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遇之恩

這趟旅程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探望一位我非常敬重的人。

二十多年前研究院畢業，為了追夢到書店打工，學寫影評、看電影雜誌，沉醉於光影世界。然而生活逼人，過了半年捱不過去，便找教書的工作。

寄了一百多封求職信也沒有回音，萬念俱灰之際收到學校的電話，那時是九月已經開學的日子。由於某些代課的痛苦經驗，我當時還未確定自己很適合教書。那個上午，我走進校長室，有點自我懷疑，跟校長分享我的學習經驗和教育理想。我很坦率地跟校長分享代課的失敗經驗，不肯定自己能否應付學生問題。

如果換作是其他校長，可能會叫我另謀高就，跟著請下一位求職者面試。不過，校長那天請我跟他遊走校園，觀看學生的上課情況，並說我很適合當老師，請我好好考慮。那個早上，改變了我的一生，我走上了教育的路，一去不返。校長的知遇之恩，我畢生銘記。

雖然十年前離開了學校，但我和校長的情誼並沒有終止。沒有校長和教師的權力關係，我們能建立更深入的友誼，我們分享體制內外的教育信念：生命教育、公民教育、鄉土教育。除了教育，我們也談中國文學、日本文學、電影、神學、哲學。校長於我，除了有知遇之恩，亦是人生的知音。

我們對香港有共同的情懷，堅守相似的價值。我比校長先到英國，我一直想探望他。不過我家和校長落腳的地方，距離接近五小時的車程，所以過去一年，我們只能通過短訊互相問候，過年過節我亦會送上祝福。

今日下午，我們終於在M城的酒樓見面了，大家都清減了些（我們竟然在酒樓門外碰見舊生，真巧）。除了香港近況，我們還談到川端康城、托爾斯泰、遠藤周作等等。我們在草地慢步，觀樹賞花，談得興起，高唱Old Oak Tree，大家都明白歌詞的含意，心照不宣。

時間過得很快，秋天將至，時候不早，要回去了。我跟校長說，希望明年這個時間能送一株Mahonia給他，種在他的花園。Mahonia，中文名字是十大功勞，在香港是稀有樹種，因為全株皆可入藥，故有十大功勞之稱。兩個月前播的種子，這幾星期已經發芽了，希望明年再探望校長時，可成幼苗。

憑樹寄意，沒有校長的知遇之恩，便沒有今天的我。

限制

昨日還是寫了一張卡給GCSE的考生，為免文化差異帶來的誤會，我返到學校便祝賀卡交給特別室的老師，請她過目，若她認為監考員應該保持獨立性、不應與學生太親近，我便收回賀卡。不過，我想多了，她看過內容後，非常感動，還替學生多謝我，監考之後，她告訴我已將心意卡影印九份，派給特別室的考生。

監考特別室，看似容易，但其實很難摸清界線。因為考生有特殊教育需要，我不能按常規做法處理他們的要求。板起臉孔，更會令他們的考試壓力大增，他們甚至會拒絕進入考室。太過親切，便與監考員的角色產生衝突。

GCSE之後，新的學生進場。考生不多，只有八位，但他們各有自己的問題。其中一位女生，哭著進試場，兩位教師輪流安慰，她的情緒才平復下來。她看著試卷，不斷咬手指，眼淚未止，我輕步走近她身邊，遞上紙巾（唔係Tempo，英國冇賣，學校為試場預備了紙巾給考生之用，照顧周到），她取過紙巾抹眼淚，開始做卷。過了十五分鐘左右，又哭起來，舉起手，我走到她身邊，她說不想考試，剛好副校長在門外經過，我示意需要幫忙。副校長走入考室，坐在她身旁，逐題指示，直到她安頓下來。過不了多久，她又舉手，說想要fidget。Fidget?What?我傳訊息向校務處求助，十分鐘後職員拿著小小的毛公仔給女生放在手中，讓女生一邊擠壓、一邊考試，以減少考試壓力。不過，女生最後還是抵受不住，在考試結束前便擅離考室，如果這是公開試，我便要寫報告，她亦要面對處分，可能被取消資格。

另外一位女生，一直都表現正常，很早便做完卷，之後便看看時鐘、望望我，當我和她四目交投時，我便報以微笑，心裡想：“很抱歉，不能提早離場，請你再忍耐一下吧。”就這樣過了二十分鐘，我被她望得尷尬起來。就在考試快結束的時候，她望了望後面的同學，然後大笑，雙手掩面，奪門而出。我立刻向方報告，職員之後傳信息給我，說已請教師處理。另一位男生，精神散渙，不斷玩圓規，我怕圓規的針會弄傷他，所以請他將圓規放回筆袋。他便對我說，已做完卷，可以離開嗎？我說不能啊。他問我可否上廁所，那當然可以。回來之後，他左顧右盼，到考試結束前一分鐘，他站了起身。我說多等一分鐘吧。他說不等了，要立刻離開，我也不阻他，還將筆記交回他手中，請他慢走。

考試結束，我感謝仍安坐在考室的學生（只有三位，幾乎一半考生缺席），我明白考完試不能離開考室的無奈，時間過得很慢，亦很沉悶，但這是學校的規則，我無權讓他們提早離開（不過話時話，他們擅自離開我也無權阻止。其中一位女生很窩心的說：This is not your fault。）或者，英國人太喜歡聊天，這是他們的文化，要他們安靜坐在課室中，是一種難以承受的折磨。

好難唔掛住香港的學生（兩年前的今日）

結業

監考最後一天（其實下星期還有一科Hospitality，但應考人數很少），本來很想寫張祝賀卡給特別室的考生，但思前顧後，還未摸熟英國文化，不知道監考員和學生的界線何在，還是等下星期問一下負責特別室的教師，才決定寫些什麼。

