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週：新年、靜思

老師給我看來很簡單的任務，在眾人面前說三個關於自己生命歷程的實話。很多生命中的吉光片羽在腦海閃過，但面對陌生的聽眾，我不想多言。心想：還是算敷衍了事吧。可是，題目要求我分享影響生命的關鍵事情，我怎能迴避？既然站在台上，只能坦誠以對。於是，我說了一些影響我教學生涯的事情。

回想十多年前，從九龍搬到新界，在粉嶺工作、生活，學生是我的鄰里，我也是學生的街坊。我會帶學生到龍躍頭、河上鄉和金錢村考察，也會和他們到粉嶺戲院看電影。由於遠離火車站，聯和墟的時光好像侯孝賢的長鏡頭，一直停留在七八十年代，抬頭可見黑色瓦頂樓房，還有聖約瑟天主堂在暗夜綻放微光。直至2008年12月，粉嶺戲院突然結業，光影不再，冷冰冰的鐵椅倒卧在路旁，我開始思考，作為歷史教師，我可以做些什麼。

我到土地註冊處翻查粉嶺戲院的地契，還聯絡城規會，查詢粉嶺戲院的土地規劃問題，我致電各媒體，希望引起公眾的關注。我越走越覺自己陷入死胡同，我感到孤單。一天早上，我和學生分享感受。原來，有些學生從小便到粉嶺戲院看電影，有些學生的父母也曾在粉嶺戲院咬蔗頭、吃燒魷。粉嶺不單是我們共同的生活場所，更將我們的生命扭結成命運的共同體。我請他們回家訪問父母，追尋關於粉嶺戲院的回憶。

就在聖誕前夕，NOW新聞台的記者聯絡我，要報道粉嶺戲院結業的消息，我告訴視藝科的楊老師，說學生也希望做些事情，於是，楊老師和我，帶著二十多位學生，一起到粉嶺戲院外，在黑色紙板上寫上我們的說話，貼在粉嶺戲院的牆壁外，當作我們留給粉嶺戲院的墓誌銘。電視台的記者訪問學生，學生也展示日記中還存著的舊戲票（是人手寫座位編號的戲票）。從聖誕到復活節，我和六位同學組成粉嶺戲院歷史調查小組，四出訪談，做些口述歷史記錄，他們更跑到中央圖書館，在舊報的分類廣告中，找尋曾經在粉嶺戲院上映的電影。終於，我們完成了「粉嶺戲院死因之謎」的報告，這一次經驗，讓我和學生感受到歷史的力量。

兩年過去，粉嶺戲院仍然人去樓空，聯和墟唐樓的地舖相繼結業，連鎖商店如雨後春筍，粉嶺馬屎埔的農舍十室九空，雜草叢生，農地上到處豎著「地主告示」，警告閒雜人等不要在農地上耕種。多荒謬的「現實」！去年開始，我和科學科的同事合作，製作「跨學科濕地研習教材」，讓學生踏進元朗的南生圍和粉嶺的馬屎埔，認識濕地、生境和文化的共生關係。我們更邀請「食德好」將回收的疏菜做成午飯，請同學反思為何要將賣剩的疏菜送到堆填區？為何要將粉嶺的農地發展成底密度住宅區？農業與我們的生活有何關係？學生未必能立刻回答，但本來沒有在學生生活中存在過的粉嶺農地／業，至少「復活」過來，我們不能再以「無知」為借口，任由別人宰制我們的命運。土地不只有地產，土地承載著生物和文化的多元性，當土地只剩下經濟價值，人也窮得只剩下錢。

研究歷史，並不是為了既逝的過去，而是為了創造更美好的未來。歷史教育，在發展與遺忘之中，應當承擔怎樣的責任？我不斷思考如何以歷史教育介入生活。基於粉嶺戲院的研究經驗，我嘗試將「口述歷史」加入初中的歷史課程。希望學生思考，除了從小漁村到大都會的香港故事以外，還有沒有已被遺忘的小故事？學生若能從自己的故事開始，聆聽父母和祖父母的故事，學習和別人交談說故事，歷史的網便會出現。不過，我們斷不能貿然闖入別人的人生故事，更不能以一種高高在上的姿態，書寫別人的故事。

我們的生命在浩瀚穹蒼中只是一點，但我們卻不是單獨懸浮地存在。歷史感，就是我們覺察到我們的生命，與無數人的生命連繫著，有活著的、也有已逝的。生命的故事是如此地交纏著，有起點，卻沒有終點。歷史，不是兩點之間的直線，而是迂迴曲折的生命歷程。走進農田、拾起鋤頭、拉動泥耙，就是要重新尋找那些早已存在、卻沒有被覺察的連結。只有謙卑，切身處地，如實地體會農人和土地的關係，才能面向歷史、面對自己。

三個真話都說完了，但沒有人相信我說的都是真話。騙人，不容易；要人相信自己沒有騙人，更難。要誠實地走教學的路，很多時候，都換來誤解，但至少，我很努力去過真誠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