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提到，受訪者沒有說的，才是重點所在，我現在舉個例子吧。何少婆婆雖然已搬離農棚，但每次仍會回到「祖家」裝香祭神，在口述訪談中，她亦常引用宗教語言形容自己的生活，例如她說自己有兒有孫，是「洪福人」，村口曾住過一位「清福人」（守獨身）。我訪問她的兒子歐樹莖的時候，他亦說母親曾經約村友一起拜黃大仙，但只有三數個村民參與。祭祠活動一直是中國社會的組織力量，原居民以血緣為基礎，以祠堂為中心組織村落；而沒有血緣關係的村落，便會建立寺廟，以地緣為基礎組織村民。於是，我開始訪問村民，有沒有試過組織宗教活動，他們大都認為沒有這個必要，形容村民的關係是「雞犬之聲相聞」而已，他們甚至沒有在村口放置最常見的「土地公」。是定居的時間太短以致他們未能找到建立共同身份的活動，還是地權的問題令他們一直以「過客」的身份看待自己？地主與佃農的關係對農民建立社會身份有何影響？究竟，有哪些條件才能便聚落（共同居住地）變為村落（能建立共同身份的社會組織）？為了解答以上問題，我開始閱讀賀喜的《亦神亦祖：粵西南信仰構建的社會史》和高王淩：《租佃關係新論——地主、農民和地租》。
另外，我們亦發現村民對成長和逃難的回憶，能如數家珍，但對務農的日子，卻只有寥寥數語，他們同樣經歷過種田的風光日子，在墟市賣菜賺錢搭棚起屋的故事，然後中國改革開放菜價下跌，他們改種果樹另謀出路。要了解現代化農業對傳統的威脅和糧食價格變動的關係，恐怕連農民和村民也不會知道。種子公司培育抗蟲害的種子，但種出來的蔬菜卻沒有下一代。化肥令農作物產量提升，但價格不斷下降，土地變得貧瘠，惡性循環下農民越來越依賴化肥。農產品公司控制了種子和肥料，等於控制了農民的生命。香港政府默許農地成為貨櫃場和停車場，卻不讓農民擴建農棚，農地環境惡化，農村的下一代逃離，這又是政策的人為結果。為要了解這個全球性的悲劇，我便開始讀《雜食者的兩難：速食、有機和野生食物的自然史》，這本書是我四月在台北碰到張元教授時，他推廌我讀的書。作者說現代化農業以石油取代太陽，現代人是會走路的粟米，我們吃東西，其實是喝石油。一路讀來，驚心動魄。更明白守護農村的意義。
口述歷史研習中，我和同學都是學習的群體，我並不能「教」他們什麼歷史知識，因為口述歷史的「知識」，並非歷史教科書上那些井井有條的事實，而是不斷生成的故事。不過，我卻能在訪談前後的討論中，和同學一起發現問題，我也知道找到答案的方法。這是一個刺激的過程，口述歷史的「知識」不同了，教師和學生的「角色」也隨之而變化。但我發現一個有趣的感覺，就是和同學一起做口述歷史，比自己單獨研究更有意義，好像口述歷史的研究方法和目的，就離不開人與人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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