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學生的第二封信

人之可貴，因為人能回憶。我們的大腦將過去的點點滴滴記錄下來，有些是我們刻意要記住的：一次尷尬的經歷、一次開懷的大笑、一次痛哭、成成敗敗、得得失失；有些在不知不覺間成為了回憶，所以李克勤的《告別校園時》總在中五會考前熱播：這校園、這班房、這走廊、這禮堂……，在失去前總會努力緬懷，希望將那些不知不覺又快要失去的事物，用回憶留住。可是，我們為什麼要留住記憶呢？

中學讀歷史，老師都說過去影響將來，要面對將來，必須從歷史中汲取教訓。比方說，如果你曾經試過被父親舉起，扮超人到處飛，你可能對「在空中飛翔」有過快樂的體驗；但如果你曾經從上格床掉到地上，痛苦非常，你可能會對「從空中掉落」有莫名的恐懼，而這種因回憶而引起的感覺可能會影響對「飛機師」的想像。即是說，回憶是一片有色眼鏡，會改變我們「看見」的現實。如果你的戴的是紅色鏡片，你可能一生也不會過馬路，因為你「看見」的都是「紅公仔」；但如果你戴的是綠色鏡片，你可能會捱撞，因為你「看見」的都是「綠公仔」。過去影響我們眼目所見，眼目所見會影響我們的選擇，過去影響將來。真的如此嗎？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便會有很多「命中註定」了，而人只是被過去操控的生物罷了！

我們一直相信過去影響現在，但直至我讀大學的時候，教授卻說「現在」會影響「過去」，所以我們才會寫歷史。我似懂非懂地聽了，後來慢慢才體會箇中的道理。信不信由你，其實我們很多「現在」的抉擇，是基於對將來的「幻想」，多於對過去的「回憶」。再以飛機師為例，如果你幻想當飛機師可以自由自在環遊世界，你必定會「選擇」修讀理科，希望有機會成為飛機師。如果你幻想飛機師必須面對墜機的心理壓力，你必定會「避免」這樣的壓力，但是究竟飛機師自由自在還是擔驚受怕，都是你對「將來」的「幻想」（Illusion）。雖然這些想像或多或少來自於我們的回憶（被父親高舉的喜悅或從床上掉落的痛苦），但其實只要我們多一份自覺，便不會被回憶欺騙。即是說，如果我們知道自己已戴了有色的回憶鏡片，便可以除下眼鏡，看清路燈才作選擇。你知道「過去」和「歷史」有什麼分別？就是「歷史」是自覺／有意識地重組過去，而這種自覺／有意識的重組又會影響我們將來的行動。過去歐洲一直相信過去是人類「進步」的歷史，於是一切行動，包括工業化、科技發展……全都是進步的，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歷史學生才質疑究竟人類是否「退步」到蠻荒的境地。由於這種質疑，我們開始檢討「發展」，多點關心自然。如果沒有這種檢討，末日可能會更快降臨。

我想說的是，我們雖會受「過去」影響，但我們可以透過「現在」的自覺重新檢視過去而成「歷史」，而真正影響「將來」的，不是「過去」而是「歷史」。好了，在考試的前夕，這個學年最後的這個上課天，我希望告訴你們：你們都要成為自己人生的「歷史學家」，你們有太多不能操控的過去，但你們卻可以自覺地賦予「過去」意義而創造自己的「歷史」，從而開創屬於自己的「將來」。

流浪

台灣除了浪客舒國治，出了一本《流浪集》，提醒我們人生只不過在晚上的一杯茶和早上的一泡尿之間，還有好一個吳明益，從溪流了悟到人生的追尋，在《家離水邊那麼近》中有以下的一段話：

「一條溪流旁總是充滿移動的東西，鳥、魚、石頭與將落未落的樹葉。這些年來，我覺得自己也像一直在追求某種移動的物事，像洄游性魚類的稚魚被沖到溪流下游某個未知之境，然後準備重新逆溯的情緒。有時候我會這樣詢問自己：我真的做好當一個教學者的心理準備了嗎？我真的能帶領一些年輕人，去學習承受、理解並且改變這個破碎的世界了嗎？」
吳明益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只道：「大多數的溪流總會在流淌而下的某個地方，或某個時間裡彎成一個問號。」沒有答案，仍是問題；沒有問題，便不算是答案，或者答案便是問號本身。就像《玩轉身前事》所言，人死時能閉上眼睛，敞開心胸，讓自己化為一滴水珠，隨生命溪流融入造物的汪洋，在大問號中也能感到自在。

