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暑

處，去也，暑氣至此而止矣。一候鷹乃祭鳥；二候天地始肅；三候禾乃登。處暑以後，萬物都準備過冬，農田上雖沒有鷹踪，但卻經常看到黑領椋鳥造訪，在田裡覓食，我估計，是堆肥裡的昆蟲把牠們吸引來的。我們現在還未開始種瓜菜，也不介意雀鳥聯群結隊而來，但中秋以後開始種粟米和南瓜時，情況不知會如何了。經過個多月的辛勞，農棚已修整好，貨櫃也上了新色，半片農田已做好堆肥和泥土復育的功夫，大家開始忙著除草了。

 

其實，每次除草，都有些歉意，畢竟打擾了很多動物朋友，例如經常藏身在草叢中的一雙池鷺，褐色的羽毛，點綴在綠田園中，自得其樂，牠們偶爾會飛到梧桐溪畔，又飛回來，一派寫意。都說打草驚蛇，我就在洛神花叢打草的時候，與小蟒蛇偶遇，我既驚且喜，驚牠的母親就在附近，也喜見無毒的小蟒蛇在田中找到容身之所。牠本來盤繞在洛神花樹下，但為了避開我的鋤頭，牠很快使鑽到了田邊的草叢中了。每次除草，都會揭開草叢的秘密，花狹口蛙本來懶洋洋地躺在田列間，但忽視暴露在人族的眼前，立刻把自己鼓脹起來，像個褐色球兒，黑眶蟾蜍愛理不理，左顧右盼爬走了，最機警的是粗皮姬蛙，腿一蹦，就跳到三步之遙了。

 

除了留意田裡的動物朋友外，我也開始認識「雜草」。我稱牠們為「雜草」，只是出於我的無知。不知為何，我並沒有發現常見的馬纓丹和鬼針草，農田反而遍地莎草，有些高度及腰，還有牢牢釘著農田的牛筋草，如果田裡有一頭牛，就可以把這些莎草和牛筋草轉化為最好的肥料──牛糞了（純粹幻想！）。我雖不是牛，但也很饞嘴，每看到燈籠果（秘魯苦蘵），都會剝開燈籠形的筴子，嚐嚐橙黃的漿果，可惜昆蟲早著先機，很多時候燈籠裡都生滿幼蟲，幸運的話，在汗流浹背的時候，能品嚐圓圓的漿果，感覺比吃一口蕃茄還鮮甜，絕對是農田給我的獎勵。

 

田裡還有很多我未認識的「雜草」，當我仔細辨認他們，觀察他們，等候他們展現更多的姿態，我再從書中找尋他們的身世，感覺上，我正在與陌生的雜草交朋友，那些本來欲除之而後快的雜草，慢慢便會成為與我一起在這片土地上互相依存的植物。如果我順手拈來，都能說出身體與他們的關係，我的身體與土地，將會越來越親密，我也不會再介意農地上「雜草」叢生了。就如劉克襄在《嶺南本草新錄》所說：「我所書寫的雖是植物、草本之細微，但本質上，還是生活，是旅行。私下總想，透過當代生態環意識的視野，透過舊時野菜的體驗，真能嘗玩出另一種自然的樂趣。」


田邊的龍珠果開花

立秋

 

梧桐葉落，一葉知秋。立秋時份，一候涼風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蟬鳴。梧桐河雖然沒有梧桐樹的踪影，但夜越深，秋色也越濃。農地開闊，太陽從華山山背升起，往南拐一個彎，再西沉到深圳，日光從頭頂移到面前，直射農棚，要避開日光，只好靠往河堤，躲在竹林的陰影下，餘暉在梧桐溪越拉越長，耀眼的金黃褪色為橘紅的霞光，魚兒在溪面大口大口吸氣，彷彿要吐露秋天的隱秘。寒蟬未鳴，但蛙聲此起彼落，秋風送爽，不斷驅逐暑氣。

 

