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調的最後一天

借調一年，時間沒有白過，與不同的學校嘗試了「另類」的歷史教育，也和更多老師及教育局的同事分享我對教育的理念，其實，志同道合的人很多，但苦於在學校制度內孤軍作戰，希望日後能與有心人裡應外合，讓教育發揮影響力，在社會產生改變的能量。

今年，我第一次要求學生做文字轉譯（transcription），要中二的學生把四十五分鐘的訪談轉譯為文字，難度很高，最大的問題是，原來很多學生都不會電腦打字，他們的打字技巧，只限於手機的筆劃輸入法，於是，他們花了差不多兩個月，才能把譯稿完成。我也根據學生的文字譯稿，寫成一份農村歷史的中期報告，分別從農村的名字、河水與井水、農棚與家園、去或留等向度，探討人和土地的關係。希望明年能邀請更多村民與學生訪談，令口述歷史呈現更多元的土地人情面貌。

另外，我亦和一所將軍澳中學修讀歷史的高中學生，完成了一次調景嶺的歷史研習，我們從歷史檔案開始搜集文獻，然後進行田野考察，參觀舊調景嶺警署和魔鬼山碉堡，到訪問昔日的調景嶺居民。學生對調景嶺的理解完全不同，運用人文地理學的概念，可以說學生對調景嶺產生了地方感和社區感。學生雖然沒有詳盡的報告，但在活動感想中都表達了「發展」的質疑。一些住在觀塘和土瓜灣的同學立刻聯想到「舊區重建」對自身生活的影響。參考外國文獻，口述歷史與地方意識（place consciousness）是鄉村教育（rural education）的重點，但作為一個高度都市化的城市，香港的城鄉分界並不明顯，但這代表香港不需要地方意識教育嗎？又或者說，地方教育對於高速流轉的現代社會如何產生作用？

走進口述歷史的研究，就像置身迷宮，生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生命大河的匯流，也是千絲萬縷的連結，傾聽一個人的生命故事，便明白到自己一直置身生命之網。因為走入農村，所以認識了社工雲姑娘，因為雲姑娘，所以有機會從明哥明嫂聽到客家山歌，一段段客家山歌，又唱出了客家人南來香港落地生根的歷史。很多教師都視口述歷史為教學法的創新，訪談、搜集資料、背景知識等等，都好像是歷史技能的訓練，不過，當你直視一個「人」（通常是老人家），而他又毫無保留地將自己的故事細訴，所有的「技巧」都不再重要，那個眼前的「人」便成為了關懷的對象。印象最深的，是S學校的中四學生，他們在開始的時候，還以為中國有個地方叫「客家」，所以有「客家人」，後來經過資料搜集、訪談、聽講座，他們發現自己的父親或母親都有客家淵源，最感動的，是有些同學說自己變得更關心自己的「家鄉語言」。他們真的用了「家鄉」形容父親、母親出生地的語言，有海南島、有河源，也有湖南。這個家鄉，就是我們安身立命的根。學歷史，並不是要研究別人的事件，而是從別人的生命故事中感悟到自己與生命之網的連繫。

我一直覺得，歷史教師，能夠邀請學生進入這個歷史之網，已經是最大的成就。而這一年，我能夠在更多的學校分享口述歷史的教學經驗，實在要感謝每一位校內校外的同路人。

我這一年的工作間

關於「街舞」的幾個片段

《狂舞派》好看，不在於橋段情節，而是一份親切感，身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也努力向土地躬身，但近幾年，總覺得自己和香港越來越遠，不是我走遠了，而是香港變得很陌生。我說不出那種陌生感，直至我在《狂舞派》看到那個我熟悉的香港，我才明白，香港變得陌生，是因為回歸以後，社會不講理念，人窮得只剩下錢，年輕人的青春被偷竊，功利和效益蠶食人心。

我不會跳舞，但卻愛看人跳街舞。還記得四年前來了一位會考班的重讀生，他名叫家豪，不愛說話，後來從同學口中知道他最愛跳街舞，就在旅行日帶支結他，為他伴奏，同學看到他單手倒立轉圈，都尖叫喝采。舞蹈是一種身體語言，在音樂下舒展，自由自主的表現，大家都渴望體驗這種肉身的解放。

談起街舞，大家可能只記得《舞出真我》（Step Up），我也曾經在通識週會放映這部電影，討論年青人的自尊感和身份認同，但要數第一部帶學生看的街舞電影，應該是零六年的《舞出色》（Take the lead）。那時候，粉嶺戲院會放映一些二輪歐美電影，和學生在鄉村戲院看「街舞」電影，除了令我感到年青的活力，也在「活化」古老的鄉村戲院。零九年以後，樓價急升，粉嶺戲院也變成地產項目，人去樓空，有待發展，如果可以選擇的話，我希望可以再帶學生到粉嶺戲院看《狂舞派》。

去年優人神鼓來香港表演，我在文化中心外徘徊時，碰巧看到街舞PK賽，那一刻，很後悔買了優人神鼓的門票，即使後來進場看表演，也心不在焉，散場後又趕到場外繼續看街舞PK賽。印像最深刻的，是一位叫Taki的舞者，面對勁敵，臨危不亂，當直升機在夜空飛過，她抬頭望天，然後張開雙手，配合音樂旋律，作拉弓狀，嘭的一聲，身後的年青人「嘩」了出來，紛紛解話：「寸佢打飛機呀！」我呆了，在豐富的肢體語言下，我只是個小學生，幸好有年青人為我翻譯。後來，我在荃灣的天橋看到Taki，她拉著旅行箱擺檔賣衫，這大概是她為了尋夢所付的代價吧，我打從心底裡佩服她的勇氣。

