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森林中尋找樹木：我如何教南斯拉夫歷史
我相信歷史是一門學科（discipline），更是人能達致真善美的一門學問，學習歷史讓我們對過去的人文有深刻的體會，並從中形成理解世界的方式。例如，我們學習了德國屠殺猶太人的事件，應該會對現在還發生的種族屠殺產生悲憫之情，並且能主動關心形成的原因，並採取行動以避免人為災難再次發生。如果我們學習過德國屠猶的歷史，卻對還在發生的種族清洗暴行不聞不問，歷史教育便失去其意義（Gardner，2000，頁154）。同樣，無論學生是否學習過南斯拉夫內戰的歷史，學生只要能認真看待德國屠殺猶太人的歷史，並投入其中，應該會主動關心南斯拉夫的種族衝突。但是，現行課程只輕輕帶過德國屠殺猶太人的事件（因為不在有關「國際」衝突的主題之下），我擔心我們因此錯過了歷史教育的精神，沒有將種族屠殺的苦難記憶留給下一代。德國屠殺猶太人的歷史教訓我們，沉默的大多數是「種族清洗」的幫兇，若能關心並且發聲，輿論壓力也可以減少苦難。如果學生只將南斯拉夫內戰的歷史，簡化成思考題材和應試材料，恐怕所有因種族衝突而形成的苦難都成過眼雲煙。
雖然課程只強調抽象的歷史概念，但我自覺有責任將歷史事件賦予骨肉，我帶著強烈的主觀情感去教授這一課。Palmer曾說，教育改革的根源不在預算、教學方法、課程和制度架構，有意義的改革來自人心（Palmer，1998，頁19）。我相信對真、善、美的追求，是課程改革的核心。
從回憶開始：昨日的時事成為今日的歷史
我對巴爾幹半島的關懷，始於1992年，聞說歐洲最美麗的海岸不在意大利，而是在對岸的南斯拉夫，沿克羅地亞伸延至阿爾巴尼亞。可是，在我還未有機會目睹那個傳說中的海岸，那海岸便煙沒在戰火之下。兩名逃避戰火的小情侶死在塞拉耶佛的橋頭上，他們倒卧在血泊的照片震驚世界，塞拉耶佛的名字又再響起，我才記得我在中學時讀過塞拉耶佛的歷史，那是奧匈帝國斐迪南大公遇弑的地方，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源頭。記憶和現實相遇，彼此連結，我開始有了頭緒，然後，曾經鍾愛的南斯拉夫球王史度高域消失於歐洲球壇，克羅地亞的海岸滿目瘡痍，每次聽到《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塞拉耶佛的香港譯名），難免悲傷。這就是我的記憶和情感，我一直思考，活在太平盛世的香港，南斯拉夫的內戰、巴爾幹半島的悲劇，除了令我們的日常生活多幾則新聞，多一些話題外，還有什麼意義？除了關心世界的空洞口號以外，我們還可以做什麼？太多事情還在思考中，便要逼著整理出個思緒來。十年前的時事已成為今日的歷史，在不到十年後的今日，我要以歷 史 老師的身分，去講解南斯拉夫內戰的事件。過去了的事都是學生可以研習的歷史嗎？前南斯拉夫的種族衝突仍然未解決，黑山剛剛脫離塞爾維亞，科索沃還在聯合國託管下自治，早些年頭前南斯拉夫總統還在國際法庭受審。置身其中的我，能教好這一課嗎？
報章作為史料
課程假設學生對當代發生的歷史事件感到興趣。是的，關於南斯拉夫內戰的報道鋪天蓋地，學生也容易接觸到南斯拉夫的資料，但資訊越發達，學生越容易失焦，尤其是當代種族問題比比皆是，南斯拉夫的問如何能吸引他們的注意？為了拉近學生和南斯拉夫的時間和空間距離，我利用了李小龍的銅像作為引子，我讓他們閱讀關於全球第一尊李小龍銅像的報道，再讓他們猜想豎立銅像的地方。學生理所當然以為銅像豎立在香港，因為李小龍是香港人，也代表香港精神。其實第一尊李小龍銅像是在波斯尼亞豎立的，我要激起學生的疑惑，究竟波斯尼亞和李小龍有何關係。我再讓他們比較波斯尼亞和香港李小龍銅像的相異之處，他們發現兩者的姿態不同，波斯尼亞的李小龍銅像是守勢，而香港的李小龍銅像是攻勢，在一連串疑問下，我才派發剪報，讓他們分析波斯尼亞豎立李小龍銅像的背景。
