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教學知識

為了後天的分享，重讀平日記下的閱讀筆記，覺得Ian Steele在《Developments in History Teaching》的說話很有道理，他說，新嘗試的最大阻力，就是教師大都不願意承認，自己教學工作的成果並非那麼確定，他們只認同自己擁有的知識和技能，因為要作新嘗試，他們很可能要得到新技能，他也必須承認在新領域中的不足。（原文：One of the basic factors restricting innovation in schools is the teacher’s unwillingness to concede that he is ‘uncertain’ about what he does. He identifies strongly with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he already possesses and because, in innovating, he is likely to be asked to acquire new skills, he must acknowledge incompetence in these areas.）

我經常自問：自己是這樣的老師嗎？或者說，我不願意成為那些因循守舊、抱殘守缺的老師。我記得有一次參加Michael Fullan的工作坊，他問我們，面對改變時有何感受，他給我們四個選擇，但我只記得其中兩個，就是興奮（exciting）和有挑戰性（challenging）。兩者都對，沒有改變，我反而覺得翳悶不堪。我不能為變而變，還記得大學講師說過，Change is structred，Structures change。改變和結構是雙生兒，課程的改變也一樣，我改變課程的結構，也思考改變的結構。所以，單談「改變」（change），只能是政治口號，真正的改變，必須考慮背後的結構。

歷史教師活在歷史學家與歷史學生之間，史學研究不斷改變，學生的學習模式也不斷改變。為了豐富自己的學養，了解史學發展，教師必須多讀書，豐富自己的歷史知識（Content Knowledge），與此同時，歷史教師也了解學生的學習能力差異、學習風格差異，調整教學策略（Pedagogical Knowledge）。史學和學生，不是單向的「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的關係，而是不斷對話的互動，於是教師漸漸思考到自己的教學風格，形成一種獨有的歷史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像指紋一樣，是歷史教師的個人印記。

我認為，歷史教學知識不是死的知識，不是已經「被證實」的客觀經驗，而是教師透過反思而建構的教學觀，因此是動態的。這種動態經驗，包含著不同史觀的衝撞，也思考著學生（真真實實的個人）如何理解歷史的意義，所以願意思考歷史教學知識的教師，都將自己暴露在不確定之中，沒有既定的歷史知識作客觀標準，也不以學生的考試分數作為唯一的課程評鑑指標。不過，唯有這樣，歷史教師才能展示歷史研究的魅力－－過去雖已過去，但歷史解釋卻永不確定，不斷吸引著現在的目光。

雙重救贖－救參96小時

我知道《救參96小時》（Taken）的大美國心態，我也看得出在電影的鏡頭之下，最繁華的法國都變成流氓的天堂，我也不斷提醒自己電影宣揚的英雄主義非常老套，但是，我仍然被《救參96小時》吸引著，不單是喘不過氣、以一敵十的場面，還有Liam Neeson眼神中綻放出來、捨我其誰的父親氣概。他要拯救女兒，更要拯救那個逐漸在女兒世界中消失的自己．

從中情局特工到私人保鑣，Bryan只希望重建和女兒Kim的關係，縱使前妻諸多阻撓，他仍無怨無悔地等待女兒的回應。女兒十六歲了，他知道父親的期限快到，再過一年，當女兒成年的時候，父親再也沒有法律上的監護人地位，他要好好把握這一年，讓父女情繼續下去。不過，他越來越覺得自己是女兒身邊的閒人，女兒的後父比自己有錢，他成為了女兒世界中多餘的人，就像他送給女兒的生日禮物，那站卡拉OK唱機一樣，只屬於過去，只是回憶的一部份。

直至女兒在法國失蹤，他才能證明，這個世界沒有人能替代他在女兒生命的位罝，女兒的後父不能，母親也不能，只有他，曾經做過特工的父親，願意為女兒捨命的他，才能在此刻把女兒救出。這一次，他不只會失去父女的關係，他可能永遠丟失女兒，於是他無所不用其極，反轉法國，身陷險境，都要把女兒救出。

我很明白Bryan的感受，兒女越大，父母漸漸從他們的世界消失，特別是那些離開了的妻子、卻離不開兒女的父親，他們雖然被逐，卻以兒女為家，永遠過著流浪的生活。Bryan很幸運的了，在女兒的成長中，還有機會證明自己的父親身份無可取代。現實生活中很多父親／母親，被逐之後，漸漸成為兒女世界的閒人，最後成為無名的影子，直到那時候，《救參96小時》就是最後的自我安慰。雖說Bryan很幸運，但要以這個方法，才能證明獨一無二的父親身份，也挺可悲．

