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家之旅

天陰，不想出門，閒在家中，有始有終，想把Falling upward看完，之後開第二本書。

Richard Rohr用文學思考信仰，又再一次談到The Odyssesy，這幾年對Homeland的思考確實深刻很多，從某個很具體能腳踏實地的方寸，到摸不著邊際的心靈歸屬。紮根有時、拔出有時，為著承受家園這份禮物，阿伯拉罕必須先離開本地本家。你們要去，才能歸來。

Falling upward的其中一段文字：「Ithaca has now given you the beautiful voyage. Without her, you would never have taken the road, With the great wisdom you have gained on your voyage, With so much of your own experience now, You must finally know what Ithaca really means. 」（頁96）

每一個人心裡都有自己的Ithaca，那是我們啟程的理由，亦是要回去的地方，每一段旅程，都在豐富「家鄉」的意義。

Richard Rohr之後引用William Wordsworth的Ode: 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 from Recollections of Early Childhood：「The Soul that rises with us, our Life's Star Hath had elsewhere its setting, And cometh from afar: Not in entire forgetfulness. And not in utter nakedness, But trailing clouds of glory do we come From God, who is our home: Heaven lies about us in our infancy! Shades of the prison-house begin to close upon the growing boy, But he beholds the light, and whence it flows, He sees it in his joy.」

這一段人生旅程，都在豐富我們離去之後、那段新生的意義。只不過，太多人遺忘了我們真正的家鄉。下一本讀什麼好？

秋日紅楓

通告

兩星期前知道《自殺通告》會在英國上映，這邊只有一間（後來兩間）戲院安排了幾場的時間，我過去的星期六、日都有事情要做，本來是看不到《自殺通告》的。後來朋友傳來信訊，說某小型獨立戲院安排星期一的下午放映特別場，剛好K不用返工，我便訂了今日的票。

看電影前約了朋友的兒子到附近的酒吧閒聊，他在台灣讀西班牙文，後來在西班牙讀電影，現在英國生活。第一次見面，他開始時有點靦腆，好在電影是我們的共同話題，從歐洲新浪潮到香港的粵語長片，我們無所不談，這樣的電影發燒友，不要說在英國，我以前在香港也沒有幾個這樣的朋友。他還介紹我用一個Letterboxd的App，是電影發燒友的聚腳點，我立即下載，加他做朋友。

一點鐘，抱著興奮的心情看《自殺通告》，能夠看這部在香港被禁的電影，心裡是竊喜的。先旨聲明，不論香港電影拍得如何，只要有時間，我都會支持的。我戴這個頭盔，是電影沒有我想像中的好看。或者《幻愛》拍得太好了，屯元天的屋邨、流動的輕鐵，原來現實可以如此浪漫，只要幻愛便可。不過，我進入不了《自殺通告》的世界。

可能我在學校出身，我認為周導對學校「壓迫」的理解仍在表面，抽空了社會背景，學校象徵的dystopia有如空中城堡。學校與社會難不可分，社會化的學校、學校化的社會，互為表裡，曾國祥的《少年的你》和卓亦謙的《年少日記》，鏡頭來回於學校、家庭／社會之間，學校的壓迫體制只是結果，壓迫的文化無所不在，那才是死因，壓迫者和受壓迫者，用巴西教育學者Freire的說法，都不能逃遁。

 還有一點，後現代的壓迫已經不是1984的世界（《自殺通告》的開場），而是《娛樂至死》的佈局。周導似乎都借用了《Brave New World》的藥丸意像來呈現這種意識形態的毒害，但電影的發展並未能調和1984和Brave New World的兩個採用不同壓迫形式的世界。於是，電影便出現了不連戲的情況：校長的佛心、教師的覺醒、班長的選擇（不劇透了）。

再加上移英的經驗，看電影時我甚至有種Reverse culture shock，用了很多safeguarding的觀念去思考電影處境，心裡不斷質疑：怎可能發生？(不要忘記學校無所不在的監控呢。)還有那個很喜歡種植的男學生，我知道那是周導放在壓迫體制中的「異數」，讓conscientization成為可能。不過，基於我過去的經歷，這個角色還有很多不合理之處。

學校外面便是另一個世界，何不quit game？ 我聽了很多周導的訪問，知道他用心良苦，電影其實是一部政治寓言，香港人看得懂、聽得明。不過，我經常想，若要令更多人理解香港人的處境，香港電影必須放下「香港觀眾」的框框，讓那些沒有類似經驗的人，都能從電影中產生共感。

