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蔽課程與抵抗

昨天徹夜難眠，因為想著隱蔽課程（Hidden Curriculum）的事。教授運用了很多傳統名校的例子，說明學校的隱蔽課程如何影響學生的價值觀，就是贏在起跑線往上爬的心態，背後說明了社會的意識形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金融發展）潛移默化了名校學生的價值觀。

兩個半小時的課，我聽得不是味兒，教授講的都對，社會學（什麼結構功能論、象徵互動論和社會批判論）也提供了大致的分析框架，但我總是覺得有些不對勁的地方。例如，為何要花那麼多時間討論名校的問題？我認為隱蔽課程最可怕的例子並不在名校，而在一般的屋村學校，大家都來自屋村，家裡也沒有英語的學習環境，偏偏在學校要用英語上課，老師還要比較哪一位同學的英語口音較地道，於是我們便要將每個字的尾音帶著後面的字去讀，好像很流暢似的。其實，這種中產文化充斥著屋村學校、甚至是鄉村學校。記得我曾經在小學代課，小學旁邊就是一所鄉村學校，小學老師會這樣嚇學生的：「如果你唔俾心機讀書，踼你出校你就要去隔離間村校讀！」小學老師對鄉校學生的評語是，無禮貌、不整潔，成績欠佳，升不到好的中學。這種不自覺的文化自豪感其實很相對，在名校師生面前，自覺矮人一截，念念不忘要力爭上游、超英趕美；在文化弱勢的鄉校前，又自覺高人一等，沾沾自喜，這才是隱蔽課程的威力。我認為在大學的課程裡，不用花太多時間談名校的隱蔽課程問題了。第一，無謂再替那些名校做宣傳，畢竟為子女報讀名校的家長還是有選擇能力的一群；第二，名校的隱蔽課程與社會主流意識的關係，就好像「阿媽係女人」的道理。可悲的是那些沒有選擇能力的，也被迫與既得利益者站在同一條跑道，跟他們的遊戲規則玩這場「輸在起跑線」的遊戲。

另外，我對於社會學的分析框架也有保留，教授問我們有沒有什麼意見，我衝口而出：「存在先於本質！」其實，什麼階級、性別、種族、年齡都是抽象的概念，我的入息可能算是中產階級，但我會投票給工黨，也不從事任何投資活動，是個有女性特質的男性，視農民為我的老師。當然，學校制度（schooling）將輪廓鮮明的孩子變得面目模糊，最後千人一面，像倒模一樣的成為經濟動物，但我們仍然看見有很多人中途覺識，拒絕再玩。就以鄉獅自然學校為例，我一個月前才跟海星和白鷺（學校創辦人）聊天，原來他們都曾在鄉村學校教書，後來學校「被殺」，輾轉下才創辦自然學校。學校最初得到不少高收入家長的支持，才有足夠的財政能力運作下去。多特別的一件事情啊，八十年代新界都市化，鄉校敵不過新建的屋村學校，鄉村的家長都送子女到屋村學校上學（又中了意識形態的毒），鄉校收生不足，相繼結束。兩個鄉校教師竟然不甘心，在功利主義的香港堅持自然教育，然後他們又聚集了高社經地位的家長（如中文大學趙永佳教授）送子女入讀自然學校，這種對社會主流意識和學校隱蔽課程的反抗（resistance），更值得我們探究和討論。

我問教授，這種醒覺（awareness）或Paulo Freire說的「覺悟」（conscientization）從何而來？這又回到最基本的問題了：為何探究？誰在探究？課程探究，為了尋求理解，明白課程所界定的知識對學生個人和對社會整體有何影響。不過，身為教師，理解並非最終目的，探究就是自我充權（empowerment）的過程，課程探究讓教師與課程知識合而為一，不再成為被動的課程執行者，而成為課程的化身（agents）。醒覺或覺悟是充權的結果，教師雖非無所不能，但卻能明白自身的局限與超越的可能，並要為教學行動（pedagogy）負上責任，令課程不再是單一的跑道，這樣才能讓學校成為抵抗社會主流意識的場所。

