懷柔政策，又或是君主英明，無論怎樣探究，都假設了康雍乾三朝是個盛世。可是，清代要面對的，不再是西北的遊牧民族，而是從海路而來的西方力量，如果我們再將眼光囿於長城附近的疆域，便錯過了十五世紀以後，無論是鄭和下西洋或是達伽瑪繞過好望角後，東西方開始接觸與互動的形勢了。
為要學生理解康雍乾三朝的情況，我讓他們分析清初的版圖，人口數字和經濟數據，與歷朝比較，清初三帝的政績令人印象深刻，學生都大感讚嘆。

朝代	人口數字
581--600年(隋開皇中)	約4450萬人
740年(唐開元二十八年)	4844萬人
1080年(北宋元豐三年)	3330萬人
1290年(元至元二十七年)	5883萬人
1403年(明永樂元年)	6659萬人
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	2034萬人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	31049萬人

其實不只學生，連啟蒙運動時期的思想家也很佩服中國的成就，我也讓學生讀讀伏爾泰和狄德羅的說話，雖然他們不大認識兩位思想家，但當他們讀到伏爾泰說「我們不能像中國人一樣，真是大不幸」，和狄德羅說「中國民族，其歷史的悠久、文化、藝術、智慧、政治、哲學的趣味，無不在所有民族之上」時，他們的心裡也不免沾沾自喜。我問他們是否同意兩位歐洲哲人的看法，逸正大表贊同，並認為文字獄等高壓政策，並不影響他對康雍乾三朝盛世的評價。我再問同學，兩位哲人的話全面及可信嗎？卓佳便說不可信，因為他們未在中國生活過，並不了解中國。我解釋，他們的目的並不是讚美中國，而是借中國批評歐洲。

歐洲真的很差嗎？我讓學生分析1700至1952年世界主要國家的經濟數據，他們發現1820年以後，中國急促下跌，而美國和歐洲卻超越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究竟發生什麼事情？學生重溫中國的人口數字，認為中國人口太多，土地不足，導致經濟崩潰，畢竟中國人口突破三億大關，始於清朝，是歷代所未見的。

還有很多解釋，包括西方工業革命後的殖民擴張，中國社會和經濟停滯不前，甚或是鴉片毒害中國人的身心，這些都是同學下一個學年要處理的問題，但我特別指出一點，就是當我們不斷強調盛世是屬於「清朝」的時候，歐洲的啟蒙運動，便借助幻想出來的中國，批評歐洲的政治和宗教捆綁，切斷歐洲和某一機構（如教會）或某一皇朝的連結，歐洲是歐洲人的歐洲，不是教會的歐洲，更不是君主的歐洲，也不是任何黨的歐洲，啟蒙運動致力建立的，是一套管治制度。綜觀中國歷史，我們的「盛世」都屬於某些英明君主和某些強勢朝代，究竟中國人的繁榮和穩定，是否只能寄望那些搖搖欲墜的人和事？還是我們從中國歷史之中吸取了教訓，拒絕人治，知道只有建立制度，可能走上安定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