騎士

今早崇拜，唱著When a knight won his spurs的詩歌，由Jan Struther於1931年創作，旋律採自英格蘭民謠，大意是說年輕時曾幻想自己是騎士，策馬揚鞭斬龍除魔，滿身掛滿榮輝的馬刺（中世紀對英勇騎士的嘉許），如今（老去？）沒有寶劍在手、沒有戰馬侍候，城堡內亦沒有惡龍和巨獸。（最後一段）然而，我仍要以信實為護盾、以喜樂為愛駒，除去內心憤怒的巨龍和貪婪的魔獸，釋放圍城中的真理，以我年輕的寶劍。詩歌分為三段，從年輕人的英雄之旅，到現實的虛幻，最後以內心的提煉作結。

Richard Rohr的Falling upward講的是人生的上下半場，上半場的任務是建立容器，至於放什麼到容器之中，則是下半場的功課。這本書我並不是一開始便看得明的，剛好有些事情發生，我才意會到Falling upward的意思。如果「自我」就是一個容器的話，我們前半生的工作，便是透過學業、工作、成就、承同等等，建立這個容器。不過，每個人都有由盛轉衰的一刻，四十也好、入五也好，盛夏的壯年總會總束，人生入秋之後，我們便要思考「自我」這個容器裡面究竟是什麼？

Richard Rohr用了Falling這個字，是體力的下降，亦可能是期望落空，甚至是不同的墜落經驗，理想與現實存在難以逾越的落差，那就是imperfection的意思。正因為不完美，我們才能把恩典、靈性、恩慈，即上主的愛放進容器之中。

第一次聽這首詩歌，立即愛上了，成為我的禱告。

寫字難

K返工，我以為可以專心寫口述歷史的記錄。不斷敲打鍵盤，終沒能寫出幾個字。靈感枯竭了嗎？我不時自我懷疑。年輕時筆耕的氣力和靈感往哪裡去了？是青春的小鳥把文字都一併帶走了嗎？

我想寫的事情有很多，但我不知從何入手，有些東西還不是時候寫出來，歷史書寫需要顧及時機，特別是口述歷史，很多敘事者都在人際牽絆之中，未能承受得起回憶的沉重。於是，有些文字，寫了、又刪了。要用文字記下來，還是讓它們散如煙吧了？

如此反反覆覆，K也放工回家了，我卻沒寫了幾行字。

穿衣、出門，買下星期的餸菜，逛逛市場好了。天陰了一整個上午，午後始放晴，買了些簡單的火鍋配料，把前晚未吃完的酸菜魚翻熱，給身子加暖。這星期開始在屋內都覺凍。

看完Monster: The story of Lizzie Borden之後，我和K開始看The Empress，是關於奧地利茜茜皇后（華文世界多稱茜茜公主）的故事。2019年暑假參觀美泉宮，我才稍稍了解相關的歷史背景，近日在Netflix重溫，好像再次踏足奧地利，一方面回首當年遊歐的快樂片段，另一方面則追尋茜茜皇后的悲劇原因。

有人的故事，古蹟才變得立體。

爵士樂

我不喜歡出夜街，每日五點吃晚飯，六點梳洗，做一下運動、讀一些書，看一下電視，九點半左右熄燈睡覺，那是我的日常。幾個星期前，看到教堂的通告，一直找不到今晚爵士樂晚會的義工，我唯有頂硬上，答應幫忙。

晚上六點開始做準備，音樂會七點半開始，設中場休息，大約九點半結束。我已經計劃好，下午三點先到Carvey吃頓豐富的午餐（剛好做特價每位7鎊），四點半左右開車到市中心停車場，先閒逛一下，買了酸種麵包明天當早餐，之後在圖書館待到六點，便到教堂準備場地。

開枱、擺酒杯、貼告示，流程我都熟了。負責人拿著一袋散銀給我，叫我點算散銀總值是否70鎊。我最怕數錢，但姊妹叫到，我唯有硬著頭皮去數。10鎊和5鎊紙幣最容易數，去到1鎊銀仔都還可以，直到50便士、20便士、10便士，我的心開始亂了。我把硬幣翻來覆去，確保沒有弄錯面值，數完又數，都不足70鎊。