不過，下午發生了一件很高興的事情。在我離開禮堂走上特別室的時候，在飯堂遇到其中一位學生，她正跟同學吃飯，一看到我便很熱情地揮手、跟我打招呼。說來慚愧，學生到今日還未知如何稱呼我，只是不斷叫「sir」。其實，我心底裡一直希望跟他們多聊天，跟他們分享自己的故事，告訴他們香港這個地方。然而，還是那個老問題，監考員不是教師，在監考員和「考生」之間應該保持距離，這也是英國要特別聘請監考員的原因，以免教生關係影響考試的公平性。

今日考的最後一科是物理，考試時間一小時十五分鐘，但大部份考生大約半小時便完卷。他們打發時間的方式不外乎幾個：第一，咬筆和咬手指（為何在Covid之後他們還不在意衛生？英國現在又爆發大腸桿菌感染Ｅ.coli）；第二，上洗手間（由他們舉手示意要上洗手間，我傳短訊給同事過來，到同學抵達特別室帶同學上廁廁，一般需時十分鐘）；第三，飲水（我懷疑學生和我一樣，不斷飲水減少肚子的咕咕聲）；第四，伏在桌上睡覺（這個是最正常的，他們用校褸Blazer蓋過頭，一覺瞓到時間夠）；第五，一邊抖腳、一邊望住我（這是我覺得最尷尬的，他們望住我的表情，好像是我迫他們坐在考室之中，我變成了獄卒。其實在開考十五分鐘之後他們有權離開試場的，不過學校不容許）。

下午二時十五分，我宣佈考試結束，收卷之後，他們整裝待發離開試場，他們望著我，等我宣佈。然而，我望著他們，說：「今天是GCSE的最後一天，祝願你們一切順利，再見。」然後開門給他們。他們跑著跳著離開，跟我say goodbye的，也是我監考以來最多的一次。GCSE之後還有校內考試，我要忙多兩星期才可以休息一下。

P的後花園、教會姐妹的後園和A的農圃都等著我。

2018年的今日，和學生一起準備到日本參與大地藝術祭。

放不下

又寫好一篇歷史教學的文章。

離開香港前，本打算放下歷史教學的事情，將相關的書都送出去，跟曾經很喜歡的工作道別。

冥冥中難道有安排？

朋友鼓勵我為歷史教育做記錄，初為人師的頭十年，是香港歷史教育的黃金歲月。

學生人數不跌反升（至少我在任教的學校），以前成績欠佳的學生才選修歷史，歷史課程改革之後，再沒有那種成績差才選修文科的偏見。

二千年很多人還以為歷史科是夕陽科目，後來才知道那是旭日初升，連後來的通識科都要向歷史科課程借鑑，參考史料題的設計，擬定資料回應題。

同心圓的課程組織，學生可由近及遠，從身邊和社區開始研習歷史。校本評核和取消選擇題的決定雖具爭議，但百家爭鳴大家都在想辦法教好歷史科。

碰巧今日監考GCSE歷史科，同學兩個小時（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用了兩個半小時）聚精會神回答題目，其中一位學生邊作答邊抖腳，不斷翻閱史料、振臂疾書，可以看出她完全進入狀態。

我想起很多教學回憶：

舉辦歷史茶座，就題目跟學生暢所欲言，歷史幾X都有，那個X由學生自定。例如歷史幾儍都有、歷史幾殘忍都有、歷史幾搞笑都有。他們設定好題目，搜集資料，然後在茶座分享，教師只作點評，不加批判。

考口試：是的，很多學生上課時多言，但寫文章能力較弱，只以筆墨論成敗有欠公道，所以我安排了口試，讓牙尖嘴利的學生一展所長。

開卷作答：對，不過只能打開自己寫的筆記。歷史科總給人死記硬背的印象，為了拆牆鬆綁，也鼓勵學生上課時多寫筆記，我容許學生帶自己寫的筆記簿到試場。你以為這樣考試會更容易嗎？其實不是的。首先要考教師出試題的功力，不能再出關於史實的題目，而要集中在學生分析史料、解讀史料、綜合史料的能力。

和家長一起實地考察：很多教師都怕家長觀課，但我卻喜歡家長參與歷史教學，他們知道的隨時比我多（特別是香港史），那些年我結識了很多家長朋友，甚至一起到內地考察，現在回想，仍覺奇妙。

以為忘記了的事，原來仍栩栩如生。

很有歷史感的郵政手推車

視藝監考

今日監考視藝科考試，不要說在英國，在香港教書十多年，也沒試過在視藝科的公開試監考，所以感覺非常新鮮，記錄如下：

1. 考試時間很長，由上午八時半至下午兩時半，有半小時休息及半小時午飯時間，實際考試時間五小時，為期兩天，總共十小時，如果學生放棄休息時間的話，他們可盡享每日六小時的創作時間，今日便有考生不上廁所、不吃午飯，用盡六小時的考試時間。

2. 考試題目為「觀察繪畫及實驗創作」，開考頭十分鐘學生可用電腦搜尋參考圖片，並請教師將圖片彩色列印，學生可以選擇一個人坐、或與同學面對面坐。考試期間考生可以討論創作方向，詢問教師意見，教師甚至會即時上網搜尋圖片給學生參考。

3. 教師預備所有的繪畫工具，畫紙、粉筆、木顏色、水彩、塑膠彩、黑色卡紙、剪刀，報紙、舊書......，總之有求必應，這是我沒有想過的。

4. 考試場地是視藝室，教師在前排放置去年考生的作品給應屆學生參考。考試期間，教師觀察學生進度，甚至會主動建議學生如何創作，我對視藝的認識不多，只聽得明教師叫學生參考Andy Warhol的當代拼貼藝術，但感覺上教師的介入可以影響考試結果。

5. 有些學生甚至即場請教師示範如何繪畫，教師即場示範用炭筆畫線、然後用棉花棒擦拭成陰影。這也是我沒想過會在考試發生的事情，這不是課堂上已練習過的嗎？

6. 這樣的考試安排其實與一般課堂沒有太大分別，教師不斷遊走考生之間，幫學生影印、上網、示範繪畫技巧，考生互相討論，非常熱鬧。那麼我這個監考員的作用是什麼？就是確保教師及同學沒有直接畫在學生的作品之上，畫作是考生「親手」完成的作品。

