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裝與解魅

余英時先生談五四運動，與我們這些後學比較，他能以第一身觀察，並抽離反思這個歷史議題。我們所認識的五四運動，基本上不是運動本身，而是戰後兩岸史家及政權不斷包裝的概念，民主、科學、愛國、啟蒙等等，都是後來加上去的。余英時先生以同時代人的身份，指出五四對他而言，就像是遠在天邊的社會事件，胡適和陳獨秀等五四知識份子，對他而言只是個有名氣的讀書人，並不如後來的歷史記載般，以一石激起千層浪的氣勢席捲全中國。

歷史在時間的維度上離我們越來越遠，但某些歷史事件卻吊詭地成為越來越接近我們的生活，我們被加上濾鏡看世界，卻不知道濾鏡的存在。歷史教學的難點，就在於要學生意識到濾鏡的存在。然而，當教師受到上頭來的壓力，要在神不知鬼不覺中替學生戴上濾鏡，赤色的濾鏡，那麼教師又如何自處？批判如何成為可能？

說實話，很佩服五四知識份子的勇氣，即使當時的共產主義信徒如陳獨秀，也是冒著生命危險批判傳統和政權，正如狄德羅形容伏爾泰：在我們心中激發出一種對說謊、無知、偽善、盲目崇拜、專制等強烈的憎恨。而政權最討厭的，正是伏爾泰這樣的知識份子，因為他們能驅除麻木，使人採取行動。

我想的是兩個問題：

1. 將來我如何述說和解說在香港發生的一連串運動？我能否以解魅的方式理解和述說這些歷史事件？

2. 我能否具備伏爾泰的勇氣，以知識激發追尋真理的熱情？

還是有雨

早上頭有些重，起床時已近九時半，慣常地開電話，無意識地按下蘋果動新聞的icon，畫面出現台灣的即時新聞，再一次提醒自己，香港的蘋果新聞已停刊，將台灣動新聞放在電話，就像吸毒者喝美沙酮，頂下癮而已，現實太殘酷，一條法律將香港的自由千刀萬剮，精神飽受凌遲之痛。蘋果主筆被捕，今天網媒宣佈暫停營運，我們還剩下什麼？

天仍在下雨，提神的最好方法，是執屋，經常勤拂拭，莫使惹塵埃。打掃的時候，也可以清空一下思緒，難以靜心，便營造一個更容易靜心的環境。稍靜，開始備課。從1840年代開始，重溫晚清走過的路，但這一次，我想給這段歷史一個視覺。從奕訢的角度，看第一、二次鴉片戰爭，究竟1830年代的中國人為何吃鴉片成癮？本來是權貴階層的風尚，如何轉變為全國的毒癮？為何日本或其他鴉片產地能免於全國性吸鴉片的問題？除了指責英國不道德，中國社會是否也病了？

資料說，1830年代中國人沉迷鴉片，原因包括：一，生活艱苦，要吸食鴉片麻醉自己；二，滿清的奴化政策，使中國人失去生存意義；三，耕地及糧食不足，鴉片可以減低飢餓感。我從前讀這段歷史，都很憤慨，恨中國人的不爭氣，朝生暮死，很沒出息，人家賣鴉片給你，你可以不吸食啊，為何總是窩囊廢的捲縮在床上抽煙？不過，可能人大了，再讀這段歷史，多了一份同情和理解，是什麼令當時的中國人如此消沉？

晩清也不是沒有熱血的部份，孫中山、陸皓東、鄭士良、楊衢雲、史堅如等革命先驅的生命故事便很熱血，不斷以生命測試歷史時機，前仆後繼，今天讀到史堅如謀炸廣東巡撫德壽，後來藥引沒有點著，史堅如心有不甘，再潛返現場點藥引，最後被捕，被判斬首之刑。隨後楊衢雲和鄭士良亦在香港被清廷暗殺和毒殺。表面上，他們是失敗了，但他們的失敗，卻喚醒了維新派及其他綠林人士，那種慷慨就義的精神，可歌可泣，但我不斷在想，除了以鮮血喚醒沉睡者外，還有沒有其他方式？自由與生命，真的不能兼得？

