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怎樣的一個城市？

數年前，大家還在說：This city is dying。自嘲多於陳述。
這一年，免費電影發牌程序明顯不義，當權者以為自己有程序，便有「公義」，完全無視市民對「公義」的追求。香港人要「民主」，當權者話，「我就是民主」。香港人要「自由」，當權者話，你還有「自由」訴苦。所以，李慧玲在城市論壇警告，香港人的言論自由岌岌可危的時候，台上竟然有人話，你仲有言論自由喎。他們都站在高牆之上，指摘雞蛋的野蠻。
明報換總編，我心裡想著在明報工作的同路人，發了一個電郵給他們，如下：

 

「其實，我也曾經是明報的同工，是十三年前的事了，一九九九年我剛好畢業，投考明報多媒體編輯，過五關斬六將，終能入職，掛上明報的職員證，也有虛榮的時候。我的上司是李偉亮，他對我很信任，那些年科網熱潮，多媒體編輯要負責採訪、錄音、剪聲帶配片、電話訪問，晚上通宵更要翻譯外電稿，雖然辛苦，但在明報工作短短一個月，竟然學懂很多事情，特別是一分鐘打六十個中文字的打字速度，成為我有效處理教學工作的關鍵。

我後來雖然轉職教育，但對明報仍帶著感激之情。在發展之聲不絕於耳的時候，哪一份報紙能像明報一樣，鉅細無遺每週報道香港的綠色生活選擇？哪一份報紙能像明報一樣在熱潮冷卻後仍然關心菜園村和東北農村的未來？看黎佩芬編的手記，知道夏俊峰的太太在最無助的時候，想到的就是明報的編輯，這種帶著靈魂與良知跑新聞的態度，怎能不教人動容？

或者，過去香港的「成功」來得太輕易，以後的日子，我們要學習如何為理想付代價。願您們在紛擾中，仍能保持心靈的安穩。這是漫長的抗爭之路，寒冬快盡，新枝會再現的。很多人能夠熬過寒冬，只因梧桐樹上仍然掛著最後的一片葉，而您們就是那些仍然掛在樹上的葉片。」

 

李慧玲滅聲，我第一時間想到的，便是明報的朋友，他們站在社會的最前頭，我們就在社會的後方。他們揭露問題，我們探討真相。報道與教學同是道德工作，只是我們站在不同的位置，但我們都相信公義和真理的價值。記者是這個社會的金絲雀（從前的挖煤人會帶會金絲雀入礦洞），只要他們還有鳴叫，我們便知道世界還是安全的。一旦他們噤聲了，我們便知道，毒氣離我們很近。媒體失聲，教師能發聲的空間也會大大縮小。

 

香港的金絲雀快死光了，This city is dead。狂輪已近，還能力阻？在這個當下，要離開還是留守？在這個當下重讀《力阻狂輪》，會更明白潘霍華面對德國納粹暴行時的道德抉擇：離開信仰的安全區，與受苦的人承擔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