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23日 星期日

歷史教學作為道德活動

我對David HansenTeaching as a moral activity這篇文章有很深的感受,原因如下:

第一,我是一個離開學校的教師,我正在探索如何在學校以外踐行教學的理念。因此,當我看到Teaching as a moral activity這篇文章的時候,我覺得這篇文章可能回答我的問題,並不是「教書」這份工介定我是否在「教學」,而是「教育」這一外顯行為的道德內涵決定我是否從事教學;

第二,十三年的教學經驗,讓我看到歷史教學對學生的情感、價值和態度產生的作用。我相信歷史教學,但這種信念卻與經驗和質疑產生辯證的關係。歷史教學,並不是將某些歷史「教訓」灌輸給學生,而是相信學生(和老師)在歷史教學的過程中建構生命的意義。 

教學作為道德活動(Teaching as a moral activity),我們能否將其他貌似「教學」的行為視為道德活動呢?
例如,訓練(training)與「教學」同樣是一項令學生習得某項技能的活動,但訓練能被視為道德活動嗎?
又例如,說教(Indoctrinating)與「教學」同樣是一項關於價值傳授的活動,但「說教」就是「教學」嗎?
舉一個例子,教師可以「教」學生吸毒嗎?
如果「教學」是道德活動,而教師知道吸毒會損害學生,那麼,「使學生獲得吸毒的技巧」對學生並無好處,所以是不道德的。這個過程或許可為視為training,但大眾卻無法認同這是teaching吧。
再想想那些生活在恐怖主義的孩童,某些恐怖組織「訓練」他們成為童兵,他們視兒童為達至某種外在目標的「工具」,並不以兒童自身的成長為目標,這個過程也不能被視為teaching的。

網路上有一段非常可怕的片段(2+2=5),我們大概不會認同那位站在教室中的人正在「教學」,我們只能說,他運用「教師」的身份進行思想灌輸(indoctrination)。從此可見,雖然「教學」、「訓練」和「說教」有其相似性,有些教師的教學方式也許流於訓練和說教,但我們心目中對某種活動是否「教學」其實是明確的判斷的,這種判斷,很大程度上源於人類於「教師」有道德的要求。這種道德並非某一種價值觀的灌輸,而是我們相信「教學」的過程會令「學生」有更好(而不是更差)的生活。所以,當我們說自己正在從事教學(而不是技能的訓練或價值觀的灌輸)的時候,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都以學生的福祉為依歸,這就是教學的道德面向(moral dimension)。

那麼,教學作為「道德」活動是否等「道德教育」?

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人海孤鴻》得到一些啟示。電影於一九六零年公映,戰後嬰兒潮及難民南移,香港政府並沒有提供相應的教育政策,香港街童問題嚴重。吳楚帆與白燕代表了典型的教師形象,看他們是多麼優雅,是「道德」價值的化身。不過,「道德教育」往往給人「說教」的意味。如果大家有時間,也不妨看看這部舊電影,除了看看李小龍年輕的風采外,更重要的還是看一九六零年代的教師形像。其中一場講到白燕拿起藤條打李小龍的場面,大家或多或少會同情李小龍的反叛行為。這正正是Alfie Kohn在《How not to teach values》中要反對的教學方式。「道德教育」很多時候將學生當作有待修補/糾正的東西,教學只是達至某些外顯行為的手段,這也是Alfie Kohn所提到的「fix-the-kids orientation」的問題所在。在《人海孤鴻》這部電影之中,社會對道德教育的要求,也不外乎學生要服從教師、有紀律、合作和團結,電影最後一場戲,談到學生在舞台上砌出不同的圖案,答謝師恩,這個情景,令人哭笑不得。說實話,李小龍飾演的阿三在最後那幾場戲,完全失去了風采,因為他已經成為眾多「學生」之一。我並不是要批評這部電影,畢竟按一九六零年代的時代背景,社會對教師有這樣的期望亦無可厚非,但問題是今日民主、自由、開放的社會如美國,仍然以服從、紀律、合作和團結成「美德」的時候,我們便會質疑,「誰」在鼓吹這種美德?在專制極權的政治體制或資本主義不受約束的經濟體系中,以上的「美德」不正削弱了「人」對體制的反抗嗎?

因此,「教學作為道德活動」並不等同「道德教育」,當教師視教學作為道德活動時,甚至會質疑「道德教育」的理念,因為「道德教育」把「教學」視為達至某種集體外在行為的手段,忽視了「人」在教學過程中的主體性。這種對教學的看法,可追溯至康德的道德哲學。康德指出,任何把人視為工具的,都是不道德的。(Proper human growth, for Kant, is in part a process of realizing moral capability – of treating others and being treated as an end – and that process has no equivalent.

教學作為道德活動的意思,始終視「人」的「福祉」為教學的關懷對象。Hansen指出,Teaching reflects the intentional effort to influence another human being for the good rather than for the bad(828)
雖然教師對「好」與「壞」有不同的標準,但教師卻不能停止檢視教學過程的「好」(the good)是否真的對學生「好」?又如何地「好」?這就好像希臘哲人蘇格拉底所言,未經反思的人生不值得活。所以,教學的道德向度,不是某種價值觀的灌輸,而是教師信念與現實世界中不同場景的持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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