雖然歷史已成，但閱讀的過程，總希望奇蹟出現。如何陸皓東、史堅如、楊衢雲、鄭士良都避過那一劫的話，歷史會否走向不同的結果？又或者，兩廣總督李鴻章在1900年接納香港總督卜力和革命派的建議，建立兩廣共和國，結果又會如何？歷史走向，有時只在乎一念，那一念，影響著許多生生死死。

黎錫先生談《勳業千秋》

百多位師生，為了觀賞黎民偉先生於一九二一年拍攝、一九四一年公映的北伐記錄片《勳業千秋》，擠滿了香港電影資料館的電影院。黎錫先生也親自到場，為師生講解他父親拍攝《勳業千秋》的故事。他說，當時的菲林攝影機必需要用三腳架固定，右手搖菲林，有固定的速度，否則放映時電影會有時快時慢的問題。左手也不是閒著的，因為鏡頭左右調度，也要靠左右搖動。因此，黎民偉先生從一九二一年開始，抬著笨重的攝影設備和菲林，從廣州一路跟隨孫中山和蔣介石北代，記錄軍旅生涯，是一件很不容易的時情。《勳業千秋》是黎民偉導演從十多小時的稿片中剪輯而成的北伐紀錄片，片長只有三十多分鐘，此片公映後也歷盡浩劫。日軍侵略香港時空襲啟德機場，保存影片的廠房險些被炸，黎民偉導演從廠房中搶救此片，此片才重見天日。後來黎民偉導演又用油紙包裏紀錄片的拷貝，藏在水缸中，免被日軍發現銷毀，所以拷貝受潮很嚴重，幾經資料館的修復，才能再度放映。

在影後談的環節，學生提出了很好的問題。例如，此片有明顯的政治立場，是否為國民黨做政治宣傳？為何黎導演只拍攝民眾歡迎北伐隊伍的場面，影片的可信性有多高？黎民偉導演如何可以走到軍閥孫傳芳（敵方）的部隊中拍攝戰爭場面？黎導演剪輯三十多分鐘的片段，根據什麼標準？這些都是好問題，反映了歷史教育的成果。學生觀看紀錄片的時候，也運用了歷史探究的思維，分析史料的用處與局限，並推論影片的立場與信息。讀歷史的人，總會對證據抱著質疑的態度。黎鍚先生雖然補充了很多資料，讓學生明白當時的歷史處境。例如濟南慘案後中國面對亡國的威脅，電影雖然記錄著北伐的事蹟，但影片於一九四一年放映的時候，主要是激發國人團結抗日的精神，已不再是軍閥政黨的是非之爭。不過，電影能夠激發的問題遠多於我們能夠提供的答案，此片可以是研究北伐歷史的珍貴片段，也可以為電影作為政治宣傳的歷史提供重要史料，學生更可借此片探討黎民偉先生的導演生涯。如果學生帶著這些問題離開電影院，或自行搜集相關資料，或在課堂內與教師切磋，甚至將疑問變為獨立研究題目，這對學習歷史將有更大的裨益。

除了歷史思維以外，我也希望學生能帶著歷史情感看《勳業千秋》。如果我們活在一九四一年的中國，中國人正面臨亡國的威脅，日軍空襲的警報隨時響起，電影院經常成為轟炸目標，他們為什麼還要看電影？當看電影不是單純的消費娛樂活動，更是了解最新戰況的渠道，他們看《勳業千秋》時又會想到什麼？我們現在聽到肉緊的旁白時，會覺得很滑稽，但活在一九四一年的中國人聽到慷慨激昂的旁白時，又有什麼感受？或許，這些問題的答案就是日軍千方百計要消滅此片的原因，也是黎民偉導演在臨終時也要家人無論如何要將此片不收分文送給國家的原因。或許，我們沒有黎民偉導演一樣清晰的國家觀念，但黎導演所表現的知識份子風骨、國之將亡匹夫有責的情操，卻值得我們深思。