我告訴姊妹總額沒有70鎊，她一臉疑惑，重新數一次硬幣。原來，我把50便士的硬幣當作了5便士。唉，真丟臉。我一臉尷尬跟她說，I have gone cashless for so long。Sorry。英國人客氣，沒當一回事，但講到錢，我舉手投降。

這也是我不喜歡在Bar做義工的原因。倒酒、拎汽水和啤酒這些手板眼見的工作當然沒有問題，但我很怕收錢。還有一件事我很不習慣，就是跟英國人small talk。英國人買酒買汽水，都會講一兩句閒話。首先，他們口音很重，加上沒有相似的生活經驗，我很多時候聽不明，能夠做的只有陪笑。此外，即使我聽得明，亦不懂怎樣回答，腦海轉著的時候，別人感到的就是dead air，踢出去的球沒有踢回來，他們頓覺無癮。

兩個鐘頭的爵士樂其實幾好聽，女歌手唱足兩個鐘，感情細膩，我以前在香港都沒有聽過爵士樂，音樂會亦甚少參加。這幾年在教堂做義工，享受了不同的文化活動，開闊了生活經驗，是一大得著。

表演結束，執好場地，已經10點，姊妹送我一支開了的紅酒，我欣然接受，回家後小酎一杯，微醺，帶醉入睡。

真葉

用Propagator培苗事半功培，白菜苗生長情況理想，只要播種時留意植株間距，移苗非常容易。今日陽光普照，是移苗的時機。將三十四株白菜苗從propagator移盆，其中三十株集中放到盆裡，夜晚放入Shed，朝早曬太陽。餘下的四株放到花園，看看能否以粗放方式種植。還有幾十株在propagator，我只是間單疏苗，如果順利的話下星期再移到盆裡，放到花園種植。

多元

做完早更回家煮咖啡，吃炒蛋煙三文魚配酸種麵包，這些都是我監考時最掛念的生活，能夠悠閒地吃早餐，已是人生一大樂事。

做完運動，坐在客廳讀Jonathan Haidt《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這本書我好多年前已經買了，第一次讀的時候應該是2020年左右，還沒有讀完便放回書架，近日看到這本書，覺得是時候重讀了。

在英國生活，每日都要面對左右的政治議題，右派會在左派支持者身上加上「死硬派」的標籤，用香港的術語說，就是左膠；左派當然不會覺得自己是膠，他們認為自己相信進步的價值，認為反移民的右派，都是「極」右人士。右派前面的那個「Far」字，又是另一種標籤。似乎在Hard與Far之間，再沒有二十年前大家都相信的第三條路了。

近日報章引述研究指，很多自稱是Christian Nationalists的反移民人士，並非教會聚會的常客，意思是他們以宗教之名進行排外（伊斯蘭）活動。這也難怪，因為Church of England以包容見稱（跟香港的聖公會是兩回事），積極參與社會的進步運動，令很多保守和傳統的信徒覺得格格不入。

表面看來，英國的社會矛盾充滿張力，但健全的社會應該如此。還記得幾年前我們香港人常說，真正的和諧並不是只有一種聲音，而是眾聲喧嘩我們仍能和平共存。健全的社會能夠容納多聲道，大家學習表達自己的想法，聆聽別人的立場，透過商議達成共識（哈伯馬斯的溝通理性）。

這本書給我們很大的提醒，即使再強的道德推斷，可能都只是掩飾我們的偏見（直覺）。有時候，退一步、提醒自己：我可能錯了(轉引自森林智者Björn Natthiko Lindeblad給我們最後的一堂人生課)。

後話：讀完書又收到幾本新書，午後行出市中心，逛Charity Shop時又買了兩本書。回家煮一鍋酸菜魚，點知太辣了K要不斷加水才能吃。

創作

一切都準備好了，安靜地等待考生進入課室。我喜歡監考這份工作嗎？

怎樣才算喜歡一份工作？我覺得如果沒錢仍然堅持去做，那才是一個人真正喜歡的工作。例如口述歷史，就算沒有收入，我甚至要付出時間和金錢，我都會做，那才是我喜歡的工作。或者說，那已經不是工作，而是職志、志業，是以生命完成的事情，自我在過程中得到圓滿。從這個標準看，監考絕對不是我喜歡的工作，如果沒錢，我一定不會做。

