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來一次

成功的歷史電影，必須讓觀眾相信，故事中每一個細小的決定都非常關鍵，甚至觀眾明知歷史事實如此，也希望電影能扭轉歷史的結局，《華爾基利暗殺行動》便是一套讓我看得屏息靜氣的電影，我真希望電影裡的Stauffenberg能成功暗殺希特拉，好讓潘霍華牧師能從獄中走出來，也讓小安妮能親自介紹她的日記，看電影可能是心理補償，但我恍若置身其中，明知不可能，也希望電影能改寫歷史。

人生就是這樣，每一個細小的巧合，都會改變每個人的命運，就好像Benjamin Button在回憶Daisy捱撞的情景，若不是那個大意的司機，若不是那個突然響起的電話，若不是在樓梯與某人相遇，總之根據「莫非定律」，有可能出錯的總會出錯，於是希特拉開會的地點臨時改變，離開「狼巢」，炸彈又錯置，讓他逃過大難，人儘管提出鴻圖大計，魔鬼都隱藏在每一個細節，一子錯，滿盤皆落索，所以電影讓我重新投入1944年的時空，陪Stauffenberg走過每一個細節，有心殺賊，卻無力回天，明知是電影，也想助他一臂之力，改寫歷史，電影的張力，激起觀眾改變歷史的慾望。Bryan Singer的功力，不在打打殺殺的武鬥，反而在寸土必爭的策略，和無形的心戰，有如1962年甘迺迪對赫魯曉夫的一段話：Eyeball to eyeball. See who blinks!勝負只在乎一個眼神。

Bryan Singer也準確拿捏第二戰的戰爭模式，Stauffenberg不是死在希特拉之下，也不是死在敵人之手，是死於一個通訊網絡（這就是細節。）電話和電報主宰戰前的世界（突然想起Clint Eastwood的The Changeling，Angelina Jolie也是踩著roller，在電話機房左穿右插），Stauffenberg的組織有很多軍方支持，就是欠了一個在電報室裡的同道，電報室發出誰的命令，誰便是德國的「話事人」，這就是Bryan Singer的細節。

雖然電影的尾段流於催淚，窮途末路突顯典型的英雄氣概，但看電影時，我仍想起《命運迷牆》（Lions for Lamb），沒有大多數的默許（lambs），希特拉無法施行二戰期間的暴行，Stauffenberg代表的，是德意志民族真正的雄獅（lion），一個敢於向希特拉說「不」的軍官，和一個敢於承擔德意志民族罪行的德國人。正如潘霍華牧師所言，要參與刺殺希特拉的工作，是要讓德意志民族在戰後有資格做個「人」（我已忘了exact wording）。

波蘭新浪潮

我只算個弄潮兒，趕得上這個波蘭舊浪，在回顧影展看了三套新浪潮電影：波蘭斯基的《孤島驚魂》、華意達的《一切有售》和贊祿西的《偽裝》。我本來希望透過電影，一窺六十年代的波蘭社會面貌，也了解一些關於這個蘇聯衛星國家的意識形態，但不知是選片的問題還是小弟無知，我從三套電影中看不到波蘭電影的獨特性，也沒有太大的驚喜。

《孤島驚魂》講述兩個住在英倫孤島的無聊夫婦，巧遇兩個誤闖孤島的賊人，其中一個惡賊闖入他們的大屋，拔掉電話線，成為孤島上的新主人。孤島上的男主人怕事，女主人無聊貪玩，對新來的客人欲拒還迎，而惡賊也順水推舟，對夫婦呼呼喝喝，惡言相向，當個孤島的新主人。本來寓意和意象頗佳，孤島只有一條公路連接，而公路在晚上潮漲時便會淹在潮水下，而惡賊闖入住所後，立刻拔掉電話線，讓他們被困孤島，這些意像，都加強了人與人之間若即若離的關係，而當公路和電話線都消失後，任何衝突都有可能演變成困獸鬥，所以無論惡賊如何囂張，他們都避免發生正面衝突。可是，波蘭斯基太過屈就這個情影，完全漠視角色的心理變化，其中一個賊人無端端死了，而他的死亡和埋葬，對整個故事無任何意義，好像個多餘的角色。另外，男女主人和惡賊的性格都太過刻板，男主人笨得可憐，女主人無聊得討厭，反而對惡賊的著墨更多，憨直而可愛，不明白有何理由成為大賊。《孤島驚魂》可算是波蘭斯基的失魂之作。

《一切有售》先聲奪人，第一場男主角在火車旁狂奔，然後從月台墮進車軌，女人尖叫，突然「Cut!」，原來是導演自導自演的一場戲，因為男主角突然失蹤，導演只好臨時頂上。真亦假時假亦真，隨著電影的發展，導演和演員發現失蹤的男主角原來已經墮軌而死，而尋找男主角的過程中，導演要重新面對自己，而男主角身邊的人，包括妻子、情人和朋友也要重新尋找自己的身分，電影最好看的地方，是當你看完《一切有售》的時候，便驚覺此片便是一套沒有男主角的電影，導演自身便是男主角。所以有人說，《一切有售》是華意達的self-portriat。意念好像費里尼的《八部半》，費里尼的風格較現實，而華意達則較多詩化語言（可能亦是我未看得清的原因），結尾一場一個被形容為跟男主角很像的演員，在馬群奔跑，看得我如墮八里霧中，有待重溫。

《偽裝》增加了我對波蘭學運的認識，大學生進入畢業營準備畢業論文，但有官員卻濫權瀆職，阻礙一名優異學生取得獎學金，大學教授一方面要幫助學生完成學業，另一方面又不能得失官員，於是營監和學生指導教授採取不同的策略，營監認為要識時務，但學生指導教授卻認為要秉持公正。可是電影太多說教的時間，兩人對話又對話，發表對學術、對政治，甚至對世界的看法，仍然是犬儒與理想主義的典型衝突，有點發牢騷的感覺。可能六十年代的波蘭仍然官僚，借電影發發牢騷讓當政者和觀眾反思也是好的，但現在重看《偽裝》，感覺太遠了，六十年代的年青理想主義者，還要面對保守犬儒的戰前世代，但現在這個世界已經夠犬儒了，贊祿西的牢騷顯得多餘。
想到波蘭，唯有奇斯洛夫斯基。

歷史教學

近日不斷問自己：為何教歷史？對我而言，歷史是什麼？重讀日記，原來在回歸前夕，我寫下了這段話：「看《天安門》，是一種回憶，眼淚凝眶，想不到我的情感並沒有因時間而平伏下來，轉變的不是我的情感，而是我的思想，不再看熱鬧，一切歷歷在目。為何八年前我覺得它是如此遙遠（地理上）？而今天卻如此接近（就歷史而言）？可能是多了一分歷史感。是的，始終要回首，好好地反思一下，已是大學生了，歷史不再是考試的科目，而是我的責任，我的使命，更是我的負擔。」

今天的我沒有打倒昨日的我，昨日的我反倒堅定了今天的我。原來我在十多年前，便寫下豪情壯語，雖然稚氣，但率直得可愛。今年八九民運二十週年，很希望能在校園獻唱《媽媽我沒有過錯》和《沒有煙抽的日子》，夏韶聲的聲音依然沙啞，王丹仍然沉重，六四的母親繼續以黑布蒙頭，但維園的六四燭光越來越暗淡。我討厭什麼「七字頭」，仿佛終於等到六十年代都退下，「七字頭」終於上位。我們這些七零年代的人是六四的最後一代，如果四十年後六四仍未平反，或許只剩下我們這些「七字頭」能繼續讓回憶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