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吸引我重溫的,是奕訢恭親王。學生讀歷史,每每覺得歷史人物都是老人家,忘記了他們也經歷過少年和青春期。鴉片戰爭之時,奕訢不過十歲,到太平天國爆發,也不過十七、八歲,哥哥剛登基,清帝國面對內憂外患,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即使知道帝國正在崩潰,但能夠做的都有限。直到1860年,咸豐出走熱河,只留下他這個皇帝面對列強代表,他才忍辱負重,簽訂《北京條約》,並成立總理衙門,中國第一個外交部,處理外交事宜。那一年,他才二十七歲,一年後咸豐駕崩,年幼的同治即位,奕訢、慈安、慈禧等人以叔嫂共和方式管治帝國,推行洋務運動。我重看他們的年紀,才驚覺他們全都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原來,我們認知的晚清(或同治中興),是由一班滿族年輕人撐起的帝國。這或許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由年輕人執政的時代吧,我們從前讀中史,總會從漢族中心的視角討論曾國藩、李鴻章和左宗棠的貢獻,但相比這些「老人家」,奕訢、奕譞、慈禧、慈安等年輕人更教人驚艷,沒有他們,清朝能延續下去嗎?
以往讀史,都重視康有為、梁啟超和譚嗣同的未竟之功,但今次再備課,我反而聚焦在1884年中法戰爭時兩位少年人的心情。一位是1881年出生、1875年登基的光緒帝,另一位是1866年出生的孫中山。中國戰敗對兩人皆是打擊,對十多歲的光緒帝而言,他等待的是一個脫離慈禧的影響、親自執政的時機,而對於孫中山而言,他確定清廷是沒救的了,如何將朝廷與國家的命運切割,是他未來的工作。就像醫生一樣,要好好拿捏,把清廷這個腫瘤從中國的身上割除。李敖的《北京法源寺》展現了譚嗣同等人的殉國、殉道、殉人精神,那是一班年輕人捨身救國的行動,他們仍寄望光緒能以開明君主的姿態,從上而下,萬眾一心,將中國打造成現代國家。另一方面,孫中山、陸皓東、史堅如等人,亦以年輕生命,拷問共和的可能。
重看這段歷史,才驚覺從1860至1911年的歷史,都是由年輕人主導的,那是一段充滿浪漫、奇想和血淚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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