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鳳崗，兩雙懷疑的眼睛盯著我們，黃狗隔著鐵網吠叫。
來者不善乎？我們立刻說明來意。
村民還是不信，問：「你地係咪測量架？」
「唔係，我地教書架，下星期帶學生考察古洞的本土工業和農業，今日嚟做準備！你點稱呼呀？」
陳生（化名）聽到「學生」二字，立刻說起黃之鋒。
「佢好嘢，頂住國民教育。我細細個已經戴紅頸巾，差啲洗咗腦，六二年走嚟香港。大陸乜野最叻？講大話最叻！」
然後，他用故事帶著我們進入了「大躍進」的日子。
「做得官都唔係好人，講大話報大數，要我地割晒啲草，連牛都冇草食，望住隻牛餓到死咗，死都唔眼閉，我姐夫餓到隻腳腫晒，最後都死埋。」
他說：「帶學生聽吓呢啲故事好過啦，呢啲就係國民教育嘞。」
就這樣，我和家駒隔著鐵網，聆聽陳生的故事，他62年來港，在西環肉店工作，然後做毛衫，78年到古洞養豬，80年代交回豬牌後轉行，做地盤釘板，2004年退休，安身立命於古洞這個隱世的香港農村。八十年代開始，政府逐步回收豬牌，因為沒有資金設置化糞池，陳生唯有轉行。他說：「以前養豬搵到食，啲人入到嚟揀豬，然後送去屠房，隻豬跌入條坑，百幾斤，我一手就抱番上車。不過後來政府要我地整化糞池，冇錢，所以冇再養。前面仲有一戶養緊豬，你地可以去睇吓。」
說著說著，半小時過去，和陳生約好下星期再見，和學生聊聊，黃狗也不再吠了，尾巴開始左搖右搖。
我和家駒往前走，聽到豬哼的聲音，李太（化名）看到我們，對我們說：
「你地唔入得嚟架，政府規定。不過你地行前啲就見到啲豬架嘞。」
她帶著我們走到豬棚外，豬場並沒有想像中的豬糞氣味。
家駒問她養豬是否辛苦，李太笑說：「你睇我個貓樣就知啦，手指頭都崛晒。好多人嫌豬污糟，嫌豬臭。依家啲人好矜貴，讀飽書，唔鍾意養豬嘞。啲人淨係識食豬肉，連豬係乜都唔知，都未見過！」
我們問她從哪裡來，她說：
「我係香港人，喺香港出世，我阿公喺九龍塘養豬，我後來搬咗去大埔養，政府話要起水壩，我先搬入嚟古洞，嚟咗廿幾年嘞，依家又話要發展。我靠一雙手，靠我一對夫婦，養大五六個仔女！」
她告訴我們很多養豬業的歷史，豬餿分乾料和濕料，乾料餵豬婆和豬仔，濕料餵大豬，她更說攪拌飼料的機器是丈夫改裝的。八十年代政府回收豬牌，香港豬農減少，豬價上升，那幾年收入很好，不過後來輸入大量內地豬肉，香港豬農面對另一次打擊。「大陸豬平，但係唔好食，運輸時間長，啲豬要飲番自己啲尿水，香港豬雖然貴啲，但係好食，冇咁多肥肉。依家唯有養少啲豬，每隻養大啲。啲人都話，劏一隻香港豬，等如劏三隻大陸豬。」面對東北發展的問題，李太說她不要賠償，只要現在的生活方式。
聽到這裡，我非常感慨。對於一個城市人，「農夫」只是食物生產者的代名詞，只要有食物，城市人大多不關心「農夫」的命運。然而，在不斷聆聽農民的故事後，我覺得他們象徵著一種在現代化下漸漸消失的精神，那種自食其力、安於淡泊的生活態度。聆聽農民的故事，他們最自豪的，不是種菜或養豬的技術，而是「呢間屋我自己起架！呢棵樹我細個嗰陣時種架！呢個井我自己開架！呢個磨我自己整架……」。生活的場所，都有自己的生命痕跡，不能替換。陳生和李太的故事，印證了狄爾泰的話：「生命不是簡單的身體活動，而是一種不可遏止的永恆的衝動，是一股轉瞬即逝的流動，是一種能動的創造力量。」
為何要帶學生走進農村？口述歷史是什麼？容我再引用狄爾泰的話：「每一個人同時又是無數相遇中的一個點，無數個人匯成生命之網絡，聚成生命之巨流，而生命本身就是在他們中間表現為社會的、歷史的實在。」學歷史，就是讓學生回到社會中，與不同的人相遇，體認到自身已承載著生命網絡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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