早會分享：辛亥革命的現代意義

各位同學早晨，我今日代表歷史與文化科在早會分享，題目是「辛亥革命的現代意義」。很感謝學校的安排，將今天的早會交給歷史與文化科負責。一百年前的今日，武昌開出了革命的第一槍，隨後的個半月時間，中國十五個省份宣佈獨立。直至1912年1月1日， 孫中山 先生在南京宣佈中國民國成立，並宣任臨時大總統，幾經斡旋與波折，清帝溥儀於2月12日正式退位。統治了中國二百六十八年的清室正式滅亡，兩千多年的帝制也在中國劃上句號。

 

屈指一算，從革命第一槍到清帝退位，前後大約四個月的時間，但一百年過去了，中國人仍然活在皇帝的陰影中。1916年，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袁世凱，將中華民國變為中華帝國，自稱洪憲帝，但他只過了83天皇帝癮，各省代表反對他恢復帝制，他眾叛親離，最後更幽憤而死，從此以後，再沒有人敢公開自稱為皇帝。1928年後，南京政府成立，蔣介石以黨治國，迫害異己，從大陸到台灣，掀起白色恐怖，亦為後世史家所責難。不過，最諷刺的例子，還是將「革命」掛在嘴邊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在他的統治下，從土地革命（土改）、生產力革命（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他革了地主的命、革了知識分子的命、革了反對者的名、甚至無辜者的命。被他革了命的人數，至今成謎，不過，張戎在她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開宗明義便如此說：「毛澤東，這個主宰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命運數十年，導致至少七千萬中國人在和平時期死亡的統治者……」。很多人認為看毛澤東好比皇帝，但歷史學者余英時先生指出，共產黨專制產生的獨裁者，比歷史上任何一個皇帝更有影響力，因為皇帝的權力只伸延到縣級的官員，但獨裁者的影響力，直達每個人的生活層面。只要大家讀讀近年出版的書，如章詒和女士的《往事並不如煙》、康正果先生的《我的反動自述》等，便明白箇中含意。從袁世凱到毛澤東，我們見到清朝的皇帝雖然退位了，但中國統治者內心的「皇帝癖」仍根深柢固。真正的革命，並不在外部，而在內心。所以，縱然很多歷史學家都指孫中山先生「浪得虛名」，不配做「國父」，但他們並不明白，孫中山先生真正的貢獻，並不在推翻滿清的皇帝，而在於他為求建立民國、辭任大總統的情操。這種大義，才是真正革命的精神。

 

在過去一年，從電視、報章和學校都知道很多革命先烈的故事。從電影《十月圍城》到話劇《斜路黃花》，再到近日不斷播放的《革命的足跡》（掛八號風球那天又是《辛亥革命》「大」電影上畫的日子）。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際，我們彷彿被革命偉人的故事包圍著，他們拋頭臚、灑熱血，為國為民，死而後矣。不過，大家知道革命是什麼回事嗎？關於革命，我真的要仿傚電台和電視台的做法，就是講革命之前，先提醒觀眾和聽眾，以下內容包含血腥和暴力內容，請家長陪同小朋友收聽和觀看。古今中外，除了英國在1688年那次意外的光榮革命外，革命總會流血與犧牲。不信嗎？我相信很多同學（特別是女同學）於世界盃期間都支持法國球隊，而開賽的時候又會聽到法國國歌，你們知道法國國歌原名是《馬賽曲》嗎？你們又知道內容講些什麼嗎？我朗讀歌詞給你們聽吧：「祖國的子民醒來吧！光榮的日子到來了！與我們為敵的 暴 君升起了血腥旗幟！你可曾聽見戰場上，戰士們奮戰的嘶喊聲？他們要闖到我們中間，刺穿我們妻兒的喉嚨！顫抖吧！ 暴 君與獨裁者！你們這些所有善良人們的恥辱！顫抖吧！你們殺害我們父母的陰謀，將會得到應有的報應！每個人都是與你們戰鬥的戰士。如果我們年輕的英雄倒下了，法蘭西將湧現更多新的戰士，隨時準備好與你們戰鬥！武裝起來吧，人民！組成屬於你們的軍隊！前進！前進！讓不純的血浸滿我們的戰溝！」（我不懂法文，唯有從維基百科節錄）。說實話，每次聽這到「馬賽曲」，我都會雞皮疙瘩，不希望這種情境會重現。