從波斯尼亞上推至1991 年的斯洛文尼亞獨立戰爭，我運用了地圖、資源統計表及教科書的內容，讓他們比較南斯拉夫不同地區的差異。透過比較南斯拉夫不同地區的種族分佈及資源分配，他們推論出種族越單純的地區，獨立戰爭持續的時間越短，例如斯洛文尼亞只需十日便取得獨立，但波斯尼亞的內戰卻持續三年多，最後波斯尼亞取得獨立。不同的是，斯洛文尼亞獨立後，國內便再沒有種族問題，而波斯尼亞卻仍然要面對獨立後克羅地亞族、塞爾維亞族和穆斯林的潛在衝突。學生不禁質疑，戰爭是否要滅絕其他的種族才會結束？種族仍然混雜的波斯尼亞如何發展？波斯尼亞的李小龍銅像正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樹立的。根據報章的報道，李小龍像徵公義，亦是波斯尼亞不同種族的共同偶像，如果豎立同樣代表公義的宗教人物，可能會挑起波斯尼亞境內不同宗教的民族仇恨，而李小龍正是跨種族跨宗教的代表，他是南斯拉夫時代各族人民的電影偶像，代表的不單是普遍的公義價值，而是一種強調尋常生活的新身分，保持著守勢的李小龍，象徵的是對和平的堅持（《蘋果日報》，2005年11月26日，A25；《蘋果日報》，2006年3月13日，A16）。
猶太學者艾里斯曾說：「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的複雜歷史也是猶太人集體記憶的一部份」，所以他提出建立一種強調尋常生活的公民身分，令以巴雙方的特殊性都消隱（不是消失！），結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那些借「種族」名義而進行的暴力行為（艾里斯，2004，頁35及145）。因此，我很希望讓學生知道，現在的波斯尼亞並不能透過戰爭，建立單一種族的國家，波斯尼亞獨立後，仍要要創造一種新的認同，融和塞爾維亞族、克羅地亞族及穆斯林，避免國內各種的暴力衝突及分裂行為。
流行曲作為觀點
歷史包含五個重要的元素：衝突（Conflict）、關連（Connections）、轉變（Change），角色（Characterization）和感染力（Catharsis）（轉引自楊秀珠，2001，頁1）。可惜，歷史課程以「衝突」作為主題教學，雖有提及「關連」和「轉變」等歷史技能，但偏偏遺漏了「角色」和「感染力」的故事成份。這種安排，容易令教師和學生都站在旁觀的角度，將歷史事件當作事不關己的分析材料。我已忘記了是哪一套電影，記憶中女主角預備了黑白的幻燈片，然後加上配樂，讓學生「感受」戰爭帶來的苦難，那一個場面充滿感染力。於是我決定為南斯拉夫內戰這一課，加入「角色」和「感染力」。
我先在網上尋找南斯拉夫內戰的照片，再配上《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製成投影演示，我亦印發歌詞，讓學生分析歌曲表達的控訴。最後，我講述塞爾維亞裔男子Bosko Brckic和穆斯林Admira Ismic在離開塞拉耶佛時遭射殺的故事。波斯尼亞各族，曾經在南斯拉夫統治的時期和平共存，正如兩個不同宗教、不同種族的人亦能相戀，但為何獨立的過程中，卻雙雙被殺？思考兩人的不幸，要比明白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苦難容易。我希望讓學生知道兩人的悲劇，令波斯尼亞的內戰變得有血有肉，而學生也更容易進入歷史場景。
教科書普遍將南斯拉夫的內戰歸咎於米洛舍維奇，其中更有教科書刊載一幅海報，將米洛舍維奇比喻為希特拉，我認為這種觀念將問題簡化，他前陣子才於國際法庭審訊其間猝死，香港媒體充斥西方媒體的觀點，將矛頭直指塞爾維亞，即使波斯尼亞境內的塞爾維亞族亦指克羅地亞族有屠殺塞族人，也鮮有報道，在這樣的限制下，學生如何能持平地看待這個歷史人物？於是我預備了兩份關於他在獄中猝死的剪報（《明報》，2006年3月13日，A23；《蘋果日報》，2006年3月13，頁A29），讓學生較全面認識這位歷史人物，也明白歐洲和美國在處理塞爾維亞問題的手法上也具爭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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