未成熟的國家

八十後的韓寒，是炙手可熱的中國作家，也是今日中國公共知識份子的典型，有個性，很酷也很出位，曾經有人拿他和魯迅相比，但他對這些讚美說話都嗤之以鼻。當大家都討論「韓寒現象」的時候，我們不應忽略七十後的余杰和許知遠，余杰比我大兩歲，許知遠比我小一歲，即是說，八九年的時候，我們都是中學生，在青少年最迷惘的時候目睹天安門的血淚，坦克和槍聲敲醒了渾噩的日子。我們這一代，可能較八十後沉默，但都無可避免地留下「八九六四」的烙印。

也可能如此，我在余杰和許知遠的文字中，找到更多的憂患與悲愴，他們的眼光是遼闊的，是中國殘餘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公共知識份子。劉曉波入獄，余杰當仁不讓，高聲疾呼，以文字揭露當權者的醜態；許知遠在《亞洲週刊》筆耕，要鬆開中國人心的泥土。他們或許沒有韓寒般受年青人歡迎，卻默默地守住快要熄滅自由火光。八九年的時候，他們的年紀都太小年，沒有捲入那股歷史洪流，但他們卻選擇發聲，做歷史的見證人，力拒遺忘。

許知遠說，「一九八九與一九九二年這個年份，是一種詭異的結合。子彈和鋼盔，提醒了幾代人，不要試圖去參與政治生活、去挑戰現有權力，這一切不僅毫無效果，而且引來個人災難。而一九九二年開始的經濟改革，則是國家政權對全社會的一次收買－－給予你掙錢和墮落的權利，但放棄你作為公民的其他權利，包括你精神上的獨立性。」我們這些生於七十年代的人，目睹這一切，經歷了短促的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兩個轉捩點，也印證了許知遠的說法，崇高和墮落，理想與現實，只有三年之差。

我在學生時代，讀過了鴉片戰爭、同治中興、晚清改革和辛亥革命，後來歷史課程改革，我也要教南京十年、群眾運動（土改、大躍進和文革）和改革開放，可是現在的學生，只知晚清改革歷史的皮毛，只讀通識科的學生，腦海中只有輝煌的改革開放三十年，如些這般，學生怎能從過去百多年的肌理中摸到歷史脈絡？沒有深縱的近現代史根柢，怎能類比「盛世」與「中興」？許知遠說，「二十年光陰，如白駒過隙。而百年中國的發展與變革，也轉瞬間被巨大的的經濟成長所掩蓋和遺忘。那些丟失的東西在哪裡？那段被拋在腦後的歷史應該如何檢討、反省？我們可以從中找到確定性的軌跡嗎？而如果存在，它又將引導我們走向何處？」

這些不單是許知遠的問題，也應該是今日中國人的問題。能夠承認自己的國家，是未成熟的國家，是向前行的第一步，我們這一代中國人，應該以謙卑的態度，從百年歷史中，尋找前行的方向，而不再是驕傲地在暴力的統治循環中打轉。

井上靖之鄉愁

讀《夜之聲》，便明白井上靖為何那麼喜歡西域的歷史。他曾經說過，由於西域歷史的模糊，他才可以大膽遨遊在歷史的邊界中。所以他可以化身宋朝進士趙行德，遊歷西夏、馳騁涼州，寫成氣勢磅礡的《敦煌》；他也可以變成為鐵木真，讓意志主宰歷史潮流，為了證明自己是狼的後裔，他可以呼風喚雨，然後，為了證明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後裔，蒙古人也可以踏平歐洲。《蒼狼》不單是成吉思汗的傳記，更是狼化身成人的血淚史。

歷史與文學交匯，以歷史為經、以想像力為緯，井上靖的真，不是歷史的真相，而是人性的真情。所以，我不會計較歷史上是否真有趙行德這個宋代狀元，也不會查找李元昊是否迫死回鶻公主，我只希奇在一個列國平等的時代，漢人如何與西域人共處，趙行德也帶我回到輝煌的宋代文化。我也不會考證鐵木真的身世之謎，只看重一個被嚴重低估的民族，如何匯聚幾十萬人如鋼鐵一般的意志，將蒙古帝國打造成「軍事突出國」（堺屋太一的說法）。井上靖雖然不是歷史學家，但他寫的歷史小說，特別是中國歷史小說，叫很多中國歷史學者都感到慚愧。

