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

九年是怎樣的一個概念？我試著回想，過去九年我做了些什麼？

二零一二年，決定離開學校體制，學種田學了九個多月，和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學社，從零開始，在一片寸草不生的泥頭地上造堆肥，鋪磚、搭棚、開坑，以農田為中心，實踐半農半X的生活。同一年，我開始修讀博士，思考在香港推動鄉土教育的可能，和學生一起走入馬屎埔村，做口述歷史。

二零一三年，借調到教育局，與志同道合的教師朋友推動鄉土教育和口述歷史教學，帶學生參訪古洞和調景嶺，邀請學習動機較低的同學落田。那一年，也是我最後一次到中國旅行，選擇在最寒冷的時間去四川，在藏區看雪景，看雪花散落，九寨溝的瀑布變成冰柱，在成都的寬窄巷子閒晃，看杜甫的草蘆，別有一番滋味。那一年，離開學校體制，正式進到曠野。

二零一四年，越來越多年輕人投身學社成為全職農夫，我也完成了博士班課堂，發表論文計劃，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那是浪漫的一年，沒有制度的束縛，全身投入鄉土教育和口述歷史教學，很多時候都寄宿在學社的貨櫃，風雨交加的晚上感受自然的力量，第二朝起來忙著修理吹毀的棚架。那年九月，獨坐在分域碼頭，讀著《獨裁者的進化》，然後一陣銷煙，我激動得破口大罵，從西到東，然後睡在街頭，感覺走到了香港歷史的十字路口。

二零一五年，在失落與不安中度過，東北前期工程撥款的問題一直困擾著我，不想躲在房間裡寫論文，但又不能遊走街頭荒廢研究，帶著電腦四處遊走，在咖啡店、在商場、在茶餐廳，總之一有空便寫反思和研究報告。老大升中後變得反叛，我也要重新學習做父親的功課。壓力令我變得神經質，甚至有抑鬱病的徵狀，有時嚎啕大哭，感到很絕望。慶幸完成了論文，雖然很多沙石，但總算能畢業。那一年，完成了昇平村的村校歷史藝術展覽，也因此認識了林村的朋友，來到農莊。農莊後來名為一葉，我也進入了人生的新一頁。

二零一六年，行到山窮處，工作時存下來的積蓄差不多用光了，試過代課，也接了很多不同的活動，但入不敷支，走到沒路，也要認命搵工。幸運地認識了基金會的朋友，願意支持鄉土教育的理念，柳暗花明，又走出路來。又來一次鋪磚地，開坑堆肥，但這一次，我和學生一起做，農莊漸有教室的雛型。

二零一七年，大學邀請我做兼任講師，我非常珍惜這個機會，能夠將體驗學習的經驗和年輕教師分享，是我夢寐以求的工作。那一年，鄉土教育的工作也越來越踏實，第一次到訪松代，為一八年的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鋪路。

二零一八年，經過兩年半的學習，我和學生踏上了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的交流旅程，這是人生其中一次最難忘的經驗，住在昭和年代建成的小學校舍，認識相澤婆婆、鈴木小姐和美奈子，我和學生約定了三年後再見，沒有他們，我不能圓鄉土教育之夢。然而，暑假時和母親出遊時發現母親的身體差了很多，回來後做了詳細的檢查，母親得了重病，我們一家在憂患中度過。

二零一九年，大地予我的禾田復育工作已經開展，大學的教學工作已進入軌道，看似平平無奇的一年，反修例的爭議越來越激烈，在擔憂中參訪芬蘭和荷蘭的學校，反思香港教育改革的切入點。從荷蘭回港後，是另一個世界，六月九、六月十二、六月十六、七月一、七月廿一，之後再隌伴老人家到歐洲旅遊，替老人家搞畫展，繞了半個西歐，從法國回來後情況更嚴峻，八月十八，中大、理大，我一個人到高雄旅行，中秋那天感到很失落、孤單，十二月再帶老師往高雄和屏東考察，接著陪父母和孩子到台北旅遊，希望在母親的身體未變差之前多享受天倫之樂。

二零二零年，新年期間再到高雄，希望做些移民的準備功夫，但疫情突如其來，一切陷於停頓，生活圈收窄至十公里之內，人與人之間很疏離，每天落田，收成，做飯，後來多教了一科，要加緊備課，上課的模式也轉為視像教學，很多事情也要重新適應。

二零二一年，生活表面上回復到以前的狀態，但內心已起了很多變化。看到很多年輕人成為政治犯，為自由和民主的理念坐牢，親友出走，看不到前景。

如果，那九年在獄中度過的話，我又會變成怎樣？為何當權者要剝奪一個年輕人九年的自由？他們憑什麼？從二十四到三十三歲，如果他有自由的話，他應該能走很多不同的路，探索自我的可能。為何要以國家之名，去剝奪一個年輕人的自我？如果法庭不再為公義而存在的話，只會淪為不義的奴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