 

我們還記得孫中山先生的遺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雖努力」。有學者考證，這句說話並非出自 孫中山 先生之口，乃是汪精衛等人根據孫中山生生的遺囑修改而來。原文應該是：「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餘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雖然如此，我仍然可以感受到 孫中山 先生離世時的擔憂。大家可能還記得民主黨的 司徒華 先生臨終前，為今年六四燭光晚會定下的主題：「平反六四，革命尚未成功；建設民主，同志仍需努力」。相隔一百年的時空， 孫中山 先生和 司徒華 先生念念不忘的，還是「革命尚未成功」。

 

旁觀一百年前轟轟烈烈的事件，我們一方面感謝他們，為中國的未來獻出生命。不過，另一方面，我們也慶幸自己並非生於一百年前，只能在專制皇權與革命之間做選擇。要麼俯首稱臣，對國人被列強欺侮的苦難視若無睹；要麼把性命豁出去，與積弱的晚清同歸於盡，讓中國先死而後生。不過，今時今日，最怕聽到「革命尚未成功」的，其實是中國的領導人。他們最擔心有些人將屬於過去式的辛亥革命，變成現在進行式的政治活動，真的「搞革命」來。據時事評論所說：北京理工大學已取消「辛亥辯論會」，香港歌劇院和康文署合作的大型歌劇《中山．逸仙》亦忽然「被取消」。於是，他們一方面要「慶祝」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但另一方面又要小心翼翼地將「辛亥革命」放置在密封的展覽箱之中、安置在博物館裡，深怕它偷偷溜出來，有如潘朵拉的盒子，一旦打開，後患無窮。

 

過去一年，革命從埃及蔓延至利比亞，茉莉花開遍北非和中東。專制和獨裁的統治，就是革命的溫床。避免革命唯一的方法，就是消滅任何形式的專制。有人認為，台灣的民主化一團糟，不要也罷，但我們真正了解台灣的民主精神嗎？兩年前八八風災的時候，我剛好在台灣，大家都罵台灣的馬英九總統救災不力，動員力差。不過，台灣媒體一直討論，究竟總統的權力在什麼情況下，才能凌駕縣長的權力？高雄縣受災，應該先由高雄縣處理，馬英九當時應否越過高雄縣長（當時是楊秋興）？話雖如此，在民主體制下，總統的權力來自人民，人民有權要求政府保護，所以，馬英九仍要為救災不力負上責任，代表政府向人民鞠躬道歉。我們聽過漢武帝「下詔罪己」，皇帝做錯了，眼中有天，目中無人，但在台灣，我們看到統治者承認責任，向人民低頭，一個簡單的動作，說明了被統治的是「人」，而不是「奴」或「蟻民」。相反，我們的行政長官低過頭嗎？我相信有的，但不在香港，可能在北京。對著市民，香港官員會以「剛愎自用、勇往直前，最後車毀人亡」的言辭恐嚇年青人；對著上一級的官員，卻連自己的尊座也讓了出來。回首歷史，香港一直是反抗皇權的基地，晚清的時候，更是革命精神之鄉。為何今時今日，有些香港人卻走回頭路，甘於當個奴才？當奴，當奴，勿不奴！革命尚未成功，是因為我們奴性未除，時時刻刻把別人當皇帝，自己聽聽話話，抱著「我會做好呢份工」的心態過活。

 

皇權與奴才，是專制的一體兩面。只要有奴才，不同形式的專制仍然會出現。只要有專制，革命便有機會爆發。我們看見，中國還有很多人，不與專制妥協，甘受牢獄之苦。容我引用劉曉波先生的《我沒有敵人》的話作結：「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裡，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裡，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裡，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裡，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當劉曉波先生的夢想實現之時，就是革命從中國永遠消失之日。