7. 表面上我在監考，實際上我在觀摩一課五小時的視藝堂，我想像如果那位視藝教師是我多年的戰友，我和學生都會有更大的得著。

圖文不符：星期六幫教堂做招待，之後牧師帶我上了二樓聽燭光音樂會，很有情調。

疲憊

終於捱到星期四，見到隧道盡頭的曙光。

監考的時間概念好像將本來一口吃得下的麵條拉成一條直線，原來一分鐘可以如此漫長，有些學生不用半小時便做完了試卷，但學校規定學生不能提早離開試場，我便觀察他們如何打發無聊的時間。

其實伏在桌上睡覺是打發時間的最好方法，但會這樣做的學生不多，試場靜得可怕，大白天午睡似乎要有些雜音才睡得甜，試過有學生睡得太熟打起鼻鼾，引得身旁同學竊笑，我唯有打擾同學清夢，拍拍桌子弄醒他，他醒來時額頭一個紅印，滿臉尷尬地擦一擦嘴角，然後閉目養神起來。

無聊時考生最喜歡做的事情，其實是咬東西。最多人咬的是手指，這不只是英國學生的習慣，我發現英國的成年人都喜歡咬手指，他們仔細地觀察哪些指甲長了，便送到口裡，手指左搖右搖，從姆指到尾指，每隻手指逐一檢驗，我不肯定他們有沒有把指甲吐出來，但他們如此專注地咬指甲，渾忘時間的存在。

另一樣他們喜歡咬的便是鉛子筆蓋，有一位男生把筆蓋咬成凹凸的形狀，然後翻來覆去，含了又吐出來，直到筆蓋變成另一種無以名狀的東西，我看在眼內其實是有點噁心的，然而考試規則沒有禁止考生咬筆蓋，他也沒有騷擾其他考生，我唯有寄望筆蓋不是很髒，不會把他吃壞吧。

還有一種策略就是上廁所，考試若然超過一個半小時，學生便會一個接一個上廁所，監考員的責任是陪他們到廁所門口、記錄他們上廁所的時間，然後陪他們回到座位。對於監考員來說，這是一舉兩得的做法，護送學生來回試場的時間比較易過，多走兩步對身體也好，如果每個學生用三至四分鐘時間上廁所，來回幾轉便過了半小時，時間更易過。

這次監考臨近尾聲，我最高興的是把所有學生名字都記住了。他們在走廊見到我也會跟我打招呼，重拾了一些以前教書的感覺。雖然如此，我還是希望明天快些到，好想抖下。

12年前的今日，在校門外騎單車的兒子

監考時想到的事情

不斷想起《德語課》的獄卒，學生被困在一個稱為「試場」的地方，無論如何不願意，都努力完成一篇題為「盡責任的快樂」的文章。我遊走四角，好像在窺視他們的進度，監考員好像在幫忙學生完成考試，預備文具隨時加紙、頭暈身㷫陪去廁所，實際上是幫助考試這個制度，令學生沒有逃避的借口。

今日在鴉雀無聲的試場用心聆聽，其實充滿聲音，我試著記下來：

1. 抽風暖風機的低頻：英國建築保暖隔熱，兩層玻璃窗戶將外面的聲音隔絕，暖風徐徐送到試場內，天花的抽氣扇偶爾咔咔作響。

2. 學生的咳嗽聲：與其說是因傷風感冒而起的咳嗽，那更像是不經意的下意識的條件反射，當環境太寂聲的時候，喉頭的陣動是存在的確據。

3. 呵欠聲：到了考試中段，不懂作答的學生百無賴、又離不開試場，呵欠聲成為最響亮的抗議。

4. 筆尖觸碰桌面的篤篤聲：有些學生奮力迎戰，用力太過，筆鋒好像要剖開桌子，又好像紋身師傅全身貫注印刻答案。

5. 下課鈴聲：這是最惱人的聲音，純粹咇咇咇咇地響，與走火警報沒有兩樣。

6. 呼吸聲：當上述的聲音都消失時，自己的呼吸聲便變大，時鐘一分一秒地過，不斷倒數完卷的時間，呼吸隨之而變化。

對於考試，學生也有不同的抵抗策略：

1. 交白卷：其實這是便宜了教師，教師用最少的時完便改完卷，還可以理直氣壯給零分。

2. 胡亂填寫答案：這給教師大麻煩，但總算沒有浪費紙章，還可趁考試的時間練字。

3. 在答題紙上塗鴉：既沒有給教師帶來麻煩，還可能被教師發掘另類潛能。

監考員只是一個角色，教師有時候也只是一個角色，最重要的是不要因為角色而忘記自我。我見過太多人因為太投入「教師」這個角色而失去自我，不論到何處，都總以高高在上的角度俯瞰他人，將世界看成被圍封的學校。監考員的責任便是在考試時間監視學生，監考員的眼睛是權力的象徵，但其實監考員最不自在的，便是被學生凝視。如果學生一起放下原子筆，共同凝視監考員的話，不知有何效果？監考的時候，我腦海中出現了這樣的場景。

雨後黃昏（4點）

窩打老道

來到英國，交了TV licence fee，裝了BBC iplayer，叫做入鄉隨俗也好，畀咗錢唔好浪費也好，便選些本地節目看，推薦欄中有一部Waterloo road的電視劇，已經拍了12季。有12季，即係編劇食過返尋味，有一定支持度，再加上Waterloo Road的劇名很有親切感，窩打老道，我小時候戲稱為「媽打老豆」，便看一下劇集簡介。原來此劇於2006年開播，講述一間名為Waterloo Road的Comprehensive school（且譯為綜合學校）面對的問題。校長欠缺領導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教師無心教學，甚至鴛鴦蝴蝶，將私人感情問題帶到學校，單親家庭、過度保護子女，校園欺凌和暴力，性與毒品問題、無牌駕駛，問題天天都多。我一邊看電視劇，一邊想究竟英國的家長觀看此劇時有何反應？會覺得電視劇反映了社會的真實問題，還是暗叫有冇咁誇張呀？如果這是英國教育的（部份）現實，我有能力處理嗎？我會如何面對？

