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母曲

歌德學院以「那些戰爭，那些人」為主題，放映一系列德國電影，以南斯拉夫內戰為背景的《孤獨母曲》（Warchild），令我久久不能釋懷，作為歷史教師，我一直覺得，我們不應將南斯拉夫內戰的歷史，變成一堆死知識，我們認該深刻反思當中的現代意義，為何直到十九世紀末，南斯拉夫仍會爆發以民族／種族為名的血腥戰爭？

焚燒的巴士，極近的鏡頭，爆炸，一切灰飛煙滅，戰爭過去了，鏡頭一轉，波斯尼亞百廢待興，一對外國夫婦在薩拉熱窩買屋，他們看中了一幢房子，價錢已很低廉了，但他們還要壓價，Senada婉拒了，戰後的波斯尼亞都沒有討價還價的能力，更何況那些歷劫的國民？Senada失落地走到排球場，無心地閱報，赫然發現一個戴紅帽的男孩照片，原來照片中的小男孩，應該和她的女兒同坐一輛紅十字會的巴士，絕望的人生重燃盼望，她決心找回失蹤十年、生死未卜的女兒。

電影就是Senada的尋兒之旅程，從波斯尼亞偷渡到意大利，最後在德國落腳，發現愛女尚在人間，更被一對中產的德國夫婦收養，她很希望接近女兒，但卻被拒門外，她就好像卡夫卡小說《城堡》中的K一樣，原來，女兒是經丈夫簽名准許，送到德國給人收養，女兒被「合法」地收養了。她是這麼近女兒，女兒卻又離她那麼遠，首先是紅十字會職員的欺騙，說Kristina不是她的女兒，後來又被禁止在領養家庭的範圍出現，最後更被德國警察以非法入境的罪名追捕，她始終契而不捨，她要追回失去的女兒，以補償戰爭令她失去的一切。

不過，昨日之日不可留，最叫人難過的，是電影中最後的一幕，對女兒而言，她只是個陌生人，親母成為入侵者（Intruder），Senada要追回的，就是那段因戰爭而失落的十年，已永遠地失去了，眼前那個婷婷玉立的Kristina，也不只（再）是她尋找的Aida了，一切都無法挽回，雖然她說「我將女兒送給別人」，但在戰火下，很多人都沒有選擇的權利，正如他的丈夫說：「在那一刻，我只想將女兒送到安全的地方，盡力讓她生存。」不要忘記第一幕的畫面，巴士的確爆炸了，只是她的女兒不在其中，Senada之外，還有多少失去兒女的波斯尼亞母親？

Senada不能怪丈夫送走女兒，也不能恨領養的家庭養大女兒，更不能怨女兒認不得生母，戰爭切斷了最親密的母女關係，死別痛苦，生離也好不到哪裡，又想起龍應台女士的《大江大海》，同樣訴說著內戰的悲涼、骨肉分離的痛。

成長

各位同學：

這個星期我要處理的工作較多，未能逐一回覆你們，很抱歉，但我仍很享受與你們對話，也期待下星期能更詳細回覆你們。不知不覺，開學兩個多月，我們已經寫了十次《師生對話》，翻看你們的文章，發現有些同學真的改變了，本來寥寥數語，文字像散落一地的枯葉，現在常見佳句，偶有佳章，情理兼備，更令我高興的是，有些同學真的和我「對話」了。對話好像踢足球（我曾經是足球發燒友），我把球踢了給你，你又把球踢回來，一來一回，大家建立默契，最怕那些接了我的球，又把球踢到界外的同學，他們從來不把球踢回來給我，於是我要想新話題，再把球踢給他。對話有自己的方向， 龍應台 女士寫過一本書，名叫《親愛的安德烈》，他們透過信件與兒子安德烈對話，這本書就是他們的對話集，我希望學年結束時，把我們的《師生對話》整理，成為珍貴回憶，或者，我們也可以出一本叫《親愛的同學》的書（這也是你們的夢想嗎？）。    