立秋一過，天氣開始穩定下來，颱風襲港的機會也較少，是時候為種田做好準備，我們每天都到石湖墟一些相熟的茶餐廳收廚餘，主要是菜頭菜尾、果皮、咖啡渣和茶葉渣。有一天，由於還有回收桶未滿，我碰巧經過涼茶舖，看到舖前的涼茶渣，突然想，涼茶渣沒有肉和油，或許是很好的堆肥材料，後來朋友也說，涼茶渣不會發臭，容易處理。老板娘知道我們在附近種田，也非常支持，每天都給我們一兩桶涼茶渣。其實，回收廚餘還在其次，最重要的，是讓社區知道還有人堅持永續耕作，為社區減廢、種植健康的新鮮蔬菜，我們的生活彼此依存，有農田的社區才能造就健康和幸福的社群。

混和廚餘的木糠

口述歷史：歷史教師的角色

 

學生問我，做口述歷史研究，究竟要準備什麼？我一時答不上口。雖然我借了陳國成的《香港地區史研究之三：粉嶺》給學生讀，但該書仍以原居民及都市化為粉嶺史的主軸，戰後南來的農民生活和粉嶺散村的歷史，仍被忽略。前漁農處處長李熙瑜的《尋蟲記》雖然以城市小昆蟲為主角，但書中部份提及他小時候在粉嶺安樂村的生活，無論是溪中與水蛇相遇，還是在荔枝樹下聚天倫，都有參考價值，豐富我們對粉嶺農村生活的想像。

 

上次提到，受訪者沒有說的，才是重點所在，我現在舉個例子吧。何少婆婆雖然已搬離農棚，但每次仍會回到「祖家」裝香祭神，在口述訪談中，她亦常引用宗教語言形容自己的生活，例如她說自己有兒有孫，是「洪福人」，村口曾住過一位「清福人」（守獨身）。我訪問她的兒子歐樹莖的時候，他亦說母親曾經約村友一起拜黃大仙，但只有三數個村民參與。祭祠活動一直是中國社會的組織力量，原居民以血緣為基礎，以祠堂為中心組織村落；而沒有血緣關係的村落，便會建立寺廟，以地緣為基礎組織村民。於是，我開始訪問村民，有沒有試過組織宗教活動，他們大都認為沒有這個必要，形容村民的關係是「雞犬之聲相聞」而已，他們甚至沒有在村口放置最常見的「土地公」。是定居的時間太短以致他們未能找到建立共同身份的活動，還是地權的問題令他們一直以「過客」的身份看待自己？地主與佃農的關係對農民建立社會身份有何影響？究竟，有哪些條件才能便聚落（共同居住地）變為村落（能建立共同身份的社會組織）？為了解答以上問題，我開始閱讀賀喜的《亦神亦祖：粵西南信仰構建的社會史》和高王淩：《租佃關係新論——地主、農民和地租》。

 

另外，我們亦發現村民對成長和逃難的回憶，能如數家珍，但對務農的日子，卻只有寥寥數語，他們同樣經歷過種田的風光日子，在墟市賣菜賺錢搭棚起屋的故事，然後中國改革開放菜價下跌，他們改種果樹另謀出路。要了解現代化農業對傳統的威脅和糧食價格變動的關係，恐怕連農民和村民也不會知道。種子公司培育抗蟲害的種子，但種出來的蔬菜卻沒有下一代。化肥令農作物產量提升，但價格不斷下降，土地變得貧瘠，惡性循環下農民越來越依賴化肥。農產品公司控制了種子和肥料，等於控制了農民的生命。香港政府默許農地成為貨櫃場和停車場，卻不讓農民擴建農棚，農地環境惡化，農村的下一代逃離，這又是政策的人為結果。為要了解這個全球性的悲劇，我便開始讀《雜食者的兩難：速食、有機和野生食物的自然史》，這本書是我四月在台北碰到張元教授時，他推廌我讀的書。作者說現代化農業以石油取代太陽，現代人是會走路的粟米，我們吃東西，其實是喝石油。一路讀來，驚心動魄。更明白守護農村的意義。

 

口述歷史研習中，我和同學都是學習的群體，我並不能「教」他們什麼歷史知識，因為口述歷史的「知識」，並非歷史教科書上那些井井有條的事實，而是不斷生成的故事。不過，我卻能在訪談前後的討論中，和同學一起發現問題，我也知道找到答案的方法。這是一個刺激的過程，口述歷史的「知識」不同了，教師和學生的「角色」也隨之而變化。但我發現一個有趣的感覺，就是和同學一起做口述歷史，比自己單獨研究更有意義，好像口述歷史的研究方法和目的，就離不開人與人的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