學生的壁報作品

口述歷史：農村士多的回憶

每次看到黃伯（化名），都想和他聊天，他常常獨個兒坐在幽暗的屋中，跟他打招呼，他總是淡然地點一點頭，然後眼睛移向別處，好像告訴我，不要打擾他休息。每次走入農田，我都喜歡看他的士多招牌，人手寫的，字體樸實，雖然士多二十多年前已沒有再經營，但每次經過他的士多，我還很想走進去，小時候在牛頭角山邊，阿爺拖著我，走進這樣的士多，買的搭糖送我上學。「士多」兩個字，很有暖意，尤其在被鐵網圍封的農村裡。
一直不知怎樣跟黃伯打開話匣子，直至雲姑娘（化名）的出現。雲姑娘十多年前在老人中心工作，認識很多農村的老街坊，離開這裡七年多，這次回來，特意要探訪他們。她帶著我探望黃伯，她蹲下來，拉著黃伯的手，問：「你記唔記得我呀？」黃伯有些猶疑。「老人中心以前嗰個雲姑娘呀！」黃伯記起了：「啊！好耐冇見你。」雲姑娘指著我：「佢係粉嶺中學個老師。」黃伯對著我笑了笑。我開始問起農村往事，黃伯也說了很多艱難日子的故事。

跟我聊天是一回事，讓學生做口述歷史又是另一回事。怎樣才能打動黃伯？
我跟黃伯說：「伯伯，你可唔可以同學生講吓你的故事呀？」
黃伯斬釘截鐵說：「有乜好講！」
「唔係呀，伯伯，學生呢代唔知以前的艱難生活，你的經歷俾佢地明白你地以前的生活係點樣。」
黃伯沉思，我再說：
「俾個機會學生同老人家傾吓計，佢地唔係好多機會聽老人家講過去的事。」
終於，黃伯答應了：「好啦好啦。」

五個學生圍著黃伯，自我介紹，黃伯指著小曾說：「呢個讀到書，個樣都唔同啲。」大家都笑了，想不到是黃伯令氣氛變得輕鬆。根據黃伯說，他外公那一代開始住在農村，到他孫兒這一代，最少五代人在這裡生活。七十至八十年代，農村只有他一家士多，日正當中的時候，農民最愛聚在士多，男的打麻將，女的打紙牌，最多三枱，賣賣煙仔汽水，養大了五個仔女。八十年代末，農村外的超市搶去了不少生意，再加上地產商收地，村民上樓，雀友牌友都走了，只留下空空的士多。黃伯說：「汽水牌煙仔牌商業登記樣樣都要錢，對面就係超級市場，唔做啦。」就這樣，農村唯一的士多結束營業，就像秋天的梧桐樹葉，一葉知秋。

學生聽得很留心，曉楠問：「呢間屋起咗幾耐？」
「起碼五十年，本來好細，後來前面加建，後面又加建，最多住過十幾人。」
曉楠又說起自己的故事了，「我住唐公嶺，我婆婆以前住古洞，我地都係住寮屋。」
黃伯好像遇到知音人，「哦，你都住寮屋。」
其實，這所養活了五代人的房子，見證了農村的興衰，本身就是民間的博物館，我們為何跑到老遠的尖沙咀，看那些複製的歷史標本？

看到黃伯越談越起勁，本來低沉的聲音開始抑揚，時而指指牆上的掛畫，談談昔日苦樂，又一段本來被遺忘的農村往事，在聽者的腦海中復活。當學生再次踏進農村時，他們不單會看到冷清清的水泥路，或許也能想到農民搓麻將打牌九的情景，這就是口述歷史的力量了。歷史，讓眼見的現實不再一樣。誠如布洛克在《史家的技藝》所言：「對現代社會的無知固然是不讀史之故，與現實生活脫節也就無法掌握歷史活生生的一面。……熱愛生活，實在是熱愛歷史之人不可或缺的氣質。」