Waterloo Road有兩位很有心的教師：副校長Andrew和輔導主任Kim，二人一陰一陽。Andrew在傳統名校任教，因校長的誠意邀請過檔到Waterloo Road，希望力勉狂瀾，引入Cooler（冷房，差不多等於訓導室）和分社制度，當罰分明，加強學生的歸屬感。Kim以學生為本，覺得Andrew的制度漠視Comprehensive school的學生特質，將名校那一套硬放到弱勢學生身上，學生得不償失。教育是文化工作，我無法判定英國學校的情況，更不知道自己能否處理學生問題。近日開始搵工，寄出求職信後那一晚失眠了，腦海中很多問題：語言能力、學科知識、學生的知識、教育情景的認知、課程知識，Shulman的model of teacher development是如此真實。我以前教學生要運用Shulman的理論作自我評核，如今我覺得自己不合格。

現在最需要做的，是每晚拿起紙筆，看著Waterloo Road的英文字幕，記低Idiom, phrasal verb, slang等用法，自問英文唔算差，但原來以前所學，毫不situational，現在只好每日背誦，從新開始。

求職

終於寄出了在英國的求職信，上一封求職信，已是2005年的事情，當時入職剛好五年，年少氣盛，對很多事情看不過眼，想轉個環境大展拳腳，那封求職信石沉大海，但鬥志已經燃點能否轉職還是其次，帶著破釜沉舟的心情跟校長說個明白，換來了課程改革的契機，教學之路煥然一新，直到2012年，寫了人生唯一的辭職信，感謝校長知遇之恩，我會帶著熱誠開拓體制外的教育空間。之後的日子，不需求職也不用請辭，生活就是工作和實踐，向著鄉土教育的目標進發，先求上主的國和義，所需的都加給我。十年後的今天，與其說是求職，我更覺得是投石問路，站在十字路口，東南西北都拋出一顆石頭，看看哪裡浪花濺得更高。

歷史教育與責任感

大概是最後一年分享歷史教學法，第一次以紮辮穿牛仔褲的形象上課，為何？可能是一種反抗吧，在最壓抑的時代，就做一些破格的事情，生活中有很多微小的抵抗，有些抵抗本來微不足道，但在某個時候，又能保存那僅有的個人意志，同時在練習，不要太理會旁人的目光和評量，若然旁觀者以貌取人，就由他們了，自己樂得清靜，也是鍛鍊獨處的方式。

歷史教學法第一課，做了些改變：

1. 請同學就課程綱要提出意見，他們有權建議增加、減少課程內容，亦能指出最關心的部份。（理念：我以往大多照本宣科，宣示完大綱，問同學是否清晰便算了，但備課時發現，讓學生參與課程的制訂，也是一種加強課程擁有感的方法，也是民主實踐，課程是共享的，他們都是大學畢業生／教師，絕對有能力參與課程大綱的建構。）

2. 請同學細讀歷史／中史課程宗旨，寫出最困難或最認同的部份。

（理念：雖然我教的是歷史教學法，表面上就是講授、圖示、板書等等，但有多少歷史教師認真讀過課程文件？有多少真心認同？過去兩年，課程理解是我做得比較少的部份，我希望今年能多做課程理解的練習，增加教師對課程的擁有感）

3. 有意識地運用問題作教學開端

（理念：歷史就是探究，探究即由問題入手。今年備課時，我更意識自己是否讓學生產生疑惑。讀課程大綱時，我問他們要增加或刪減什麼部份；讀課程文件時，我請他們思考最認同或最感困難的課程宗旨。）

4. 增加自我介紹的部份，選擇照片

（理念：自我介紹即敘事，說自己的故事就是個人歷史，有何重要事情？選什麼照片？為何要如此示人？這不就是歷史學者做的事情嗎？歷史即生活）

5. 承認不安

（理念：在新常態之下，即使沒有恐懼，也充滿不安，與其否認，不如直視。我承認自己不懂得處理歷史教育與「新」國民身份的關係，也不知紅線何在。既然無法處理，不如就先懸空吧。無論我有百般對，或者千般錯，全心保存真的我。）

包裝與解魅

余英時先生談五四運動，與我們這些後學比較，他能以第一身觀察，並抽離反思這個歷史議題。我們所認識的五四運動，基本上不是運動本身，而是戰後兩岸史家及政權不斷包裝的概念，民主、科學、愛國、啟蒙等等，都是後來加上去的。余英時先生以同時代人的身份，指出五四對他而言，就像是遠在天邊的社會事件，胡適和陳獨秀等五四知識份子，對他而言只是個有名氣的讀書人，並不如後來的歷史記載般，以一石激起千層浪的氣勢席捲全中國。

歷史在時間的維度上離我們越來越遠，但某些歷史事件卻吊詭地成為越來越接近我們的生活，我們被加上濾鏡看世界，卻不知道濾鏡的存在。歷史教學的難點，就在於要學生意識到濾鏡的存在。然而，當教師受到上頭來的壓力，要在神不知鬼不覺中替學生戴上濾鏡，赤色的濾鏡，那麼教師又如何自處？批判如何成為可能？

說實話，很佩服五四知識份子的勇氣，即使當時的共產主義信徒如陳獨秀，也是冒著生命危險批判傳統和政權，正如狄德羅形容伏爾泰：在我們心中激發出一種對說謊、無知、偽善、盲目崇拜、專制等強烈的憎恨。而政權最討厭的，正是伏爾泰這樣的知識份子，因為他們能驅除麻木，使人採取行動。

