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第一次要求學生做文字轉譯（transcription），要中二的學生把四十五分鐘的訪談轉譯為文字，難度很高，最大的問題是，原來很多學生都不會電腦打字，他們的打字技巧，只限於手機的筆劃輸入法，於是，他們花了差不多兩個月，才能把譯稿完成。我也根據學生的文字譯稿，寫成一份農村歷史的中期報告，分別從農村的名字、河水與井水、農棚與家園、去或留等向度，探討人和土地的關係。希望明年能邀請更多村民與學生訪談，令口述歷史呈現更多元的土地人情面貌。
另外，我亦和一所將軍澳中學修讀歷史的高中學生，完成了一次調景嶺的歷史研習，我們從歷史檔案開始搜集文獻，然後進行田野考察，參觀舊調景嶺警署和魔鬼山碉堡，到訪問昔日的調景嶺居民。學生對調景嶺的理解完全不同，運用人文地理學的概念，可以說學生對調景嶺產生了地方感和社區感。學生雖然沒有詳盡的報告，但在活動感想中都表達了「發展」的質疑。一些住在觀塘和土瓜灣的同學立刻聯想到「舊區重建」對自身生活的影響。參考外國文獻，口述歷史與地方意識（place consciousness）是鄉村教育（rural education）的重點，但作為一個高度都市化的城市，香港的城鄉分界並不明顯，但這代表香港不需要地方意識教育嗎？又或者說，地方教育對於高速流轉的現代社會如何產生作用？
走進口述歷史的研究，就像置身迷宮，生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生命大河的匯流，也是千絲萬縷的連結，傾聽一個人的生命故事，便明白到自己一直置身生命之網。因為走入農村，所以認識了社工雲姑娘，因為雲姑娘，所以有機會從明哥明嫂聽到客家山歌，一段段客家山歌，又唱出了客家人南來香港落地生根的歷史。很多教師都視口述歷史為教學法的創新，訪談、搜集資料、背景知識等等，都好像是歷史技能的訓練，不過，當你直視一個「人」（通常是老人家），而他又毫無保留地將自己的故事細訴，所有的「技巧」都不再重要，那個眼前的「人」便成為了關懷的對象。印象最深的，是S學校的中四學生，他們在開始的時候，還以為中國有個地方叫「客家」，所以有「客家人」，後來經過資料搜集、訪談、聽講座，他們發現自己的父親或母親都有客家淵源，最感動的，是有些同學說自己變得更關心自己的「家鄉語言」。他們真的用了「家鄉」形容父親、母親出生地的語言，有海南島、有河源，也有湖南。這個家鄉，就是我們安身立命的根。學歷史，並不是要研究別人的事件，而是從別人的生命故事中感悟到自己與生命之網的連繫。
我一直覺得，歷史教師，能夠邀請學生進入這個歷史之網，已經是最大的成就。而這一年，我能夠在更多的學校分享口述歷史的教學經驗，實在要感謝每一位校內校外的同路人。
我這一年的工作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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