存在的勇氣：《雲圖》

是什麼讓我如此眷戀電影？在有如洞穴的電影院中，我是如此專注凝視銀幕的光影，彷彿靈魂找到了出口，穿過眼睛越過影像進入另一個世界，那個光影世界是通過攝影機創造出來的，但卻又那麼真實，甚至比現實生活更貼近生命的本相，有時候，靈魂好像在光影中找到了家鄉，突然間有一種「啊！是這裡了，生命！」的觸動，電影不單是導演創造的世界，而是導演運用影像邀請靈魂一起創造的世界。所以，有些電影會把靈魂擄獲，在字幕跳出來的一剎那，靈魂出了竅，把沉重的肉體留在電影院的座椅上，直至頭痛欲裂，才醒覺要回到那個虛假的現實世界。

《雲圖》是導演華高斯基姊弟（Wachowski）與湯泰華（Tom Tykwer）在天上撒下的花瓣，亂中有序，又隱約透露每一朵花的美態。看電影的時候，六段時空下的人生左右穿插，電影又以倒敘方式呈現六段人生的時世今生。有人說，看《雲圖》考記憶力，要不斷將片段重組，直到最後把六個故事順時序重新組織，好像小學時重組句子的測驗，才能明白句子的含意。我認為這只是欣賞《雲圖》的第一步，我們都習慣歷史順時序的發展，前世的因今生的果，今生的因下世的果，正如史家布洛克（Bloch）所言，我們都有尋找起源的癖好。然而，《雲圖》超越了歷史，因為在習成的歷史思維中，前世今生不能重叠，但電影中六段時空互相穿插，六個彷如陌路的「人物」其實在承擔著相似的命運，彼此之間的關係，並不以「因果」的方式出現，而是一種近乎「宿命」式的相遇，六段人生、逃離的命運。

被奴役的黑人（1849年）、受歧視的同性戀作曲家（1936年）、遭財團追殺的女記者（1973年）、在老人院囚禁的出版商老人（2012年）、任人魚肉的複製人（2144年）、面臨種族滅絕的牧羊人（太空世紀的未來）。從十九世紀到太空漫遊，從太平洋的小島到宇宙蠻荒，六段人生雖然在不同的時空下存在，卻遭遇相似的命運──欺壓。然後，黑人叛逃，要活出人的尊嚴；作曲家吞唱自盡，以《雲圖六部曲》抵抗庸俗的道德審判；女記者為真相犯險；複製人星美在審判桌前作最後控訴；牧羊人逃離地球。在宿命之下，人可以選擇逃離與反抗，然而，一切最終又回到原來的軌道。究竟，歷史是單程路，人類一路從地獄走到天國？還是不斷的輪迴，就好像尼采說的「永劫回歸」？史鐵生對「永劫回歸」的演繹，最接近電影所呈現的人生景像：「生命的前赴後繼是無窮無盡的，但生命的內容，或生命中的事件，無論怎樣繁雜多變也是有限的；有限對峙於無限，致使回歸(復返、再現)必定發生。」

宿命與虛無，存在還有何意義？正如複製人星美面對審訊時受到的拷問：「明知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勞，還何還要赴死？」星美淡然道：「處決前審訊讓我說出複製人的故事。」審判官問：「有人信嗎？」星美堅定地望著他，淡然說：「至少有一人信了。」看到這裡，我想起卡夫卡的《審判》，有時候，《審判》成為唯一可以說明存在意義的機會、告白的唯一場所，也只有在審訊中，才有人願意認真地聆聽你的辯詞，讓你有開口的機會。如果人生無可避免地帶著罪（宿命），那麼審判時的辯解就是對宿命的抵抗，人生故事讓救贖成為可能，超越宿命和絕望，使每一個人都成為獨一無二的存在，而不再是抽象和概念化的「人」。

所以，《雲圖》是一組六而一的故事，六段時空在人類命運中相遇，命運彼此交集，但正因為他們的行動和抵抗，面對虛無和死亡的勇氣，使他們在面目模糊的人類歷史中，成為真真實實、有血有肉的「存在」，《雲圖》展現的，正是這種存在的勇氣（The courage to be）。正如神學家田立克所指出，如果我們有「勇氣」承認和接納無意義的人生，或者說，人生的意義不再是「給定」的，而是要「創造」的，「創造」就讓我們與存在的根源發生了密切的關係，成為終極的信仰。這樣，我們便能超越疑惑、憂鬱與絕望，並且克服種種「非存在」的威脅。