從捐款到奉獻－四川地震對教師的挑戰

早會傳來禱告的聲音，為四川的災民送上祝福，但祝禱聲在課室內迴盪，學生充耳不聞，眼睛沒有離開過筆記，又是測驗的季節，下堂便要測驗了，誰理會擴音器傳來的雜音？看在眼內，悲從中來，不想打斷禱告的聲音，也不想站在道德高地，細數學生的不是。於是，當同事仍為四川的災民祈禱時，我只好閉上眼睛，為我的學生祈禱，求上主給他們遠大的目光、廣闊的心胸和憐憫的心腸。

學生知道測驗考試「難」，知升學就業「難」，卻不知道世界充滿「苦難」。從困難到苦難，他們要走多遠呢？每天每夜都被災難場面轟炸，無時無刻不在惦念災民的生命，但資訊愈發達愈顯得我們無力。旁觀他人的痛苦，無論電視台如何「直擊」最新情況，無論我們多麼「緊貼」災情，我們也不可能成為「他們」。於是震撼的畫面讓人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由十元百塊到千千萬萬，數字成為救災追求的目標。是的，沒有錢怎可讓災民重建家園？沒有錢怎可購買足夠的醫療補給？於是，又有更震撼的畫面出現，又有更感人的場面播放，更龐大的善款滾滾而來。最怕籌得的款項成為最終目標，最後曲終人散，有錢的都出了錢，有力的都出了力，各自歸回自己的生活，一切又如常。數字與苦難在不知不覺間本末倒置，捐款成為現代的贖罪券，只要努力捐款，便可買得個心安理得。

在這個功利主義當道的社會，學生每每以捐款的數目來衡量捐獻的意義。新聞不斷報道某財團捐款一百萬元賑災，某名人捐款一億元賑災。相比之下，學生會問自己的十元八塊又有甚麼作用呢？於是，作為老師，我便陷於兩難之中，我希望學生將目光從自己的困難放大至別人的苦難，但我又未能提供方法讓學生參與別人的苦難。我既不希望學生以購買贖罪券的心態捐款，也不希望學生因自己的捐獻微不足道而袖手旁觀。我突然想起讀中學時校長的一段話，他叫我們省下買汽水的錢作捐款，否則不捐也罷。於是，我又想起了聖經中的窮寡婦，我希望同學明白捐款和奉獻的分別。

　　
我請同學閉上眼睛，想像他們一天的生活，我問他們，他們是否願意為四川的災民作一些生活的轉變，例如午飯叫凍飲的同學會否改作熱飲，或者本來乘的士回家的同學會否改乘巴士，然後將省下的錢奉獻給四川災民？我提醒他們，不要捐多餘的金錢，只要「奉獻」那些因為捨棄了的生活而省下的金錢。我亦提醒他們，不要利用捐款裝飾自己的冷漠，忠於自己的想法，學習誠實生活。於是，同學默默地反省，安靜地奉獻，沒有報數，只有默禱，我們也要學習從自己的困難走向他人的苦難。

我們雖然不能成為四川災民的一分子，亦不能與他們一起受災，但我們卻可以透過捨棄，參與他們痛苦、記念他們的悲傷。愛有時不是能付出多少，而是能放棄多少。我們當然希望金錢能減輕他們所受的痛苦，但最重要的，是別人的痛苦能否改變我們，讓我們變得更慈悲，更憐憫。

《舉自塵土》－沒有「福音」的基督教電影

收到朋友的電郵，藝術中心將會放映「基督教」電影《舉自塵土》，而且電影是關於河南基督徒的生活境況，由於擔心「基督教」的標籤會吸引大批不常進藝術中心的觀眾，於是匆匆訂票，果然，對比大阪怪奇歌《我不要讚美祢》的冷清，《舉自塵土》實在很多捧場客，「基督教」這個品牌仍有一定的叫座力。

電影圍繞女主角小麗，她一貧如洗，每天只以稀粥饅頭充飢，丈夫因矽肺病長卧醫院，女兒亦因欠費被迫退學。她努力工作，為丈夫賺取醫藥費，為女兒的學業奔波，雖然面對種種厄運，她仍熱心事奉，見證基督，為朋友孩子的病禱告，為教友的婚禮助慶，演練婚禮配樂，彷彿一切安好。但細心想想，「基督徒」這個身份，究竟為小麗的悲慘遭遇帶來什麼意義？小麗堅毅、刻苦、善良，但在普通中國農民身上，也能發現這些氣質。那麼，教會為小麗的悲慘遭遇帶來很多幫助嗎？電影中的教會，似乎更關心從城市而來的教友婚禮，多於小麗的困境。因此，電影被冠以「基督教」之名，也只是多了教堂、教友、「感謝主」等元素，難怪有觀眾質問導演甘小二：「你是基督徒嗎？為何你的電影沒有反映神的能力？」