我想的是兩個問題：

1. 將來我如何述說和解說在香港發生的一連串運動？我能否以解魅的方式理解和述說這些歷史事件？

2. 我能否具備伏爾泰的勇氣，以知識激發追尋真理的熱情？

記憶傳授人

 有些書，買回來的時候，就只是一本待讀的書，直至你墜入深淵，才看到書架裡綻放微光，好像徐賁的《統治與教育：從國民到公民》，正當我愁煩教學的路如何走下去時，突然記起這本書，就救命索，把我在下墜時拉住。

在序言中，徐賁引用了對國作家Lois Lowry的片段：這個國家的記憶是由專門的記憶傳授人保管的，其他人不得擁有，關於過去，所有的國民該知道或不該知道的事情都是規定好了的。

徐賁再引用林賢治先生的《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體記憶》的話，指那些接受了黨的教育的黑七類子女，除了極少數較為開朗、豁達，願意跟人們交談來往者外，大多數長成內傾的性格，自卑、畏葸、被動、沉默寡言，離群索居。對這些被教育者來說，教育是一種心靈的摧殘，留下的是終身難以癒合的烙印和創傷。

不管那是什麼教育，教師要負責的，首先是學生和他們的心靈，背後是人類和生命的延續，不管政權要教師教什麼，教師必須敢於拒絕，必專心一意為心靈負責。

我應該要花時間細讀，為未來一個學年尋找出路。

年輕人的去留

下午約了三位舊生，都生於1997年，來不及申請BNO，見面便問：打算離開嗎？都想離開，但沒有BNO，要走也不容易，大學剛畢業，未有積蓄，也沒想到將來要走的路，到了外地，也是茫然。

看著她們長大，感覺兩年過去，她們已有點滄桑，對這個地方失去了希望。其中一位大學畢業後愛上咖啡，在咖啡店打工，一做便兩年，但生意太好，捱壞了身體，轉職到新的咖啡店，做兼職，也抽些時間做客服，但只為了掙點零用。回想她小時候，立定目標便默默去做，做事有決心，思路也清晰。那些時候，她就是有一股盲勁，努力去做。經過歲月的洗禮，再加上這兩年香港政治的變動，她好像失去了那種盲勁。在這個動盪的世界，功利的人反而活得較輕鬆，見風轉舵，跟紅頂白，總之有利可圖便是了。然而，像她那樣需要空間尋找理想的年輕人，今日的香港似乎沒有這種容許過犯的時間和空間，一切都好像很趕忙似的，大家都在死線前爭取時間完成某些事情。

另一位舊生，碩士畢業，很現實地考慮將來，總之可以離開香港便可以了。她說，第一個人生，在出生地；第二個人生，在香港；現在，快要開展第三個人生。二十四歲的年輕人，便要開展第三個人生，這好像是九七世代的宿影。她怕加拿大的沉悶，但又沒有途徑可以去英國。對她來說，要離開香港，也要好好計劃，盡量不要經歷第四個人生吧。

最後一位舊生，中學時成績比其餘兩個都差，但很清楚知道自己喜歡的事情，投身可持續和生態保育工作，理想成為生活的錨，在亂世中給她安定的力量。她當然也想過離開，但最重要的，還是能否繼續做保育的工作。如果她能在香港發揮所長，她或許會留下來，但保育也離不開政治，當政府要發展時，保育工作者便成了以臂擋車的螳螂，她必須要有盡力也枉然的覺悟。

這個時代，對年輕人是殘酷的，或許就是這種殘酷，令大家都愛上Mirror和Error，希望在他們身上，看到盼望的確據。

放榜

 大兒子今天放榜，跟我預期一樣，比上不足，比下亦沒有餘，入大學邊緣，好在大兒子看得開，一早已有心理準備讀副學士，我十分支持，總之不要再為公開試蹉跎歲月就好了。回想他在中、小學的經歷，只能以痛苦形容。大兒子曾經說過不喜歡讀書，我理解的，他身邊的好朋友成績彪炳，有的以狀元成績入讀醫學院，有的讀名校直接到外國升學，但我從來不將他和其他人比較，只要他對世界抱著好奇之心、喜歡思考、能判別是非，便很足夠了。

我很幸運，父母從不給我讀書壓力，對我的成績可說是沒有要求，我是讀到高中以後，才突然覺得要做個有出息的人，或許是自尊感作崇吧，所以拚命讀書，希望用成績證明自己。預科那兩年，老師和同學都對我刮目相看，對我有種盲勁，就是不理成活，用功苦讀。然而，我根柢欠佳，即使很拼了，還只是僅僅合格，擦邊入大學。放榜那天，跑到香港中文大學叩教授的門（現在回想，何來的膽量？），教授看我的成績表，冷眼一句：有大學收你已經好好彩，之後努力些吧。我死了心，回家後直奔父親的睡房，哭著說對不起，進不了香港中文大學。其實父親對我沒什麼要求，非常淡然，只有我在激動吧，粵語長片中的角色對調了。

入了香港浸會學院（當時還未升格），我好像是小池中的大魚，我不用與人比較，只是純粹享受做學問，師友對我也很友善，我的成績竟一個比一個學期好，最後完成兩年碩士課程，拐了個彎，又到香港中文大學讀教育文憑和博士。我一直覺得兩個兒子也是喜歡思考的，但他們可能遺傳了我的基因，很討厭考試。今天大兒子放榜了，對我來說也是解脫，我不用為了學校的要求而迫兒子配合學校。我希望兒子能享受做學問的樂趣，但無論如何，之後的路他要自己走了。自由，從來不是賜予的，而是自己掙回來的。兒子的獨立和自由，便要為自己的生活負上責任。