為什麼一個日本文學家，對中國歷史感到如此著迷？我已忘了從哪裡讀過，日本人對由中國文化有種近乎鄉愁的浪漫想像。或者如《天平之甍》所表現一樣，盛唐時期鑒真和尚等人東渡，讓日本文化開花結果，移植也好，啟蒙也好，日本文化承載著中國文化的內涵，是不爭的事實。中國和日本在歷史上的關係，也不是現在我們認為的敵對，就算在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後，到民國建立之初，中國一直希望日本改革的成功經驗，能夠幫助中國，脫離西方列強的侵吞。晚清時代的中國和日本的知識份子，競爭中也存在合作，關係之複雜也非如戰後所認為的敵我分明。

說來奇怪，從井上靖的小說回看中國歷史，反而多一份親切感。或者多了一份距離感，便少一份「事非分明」的障惘。現在最可惜的，是市面上已見不到井上靖的書，不知是否因為他在八九年譴責中國政府（他曾說過殺害人民的政府不是好政府，所以國內不再出版他的書嗎？），無論如何，他的中國歷史小說，絕對適合中學生讀。不要忘記，他的《敦煌》和《蒼狼》都拍成電影了。

現在與歷史

「解難」是常用教育界的流行語，但「解難」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教學法嗎？科學和數學最多難題，學生運用所學，想出新的方法，難題迎刃而解，解難之餘也培養了創意，一石二鳥。可是，歷史不同科學，過去便過去，不會重覆，要學生代入歷史人物，設身處地，想像歷史人物面對的難處，然後想出解決方法，他們或者很有創意地想到解決方法，但歷史不能重覆，他們的解難方法也不能驗證，所以，歷史解難的重點，應該不在「解決方法」，而在學生能神入歷史處境的「難處」。

那麼，歷史研習的重點便是止於理解的層面嗎？學生只要知道歷史的複雜、史人物面對的兩難處境嗎？我認為不是的。我們都活在歷史之中，我們從歷史研習中，明白歷史的複雜處境，也明白我們也身處同樣複雜的處境，我們雖不能「重覆」歷史，驗證我們的解決方法，但我們卻能比較「現在」和「過去」，將可能的解決方法運用到今日的問題上。堺屋太一的《如果現在是歷史》便是絕佳的示範，此書出版於1991年，但今日讀來，仍覺作者的看法很有前瞻性。例如在第五章，他將宋朝的歷史與90年代的日本作類比，請日本人要向宋朝學習，不要強求做世界領袖，寧做「弱兵的經濟突出國」。他說，「自認一流的國家，下一個目標有兩個方向：第一，在軍事、政治、經濟、技術和文化等所有方面，都要優於其他國家，成為各方面都能領導世界的領導國家；第二，在特定的領域中脫穎而出，籍其力量彌補不足之處，成為具權威與影響力的突出國。」

他引用了大量例子，說明宋朝並非「積弱」，而是有自知之明也採取了「弱兵的經濟大國」為方針，以提供經濟援助的方式購買國家的安全，宋朝最後滅亡，也是亡於錯估形勢，以軍事滅遼滅金，最後自取滅亡，亡於「軍事突出國」的蒙古。我很喜歡作者用了「突出國」的概念，讀中國歷史，很容易以為元強宋弱，但根據作者的說法，只是蒙古是「軍事突出國」而宋是「經濟突出國」而已。他說，三百年宋史是日本的教科書，能夠成為突出國已經很好的了，只是歷史告訴我們，要人只滿足於「經濟突出國」是很困難的，作者最擔心的是，日本一旦不滿於「經濟突出國」，而要成為領導國家的話，又會重蹈宋的覆轍。

很多人的腦海正充斥著「大國」和「崛起」的字眼，似乎並不滿於只是單方面的「突出國」。鄭和下西洋後六百年，中國的寶船又一次航到西洋，宣傳國威，好讓各方來朝，當大家興高采烈興祝國威遠播之際，不要忘記那些被掏空了的山川河嶽和人民血汗。宋史三百年，不單日本要好好學習，我們中國人更要謙卑學習。

連根拔起

《落葉歸根》是這個學年最後一套通識電影，學生很熱衷看電影，他們總會好奇地問我和秀卓，究竟這個月看什麼電影？說實話，我和秀卓在選片的時候面對很多困難。首先，我們不能選太長的電影，片長最多一百分鐘，因為學生放學後還有觀自個多小時的電影，其實頗吃力，還有我和秀卓的講解，整個活動的長度，不能超過兩個半小時。另外，我們選片的時候，要引起學生的興趣，例如《舞出真我》比較接近學生的生活，《落葉歸根》很有幽默感，但我想不到學生也很喜歡《盲井》和《天水圍的日與夜》等寫實電影。最後，我們當然要考慮電影的級別，IIB級的《盲井》是特殊例子，因為電影反映了現代中國的農民工和礦難問題，讓學生反思繁榮背後的荒涼。

