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書上路

踏上絲路之前，做了些功課，陳舜臣先生的《西域余聞》一直伴隨著我，雖然我六年前已到過絲路，但我仍是抱著朝聖般的心情再次踏上荒漠中的綠州，像盧貝松（Luc Besson）鏡頭下的海洋，同樣的一片藍，我仍願意繼續往下沉、再往下沉，直至消失在深藍之中。不過，絲路不是深藍，而是淡黃，一條通向遠古的淡黃隧道，踏上敦煌的土地，我再想起《敦煌》的畫面。趙行德冒死將經書藏到石窟內，回鶻公主死在西夏國皇李元昊的跟前，還有在鳴沙山和月牙泉浪蕩的商旅。一樣的月高，不一樣的情懷，夜光杯呀，你忽隱忽現的神秘，又叫敦煌倍加傷悲。我就是這樣沉醉在歷史的片段和畫面之中，很多時候，我刻意避開別人的目光，只隔著相機的鏡頭，尋找歷史遺留下來的遺跡。

敦煌的李廣杏、哈密的瓜，無論時空如何轉移，我相信這些水果的味道應該沒有太大的改變吧。當年李廣征戰沙場，嚐到黃杏的時候，或者哈密王大啖甜瓜的時候，心情應該和我沒有太大的分別。溫差大、氣候乾，讓瓜果保留最甜美的部份，新疆的人民也一樣，把最純淨、最清甜的性情保留下來。從回紇到回鶻，再到今日的維吾爾，縱然民族的名稱改變了，但他們的生活仍保留著傳統的農耕生活，將最惡劣的環境變成可持續發展的生活環境。上天在一片大漠中，為他們留下了天山，天山的水一直流到最底的吐魯番，他們挖土引路，將雪水帶到家戶門前，再用葡萄佈置串串珠簾。維吾爾，本來的意思，就是維持著我（吾）和你（爾）的共生關係，吾和爾，可以是人和自然，也可是你和我。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就是維吾爾的原意。在哈密和吐魯番的土地上，吃著瓜果葡萄，便能感受萬物互相滋養的共生關係。

剛從絲路回來，還沒有收拾好心情，星期五便要出發到台灣，父母、孩子和姨甥女都是第一次上飛機，這一次台灣之旅別具意義，一行八人，就很滿足。聽說台灣舉辦了黃春明先生的文學展覽，我近日也讀著朱天心的《擊壤歌》，從新疆到台灣，從大漠到鄉田，又是極大的差異，這種差異也是現代中國面對的最大困難。許知遠為了理解這種差異，從東北走到西南，便寫了一本《祖國的陌生人》，我在短短的一個月，便從西北跳到東南，我一定寫不了什麼書的，但這種跳躍、浮光掠影的遊覽和閱讀仍然給我很深的憾意。遺憾在我所知的太少，年少沒有用功，現在學到遊時方恨少；也震憾於（文化）中國的多樣性。

中國過去為了統一而消滅了太多差異，我們不能再重蹈覆轍，將中國磨成平面的帝國。

《三隻猴子》:有一個比牢獄更寂寞的地方

終於看到土耳其導演Nuri Bilge Ceylan的《三隻猴子》，電影一開始便把我震懾，完全潻黑的道路只有汽車的燈光，那種黑暗，彷彿連上帝的眼睛也被矇著，睡眼惺忪的司機拐了彎，然後，一個途人倒在路上。政客（塞維特）決定離開現場，找司機（伊葉）頂包替罪。

在伊葉替老闆坐牢的九個月中，一切都起變化。政壇變天，塞維特失勢；兒子失學，遊手好閒，白花了父親坐冤獄的五萬元美金；更可憐是妻子（哈瑟），與塞維特一面之緣，便愛得不能自拔。原來沉默的伊葉是這個家的唯一支柱，他的缺席，令整個家陷入失序，所有被壓抑的情緒和傷痛都噴發出來。罪孽像傳染病一樣，從塞維特開始蔓延至伊葉一家（如果這個家是土耳其社會的縮影的話，政客的貪婪與自私便影響著整個國家了）。