距離離開的那天又接近了，放下了心中的一塊石頭，感覺輕省了。

後記：風，打完了，但雨還是不停地下。鄭州淹大水，傷亡不知多少。兩年前元朗白衣人襲擊市民的事件仍是懸案。香港人將來會否距離真相越來越遠？

從大嶼山到大帽山

 小學生從大嶼南端來到大帽山腰，個個興奮熱情行田聽講解，中英夾雜、指指點點，看著禾穗底下頭來，稻米喝飽溪水頭重腳輕，像駝背翁一樣彎下腰來，學生用心觀察，點住了香港稻米的名字：絲苗、花腰、花蘿蔔、齊眉、穀仔。你一句、我一句，未必能從外觀辨別，但至少明白植物種類的多樣性。

走進農棚，黑蟻感到有人入侵家園，在木地臺上鑽來鑽去，顥得很慌張，學生見到黑蟻，有的非要把蟻打死不可，有的朝蟻噴蚊怕水，可憐的黑蟻，彷彿存在學生的世界已是一種侵犯。我和老師也極力勸導學生不要濫殺無辜，然而學生卻以殺昆蟲為樂。那究竟是人的天性，還是城市文明恐懼昆蟲的表現？雖然不認同學生的行為，但我和老師都不想以一種高高在上的姿態訓誡學生，唯有苦口婆心帶學生離開農棚，還黑蟻一個清靜的家園。

學生行田時還很神氣，但今早天氣悶熱，窩在農棚裡做植物拓印時，全身冒汗，學生也顯得不耐煩，過了二十分鐘，有同學說要再到水池降溫，其實我也不想悶在農棚裡，帶著幾位學生和一位家長走到山澗盡頭的一潭水池，學生一手拿起水勺，往潭裡舀一瓢水便往同學的頭淋下去，我以為同學要發怒了，怎知同學吁一口氣，大聲叫好，真涼快，又請同學再多淋一遍。此情此景，多麼自在，炎炎夏日，孩子戲水，是最簡單的滿足，只是城市人忘了這種簡約的幸福吧了。

我們在一間素食餐廳用餐，第一次吃不可能的牛扒，若果不是事先說明是素肉，我還真的以為是牛肉，好吃而飽肚。為弓令同學多了解種田之樂，我也唱了大帽山之歌、小蛇之歌和大地予我，但同學反應冷淡，估計有些非華語的同學不大明白歌詞的意思，但也不要緊，我一直希望他們不要當自己是香港的過客，雖然他們的父母來自世界各地，也沒打算長居於香港，但小學六年，也算是人生最無憂無慮的時間，多走幾個地方，認識這片土地，長大後也能跟朋友多說一些香港故事。

午後到蕉徑跟村民訪談，說起農事之苦，但村民退休後卻選擇告老還鄉，再種起田來，我問村民，為何種田如此之苦，退休還要回來。村民說，自種自吃，親手收成，最有滿足感。我曾經也覺得，種田要專業，便要賣菜賺錢，但過去幾年，技術進步了，仍抗拒賣菜，不是完全不賣，而以不想將搵錢當作種田的目的。村民說，種田搵錢，真是自己搵自己笨。我不想阻住真正的農夫搵食，但世界之大，應該還有地方，讓我這些只想以種田為樂的人，單純享受自種自食、看生命成長的樂趣。

承傳..回憶

週日早上，靜候著何婆婆。婆婆坐輪椅入屋，對學生說：你冇來過。我問：我呢？她說：你有，我記得。然後，她指著孫兒問：你叫咩名？

婆婆消瘦了，腦退化症也越來越嚴重，連孫兒也認不出。不過，她認得我來過。被老人家認得，有些虛榮。

閒聊幾十年前的農村生活，村民說，太陽最猛的時候，村民都喜歡圍在一起玩「天九」。我問：即「牌九」嗎？村民說：不同的。婆婆有些睡意，聽到「天九」，精神了一下。村民跟何婆婆說：玩「天九」呀，好唔好呀？婆婆興高采烈答：好呀！

很多年了，跟婆婆玩「天九」的街坊，不是搬上公屋，就是仙遊去了。屋內只有一箱塵封了的「天九」。

我答應了村民，請朋友拍攝婆婆玩「天九」的情況，為庶民娛樂留一份記錄，也籍此給婆婆回到那些年。

今天約了俊叔。

上次見俊叔的時候，他跌傷了腳，不能落水田種菜。這次見他，面色不太好。他說：又跌親，傷了腰。

我們買了兩排朱古力給他，他最愛吃「朱古力」。

他看起來一點累，我們從一九四八年談到現在，他越聊越起勁。差不多七十年的生活，如同昨昔。每朝起身吃個盅頭飯，然後落田，黃昏炒碟菜，看看新聞和天氣報告便睡覺。他說，他愛靜，怕人多。幾十年都是如此生活。

俊叔一個人過日子，但不孤單，屋前有樹，房有蚊紗，清茶淡飯，夠了。

學生問：悶嗎？俊叔說：做人最緊要做運動，簡簡單單。

我打從心底裡敬佩俊叔。對我來說，俊叔不單守護著華南僅有的水坑田，更守護著傳統的價值觀。俊叔不只是農夫，更是隱士。大隱者，隱於市。

這一次，他終於願意和學生合照。

教不教歷史已不重要，能夠和學生一起聆聽老人的回憶，享受從此而來的想像，於願已足了。

教育的政治性

今時今日，竟然有學校的極高層寫信給我，叫我「盡量避免與教師和學生談及政治議題」。我收到這個要求，第一個反應是：這個人知道什麼是教育嗎？他憑什麼跟我談教育？

對我影響很深的教育學家Bruner在〈文化、心靈與教育〉中提到：「教育不可能單獨站立，也不能通過設計而使它看起來好像可以獨立的樣子，教育是存在於文化之中的。而文化，不管其他方面如何，至少都和權力、身份差別以及酬賞體制有關。......以上的種種，不是在提議，我們應該把教育"政治化"，而只是要大家承認，教育本來已經是很政治化的了。」（頁130）

