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tingham的朋友借我《石牆生花》，對中文書（正體）餓了好一陣子，還要是香港同路人寫的書，立即翻閱，雖說讀中文書的感覺有如久旱逢甘露，但書中一字一淚，有些甚至是以血和生命寫書，非常沉重。我對監獄的印象，只停留在電影劇和電影等浪漫化故事，就算看過些記錄片，大多是描述外國的情況，橙色獄衣的囚友（邵家臻語）和荷槍實彈的獄警，兩者都不會是香港監獄的真實情況。我曾參觀過中環的域多利監獄，導賞員說的非人性管理，集中在英國殖民時期（殖民地歷史只餘獵奇價值？）。現在的香港嘛，是個謎。因此，讀《石牆生花》，就像跟邵家臻走進現在的香港監獄，一探究竟。
說實話，若不是因雨傘和逆權運動被囚的兄弟姐妹，我對香港監獄的真實情況是不感興趣的。因此，當我讀到「水飯房」的時候，我便想到之鋒面對的寂寞，讀到女囚友只能穿四季褲時，便想到周庭在牢獄中度過的寒冬和炎夏，更不用說已出獄的陳健民先生、傑斯等人，還有仍被囚的黎智英先生、戴耀廷教授、鄒幸彤小姐和候審的民主派47人。所謂監獄，除了囚禁身體，還在磨蝕精神。首先，政權給你一個號碼，代替你的名字，那個號碼終身相隨，以原罪的方式烙印在被囚者的生命中，直至被囚者忘記自己的名字、只有那個沒有自我的號碼為止。然後，套上囚服，泯滅差異，無視冷暖、不問高矮，四季褲和白飯魚波鞋輪流替換（監獄在執行共產主義？）。重覆低技術工作，千篇一律，減低被囚者的思考能力，禁絕獨立思考。牢獄沒有創意的空間，邵家臻只是利用囚友的零食製作個蛋糕，也被困進水飯房。最後，剝奪被囚者的時間觀念，沒有手錶和時鐘，囚友只能等待：被安排起床、被安排食飯、被安排放風、被安排見親友、被安排睡覺。邵家臻引用了村上春樹的話，說被囚者「像被遺留在錯誤地方的行李一樣。」
對於傷害他人的罪犯而言，這樣的監獄制度已經很落後了，有懲而無教，更不用說什麼「更生」了，對於良心政治犯而言，這樣的精神折磨是更大的磨難，他們正是追求更高的人格和生命意義而被囚，正如戴耀廷教授所說，他們的罪名就是「在香港這個艱難的時刻仍敢於去散播希望」。因此，監獄的存在，除了折磨那些敢於散播希望的人，還在製造恐懼。未被捕的擔心被捕、被捕的害怕罪成、被囚的懼怕進水飯房。Viktor Frankl說：這種隨時隨地提心吊膽、力圖自保的日子，很容易使俘虜的內在生活倒退成原始狀態。如果說香港是個大監獄，即是說政權透過製造恐懼，令香港人提心吊膽地生活，最終失去了尋找意義的生活動力，倒退回到個人快樂的港豬狀態。
面對這樣的恐懼，邵家臻以過來人的身份給我們提議：
1. 要獨立思考，也要做個情緒獨立的人：他引用黃國鉅的話，說：在關懷世界之前，其實我們先要學會上述的獨立。這裡講的不只是思想獨立，更要情緒獨立，不受外在事情影響自己的情緒。如果沒有做到這點就立刻跳進去關心世界，一旦遇到挫折和希望，不止情緒大波動，不快樂，嚴重的甚至跌回去犬儒主義。
2. 承認恐懼，但仍正常生活：他以Susan Sontag在波斯尼亞內戰期間仍然舉辦戲劇表演為例，說：演一齣戲，對當地的戲劇專業人士來說，意義深遠。演戲讓他們成為正常人，也就是說，他們可以做戰爭前所做的事，而不只是運水回家沖廁，領取人道援助物資的難民......演一齣戲會受到歡迎，因為它代表一種正常性。
3. 性格修練：他引用Viktor Frankl說：面對挫折時要敗而不潰；面對不義時要辣而不燥；面對逆境時要慍而不火；面對順境時要香而不膩。
當然，邵家臻所關心的，除了在囚手足，還有其他囚友，以及香港這個地方。他的獄托邦倡議很有意思，那十六點的要求，就如空氣和水那樣基本，但原來在香港的監獄，卻是如此遙遠。當政權難以撼動，不如就從社會最邊緣、最弱勢、最無助的人開始。我記得讀大學的時候老師跟我說：縱不能鋤強，也別忘扶弱。或許就是這個意思。無論如何、不論在哪裡，做個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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