未成熟的國家

八十後的韓寒，是炙手可熱的中國作家，也是今日中國公共知識份子的典型，有個性，很酷也很出位，曾經有人拿他和魯迅相比，但他對這些讚美說話都嗤之以鼻。當大家都討論「韓寒現象」的時候，我們不應忽略七十後的余杰和許知遠，余杰比我大兩歲，許知遠比我小一歲，即是說，八九年的時候，我們都是中學生，在青少年最迷惘的時候目睹天安門的血淚，坦克和槍聲敲醒了渾噩的日子。我們這一代，可能較八十後沉默，但都無可避免地留下「八九六四」的烙印。

也可能如此，我在余杰和許知遠的文字中，找到更多的憂患與悲愴，他們的眼光是遼闊的，是中國殘餘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公共知識份子。劉曉波入獄，余杰當仁不讓，高聲疾呼，以文字揭露當權者的醜態；許知遠在《亞洲週刊》筆耕，要鬆開中國人心的泥土。他們或許沒有韓寒般受年青人歡迎，卻默默地守住快要熄滅自由火光。八九年的時候，他們的年紀都太小年，沒有捲入那股歷史洪流，但他們卻選擇發聲，做歷史的見證人，力拒遺忘。

許知遠說，「一九八九與一九九二年這個年份，是一種詭異的結合。子彈和鋼盔，提醒了幾代人，不要試圖去參與政治生活、去挑戰現有權力，這一切不僅毫無效果，而且引來個人災難。而一九九二年開始的經濟改革，則是國家政權對全社會的一次收買－－給予你掙錢和墮落的權利，但放棄你作為公民的其他權利，包括你精神上的獨立性。」我們這些生於七十年代的人，目睹這一切，經歷了短促的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兩個轉捩點，也印證了許知遠的說法，崇高和墮落，理想與現實，只有三年之差。

我在學生時代，讀過了鴉片戰爭、同治中興、晚清改革和辛亥革命，後來歷史課程改革，我也要教南京十年、群眾運動（土改、大躍進和文革）和改革開放，可是現在的學生，只知晚清改革歷史的皮毛，只讀通識科的學生，腦海中只有輝煌的改革開放三十年，如些這般，學生怎能從過去百多年的肌理中摸到歷史脈絡？沒有深縱的近現代史根柢，怎能類比「盛世」與「中興」？許知遠說，「二十年光陰，如白駒過隙。而百年中國的發展與變革，也轉瞬間被巨大的的經濟成長所掩蓋和遺忘。那些丟失的東西在哪裡？那段被拋在腦後的歷史應該如何檢討、反省？我們可以從中找到確定性的軌跡嗎？而如果存在，它又將引導我們走向何處？」

這些不單是許知遠的問題，也應該是今日中國人的問題。能夠承認自己的國家，是未成熟的國家，是向前行的第一步，我們這一代中國人，應該以謙卑的態度，從百年歷史中，尋找前行的方向，而不再是驕傲地在暴力的統治循環中打轉。

生於十月十日

十月十日讀孔誥烽的文章，令人唏噓，今天是辛亥革命九十八週年，再過兩年，便是帝制結束的一百週年紀念，也是現代中國誕生的第一百個年頭，無論從哪一個角度而言，其重要性都遠超六十年前十月一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演的那一齣戲碼。可是，還有誰會記得當年革命先烈為了推翻帝制而噴灑的熱血？還有誰會在今天記念孫中山先生為了民族和諧而作的努力？

九零年初的調景嶺，仍然旗海飄揚，「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像春節繁花，街頭貼滿中華民國政府的通告，好像一個破落的小台灣，後來香港政府把整個調景嶺鏟平了，國軍遺老被搬到將軍澳的公屋，他們的記憶就像流沙。龍應台說得好，香港應該有一本自己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但香港的歷史學者在哪裡？他們都埋首在遠古香港的中原承傳之中，又或者沉醉在殖民地摩登，誰去管那些孤臣孽子？於是，當旗海在街頭消失的時候，當「青天白日滿地紅」被禁錮在屯門青山的時候，一切回歸平靜，大家都以為，從來沒發生。