是的，教育本來就跟政治脫離不了關係。我讀中學的時候，制服團隊大多是課外活動，且由社會組織舉辦，但今時今日，絕大部份中學生都要「被迫」參加制服團隊，不管是有宗教背景的基督少年軍，或是政府倡辦的交通安全隊，表面上，學校說這是鼓勵青少年的社會參與，但大家心知肚明，學生的「其他學習經歷」都團繞著規訓和服從展開，被安排到不同的社會機構中服務。即使在個人層面，學校的規訓也越來越細微，入禮堂必須穿校褸（不管氣溫已達廿幾度），女生必須夾起髮鬢，等等。每當我看七十年代的中學老照片時，發現那時候的中學男生穿喇叭褲，女生校裙不及膝，髮型也充滿個性。我不禁想：為何學校對學生身體和服飾的規管越來越細密？

現在，由統治集團所推動的教育項目，都說成是＂中立＂的教育，但偏離統治者立場的，都貫以「政治化」的污名。當一位歷史教師收到這樣的要求，盡量避免跟學生談及政治議題時，他要將歷史教育中所有政治範疇的內容都刪去嗎？又或者，只談社會文化的歷史就與政治無關嗎？要做一個犬儒的人沒有問題，但可否將領導學校的責任交給那些有承擔、有教學勇氣的人？

親愛的

告訴大家一個故事吧。

十八年前，回歸前夕，香港人移民到外地，教師人手短缺，那時候，只要你是大學生，便可以到小學代課，就是這樣，一位大學二年級的歷史系學生因為有熟人介紹，經常到粉嶺一所小學當代課老師，日薪七百多元，對於清貧學生而言，算是非常豐厚了。

小學沒有歷史科，但大學生到了小學，中英數常都教過，美勞還可以，音樂就不行了。大學生印象最深刻的，是趁著假期，當了幾星期的小二班主任。大學生小時立志當老師，看見小學生非常可愛，聽教聽話，最愛跟小學生講故事，學生也聽得津津有味，可算是人生第一批知音人。小學生每次跟代課班主任敬禮，都說「親愛的朱老師」，而大學生見到他們，也回應「親愛的2C班同學」，現在聽起來很肉麻，但當時大學生和小學生都很率性，有來有往，從心而發，一切都來很自然。

大學生第一次聽《良師頌》，便是小二學生給他唱的：良師啊，是您一顆，愛心關懷，燃亮了我。大學生只是代課教師，怎受得起這首歌。雖然如此，他還是禁不住偷泣。之後幾年，大學生還有到小學當代課，當年的小二學生長大了，但見到他時，都輕聲叫他「親愛的朱老師」。學生升學，也會寄信姶他。他一直關心到葵涌升中的潔兒是否適應新環境，還有女班長麗嫦會否給自己太大壓力，每次經過軍地，他都會想起住在那裡的緯彤。後來，大學生就在小學旁邊的中學當歷史教師，他也重遇楠光。楠光總會掛著媽媽給他的平安符，到中學也沒有改變。

其實，我就是那個大學生。日子過去了，一晃眼就是十八年，小二的班主任回憶都沉澱得靜默。直至幾個星期前我到聯和墟光顧新開張的咖啡店，店主看著我，問我是否曾經在小學當老師。我一時想不起來，因為我一直在中學任教，直至她給我看一張旅行照片，我才驚覺她就是當時的小二女生，我真的沒有想過，她還記得我。回家後我翻箱倒籠，找到了保存著的學生照，我也在照片中找到她。

現在每次到咖啡店，她還是羞赧地輕聲叫我「朱sir」。不知怎的，那個聲音好像從十八年前傳過來的，本來無語的回憶再次活過來。活在社群的親切感，是一種札根在地方的真實生活經驗。有了這樣的生活經驗，便明白地方並不是一張白紙，而是一個累積年月而成的關係網絡，由不得政府和財團隨意撕裂和驅趕。

不遷的原因，不只是理性上的復育鄉土的訴求，還有歷史縱深的情感投注。不拆的理由，也不只是守護一座叫「家」的建築物，而是擁抱在這個地方上彼此連繫的共生關係。若果有一天，粉嶺再沒有農田和唐樓的話，這裡也不會有「我」。

 

九六年拍的旅行照

本來沒有今日的我

我愛哭，這是我長大才知道的事情。

小時候，父母都說我面皮厚，打極都唔喊。幼稚園老師見我字寫得不夠端正、歪歪斜斜，問我要做學生還是做乞兒，我想也不想，直說要做乞兒，我渴望離開校園，我要自由。她要我脫光校服在校長室罰企，我照做，只剩下一條內褲，五歲的我，一滴眼淚也沒有流過。我頑皮愛玩，母親用衣架抽打，父親用腰帶鞭撻，我滿手藤條痕，再痛，我也不哭。

不知怎的，人大了，看到社會的不公不義，然後看到人性的善，我總會掉眼淚。就像每年六四晚會，想起死難者和天安門母親，我便會哭。初為人師時，還會強忍眼淚，衝去廁所哭個夠，再回課室跟學生談六四，後來索性豁出去，在學生面前邊哭邊說。歷史，就是這樣觸動我的靈魂。

離開學校很容易，但我卻一直離不開學生。《本來沒有菜園村》上演，我邀請十一位同學一起觀看，包括中三至中六的同學。零八年我踏足菜園村時教的學生，零九年我一起做粉嶺戲院口述歷史的學生，然後，我開展了農村的口述歷史教學，那些學生今年已不再是中一的學生。我邀請他們，因為他們見證我的成長。教學的過程，學生在成長，身為教師的我也在成長。

菜園村引發的土地保育運動，將我從學校帶回到粉嶺這個社群，學生是我的同路人，如果不是教學這份工作，我不會變成今日這個樣子。因為教學，我不斷詰問自己信些什麼、教些什麼，學生將來要處身怎樣的世界，我今日的行動又會如何影響明日的世界。《本來沒有菜園村》講的是菜園村保育運動的歷程，但也是我的心路歷程。