福音紀錄片《十字架》和劇情片《奇異恩典》感動了很多基督徒，不懂樂理的河南少女作了《迦南詩選》，富有商人甘為消滅奴隸制度而受到精神和疾病的折磨，無論如何，上帝的能力都是顯而易見的。可是，作為紀錄片，《舉自塵土》沒有《十字架》那種「真實」得難以置信的神蹟發生；作為劇情片，它也沒有《奇異恩典》那種「虛構」得高低起跌的敘事張力。於是，要看神蹟的基督徒便注定要失望而回。

真的，很多基督徒觀眾都以為神蹟會出現：或者小麗的丈夫康復出院，或者小麗的女兒順利升學，可是《舉自塵土》拒絕這樣的神蹟。有些基督徒以為小麗本身就是「神蹟」，在只有稀粥和饅頭前，她仍能唱Thank You Jesus；在丈夫病危時，仍為別人準備婚禮；在女兒失學時，仍說自己安好、感謝主。小麗沒有悲傷，沒有憤怒，信仰令小麗變得堅強，盼望令她保持喜樂，但這樣的基督徒，似乎欠缺基本的人性，顯得蒼白無力。其實，與其說電影塑造了一個典型的農村基督徒刻苦形象，不如說電影由始至終都質疑這個形象的真實性。

電影刻意要觀眾與小麗保持距離：在小麗母女晚餐的場面，畫面橫放著不成比例的桌子和饅頭；在小麗探病的場面，豎立著誇張的鹽水瓶氧氣瓶掛柱；鏡頭不會追著小麗的生活移動，小麗從遠處走近鏡頭，又消失在鏡頭外。電影以遙遠的視覺和長鏡頭「記錄」平凡的農村生活，演員全是當地人，都以真實姓名相稱，但正因為這些「真實」，顯得小麗這個基督徒角色更「虛構」。（只有一次，電影以近鏡追著小麗，便是小麗決定放棄醫治矽肺痛的丈夫後，回憶他們共度的觀樂時光，而那個小麗是最真實的！）有時，電影中的「感謝主」台詞也變得陳腔濫調和荒謬，連電影的名字也帶有反諷的意味，小麗有能力搬運磚頭，從無到有，在田地中「創造」了一座豬棚，卻沒有能力將搬運磚頭賺回來的工錢，維持丈夫的生命，上帝創造的人（小麗的丈夫）就此病逝，塵歸塵土歸土，沒有人流下一滴眼淚。究竟基督徒這個身份，為小麗的痛苦帶來什麼意義？除了強化了中國農民逆來順受的性格，似乎沒有。

《舉自塵土》拒絕以超自然的神蹟解決人的痛苦，更與小麗那種逆來順受的認命心態保持距離。盼望並非漠視自身和別人的痛苦的理由，福音也不是中國農民的止痛劑。福音對痛苦的中國農民有什麼意義？電影沒有提供答案，卻要觀眾（特別是基督徒觀眾）思考。對於吃慣苦的中國農民而言，他們還要更多的精神鴉片嗎？

