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蟄見文鳥

踏入驚蟄節氣，天氣漸暖，雨水漸多，農田處處生機，有鄉友帶同一家大小到田裡務農，小遙遙也幫忙用堆肥培苗，肥仔耙木糠的時候，在田中看見鳥踪，問我是啥，我以為是田鷚，但細仔看去，鳥喙較大，不怕人，不斷找植物種子，原來是白腰文鳥，文鳥通常在草叢和稻田出沒，又名文雀，廣東人也用文雀形容小偷（又想起了杜琪峰的《文雀》），因為文鳥把田裡的作物吃了農夫也不會發現，幸好田裡有很多野菜種子，轉移了文鳥的視綫。

黎錫先生談《勳業千秋》

百多位師生，為了觀賞黎民偉先生於一九二一年拍攝、一九四一年公映的北伐記錄片《勳業千秋》，擠滿了香港電影資料館的電影院。黎錫先生也親自到場，為師生講解他父親拍攝《勳業千秋》的故事。他說，當時的菲林攝影機必需要用三腳架固定，右手搖菲林，有固定的速度，否則放映時電影會有時快時慢的問題。左手也不是閒著的，因為鏡頭左右調度，也要靠左右搖動。因此，黎民偉先生從一九二一年開始，抬著笨重的攝影設備和菲林，從廣州一路跟隨孫中山和蔣介石北代，記錄軍旅生涯，是一件很不容易的時情。《勳業千秋》是黎民偉導演從十多小時的稿片中剪輯而成的北伐紀錄片，片長只有三十多分鐘，此片公映後也歷盡浩劫。日軍侵略香港時空襲啟德機場，保存影片的廠房險些被炸，黎民偉導演從廠房中搶救此片，此片才重見天日。後來黎民偉導演又用油紙包裏紀錄片的拷貝，藏在水缸中，免被日軍發現銷毀，所以拷貝受潮很嚴重，幾經資料館的修復，才能再度放映。

在影後談的環節，學生提出了很好的問題。例如，此片有明顯的政治立場，是否為國民黨做政治宣傳？為何黎導演只拍攝民眾歡迎北伐隊伍的場面，影片的可信性有多高？黎民偉導演如何可以走到軍閥孫傳芳（敵方）的部隊中拍攝戰爭場面？黎導演剪輯三十多分鐘的片段，根據什麼標準？這些都是好問題，反映了歷史教育的成果。學生觀看紀錄片的時候，也運用了歷史探究的思維，分析史料的用處與局限，並推論影片的立場與信息。讀歷史的人，總會對證據抱著質疑的態度。黎鍚先生雖然補充了很多資料，讓學生明白當時的歷史處境。例如濟南慘案後中國面對亡國的威脅，電影雖然記錄著北伐的事蹟，但影片於一九四一年放映的時候，主要是激發國人團結抗日的精神，已不再是軍閥政黨的是非之爭。不過，電影能夠激發的問題遠多於我們能夠提供的答案，此片可以是研究北伐歷史的珍貴片段，也可以為電影作為政治宣傳的歷史提供重要史料，學生更可借此片探討黎民偉先生的導演生涯。如果學生帶著這些問題離開電影院，或自行搜集相關資料，或在課堂內與教師切磋，甚至將疑問變為獨立研究題目，這對學習歷史將有更大的裨益。

除了歷史思維以外，我也希望學生能帶著歷史情感看《勳業千秋》。如果我們活在一九四一年的中國，中國人正面臨亡國的威脅，日軍空襲的警報隨時響起，電影院經常成為轟炸目標，他們為什麼還要看電影？當看電影不是單純的消費娛樂活動，更是了解最新戰況的渠道，他們看《勳業千秋》時又會想到什麼？我們現在聽到肉緊的旁白時，會覺得很滑稽，但活在一九四一年的中國人聽到慷慨激昂的旁白時，又有什麼感受？或許，這些問題的答案就是日軍千方百計要消滅此片的原因，也是黎民偉導演在臨終時也要家人無論如何要將此片不收分文送給國家的原因。或許，我們沒有黎民偉導演一樣清晰的國家觀念，但黎導演所表現的知識份子風骨、國之將亡匹夫有責的情操，卻值得我們深思。

歷史與公民教育

一連兩天到訪將軍澳一所中學，向高中修讀歷史科的學生介紹口述歷史研習的方法。學生很有個性，很敢言，勇於說出自己的看法，很享受這種自由的討論氣氛，這是真正的教學，學生迫使我弄清楚歷史研習的意義何在。