青春，不是年輕人的專利；青春，是一種生活態度。《狂舞派》就像為這個極速衰老的香港，注入春青的活力。但願《狂舞派》能夠喚回香港青春的記憶，更多人願意為夢想而付代價。

後話：我特地帶孩子看《狂舞派》，孩子說，這是今年最好看的電影。社會有夢想，才不會辜負年青人的青春，如果將來的年輕人要離開香港才能追尋夢想的話，我們便知道香港有多老了。

從口述歷史到鄉土教育

每次要寫點什麼都很猶疑，總要把要寫的東西在內心翻來覆去，想想有什麼錯漏，然後誠惶誠恐敲打鍵盤，不過我知道，這樣在意寫出來的東西，對一個將要做行動研習的人而言，是心理障礙。行動的目的，是要為理想的社會付出，希望帶來改變，每日的行動已經佔去了不少時間，但是然有反思的行動很容易變為躁動，reflection-in-action, reflection-on-action, reflection-for-action，聽起來易懂，但真正實踐起來，很多時候都是一些未編碼和經驗和直覺，但研究這回事，很重視資料（data），所以每天都應該為日後留一下反思札記。其實，這個網誌也確實替我留下了不少行動軌跡，從梧桐河的跑者到華山的耕者，從口述歷史作為創新的教學法，到口述歷史成為批判教育學的實踐，這個網誌記錄了這段心路歷程。

過去幾年，不斷反思口述歷史的教學問題，寫的文章也圍繞著口述歷史，這半年，很想再擴大研究範圍，希望在香港這個處境下談論鄉土教育。我也知道要在香港這個高度都市化的城市談鄉土教育，就像移花接木，香港城鄉難分，怎能跟城鄉分別的台灣相比呢？我也明白，曾經象徵著鄉土教育的村校已經衰落，但我反而覺得，在今日香港再談論鄉土教育，是一種現代化的調適（我本來想用「後現代」這個字眼）。當植根於土地和社群的鄉土教育消失後，我們同時也失去了社群認同的教育、可持續發展的教育、生命教育、自主學習等等，因為現代學校就是一種舶來品，先將學子從他生活的場景抽離，有些學生在學校的時間比在家的時間還要長，於是乎，社會的教育資源被抽乾，學校又壟斷了社會的教育資源，就像施過化肥的田種了一棵超大的蔬菜，但蔬菜貪得無厭，土地又變得越來越貧瘠，更依賴化肥。如此惡性循環下，學校和社會同時失去了教育的能力，難怪教育學者伊萬．伊利奇提出「非學校化社會」，希望「醫治」一下教育的失效。

其實，我帶學生走到香港僅餘的農村、與學生學習耕種，都是一種行動，希望重尋社會的教育資源，不是我可以教學生什麼，而是學生能夠學到什麼。教書十三年，經常碰到這樣的一個問題：點樣教學生先肯學。這是個錯誤的問題，馬生下來會跑、鳥生來來會飛，人生下來就會學習。如果學生失去學習的興趣和能力，是我們「製造」出來的，這是果，不是因。於是，教學對我來說，就是真誠地和學生一起生活，我也要認認真真檢視自己的生活。只要教學植根於教師的真實生活，學生便會「自然」地學習。這也解釋了我為什麼要辭職，我希望自己的生活經驗成為教學的寶庫，讓我的生活和土地、和社群融為一體。因為口述歷史教學，我意識到「地方」的存在，因為意識到「地方」的珍貴，我看到了「鄉土」，我也希望學生能夠從別人的故事中，看到生命故事的可能。

我不知我最終會走到哪裡，也不知香港最後會變成怎樣。說實話，回歸十多年，香港給我的感覺已經越來越陌生，走這一步，只是希望用自己微小的力量，找回那個生活多元、「你有你賺錢，我有我耕田」的社會。

立秋詠楝

對苦楝樹，有一種特別的感情，最初並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在一排分隔行車道的重陽木之中，佇立著一棵肅穆的大樹，樹冠蓋天，後來看到滿樹的金鈴子，才按圖索驥，找到他的名字。苦楝，俗稱森樹，苦楝之苦，來自果實，因果實金黃，又稱金鈴子，有毒，但可製成中藥。楝與練同音，《本草綱目》說楝葉可以練物，故謂之楝。在華南，楝樹也代表著鄉愁，在黃春明的筆下，楝樹出現的地方，都令人思念故鄉。於是，在這個立秋之際，寫詩一首，送給農地上的苦楝樹。

你的靜默　聆聽我內心的吶喊

你的安份　撫慰我靈魂的躁動

你將金鈴子掛在寒冬的夜空

你紫色的碎花　是春天的落霞

你以綠葉　包裹夏陽的熾熱

擺一擺手　揮落黃葉　迎接初秋

你一眨眼　日夜交替

你看四時如一日

孤高而溫柔

無人為你澆水

你卻從不枯渴

你的根探進泥土深處

繞過頑石　伸向一顆顫動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