李仁港夫子自道

《三國之見龍卸甲》由敘事者羅平安回憶趙子龍的一生，他擴闊趙子龍的視野，將中國地圖送贈趙子龍，並自言地圖已在心中，與趙子龍出生入死，斬獲敵將的首級，後來因未能護送劉備家眷至鳳鳴山而險些被殺，幸得趙子龍仗義相助，百萬軍中救阿斗，趙子龍也成為他的救命恩人，但自從趙子龍一鳴驚人，成為劉備的長勝將軍，兩人的命運便越走越遠。羅平安鬱鬱不得志，最終變節出賣趙子龍以求在魏國建立功勛。整套電影表面上是關於趙子龍的傳奇一生，但實際上是羅平安關於趙子龍的敘述。可是，電影未能處理趙子龍與羅平安命運的交錯，兩人的關係缺乏張力，未能支撐兩人交織的命運。
從相遇到出生入死，從欣賞到妒忌，從信任到出賣，電影具備劇情所需的「轉變」元素，可是人物就是欠缺靈魂。我一直思考，為何羅平安要追憶這段往事？他閃閃縮縮、自卑自憐、賣友求榮，但他就是敘事者，為何要將自己描述成這樣的小人物？電影沒有交代。他只喊了一句「我參軍是為自己」，將出賣的行為合理化，最後他替趙子龍鳴鼓出征，說「從此再沒見過他」。究竟，趙子龍的死怎樣令羅平安要追憶這段往事？趙子龍的死讓羅平安看見自己的本相嗎？羅平安怎樣看待自己卑屈的本相？沒有反省的坦白，只是一段無力的告白，也令電影失去心靈的向度。
其實，有敘事者出現的電影，敘事者的轉化才是電影的重點，敘事者未必是主角，但敘述本身就是心靈的告白，就如《愛．誘．罪》（Atonement）表面上是關於男女主角因妹妹的誣告而受苦，但其實電影是關於妹妹嘗試以一種懺悔的方式獲得救贖（Atonement是基督教用語，意即救贖）。懺悔是靈魂對上蒼的坦露。所以，連懺悔意識也沒有的羅平安，其敘述顯得造作，他只是導演刻意塑造的角色來反襯趙子龍的偉大人格。但是真正的英雄不需要小人物反襯，電影的失敗在於以二元對立的情境處理人生的現實，每個人心中都同時有勇氣與怯懦，只有怯懦的羅平安不真實，只有勇氣的趙子龍同樣虛假。
自我懷疑的人只以戰鬥證明自己的勇氣，他們除了贏得勝利之外，根本不知為何而戰。與其說電影中的趙子龍是英雄，倒不如說他是個無知者，都七十歲了，還看不見死亡的真實性。關羽、張飛、黃忠和馬超的死對他有何衝擊？他在廟宇中追思死去的戰友時，想到什麼？十五歲的少年以為自己有永生，情有可原；暮年的趙子龍還以為自己有永生？惹人發笑。七屆之年還要單挑韓德的三個兒子，證明自己老而彌堅，反映的不是老年豪氣，而是食古不化！都老了，學習成全別人吧，還要其他人成全自己的豪情嗎？英雄不需要以力量證明白己寶刀未老，也不需慷慨就義證明自己不怕死。
人到晚年，真正的挑戰不是如何生存，而是面對死亡。可是，死亡對趙子龍而言，好像一件偶發事件，而非漸進的過程。電影嘗試模仿胡金銓的電影，加入禪意，英雄末路，趙子龍質問佛像為何自己會走到這個地步，接著卸甲上戰場，慷慨就義，但他竟然向羅平安說：「我在鳳鳴山找到了回憶。」還要羅平安替他擊鼓，要死了還是執著「百萬軍中救阿斗」的情結不放，證明他從未能超越那次成功，最後也老死在年青的高原上。趙子龍選擇死在戰場，和喪命在山的獵犬有什麼分別？看胡金銓的電影，會見到主角「開悟」，看破生死，或放下屠刀，或為眾生而犧牲，滅小我而存大我。所有將領都死了，只剩自己一人，還有魏軍在外侍候，在這樣的困境下自己走出去死，可以叫慷慨就義嗎？電影只是強化了英雄的刻板印象，不怕死、講義氣，但除了白雪茫茫的場景、鬚髮花白的化粧，我看不見老年趙子龍的開悟，只見一個不肯認命的好戰老頭被迫接受死亡，那種對死亡的恍然大悟也很造作。
其實，我寧願簡簡單單，看趙子龍怎樣戰鬥至最後一刻，死而無憾，但李仁港偏偏要在其中大做文章，令趙子龍這個歷史英雄變得模稜兩可。要令趙子龍變得有血有肉不是強化面對死亡的豪情，而是愛人的能力，整套電影缺乏的正是愛。結果，趙子龍卸甲很造作，羅平安的敘述很造作，趙子龍臨死的時候想起常山愛人、關羽和張飛都很造作，畫蛇添足。因為電影中的趙子龍心中只有自己，他因自戀而死！我寧願相信，趙子龍為蜀國戰鬥至死，只為報知遇之恩，因他不能忘記劉備在他百萬軍中救阿斗後，怒擲阿斗，責兒子差點害死這名大將。你可說《三國演義》的趙子龍很傻，但至少比《見龍卸甲》的趙子龍更有人情味。
如果我真要見「龍」卸甲，看年老的英雄如何看待真實的人生，我不會看李仁港的趙子龍，我會選擇史太龍的《洛奇之拳王再臨》和《Rambo之熱血回歸》，至少我看到洛奇看破成敗勝負，自己走下擂台，而Rambo終於承認自己改變不了世界而回家，那才是真的見「龍」（史泰龍）卸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