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7日 星期三

給城規會的信

各位委員,您們好。我是一位教師,曾經在粉嶺一所中學任教歷史科及通識科,因為教學的緣故,我經常帶學生到粉嶺農村考察。新界的圍村、祠堂和書室讓學生了解到有形文化遺產的特徵,與此同時,新界的農村卻保留了傳統文化的生活方式,回歸以後,香港政府開始留意有形文化遺產的保育工作,卻無視無形文化生活的傳承,作為歷史及通識教師,我必須指出,新界東北的農村保留了重要的文化資產,無論是農民的生活方式、經濟活動以至他們和土地的關係,都是重要的文化庫藏,幫助學生建立堅厚的地方意識(Sense of placeplace-consciousness)讓「家是香港」成為真真正正的信念,而不是政治運動的口號。

台灣作家葉維廉在《失去地圖的還鄉者》曾經如此形容香港:「香港……對我這個剛被逐離開『親密社群』的鄉下十二歲的小孩子而言,衝擊很大:沒有表情的臉,猜疑的眼睛,漠不關心,社交的孤立斷裂,徹底的冷淡無情。」「沒有表情、猜疑、漠不關心、孤立斷裂、冷淡無情」未必是香港人的特質,但肯定是葉維廉在城市生活中失去地方感的心理反應。相對於農村社會的鄉土生活,香港城市的高樓是個只供流動寓居(dwellings)的空間。現代化需要「空間」,但人卻希望與「地方」產生連繫。其實很長的一段時間,我也以為自己不需要有「根」。我在香港出生和成長,過去三十多年都住在香港,沒有經歷過祖父那一代人的離散,所以也沒有「思鄉」的情意結。我們的「故鄉」,只是祖輩那一代人出生的地方,亦即是我們小時候在家課冊上填寫的「籍貫」,不過,我們對「籍貫」上的地方,卻沒有感情可言。我們這一代人,已習慣了生活場景的消失和變換,呂大樂在《唔該,埋單》這樣形容香港人與香港的關係,「都只是一個居民與居住地點的關係而已,遷徙是我們生活(直接的或間接的)經驗的一部份。」正因為這樣,當「香港人」面對政治和社會不穩定的時候,可以「移民」遠走高飛,與香港這個地方保持距離,直至香港經濟好轉,例如香港政府要「派錢」的時候,他們才「回流」到香港,享受香港的「好處」。香港曾經是香港人予取予求的對象,但回歸以後,我們逐漸發現,故鄉不再是小時候家課刪上填寫的「東西」,而是我們一直生活、共存共生的地方-香港。

社群(community)與地方(place)的關係,就像植物和土壤,兩者本來密不可分,人類不單要依賴土地為生,更要依賴同一片土地上的其他人才能共同生存。那一片與社群休戚與共的地方,就是鄉土。或許有人認為,鄉土是狹隘的地域主義(regionalism),與全球化和現代化格格不入。不過,這種對鄉土概念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傳統/現代、中國/西方的二元思維之中。台灣的經驗讓我們看到,現代化處境下的「鄉土」,是一種讓人札根於地方的生活模式。池永歆在《地方志與鄉土教育論文集》中指出,「鄉土」深具時間向度和文化承傳,可讓人直接體驗,令人產生對「地方的愛」。這種愛從自身生活的一方土地開始,卻不囿於一地。這種人與土地的關係可以不斷向外幅射,超越國境,延伸至我們居住的行星,對地球產生愛護之情。因此,身為教師,我必須指出,新界東北農村正保存著這種鄉土文化的土壤,讓學生在鄉土尋找地方意義,並重建自身生活的完整性。正如學者南方朔所說:「人們在經過一段『現代的誘惑之後』而開始以『鄉土』為內省的範疇,其實是在創造『主體性重尋』,『再創造』鄉土文化。」

過去幾年,我開始以東北農村的文化資源尋找香港的「鄉土教育」,例如,一位中二級學生在完成農村歷史研習後,發了一個電郵給我,內容如下:

睇返新界以前嘅歷史,佢地以前嘅生活,城市嘅發展同農業嘅關係,再回想咁多種種嘅變遷,覺得好可惜。農業是不可少的,從小那些電視節目都教我食物的重要性,但無奈現在的人都教我們好好讀書,將來努力賺錢,買房買車...以前的人耕田的地位都很重,因為佢地係我地衣食父母,佢地都很是為此自豪。但現在在田裏的,只剩下一些老弱婦孺,人們對農民的看法也改變了,對他們更是標籤成社會地位低的窮人。呢個城市入面少了一線生機,個個都淨係為自己打算。為咗我地嘅發展,大自然同農民都付出左好多,但係依家社會仲要淘汰佢地,連農地都要收走,呢幾塊小土地對富商嚟講又係搵錢商機,對農民嚟講,講唔上養活全家,但至少咁多年嚟都有感情吖,種田都係佢睇嘅樂趣。話就話為其他人建一個安樂窩,但係卻毀了農民嘅安樂窩(對於農民嘅反對,富商不痛不癢)。一個城市嘅發展,離唔開土地嘅利用,等到我地後悔,都只有默默咁睇住呢塊土地發展,冇辦法補救...昔日嘅農民雖然算唔上係大富大貴,但係都好知足,自由自在,無奈時代嘅變遷,香港地少人多,發展就係那麼容不下農業的麼?

亦有學生在完成農民的口述歷史後,決定要在暑假的時間回去軍地村,跟祖母學習種菜,更有一位來自上水圍村的學生說,經歷了農村的口述歷史研習,令她愛上菜田。這些都證明了新界農村的生活方式,是鄉土文化的庫藏,令學生產生對「地方的愛」嗎。只有對地方產生感情,人才能札根,成為對地方有承擔的公民(見附件中學生給地產商的信)。

過去數年,我也藉新界農村的文化資源,與學生一同學習高中的通識課程。例如,現在越來越多的青年人投身香港的農業活動,他們的生活選擇不正正說明了經濟以外「生活素質」的重要性嗎?另外,社區農業的實踐不就是通識課程中「可持續發展」的事例嗎?在「公共衛生」單元中提及的「食品安全」問題,不就是糧食生產者和糧食消費者疏離的結果嗎?如果香港有一定的糧食自足率,能否減低「食品安全」的風險?經過兩年的學習,學生對附近的農地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農地不再是「可取代」的糧食生產地,而是他們生活的一部份(見附件中學生對農村的想像設計圖)。這個看法與美國教育學者Paul Theobald提出的「內在依存」(intradependence)的概念不謀而合,他說:「內在依存所談的,是在地方之中的依賴,依賴土地,依賴同一片地方上過活的人的善意和智慧。內在依存越大,社群意識亦越強。「內在依存」的關鍵是「地方」,人與社群、文化、自然生態、經濟活動在「地方」之內有着不可切割的關係,人不可能離開「地方」的脈絡。戰後至回歸前夕,無論從糧食供應、生活選擇、生態保育等各方面,新界東北農村已經成為香港整體互相依存的一部份,改變新界東北的土地用途,也會將香港既存的文化資源徹底摧毀,撕裂新界族群的共生關係,令「香港」失去內在依存的可能。
 
香港僅存的農村是珍貴的文化遺產,為香港的地方意識/鄉土教育提供重要的文化資源。香港已經從上一代人寓居的「空間」變成這一代人生活的「地方」,身為教師,我應該承擔地方意識教育的責任,幫助學生在香港這個地方建立內在依存的關係,並體認到一個充滿「鄉土感情」的香港,成為一個愛護地球的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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