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下六四，抹去六四

 

去年六四，我在午飯時間，拿著結他在排球場高唱《光輝歲月》、《沒有煙抽的日子》和《我把心遺落在1989》，我曾經想過先向學校申請，但我最終只是「告知」校長我會在排球場唱歌，以示尊重，我認為沒有誰有權阻止我在午飯時間自彈自唱，如果我向學校申請，即是我自動交出在校園範圍唱歌彈結他的權利。排球場是學校的心臟地帶，兩邊是教樓課室，學生一聽到我唱歌，立刻倚著欄杆，參與集會。學生最喜歡的，是《光輝歲月》，他們也一起和唱，我高叫「釋放劉曉波」和「釋放譚作人」的口號，一個人一支結他，在校園的中央，我有我的立場。

 醞釀一年了，我和秀卓都希望在教學生涯結束前，做一些事情。我的意念是，我們在排球場寫下六四的死難者名字，也慢慢抹去死難者的名字，寫下、抹去，記憶與遺忘，秀卓說這是一次行為藝術，我們沒向任何人提起，決定一人做事一人當，不想、也不需要任何人為我們的行動負責。就這樣，在午飯的時間，我和秀卓都穿上「支持天安門母親」的上衣，秀卓穿白色，我穿黑色。秀卓在排球場寫下「六四死難者名單」，而我則站在排球場角，吹奏陶笛，以慰六四的亡魂。排球場本來空無一人，但學生聽到陶笛聲，紛紛聚集看個究竟，他們議論著，秀卓慢慢地寫下死難者的名字、性別、年齡和生卒年份，雖然他們生於不同的年份，卻都在一九八九年離開這個世界，簡單的名單，帶來莫大的震撼，為何他們逝去的時間都在那個被埋沒的「一九八九」？

十分鐘後，我放下陶笛，拿起水桶，雙膝跪下，我慢慢地默念死難者的名字，也默默地抹去他們的名字。我哭了，眼淚滴下，汗水滴下，逐一將他們的名字抹去，時空好像停頓了。過去二十三年，很多人都試圖抹去他們曾經活過的證據，但他們已成為我的一部份。他們絕大部份都比我早來到這個世界，年紀卻比我少，他們的生命都凝固在那個「一九八九」。他們在我心種下了一顆「種子」，他們的生命以另一種方式存在這個世界。我抹去，我記住。上課鈴聲響起了，老師開始叫學生回課室上課，我仍然以悼念的心情，抹去排球場上的名字，對鈴聲和叫聲充耳不聞。原來，半個小時已經過去；原來，排球場兩旁都擠滿了學生。所有名字都抹去了，排球場只剩下「六四死難者名單」的字樣，我站在排球場中央默禱。我再次跪下來，抹去死難者名單，留下了「六四」兩個字。排球場，留下一些粉筆痕跡，但是，好像什麼也沒有發生。

我帶著滿身汗臭和秀卓擁抱，能夠與秀卓相遇，是我人生的福氣，是他讓我看到何謂「教師」，什麼是「教學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