發現鄉土的價值，反思香港人和「香港」這片土地的關係，質疑歷史教學的宏大敘事，投身半農半職的實踐，這都是菜園村土地保育運動對我的影響，我一直問：身為教師，我如何回應香港社會面對的不公義？學生，是我行動的理由。我哭，因為我深受村民的觸動，因為學生給我繼續前行的力量，也因為我背負著教育的責任。

就像昨日，在馬屎埔務農三十多年的黎先生遭地政總署迫令離開，我不能裝作不見。年半前，我有份到農田聲援黎先生，也因此認識了羅婆婆，開展了比較詳細的口述歷史教學。我後來和中二的學生與黎先生做了兩次口述歷史訪談，我自覺有責任站在黎先生那一邊。因為我知道黎先生耕的那片農田叫「牛青湖」，也知道他來自順德，曾經做糕點，後來到馬屎埔務農，兩公婆靠一雙手養大了三個孩子，他也將二零零零年的水浸照片給我看。在述說和聆聽之間，我們已經成為承擔共同命運的社群，所以，我不能無視他的痛苦。

學生要離開學校，教師同樣要離開學校，沒有永遠留在學校的學生，卻有一直困在學校的教師。不過，我不願作這樣的教師。離職了，我有了自由。我聲援黎先生的時候，心裡一直想著學生和他訪談的畫面，面對著警員、地政和工作人員，我只有唱歌：「我愛我家  縱使一切不浮華  沿途是我腳步  從毋懼風吹雨打  我似野花  眷戀山裡的落霞  全情熱愛這地  留住這風景我一生記掛」。然後，我請警員、地政和工作人員他日除下制服，以一個「人」的模樣回來這裡。香港的土地不屬於地政、不屬於價高者、也不屬於任何人，但熱愛這片土地的農夫和學生都屬於這裡。這是我的心聲，也是學生的心聲。學生上課，但我做代表，我為黎生發聲、為自己發聲、也為學生發聲。

話劇結束了，我滿眼通紅。很感謝導演和編劇的努力，也感謝演員的細緻演繹，他們將我帶回一段教學的回憶。編劇滿道問我有什麼話要說，我看到那些和我一起到馬屎埔做口述歷史的學生，我又哽咽了。鎧宜和偉珊從菜園村到東北農地保育，她們一直撐農夫和村民，今年中六了，仍繼續和村民訪談；中五的紅紅、佩宜、恩惠和藹盈，從粉嶺戲院到馬屎埔，從嶺南大學的分享到這套話劇，她們都在尋找社群的意義；中四的浩斯和馨兒，從石湖墟的陳六伯伯的訪談中，找到新界墟鎮和農村的故事；中三的信謙，與馬屎埔的村民訪談後，說要回軍地跟嫲嫲學種菜。

 

我很幸運，有學生作同路人。我希望他們知道，我離開學校的最大原因，是要做一個真真正正的教師，一個為理念而育人的教師，一個站在學生身邊探尋理想社會的教師。 想到這裡，看到學生望著我的眼神，我又哭了。

 

 

 

同學和黎生訪談的情景

沒有下課鈴聲的日子

很久都沒有聽到下課的鈴聲，是否到了下課的時候，主要看學生的表情。當他們的眼睛開始遊移，看看錶，才發現原來課堂已過了個多小時，給他們一段小休的時間，回來再一起學習。如果師生全情投入，完全可以忘卻時間的存在，樂在教學相長中。資優教育學苑的「藝．史．無界」課程，也是我教學生涯中絕無僅有的經歷。

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我只能設計四個星期六上午的課，但要在四天內教授社群理論、口述歷史的社會意義、口述歷史的技巧、社區考察和藝術創作，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任務。於是，我只好用盡「上午」的時間，每個課節3.5小時，看到這些課程都很嚇人。

這個課程的學生來自五湖四海，文理商兼備，初中高中生聚首一堂，差異很大，他們唯一的共通之處只有「資優」。我也很希望知道「資優」的學生有多大的能耐，於是課堂設計以體驗式學習和應用學習為主。

第一課，我們各不相識，我也不想要他們逐一介紹，於是請他們按性別、就讀學校的地區分組，彼此認識，順道分析何謂「社群」（血緣、地緣、年齡、性別等客觀劃分／興趣、信仰等主觀劃分）。我們從蘇格拉底的「宴會」（symposium）談到中國的鄉情，再由經濟理論的「互賴」（interdependence）延伸到社群理論的「內在連結」 （intradependence），他們就好像活生生的海綿一樣，聆聽、沉思、表達意見，不知不覺，三個鐘頭過去了，大家還意猶未盡。

第二課，口述歷史技巧的實習，我設計了多種訪談活動，請他們分析訪談者的注意事項、受訪者的感受、場景對訪談的影響，也請他們以「異質性」原則分組，他們全做到了，甚至比我所想像的完成更多。我們離開課室的時候，才發現四個小時已經過去。我從來沒有試過教一節四小時的課，但當教師共同享受學習的時光，時間渾然而過。

第三課，實地考察，差不多所有學生都比我更早到集合地點，他們預備好問題，虛心聆聽石湖墟老舖的故事，細心搜集舖頭物料，用心記下訪談重點，然後回家聽錄音、做筆記。

第四課，秀卓只用了半小時講解物料的特性和應用，學生便分組將三所老舖的歷史以藝術圖鑑方式重現。如果再給我們多一節課，我們的學習將會更圓滿，無奈曲終人散，師生依依不捨，因為我們真是一個學習群體，我們享受了十四小時（其實更多）的教學旅程。

近讀《波赫士談詩論藝》，書中談到「隱喻」的文學作用，我忽然想到時鐘和下課鈴聲：

時鐘是刀刃，
把時間切割成支離破碎的小份，
人生再沒有光與陰。

沒有下課鈴聲的課堂，就像打開鳥籠，學習的飛鳥自由翱翔。如果再沒有下課的鈴聲、大家憑著學習的神情判斷是否下課，很多教師便不用再看錶等時間過，也可能有更多教師流連忘返在學習的時光之中。

我是否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