希莉（化名）一見到我便主動打招呼：「Hello，老師Square（即是老師二次方，因為她的老師以前是我的學生）。」
我還未開口講歷史，她又說：「Facts cannot be changed（事實不能改變）。」
我捉住這句話，補上一句：「Yes. Facts cannot be changed, but can be created!（事實雖然不能改變，但可以創造）。」
學生聽我這樣一說，都眼定定地望著我，要我解話。

我問：「What is History（何謂歷史）？」
凱芬（化名）說：「His Story（他的故事）。」同學都笑了，難得面對陌生人，還能保持輕鬆的學習氣氛，這是學校的文化，證明學生都很有自信。
「是的，歷史通常以故事的形式出現，但這是歷史書寫的成果，但過程呢？我們怎樣重組關於過去的故事？」我繼續問。「有何方法可以證明我於半小時前在調景嶺鐵路站走到這裡？」

學生你一言我一語，說要找人證和錄像，其中一位同學說要翻查我的八達通記錄。所謂孤證不立，他們已指出了基本的史料作為證據。歷史，希臘字源為historia，就是探究的意思。因此，歷史作為過程，就是對過去發生的事情進行調查。
本來打算講一堂約四十分鐘的課，怎知說著說著，講了個多小時，從台灣的口述歷史研究到黃惠琼女士做的大澳文史保育工作，學生都聽得很投入。
希莉問我：「老師，這麼說，是否不發展？不變是否最好？」

「世事會不變的嗎？世事常變！沒有變化，哪有歷史。不過，何謂變？如果你身旁的同學都說你很醜，你整容，這是變；但你活出自我，讓同學知道真正的美發自內心，這不也是變嗎？同樣道理，政府認為寮屋區落後殘舊，要發展都市化，但台灣人卻透過（口述）歷史研究，看到寶藏巖的歷史文化價值，於是將寶藏巖變成台灣人共享的親水、藝術、宗教、休閒的地方，這不也是一種變化嗎？」

希莉指著投影片上殘舊的屋，問我：「老師，你認為要怎樣將這個地方變得更好呢？」
我也指著投影片，說：「希莉，我不知道，因為我並非住在那裡的人，我不能代他們作答。任何的改變（發展？），都要尊重受影響的人。我們應該和住在那裡的人一起尋找答案。」
希莉再問我：「那麼，為何中國將大量清代的建築物都拆了？」
我問同學：「在中、港、台三地，哪個地區對歷史最尊重？哪個地區都能保留地方的歷史文化特色？」
大家都知道答案的了。台灣！這又回到歷史教育的問題了，做口述歷史並非為了懷舊，真正的歷史教育能夠培養有地方意義的公民，讓公民意識到彼此承擔著共同的文化歷史背景，並願意為社群承擔共同的命運。

我問同學：「你們都雖然來自不同的地區，但都在將軍澳讀書，將軍澳對你有何意義？」他們沉默了。我再說：「你們坐地鐵，經過商場和天橋，走到學校，然後放學，再經過商場，坐地鐵回家。將軍澳就是地鐵和商場的代名詞。對嗎？」
他們點點頭。「為何會這樣？Facts cannot be changed, but can be created.你們現在明白了嗎？」
我說：「如果你們能夠坐時光機，回到二十年前的將軍澳和調景嶺，你能想像他們的生活是怎樣的嗎？香港還要犧牲多少「調景嶺」，才會尊重人和地方的親密關係？」

下課了，我們一起走到了政府歷史檔案處，同學很用心讀歷史文獻，看到調景嶺居民如何建路築房子，與殖民政府周旋，爭取巴士和渡輪服務。國民黨老兵和戰後移民在孤絕的調景嶺，用四十多年的時光，建立了自己的社群，但政府在短短十年內，將調景嶺移平，將蒼海變成水泥地，然後將軍澳變成「無街之城」（林茵語）。同學拿著一九八九年的測繪圖，說：「原來學校的位置在一九八九年的時候，還是海中心！」

是的，在不久之前，將軍澳還不是城市，而是眾山環繞、名字卻容易令人誤會的海灣：Junk Bay，供養著一個被政治遺落的社群，他們和同學一樣，來自不同的地方，但都聚集在魔鬼山下，他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