與十．一舖天蓋地的「慶祝」活動相比，雙十這個日子，是古時的寒食節，當年晉文公悔恨自己燒山，枉殺割肉救己的恩人，在清明節前禁止人民生火，以紀念介之推的氣節和救命之恩，後來寒食節漸被淡忘，清明節取而代之，雖然現在再沒有寒食節，但從唐詩中可以想像，禁火三天時大家以冷食為主，本來煙火滿城變成灶冷鍋清，街頭巷尾的冷食減退了幾分熱鬧，更顯騷人墨客的孤清，和清明時節焚燒冥鏹祭祀先人相比，寒食節更帶一些靈氣。

紀念不一定要慶祝，慶祝也不須勞師動眾，我默然感念九十八年前的今天，中國土地上的人一覺醒來，在不知不覺之間解除了帝制的束縛，他們繼續生活，但那把看不見又放在頭上的刀原來已經消失，和十月一日相比，雙十這一天對大多數面向黃土的中國人而言，都是平靜的，也讓我們平靜地紀紀雙十這個日子。

討論毛澤東對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重要性

（文由中五陳育庭同學所寫，論點扼要清晰，如能加入更多資料支持，文章更有說力。）

毛澤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一直擔任重要的職位，如他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和共產黨的主席，因此地位超然．為了改善內戰後的情況，他推行一系列的改革，對現代化也有一定的影響，亦可給毛澤東所發動的土改．大躍進和文革看出毛澤東對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重要性．

首先，於土改方面，由於當時大量的土地給予地主佔有，如地主佔農業人口的　
１０％，但佔地卻有７０％至８０％的土地，他們用以出租式租貸使農民生活更艱苦，因此毛澤東推行土地改革，使農民有地可耕，更出現中農化的現象．
就土改對現代化的發展而言，第一，於政治方面，農民得到重親分配土地，都能看出政府重視農民，更著重民心方面的發展，於施行政令時自然更會考慮農民的意向，因此農也會更擁立政府的政策，也會更加的踴躍為政府提出意見，為政治上的現代化．

第二，於經濟方面，土改令無地或少地的農民有地可耕，積極性自然上升，從無地到有地，如７億畝田分給３億的農民，每人也有１至２的田畝，積極性相對上升，帶動力自然增加，生產力也會隨著上升，國家收入便隨即增加，是經濟上的現代化．

第三，社會方面，農民有田可耕，自然會得溫飽，生活質素的上升，促使人民的生活得以改善，從前地主壟斷土地，要向他們租借，土改從中農化的出現使農民的生活得以改善，社會自然有更拼博的氣氛，是社會上的現代化．
因此毛澤東的土改為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有正面的影響．

再者，於大躍進運動而言，這場運動是為了促使農業各行各業的大踴進，如農業，以使農業的收成會更加的好．大踴進運動中亦包括全民大煉鋼，以加快鋼鐵的產量．雖然這些均是加快現代化的行動．但卻因盲從風氣盛和欠缺明確的指揮，以致得不償失，對中國現代化的發展造成負面的影響．

就大踴進運動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而言，第一，大放農業衛星田，雖然要求農業上的大踴進，但只求高指標的數字，農民便從各幹部層層的抑　下，虛報農業產量，加上報刊的宣傳，這便令人民盲目樂觀起來，加上虛報情況嚴重，這便使經濟嚴重損失，積極性下降，人民都只求高指摽的數字．減慢了現代化的發展．

第二，全民大煉鋼，當時毛澤東鼓吹增加鋼鐵的產量，以減低與西方經濟的差距，因此令人紛紛加入全民大煉鋼，由十多萬人慢慢增至九千萬人，他們甚至把農具，加上大多人集中煉鋼，以致荒廢農業，相對地愈多人參加，經濟損失更嚴重．嚴重拖慢現代化的進程，這兩點都是減慢了中國經濟現代化的發展．

第三，各行各業大躍進，這卻鬧出很多笑話，如「一晚創作６０個劇本」，這些根本不是大躍進，只是盲目的跟從．　於衛生方面，如除四害，最終引致蝗災，使社會出現這些自煞災害，令社會上的現代化發展減慢．因此毛澤東於大躍進運動中減慢了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進程．

