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16日 星期三

未成熟的國家

八十後的韓寒,是炙手可熱的中國作家,也是今日中國公共知識份子的典型,有個性,很酷也很出位,曾經有人拿他和魯迅相比,但他對這些讚美說話都嗤之以鼻。當大家都討論「韓寒現象」的時候,我們不應忽略七十後的余杰和許知遠,余杰比我大兩歲,許知遠比我小一歲,即是說,八九年的時候,我們都是中學生,在青少年最迷惘的時候目睹天安門的血淚,坦克和槍聲敲醒了渾噩的日子。我們這一代,可能較八十後沉默,但都無可避免地留下「八九六四」的烙印。


也可能如此,我在余杰和許知遠的文字中,找到更多的憂患與悲愴,他們的眼光是遼闊的,是中國殘餘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公共知識份子。劉曉波入獄,余杰當仁不讓,高聲疾呼,以文字揭露當權者的醜態;許知遠在《亞洲週刊》筆耕,要鬆開中國人心的泥土。他們或許沒有韓寒般受年青人歡迎,卻默默地守住快要熄滅自由火光。八九年的時候,他們的年紀都太小年,沒有捲入那股歷史洪流,但他們卻選擇發聲,做歷史的見證人,力拒遺忘。


許知遠說,「一九八九與一九九二年這個年份,是一種詭異的結合。子彈和鋼盔,提醒了幾代人,不要試圖去參與政治生活、去挑戰現有權力,這一切不僅毫無效果,而且引來個人災難。而一九九二年開始的經濟改革,則是國家政權對全社會的一次收買--給予你掙錢和墮落的權利,但放棄你作為公民的其他權利,包括你精神上的獨立性。」我們這些生於七十年代的人,目睹這一切,經歷了短促的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兩個轉捩點,也印證了許知遠的說法,崇高和墮落,理想與現實,只有三年之差。


我在學生時代,讀過了鴉片戰爭、同治中興、晚清改革和辛亥革命,後來歷史課程改革,我也要教南京十年、群眾運動(土改、大躍進和文革)和改革開放,可是現在的學生,只知晚清改革歷史的皮毛,只讀通識科的學生,腦海中只有輝煌的改革開放三十年,如些這般,學生怎能從過去百多年的肌理中摸到歷史脈絡?沒有深縱的近現代史根柢,怎能類比「盛世」與「中興」?許知遠說,「二十年光陰,如白駒過隙。而百年中國的發展與變革,也轉瞬間被巨大的的經濟成長所掩蓋和遺忘。那些丟失的東西在哪裡?那段被拋在腦後的歷史應該如何檢討、反省?我們可以從中找到確定性的軌跡嗎?而如果存在,它又將引導我們走向何處?」


這些不單是許知遠的問題,也應該是今日中國人的問題。能夠承認自己的國家,是未成熟的國家,是向前行的第一步,我們這一代中國人,應該以謙卑的態度,從百年歷史中,尋找前行的方向,而不再是驕傲地在暴力的統治循環中打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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