不過，我討厭監考嗎？我不喜歡被困在辦公室之內（包括課室），我不喜歡監考員那種執行制度指令的角色，我亦不喜歡監考員和考生之間的距離。我曾經很抗拒監考員這份工作，但在英國待了一段時間，發覺學校教師都受到很多限制，在safeguarding的大前提下，英國教師基本上只能在課堂教授學科知識，離開學校，師生有如陌路人。

因此，監考員這個角色反而給我安全的觀察距離，我就像從事人類學研究一樣，考室成為我的蹲點，觀察英國學校文化、師生互動、課程設計、學生之間的交流等等，這些觀察給我很大的反思，讓我看到香港教育的獨特以及珍貴之處。雖然，我很珍視的香港教育正逐漸流逝。

監考雖然只是季節性的工作，但受惠於最低工資的保障（甚至高一點），我大致上能夠採集到基本的收入，應付日常開支。更重要的是，在沒有工作壓力下，監考令我的思緒停下來，某些讀過的書、思考的事情，會在監考放空時變得通透，常有靈光一閃的頓悟。

有錢才做的事情，叫工作；

沒有錢也會做的事情，叫閒作；

付出時間和金錢也要完成的事情，是創作。

若能用最少的工作時間，換取最大的創作自主和自由，已經很足夠。

歸宿

繼續監考，期間讀了段義孚的〈地方感〉，他從壁爐到世界，談到人如何與地方建立關係，很喜歡他充滿詩意的文字。他引用Francis Bacon的話：宇宙正如它本身足夠大，大到恰好可以作為人類心靈的棲息地。所謂紮根，不只要向下望，除了俯視，還是仰望，那無垠的天際，正是心靈的歸宿，念天地之悠悠，嫣然一笑。

考法文口試的學生來來去去，我享受獨處的寧靜，心很安。回家再讀Falling Upward，Richard Rohr說：「Someone has to make clear to us that homes are not meant to be lived in - but only to be moved out from....The whole story is set in the matrix of seeking to find home and then to return there, and thus refining and defining what home really is. 」

如果天家是所有人的歸宿，在人世間的這一趟旅程，都是歸途。天涼了，晨昏夜旦，人生其實沒有多少個春秋。

散聚

監考的休息時間，讀李宇森的書，有些段落，值得深思：

「離散之共同性在於連結，國族則在於對他者之否定上。」

剛好台灣朋友推薦張潔平的訪問（https://open.spotify.com/episode/1gL5bC9FPG7zKXupXIo4eP?si=3dd3f8d6d08e4064）給我，我不認識張潔平，但聽她的分享，覺得她很真誠，特別是文化身份帶來的張力，從中國、香港，再到台灣，當文化身份遇上國族認同的問題，便會出現模稜兩可的尷尬狀態。當一方想以文化身份來連結，另一方卻想用國族認同加以排斥。

（離散的人）「既能一定程度融入與抗拒，卻又不可能完全成為本地人或者外來人，反而像翻譯的文本間，擺盪在入與出，外來與本地之間的結界。」

或者我在思考卡繆的《異鄉人》吧，總覺得每個人在此世，或多或少都是異鄉人。活在此世，卻又不完全屬於這個世界。卡繆只是將這種荒謬的狀態推向極致，既然死亡是終局，很多事都是無可無不可的。Mersault既不屬於北非、亦不屬於法國，如果生活經驗無法翻譯，人便失去了遊走出與入的能力，生活便成為結界，《異鄉人》給我很重要的提醒和提問。

（對於故鄉）「產生神奇的熟悉陌生感」。

那完全是我半年前返香港的感覺，一切彷彿似曾相識，但那種熟悉感其實很陌生，我會不斷問自己：我還屬於這裡嗎？

「處於離散的狀態，實則是對於在家性（being-at-home）的懸置，形成了心靈的失落感，像是從熟悉的世界被拋擲到全新的宇宙，整個意義世界出現巨大的斷裂。」

雖然讀了《異鄉人》，但我同時在讀《土地神學》，相信「家園」是禮物，是必須「離開」才能「回去」的地方，就如我們置身此世，都是被拋擲而來的孤單靈魂，但經歷生老病死，無形無相的存在成為了獨一無二的「我」，萬般帶不走，隨身的就只有透過每一個選擇而成為的自己。若果可以的話，那將會是超越小我、融合宇宙的大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