電影故事看似耳熟能詳，都是出賣與背叛的陳腔濫調，但Ceylan厲害的地方，便是將一個簡單的故事，說到人心的底層。看《三隻猴子》，絕對能感受到颱風來臨前那道高壓脊的熱浪，鏡頭特寫額頭上豆大的汗水，哈瑟穿著單衣在屋內遊走；塞維特辦公室內吵人的電風扇，若有所思；兒子在鐵路上走得汗流浹背，輕微中暑後大口大口地吐。炎熱的暑氣總會讓性慾爆炸出來，兒子回後家撞破母親（哈瑟）和父親的老闆（塞維特）偷情。更大的悲劇正在醞釀。

悶熱的氣氛下，也掩藏著摸不清的動機。伊葉並不像貪財的人，為何他要替老闆頂罪？妻子哈瑟為何會愛上塞維特？兒子又為何隱瞞母親的姦情？他們一家三口共處一室，但彼此卻又如此陌生。伊葉入獄九個月，兒子只探望了三次；兒子滿身是血，母親只隨口探問了一句；伊葉第一次看見妻子要跳樓，他竟然隱藏起來。這個家庭還算是一家人嗎？是什麼讓他們如此陌生和孤立？

電影沒有說，但當兒子知道母親和別人有染，倒上床上的時侯，他隱約看見一個小孩的鬼魂向他走近，跟他說了一聲「好兄弟」，原來那個小孩是他的哥哥，伊葉出獄，第一時間便去清理死去孩子的雜草，就在他確定妻子不忠，躺在床上的時候，小孩將手搭在他的肩上，像是安慰他。死去的兒子是家庭的創傷，大家都把創傷壓抑，變成隔膜，大家只能躲在沉默的高牆後才感到安全。家，不再是容心之所。

或者，這就是伊葉寧願替老闆坐牢的原因；或者，這就是妻子愛上丈父的老闆的原因；或者，這也是兒子隱瞞母親與政客的私情，拿著父親的五萬美元安家費買車的原因。家內的高牆，比監獄的磚牆更可怕。

電影的特寫鏡頭、刷淡的色彩和侷促的佈置與伊葉的家庭氛圍完全吻合，連我也感到空氣很稠。我最擔心結局爛尾，來個懺悔交心大團圓。好在Ceylan很有心思，也將《三隻猴子》提昇至悲劇輪迴、發人深省的社會寓言。看不見的上天和政府，聽不見的控訴和哭泣，說不出的痛苦和無奈，「三不猴」就是這個家庭的寫照。除了法提．艾堅（Fatih　Akin）外，我又多認識一位杰出的土耳其導演。

補充：絲路之旅結束，我希望多了解伊斯蘭文化，除了翻譯了一些關於檳城清真寺的文章外，還在書展拿了一些免費贈閱的伊斯蘭刊物。我相信《三隻猴子》的故事，摻雜很多伊斯蘭文化的元素（例如重視名譽和責任），伊葉便在清真寺內沉思，在強調順服的伊斯蘭文化，伊葉的無言，比一般人帶著更複雜的掙扎，只是我並不熟悉伊斯蘭文化，未能作更深入的解讀（例如電影最後一幕狂風暴雨驟至，彷彿回應著伊葉的無言控訴，也憐憫著下一個替罪人），但我相信，多認識土耳其和世俗化的伊斯蘭文化，有助我認識新疆。

杰寧的心：受苦者的父親

杰寧，一個數年前經常在晚間新聞出現的名字，畫面出現憤怒的巴勒斯坦人民，拿著石頭，衝向以色士兵，以色列士兵全副武裝，荷槍實彈，向巴勒斯坦人反擊，沒有太多血腥的畫面，只有一堆死傷的數字，後來，數字也沒有太多的意義，杰寧漸漸在新聞中消失，也在我們的生活中消失。

