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人性

Rutger Bregman在Humankind: A Hope History中提出，我們都患上了mean world syndrome（殘酷世界症候群），厭世、悲觀、犬儒，而這種世界觀從何而來？Bregman認為，與媒體（media，不是新聞工作 journalism）有關。他運用placebo和nocebo這兩個概念，說明媒體的影響。如果Placebo是一種正面的安慰劑心理效應，nocebo則是其負面影響。簡單來說，就是病者總覺得病情是藥物副作用而引致，在心理學上，也可以用不證自明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說明。例如，當你知道某種感冒藥可能引起耳鳴，但病情嚴重，非吃不可，後來感冒症狀舒緩了，耳鳴隨即而至。在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未必是藥物引起耳鳴，而是患者確信副作用會出現在自己身上，於是出現耳鳴。可能患者已步入中年，聽力開始衰退，但在吃感冒藥之前，一直沒有為意，但吃感冒藥之後，無時無刻都在意聽力問題，於是本來存在耳鳴被放大了，我會否就是那個患者？

說回媒體和人性吧，Bregman指人有兩個傾向：Negativity bias和Availability bias。首先，好人好事太多，社會大眾一般不會記住，但負面新聞卻歷久常新；其次，我們對世界的觀感，多來自即時印象，當我們被負面新聞環繞的時候，便會產生世界很危險的觀感。因此，Bregman說，媒體有如nocebo的藥物，令社會大眾患上mean world syndrome，但他強調，他說的是media，而不是journalism。讀到這裡，我便想到BBC Breakfast的風格，他們會邀請水喉匠作嘉賓，談他為何願意捐款給殘障兒童研發機械手臂。我也聽過球會如何為腦痙攣的前球員籌款，義務組織如何解決基層的糧食問題。很特別的一點，主持和受訪者都沒有喊苦喊忽，也沒有一種布施者高高在上伸出援手的姿態，大家都覺得這是很人性的自然流露。這種媒體傳統是否令英國社會變得寬容和仁慈的原因？

Bregman再舉出一個例子，說明Negativity bias的作用。很多人都讀過《蒼蠅王》吧，諾貝爾文學名著，即使沒有讀過William Golding的名作，也會看過受《蒼蠅王》啟發的作品，如《大逃殺》和《地球百子》等等，我當然都看過。Bregman說，越看這些作品，便越相信人性本惡，世界可憎，那就是nocebo effect，但他質疑，這些都是虛構作品，真實世界有沒有相似的例子呢？最後，他找到發生在1965年的湯加少年求生事件，生還少年不單沒有發生《蒼蠅王》的內訌情節，更在互相幫忙下活過來，最後被一位澳洲人所救。這事件拍成了紀錄片，但乏人問津，但虛構作品卻受追捧。我想起不久前哥倫比亞空難，同樣有四名兒童生還（空難奇蹟：四名兒童原始叢林生還記 (rfi.fr)），這些故事給我們什麼啟示？

生物科教我們「弱肉強食、適者生存」，雖然進化論的原意並不強調你死或我亡的競爭，但簡化後的進化論卻成為現代人的信念，然後經濟科說人是自利的動物，雖然經濟學者不斷強週自利不等於自私，自利的經濟動機與仁慈博愛的價值沒有衝突，但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的觀念又重新介定了人與人的關係，利益交換是自然之事。Bregman引用經濟學者Robert Frank的話：We become what we teach. 問題又來了，人性本自利，究竟是本質，還是教出來的結果？之後的部份非常有趣，作者借用了前蘇聯生物學家Dmitri Belyaev的狐狸馴化計劃，指出狐狸不單可以馴化，而馴化的結果是外形、行為、甚至面容物徵的轉變，當人不斷選擇培育「友善」（Friendliness）的狐狸時，牠們不單會向人擺尾，甚至前顎都會縮短。若從進化論的觀點看，人類的頭骨也呈現這種「馴化」現象，但在這個過程中，「誰」是人類馴化者？作者用了一個很有趣的term，說人類不是homo economicus，而是homo puppy，過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