《盲井》和《落葉歸根》從兩個方面探討中國農民工的悲哀，兩套電影都有一個相似的鏡頭：一個冒煙的煙囪。《盲井》的煙是燒煤的煙，而《落葉歸根》的煙則是火化客死異鄉的民工的煙，不過仔細想想，礦工冒生命危險挖煤，我們燒煤的時候不也是燒著礦難死者的生命嗎？一入礦井深似海，礦井掩住了上蒼的眼睛、親人的眼睛和人民的眼睛。盲井的盲，就是沒有人再理會礦工死活的盲！盲井，也是隱喻，失學的小男孩、失業的工人、出賣身體養活家人的少女，他們離鄉別井，活在礦場的邊緣，是死是活，無人理會，他們不也是活在盲井之中嗎？導演李楊的鏡頭牽動著同學的心，他們看到最後一場，只關心小男孩能否逃出鬼門關，離開盲井。

多得趙本山，將一個很簡單客死異鄉、卻要落葉歸根的故事，變成一套笑中有淚的黑色幽默電影。老趙拖著死去的老劉，從深圳到重慶，就是要遵守承諾，讓老友埋在故土。一路上，老劉遇到仗義的劫匪、失戀的貨車司機、為自己舉行喪禮的老人、騎單車到西藏的青年、東北的髮廊姑娘和賣血供養兒子讀大學的大嬸，這是很典型的公路電影，不過，老劉不是要出走，也不是要流浪，而是要回家。可是，他遇到的人，都被放逐（除了那個青年的自我放逐），像飄零的樹葉，隨風飄盪，等待落地的一天。他們都付出了一少分的力，幫助老趙揹老劉回家，或者這也是他們的心願，他朝一日，也有人會揹自己回家。電影到最後，老趙拿著老劉的骨灰回家時，才發現他的老家已被剷平，快變成水庫，家人也從重慶移到湖北，所有願望最終落空，一切被連根拔起。中國人，連根也沒有了，落葉如何歸根？

我發了一份問卷給同學，想不到他們最喜歡的電影，就是這套《落葉歸根》。他們很多都沒有留意這些電影，有些看過的學生，聽我和秀卓解說後，也說沒有從這個角度看電影。電影不是「娛樂」和「消費」，通識電影欣賞也不是要學生多看幾部電影，增加OLE的時數。電影是通向世界的窗戶，學生縱然不能踏足世界的每個角落，但憑窗眺望，學生的世界也會寬闊起來。世界能容得下我們，我們也要容得下世界，這才是通識精神。

法國女人

雖說嘉芙蓮丹露是法國女神，但我更喜歡珍摩露的多變，她可以叫你神魂顛倒，也可以讓你捉摸不透。如果不是珍摩露，積葵丹美的《天使灣》可能完全失去說服力。將賭博和愛情來一次類比，看本來意志堅定、以意志掌控人生的Jean，漸漸敗在珍摩露的魅力之下。Jean本來不動如泰山，做人相當節制，連最易上癮的賭博都控制得揮灑自如，絕不沉溺，但面對珍摩露，他是絕對的一敗塗地，他以為自己是她的上帝，有求必應，怎知到頭來，是珍摩露把他遺棄在天使灣的公寓，讓他不能自己，他沒有賭博上癮，卻愛珍摩露愛得上了癮。

迷戀也好、苦戀也好，總之就是欲罷不能。賭博有如愛情，你付出所有，卻可能分文不收。珍摩露說，她不是因為錢才愛賭，她享受那種押注的快感，將一切押上去，然後隨遇而安，贏了大吃大喝，極盡奢華，輸了流落街頭，單衣一缽，反正死不了，機遇就是她的信仰。所以，她動搖了Jean，那個把生命操控得沒有破綻的年青人。要愛，便要豁出去，盲目才是生命的真相。看到最後一刻，我真想知道Jean是否要獨自回到巴黎，珍摩露又是否等待下一次機遇。

電影的開頭和結尾是神來之筆，第一個鏡頭，是汽車風馳電掣，遠離珍摩露，珍摩露逐漸消失在天使灣之中；最後一個鏡頭，珍摩露奔向Jean，離開賭場的大門，但他們是要回巴黎嗎？還是他們再展開下一個未知的旅程？珍摩露代表的，不一定是個真真實實的個人，但在天使灣巧遇珍摩露，卻是每個人都會遇到、卻能改變一生的真實 的瞬間。當那一刻來到，不論你是否下注，勝負都不再由你決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