你們知道嗎，對話是最早的思考形式，很多哲學家，就喜歡自我對話，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Socrates）沒有寫書，他只是不斷與人對話，走在雅典的街頭，與人搭訕，又問又答，他的弟子柏拉圖（Plato）將老師和朋友的對話記錄下來，便成為了古代西方最重要的哲學著作。十多年前，我很喜歡看《蘇菲的世界》，那是一本挪威哲學老師Jostein Gaarder寫給學生的哲學書，故事以對話形式展開，故事的主角蘇菲（Sophie是希臘文，即是智慧）有一天收到匿名信，問她從何而來，她便展開了哲學之旅。各位親愛的同學，我多麼希望透過對話和你們分享我的感悟，對話是那條通向智慧的鑰匙，只要認真的人，才能開啟智慧的大門。還未認真與我對話、敷衍了事的同學，你們要加把勁了。         

雖然開學只有兩個多月，但考試已悄然臨近，你們看看時間表，便知道不足兩個星期便要考試，你們準備好了嗎？有些同學說，還未能適應中學生活，還有不明白的功課和課堂內容。你們面對困難，但不要忘記，誰人沒有困難？重點是，我們如何面對困難，如果你逃避的話，那個困難便會一直跟著你走，每次解決了困難，我們便成長了、長大了。回顧過去兩個多月，我們也解決了不少困難，同學開始交齊功課，成為有責任感的人，也有同學開始自制，我們也一起參與很多活動，對自己也算有個交代，如果過去兩個月，我們只是逃避困難，我們班會變成怎樣？不要忘記《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夢想就如天上的北斗星，船長雖未能摘星，卻能依著北斗星找到航行的方向。這就是我在開學時說的「定位」（Orientation），我們只要凝望夢想，不斷定位，才能找到人生的方向。《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智者說，幸福就是遊歷世界，也不要忘記湯匙中的油。       

可能有同學說，我討厭考試，但不要忘記，傳說和神話的主角，都是在煉歷中成長的，你就把考試看作煉歷吧，大部份人都不喜歡考試，但只有成功通過煉歷的人，才能圓夢。我近日看《讓天賦自由》，作者說「天命」就是「擅長做的事情」和「喜歡做的事情」一致並行。如果你還未有夢想，想想什麼是自己「擅長做的事情」和「喜歡做的事情」，或者，你會赫然發現，夢想就在心中，於是你便能鼓足幹勁，迎接中學的第一次考試。

無言以對

和望望一起看Thomas，他能說出一號火車頭到十號火車頭的名字，我想知道他能否比較喜愛的火車頭，於是我問：「望望，你最喜愛哪個火車頭？」

「全部都鍾意！」他目不轉睛看著電視。

「我話最喜愛，你只能選一個。」我耐心地教他比較。

「我都話個個都鍾意！」他有點不耐煩。

如果他早些學會比較，他便能應付學校的題目，例如什麼「最關鍵因素」、「最主要原因」、「最有說服力」等，於是我再跟他解釋「最」的意思。

他有氣沒氣的望著我，說：「你最鍾意我定係哥哥？」

我一時語塞：「我兩個都愛。」

他望著我：「我問你最鍾意邊個，係我定係哥哥？」

「我最鍾意你和哥哥。」我知錯了。

「咁你最鍾意我地兩個，我都最鍾意全部火車頭囉。」他轉眼望向電視。

那刻，我覺得他真witty，是他學我的，還是我教他的，或者兩樣都不是？

種菜日記觀影報告

收到中一級珈慧同學的觀影報告，她年紀輕輕，已手不釋卷，拿著徐四金的《香水》，打算讀《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我問她能否明白書本內容，她說她跳著讀，但也會嘗試，她的內涵在觀影報告中表露無遺，我得到她的同意，轉載在這裡，在此向她致謝：

看完電影，有人說這電影很悲。我心想：究竟「悲」在哪裡？原來哪個「悲」，是電影描述得太現實；所以此時此刻我們不就是處於「悲」的社會，這個.「悲」都因我們太在乎利益與價值。患精神病的人，都列為沒有利益、價值的一群。社會根本「沒有人」認可，接納他們。而精神病人知道社會上，人們都把他們遺忘或對他們產生一種厭惡，他們漸漸「逃避」，「逃避」社會、「逃避」自我、更「逃避」人。