或者，這就是《雲圖》把靈魂攝住的原因，六段人生故事都戛然停住，正如自己的生命仍然繼續，在六段人生故事中再加上自己的一段，對整個人類歷史可能無關痛癢，但創造的行動卻能帶來不一樣人生故事。以存在的勇氣，超越宿命的本筫。

搭棚

兩水的節氣竟然天朗氣清，上午開田、秧粟米苗，下午和鄉友推車到華山收枯葉，為堆肥做準備。閒談間，和清談起少年做童軍的日子。其實，我很少跟人談做童軍的事，跟人說童軍往事，別人總愛問童軍唔係要跳彈床咩？（Scout彈喎！）冇癮，不再講下去。不過，清好像（我不敢肯定）聽得津津有味，還叫我重操故技，在學社搭棚。離太陽下山還有兩小時，我決定試試。

少年時，我們背起鋁架，每人擔一紮竹，手持木棍，走到荒山野嶺，築就自己的樂園，除了帳幕，還有曬衣架、雜物架、設有「氣死蟻」的糧水架、甚至廁所，樣樣俱全。不過，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實在沒有把握能把棚紮好。不過，當我拿起竹竿的時候，紮作的回憶一點一滴記回來，我和肥仔先紮好A字架，然後左加一枝、右撐一枝、上搭一枝、下拉一枝，最後掛上銀幕和Banner布，竟然搭了一個小型放映棚。

清潔工人把枯葉當為「垃圾」，我們將枯葉推回學社做堆肥；鄉友將花市的「垃圾」推回學社，我們用「垃圾」搭成放映棚。何謂垃圾？有創造力的人，眼中沒有「垃圾」。這又讓我想起學社旁邊的農夫，他帶我們看他的農棚，很自豪地說：「農棚的物料全部執回來的。」以前的農棚，都是農夫用雙手造出來的，銘刻著創造者的個性，所有農棚都獨一無二。

當我看著學社的活動棚、蕃茄棚，再加上小型放映棚的時候，我明白到農夫的功課，除了親力親為，還有惜物節用，我們這些實習農夫還要謙卑地學習農夫的智慧，運用創意解決生活難題，將「垃圾」轉化為新的生命。

用A字架作為基本結構

掛上銀幕

最後搭起Banner布作太陽擋／雨擋

口述歷史：古洞豬農的過去、現在，還有未來？

初五，和家駒再次走入古洞，為下星期的考察做準備，只不過這一次沒有存叔領路，我和家駒只好憑記憶再走一趟。

經過鳳崗，兩雙懷疑的眼睛盯著我們，黃狗隔著鐵網吠叫。
來者不善乎？我們立刻說明來意。
村民還是不信，問：「你地係咪測量架？」
「唔係，我地教書架，下星期帶學生考察古洞的本土工業和農業，今日嚟做準備！你點稱呼呀？」
陳生（化名）聽到「學生」二字，立刻說起黃之鋒。
「佢好嘢，頂住國民教育。我細細個已經戴紅頸巾，差啲洗咗腦，六二年走嚟香港。大陸乜野最叻？講大話最叻！」
然後，他用故事帶著我們進入了「大躍進」的日子。
「做得官都唔係好人，講大話報大數，要我地割晒啲草，連牛都冇草食，望住隻牛餓到死咗，死都唔眼閉，我姐夫餓到隻腳腫晒，最後都死埋。」
他說：「帶學生聽吓呢啲故事好過啦，呢啲就係國民教育嘞。」
就這樣，我和家駒隔著鐵網，聆聽陳生的故事，他62年來港，在西環肉店工作，然後做毛衫，78年到古洞養豬，80年代交回豬牌後轉行，做地盤釘板，2004年退休，安身立命於古洞這個隱世的香港農村。八十年代開始，政府逐步回收豬牌，因為沒有資金設置化糞池，陳生唯有轉行。他說：「以前養豬搵到食，啲人入到嚟揀豬，然後送去屠房，隻豬跌入條坑，百幾斤，我一手就抱番上車。不過後來政府要我地整化糞池，冇錢，所以冇再養。前面仲有一戶養緊豬，你地可以去睇吓。」
說著說著，半小時過去，和陳生約好下星期再見，和學生聊聊，黃狗也不再吠了，尾巴開始左搖右搖。