另外，於文革方面，是為毛澤東發動的一場運動，這些運動對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有負面的影響，可從政治，經濟和文教方面看出來．

第一，於政治方面，文革時期，通過群眾運動打倒當時的當權派，被打擊者甚至到國家主席，打擊的層面相當大，因此即使文革結束後，政黨部門仍然未能恢復運作，並使民眾出現對中央的三信危機，影響了政治的現代化發展．

第二，於經濟方面，文革時期長期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文革的領導人甚至鼓吹「寧吃社會主義的草，不種資本主義的苗」，使農田大為廢荒，生產力下降，造成經濟捐失．甚至據統計，當時約損失五千億元，損失相當的大，嚴重影響中國經濟現代化的發展．

第三，於文教方面，文革時期只允許人民讀有利政治發展的書，是一場規模的文字獄，學生批鬥老師，使文教大量英才的損失，更發起如「讀書無用」的輿論，使文教風氣下降，阻礙現代化的發展．
因此，文革使中國的政治現代化發展有負面的影響．總括而言，這三場運動均帶出毛澤東於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影響，雖有好也有壞，但也能帶出毛澤東於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重要性．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三十年內，中國是否己實現現代化？試加以解釋。

（中五曾志達同學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完成的文章，文章先界定現代化的意思，再全面評估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三十年的發展狀況，文章夾敘夾議，從正反立論，內容均衡，引用的史事亦算具體，值得同學參考。）

所謂現代化應泛指一個國家在政治上達致民主和反對專制，在經濟上提高生產力和實現工業化，在社會上思想得以解放和提倡理性及人權，在外交上能與多國建立平等外交關係和受他國尊重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三十年內顯而易見中國大致上在１９４９至７８年間在政治、經濟、社會及外交等方面並沒有出現顯著的現代化，只在個別的情況下出現少許的現代化現象。現在筆者將從政治、經濟、社會及外交等方面論述中國是否己實現現代化。

政治方面，中國雖然承襲了共和制度，但人民民主專政並不是一種民主政制，政治仍頗專制。１９４９年的共同綱領雖說明中國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但事實上國家領導權仍緊操在部份高級幹部手中，如軍權由中共中央軍委控制，工農並沒有享受民主政制下的果實，只是默默地服從上級，可見首三十年內中國政治仍頗專制。而且所謂現代化是指在政治上達致民主和反對專制，首三十年的中國很明顯仍不能達致此目的，國家仍然是一黨專政，與反對專制這項原則根本背道而馳。我們可以從１９５７至５８年的整風嗚放與反右派鬥爭得知此點之準確性，中共初期推行「百花齊放，百家爭嗚」的「雙百」方針鼓勵民主黨派和人民自由發表意見，令中國似乎出現了十分自由的政治氣氛，實則這是毛氏的「陽謀論」，他名為掃除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等三害，實為引蛇出洞，把所有右派分子找出來，聚而戮之，以確保其一黨專政，可見中國在政治上並不能實現代化。

經濟方面，中共所推行的群眾運動大多以失敗告終，如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及文化大革命均使工農業生產倒退；然而中共亦有少部份運動是成功的，如１９５０年代初的土地改革運動及第一個五年計劃曾一度改善了國民經濟，工業化也取得少許進步。以前者而論，大躍進因缺乏專才扶助而造成大量原料浪費，六百萬噸鋼銅中因三百萬噸無法加工而成廢鐵，損失二十億人民幣；人民公社因農民積極性下降而荒廢農作，造成豐產不豐收，政府更不切實際地鼓勵人民放開肚皮吃終釀成飢荒；文化大革命因長期以階級鬥爭為綱和領導人鼓吹「寧吃社會主義的草，不種資本主義的田」而使國民經濟長期停滯不前。至於後者，土地改革運動清除了地主及富農的勢力，把七億畝農田分給三億農民，使農村出現中農化現象，農民經濟有所改善；第一個五年計劃建立了重工業基礎，大部份基建在蘇聯的扶助下得以超標完成，使中國在工業化取得少許進步。由此可見中共推行的群眾運動實乃好壞參半，一方面使中國經濟有所倒退，另一方面使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有所進步。