圍繞社會，不外乎利益與價值，清楚點，即是：有甚麼利益，就有甚麼價值。精神病患者沒有利益嗎？應該是社會上，沒有給機會，那利益從何而來呢？隨之而來，價值也沒有了！我認為他們並不是沒有價值，而是社會根本沒有給他們任何價值。似乎一個有價值的人，只得正常人。而正常人，對不正常人產生一種厭惡；這就是歧視的起點。在戲中慧麗被「欺負」，而她心裡當然是難受、悶悶不樂。因為她的尊嚴被冒犯。歧視已經是社會不接納最明顯的舉動。在醫療上、工作上，更是不接納他們。

導演在戲中，寫下日記。令我感難堪，主要原因是，我對精神病患者，暸解的只有表面，卻沒有想透裡面。因我的一位親戚也患了精神病，記得我探望她，她的表情、態度，並不是以前那一般了！這就是我了解的表面，我沒有想去多透徹的暸解。

世界上任何一個政府都說，我們絕不會對任何人有歧視。而事實上，是否如此？一個「非正常人」找工作，比一個「正常人」難找到！儘管你比正常人知識好一百倍，老闆寧可請一個正常。解僱一個精神病患更是容易，就你有的沒的，理由都很充分。

土地，唯一可以離開社會，或許就只有土地，才明白他們的價值。我們天天忙於工作、為金錢打拼，有誰真正暸解社會面臨的問題呢？土地，已經說明了任何在社會上立足的人，也有價值，只是那價值，是否認可？

〈種菜日記〉這電影描述精神病人，非常細膩。說出，精神病人他們為何不快樂？怎樣面對自己病？他們真正想要的是甚麼？他們活在邊緣，是他們弄成的嗎？還是社會，不讓他們走回中心？他們在社會上掙扎，卻又被活埋。真正的價值又是甚麼？被認可的價值，才是價值麼？

治療與自療

帶者十四位中一學生，從粉嶺到理大，觀看《種菜日記》，很擔心他們看不懂，也擔心他們抱著免費看電影的心態，跟老師去街，他們在火車上的興奮表現更令我擔心，直至他們走進教室，安靜地觀看，我才釋然，也明白中一的學生，也能夠放寬視野。

顧允岡導演的《種菜日記》，記錄了文禾、慧麗和燈昌在新竹風信子農場的生活，我看不到他們有什麼「精神病」的徵狀，或者他們是康復者，或者導演沒有記錄他們「不正常」的一面，畫面所見，他們除了要定時吃藥之外，一切生活和常人無異。年輕的文禾和簡單的慧麗都有自己的夢想，他想上學，她也想念大學，他們勤勤懇懇的播種、施肥和種菜，在日光下揮動鋤頭，汗水滴在菜葉上，土地將他們連結，一切正常又簡單，直到黃昏，他們開始歸家，開始回病院，夜幕低垂之際，他們又照在「精神病患者／康復者」的射燈之下。

我們不斷將「不正常」的人隔離，以保持社會的「正常」，燈昌的妹妹說哥哥的命最好，因為他什麼都不知道，她說的時候眼泛淚光，好像燈昌這個精神病哥哥的存在，就是家庭的不幸，而燈昌自己卻不自知。導演問燈昌多大的時候，他說五歲。導演問他的生日，他說冬天割禾的時候，他說，冬天再割禾的時候，他便可以回鄉耕田了。他雖然患了精神病，生活在孤立之中，但他與土地之情卻從沒有斷裂過。電影中的文禾、燈昌和慧麗很寂寞和孤單，好像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的內心呼喊，而常人出於恐懼，只有用藥來疏解他們的孤單感，卻無視他們孤單的現實。

電影加插了導演顧允岡的文字，記下他和「精神病」母親的關係，她患了妄想型精神分裂，自絕於社群，更疏遠兒子，顧允岡亦愛亦怕，擁抱又刺痛，直到他參與了風信子的社群，文禾、慧麗和燈昌成了他的「夥伴」，他才開始以母親的方式接受母親的「不正常」，最後，他來不及記錄母親的生活，但從文禾、燈昌和慧麗的身影中，都看見顧允岡導演的深切目光，他或者在「夥伴」的擁抱中，重新感受到母親的擁抱，那一幕靈堂內流出的，是理解和悲憫的眼淚。

學生哭了，也更明白我們所處的「正常」社會，令多少「不正常」的人和事消失在記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