我和家駒往前走，聽到豬哼的聲音，李太（化名）看到我們，對我們說：
「你地唔入得嚟架，政府規定。不過你地行前啲就見到啲豬架嘞。」
她帶著我們走到豬棚外，豬場並沒有想像中的豬糞氣味。
家駒問她養豬是否辛苦，李太笑說：「你睇我個貓樣就知啦，手指頭都崛晒。好多人嫌豬污糟，嫌豬臭。依家啲人好矜貴，讀飽書，唔鍾意養豬嘞。啲人淨係識食豬肉，連豬係乜都唔知，都未見過！」
我們問她從哪裡來，她說：
「我係香港人，喺香港出世，我阿公喺九龍塘養豬，我後來搬咗去大埔養，政府話要起水壩，我先搬入嚟古洞，嚟咗廿幾年嘞，依家又話要發展。我靠一雙手，靠我一對夫婦，養大五六個仔女！」
她告訴我們很多養豬業的歷史，豬餿分乾料和濕料，乾料餵豬婆和豬仔，濕料餵大豬，她更說攪拌飼料的機器是丈夫改裝的。八十年代政府回收豬牌，香港豬農減少，豬價上升，那幾年收入很好，不過後來輸入大量內地豬肉，香港豬農面對另一次打擊。「大陸豬平，但係唔好食，運輸時間長，啲豬要飲番自己啲尿水，香港豬雖然貴啲，但係好食，冇咁多肥肉。依家唯有養少啲豬，每隻養大啲。啲人都話，劏一隻香港豬，等如劏三隻大陸豬。」面對東北發展的問題，李太說她不要賠償，只要現在的生活方式。

聽到這裡，我非常感慨。對於一個城市人，「農夫」只是食物生產者的代名詞，只要有食物，城市人大多不關心「農夫」的命運。然而，在不斷聆聽農民的故事後，我覺得他們象徵著一種在現代化下漸漸消失的精神，那種自食其力、安於淡泊的生活態度。聆聽農民的故事，他們最自豪的，不是種菜或養豬的技術，而是「呢間屋我自己起架！呢棵樹我細個嗰陣時種架！呢個井我自己開架！呢個磨我自己整架……」。生活的場所，都有自己的生命痕跡，不能替換。陳生和李太的故事，印證了狄爾泰的話：「生命不是簡單的身體活動，而是一種不可遏止的永恆的衝動，是一股轉瞬即逝的流動，是一種能動的創造力量。」

為何要帶學生走進農村？口述歷史是什麼？容我再引用狄爾泰的話：「每一個人同時又是無數相遇中的一個點，無數個人匯成生命之網絡，聚成生命之巨流，而生命本身就是在他們中間表現為社會的、歷史的實在。」學歷史，就是讓學生回到社會中，與不同的人相遇，體認到自身已承載著生命網絡的印記。

瓜菜人情

前輩嫁女，可喜可賀，碰巧星期日要帶石湖墟導賞，未能觀禮，實在遺憾，唯有補送一份有意義的禮物恭賀，但始終反對將婚事視為消費送禮的儀式，後來忽發奇想，反正團年春節，常要瓜菜做飯，何不把學社的新鮮瓜菜作禮物送給前輩，以表敬意？既可抵抗消費文化，也可以將買禮用的「人情」回饋土地，支持學社。於是，沈姑娘替我和朋友預備了這個菜籃。我拿著菜籃從上水廣場走過，引來不少艷羨（也可能是奇異）的目光。也難怪，我在充滿金舖、化妝品店和電子用品的商場，拿著菜籃招搖過市，本來就很反諷。最後，菜籃送到前輩的辦公室，估計他也是第一次見到這樣的賀禮，算是驚喜吧。

如果，大家拜年都拿著菜籃，而不是超市買來的垃圾食品，春節會更有人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