社會方面，中共在教育上因投放資源過少，造成人民教育水平長期沒有進步，人權意識不高，思想得不到應有的解放；而文化大革命更摧殘了中國文化，造成當代年青一代失去理性，成為毛氏忠心的紅衛兵到處破壞，違反了上述定義─提倡理性及人權。以文化大革命這場規模最大的文字獄而言，它使所有文化創作停頓，只有毛澤東一人著作雄踞市場，如《毛澤東語錄》，加上所有文藝表演受江青審改的八個樣板戲取代，造成八億人看八個樣板戲的笑話和一代人才真空，使中國人民的思想未能得以解放。此外，本來原有的憲法可保障人民的安全，但因文革期間發動一月風暴和二月逆流的奪權事件，使原有憲法變成一紙空文，許多年輕人因而受毛氏指揮批鬥師長，使社會倫理完全崩潰，試問這樣的局面豈能証明中國己搭入現代化的時期呢？

外交方面，由於中共在建國之初即一邊倒向蘇聯，使其與西方國家關係惡劣，其後更因赫魯雪夫狠批大躍進而使中蘇關係惡劣，最後更使中共陷於外交孤立的困局，直至１９７１年３月，中國因乒乓外交脫離中美外交困局，更獲准於同年１０月恢復聯合國議席，使其能重新融入國際舞台。可以這樣說，７０年代前中共在外交上仍未能實現現代化，因當時中國仍未肯改變其國際策略，乃至７０年代後中國兩面受敵才考慮以美制蘇走出外交困局先後與日本及美國等大國建交，建立平等外交關係，間接使其步向現代化進程。
　　　
總括而言，雖然中國於１９４９至７８年間的現化化進程不算原地踏步，但我們也不能把它歸納為實現現代化，因它根本沒有顯著改善，在很大程度上依舊專制，乃至後期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推行才使中國正式實行大規模的現代化。

1949年以後，毛澤東有何治國策略？

（中五曾志達同學從政治、經濟及社會三方面分析毛澤東的治國策略，志達能基本歸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發展，但未能引用更多資料證明事件背後明顯源於某種「策略」，因為「策略」是指事件是毛澤東有意為之，而共非偶然發生。）

毛澤東於國共內戰擊潰國民黨後旋即接手１９４９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一職，面對這個百孔千瘡的新中國，毛氏根據其治國策略開始治理這殘局，期望新中國因而變得強大。現在筆者將就政治、經濟、社會及外交等方面描述毛氏在１９４９年以後有何治國策略。

政治方面，毛氏實行共產主義人民民主專政，這便利了中共的一黨專政。根據１９４９年的共同綱領己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這憲法明確規定了中共的核心領導地位，強調沒有中共就沒有新中國和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精神。可見毛氏在１９４９年後能在中共制訂的憲法中專政，是他在政治上的一大策略。

經濟方面，毛氏走共產主義路線，強調重農重工不重商，大力推行群眾運動。毛氏所行的群眾路線是指什麼事都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主張無論什麼改革也可以透過群眾性的大規模運動來多快好省地完成，不必依賴資本勢力去建設新中國，如１９５３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此外他又實現財產均分和土地平分等深入民心的計劃，如１９５０年代的土地改革運動，便是毛氏其中一個以圖爭取低下階層支持的實例。

社會方面，毛氏不太重視文化教育，甚至透過三反五反等運動打擊知識份子，他亦強調思想教育以使人民接受共產思想。正因如此，毛氏在１９４９年以後花費在教育上的開支有限，使中國人民的教育水平長期沒有進步，人權意識不高，只懂服從中央命令，成為個人崇拜滋生的溫床。乃至其後的文化大革命更摧殘了中國文化，使當時的年青一代更失去理性，成為毛氏忠心的紅衛兵。

外交方面，毛氏只與共產國家及第三世界國家交往，尤其是蘇聯（１９６０年前）。中共因從１９２１年成立起得到蘇聯支持，故立國後全力一邊倒向蘇聯，以換取蘇聯向中共提供經濟及技術援助，１９５０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便是當中的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