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父母都說我面皮厚，打極都唔喊。幼稚園老師見我字寫得不夠端正、歪歪斜斜，問我要做學生還是做乞兒，我想也不想，直說要做乞兒，我渴望離開校園，我要自由。她要我脫光校服在校長室罰企，我照做，只剩下一條內褲，五歲的我，一滴眼淚也沒有流過。我頑皮愛玩，母親用衣架抽打，父親用腰帶鞭撻，我滿手藤條痕，再痛，我也不哭。
不知怎的，人大了，看到社會的不公不義，然後看到人性的善，我總會掉眼淚。就像每年六四晚會，想起死難者和天安門母親，我便會哭。初為人師時，還會強忍眼淚，衝去廁所哭個夠，再回課室跟學生談六四，後來索性豁出去，在學生面前邊哭邊說。歷史，就是這樣觸動我的靈魂。
離開學校很容易，但我卻一直離不開學生。《本來沒有菜園村》上演，我邀請十一位同學一起觀看，包括中三至中六的同學。零八年我踏足菜園村時教的學生，零九年我一起做粉嶺戲院口述歷史的學生，然後，我開展了農村的口述歷史教學，那些學生今年已不再是中一的學生。我邀請他們，因為他們見證我的成長。教學的過程，學生在成長，身為教師的我也在成長。
菜園村引發的土地保育運動，將我從學校帶回到粉嶺這個社群，學生是我的同路人，如果不是教學這份工作，我不會變成今日這個樣子。因為教學，我不斷詰問自己信些什麼、教些什麼，學生將來要處身怎樣的世界，我今日的行動又會如何影響明日的世界。《本來沒有菜園村》講的是菜園村保育運動的歷程，但也是我的心路歷程。
發現鄉土的價值，反思香港人和「香港」這片土地的關係，質疑歷史教學的宏大敘事，投身半農半職的實踐，這都是菜園村土地保育運動對我的影響，我一直問：身為教師，我如何回應香港社會面對的不公義？學生，是我行動的理由。我哭，因為我深受村民的觸動，因為學生給我繼續前行的力量，也因為我背負著教育的責任。
就像昨日，在馬屎埔務農三十多年的黎先生遭地政總署迫令離開，我不能裝作不見。年半前，我有份到農田聲援黎先生，也因此認識了羅婆婆，開展了比較詳細的口述歷史教學。我後來和中二的學生與黎先生做了兩次口述歷史訪談，我自覺有責任站在黎先生那一邊。因為我知道黎先生耕的那片農田叫「牛青湖」，也知道他來自順德，曾經做糕點，後來到馬屎埔務農，兩公婆靠一雙手養大了三個孩子，他也將二零零零年的水浸照片給我看。在述說和聆聽之間，我們已經成為承擔共同命運的社群，所以，我不能無視他的痛苦。
學生要離開學校，教師同樣要離開學校，沒有永遠留在學校的學生，卻有一直困在學校的教師。不過，我不願作這樣的教師。離職了，我有了自由。我聲援黎先生的時候，心裡一直想著學生和他訪談的畫面，面對著警員、地政和工作人員，我只有唱歌：「我愛我家 縱使一切不浮華 沿途是我腳步 從毋懼風吹雨打 我似野花 眷戀山裡的落霞 全情熱愛這地 留住這風景我一生記掛」。然後，我請警員、地政和工作人員他日除下制服，以一個「人」的模樣回來這裡。香港的土地不屬於地政、不屬於價高者、也不屬於任何人，但熱愛這片土地的農夫和學生都屬於這裡。這是我的心聲，也是學生的心聲。學生上課，但我做代表，我為黎生發聲、為自己發聲、也為學生發聲。
話劇結束了，我滿眼通紅。很感謝導演和編劇的努力，也感謝演員的細緻演繹，他們將我帶回一段教學的回憶。編劇滿道問我有什麼話要說，我看到那些和我一起到馬屎埔做口述歷史的學生，我又哽咽了。鎧宜和偉珊從菜園村到東北農地保育，她們一直撐農夫和村民，今年中六了，仍繼續和村民訪談；中五的紅紅、佩宜、恩惠和藹盈，從粉嶺戲院到馬屎埔，從嶺南大學的分享到這套話劇，她們都在尋找社群的意義；中四的浩斯和馨兒，從石湖墟的陳六伯伯的訪談中，找到新界墟鎮和農村的故事；中三的信謙，與馬屎埔的村民訪談後，說要回軍地跟嫲嫲學種菜。
我很幸運，有學生作同路人。我希望他們知道，我離開學校的最大原因，是要做一個真真正正的教師，一個為理念而育人的教師，一個站在學生身邊探尋理想社會的教師。 想到這裡，看到學生望著我的眼神，我又哭了。
同學和黎生訪談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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