我一直懷疑，學過以巴衝突歷史的學生，會否更關心杰寧發生的事情？我認為讀歷史的學生失去歷史感，歷史只會變成一堆應付考試的死知識，所以當我會播放《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讓學生從波斯尼亞小戀人的悲劇，感受種族衝突的荒謬；我也會播放《光輝歲月》，讓學生了解曼德拉如何將南非變成一個彩虹的國度。如果，我有機會的話，我會放映《杰寧的心》，讓學生知識，以巴衝突不是過去了的歷史知識，而是一直發生的人間悲劇，將沒有感情、白紙黑字的教科書內容變得有血有肉。

事情是這樣的，巴勒斯坦男孩Ahmed Khatib拿著玩具槍在街頭玩耍，以色列士兵以為他拿著真槍，向他開火，男孩中槍倒地，被送到以色列醫院，男孩的父親趕到，孩子已奄奄一息，醫生問他，是否願意捐出兒子的器官給有需要的人，他猶豫片刻，說，除了孩子的心臟，其他都捐出吧。然後，醫生再問，有一位以色列女孩需要心臟移植，你願意捐出孩子的心臟嗎？這不是虛構的電影，而是聯合國難民公署放映的紀錄片，男孩的父親還未從悲傷中走出來，便要決定是否捐出孩子的器官，而接受捐助的人，就是射殺兒子的國家的兒童。那位父親，Ismail Khatib，做了令人費解的事情，冒著被同胞的誤會，也可能違反伊斯蘭教的規定，他捐出了孩子的器官。

孩子的父親說，以牙還牙，是報復的其中一種方式，但我選擇的報復方式，是讓其他人知道我們在杰寧受苦。他的選擇，和很多巴勒斯坦人的選擇南轅北轍，很多人舉起他兒子的遺體，高呼「一個烈士的生命，以二十個敵人的生命抵償」。後來，他以兒子的名字Ahmed Khatib開設了巴勒斯坦的青少年活動中心，宣傳愛與和平。一年過去了，他希望到以色列祭亡兒，也順道探望接受了器官移植的以色列孩子。從杰寧（佔領區）到以色列的市鎮，本來只有十多分鐘的路程，但人為的阻隔，將十多分鐘的路程拉長至幾小時。離開杰寧，比離開地獄還困難，但他還是踏上了尋找孩子之旅，在漫長的、痛苦的旅程中，尋找重生的兒子。

他在貝都因人的帳蓬留宿，在以色列家作客，他擁抱活潑的孩子，聽到兒子的心臟在跳動，也感受到孩子的肺在呼吸，兒子以另一種方式活著，他讓人知道，杰寧還有很多孩子在受苦，正如他們的孩子曾經受苦一樣。有人問他，為何要救以色列的孩子，他說，孩子是無辜的，不分種族，他只是要救「孩子」。旅程的終點在耶路撒冷，那個離上帝最近的地方。離上帝最近，因為耶路撒冷是世界三大宗教的聖城；離上帝最近，也因為那裡的衝突隨時讓你魂歸天國。那裡有一個「虔誠」的猶太人，很不情願地讓女兒接受了「阿拉伯人」的器官移植。他不想和任何阿拉伯人有任何瓜葛，包括男孩的父親Ismail Khatib，直到他說，讓我看看你的女兒，看見你的女兒，就像我看到兒子。

終於，他們見面了，我在電影院中也嗅到彌漫在那個猶太家庭的凝固了的空氣，他們很不自在，眼神中充滿不信任，但當Ismail Khatib看到那個猶太人女孩，他輕輕吻她的臉頰，就像他終於見到兒子一面。猶太人問他，杰寧那麼苦，為何不離開杰寧？Ismail Khatib反問，耶路撒冷的生活也不容易，你為何不試試在杰寧生活？然後，他回到杰寧，將以色列人送給巴勒斯坦人的背包，交到青少年人手中，他希望以教育、活動、交流代替仇殺和自殺襲擊。

村上春樹在以色列說，他站在蛋的一邊。面對制度和暴力的高牆，和平永遠是脆弱的，但Ismail Khatib絕對站在蛋的一邊。他沒有撞向高牆，而是慢慢地、耐心地忍著痛苦，鬆開高牆的磚塊，讓它坍塌。他失去了一個兒子，卻成為了受苦孩子的父親。

美式摔角與巴西足球

從前不喜歡看美式摔角，因為賽果早已決定，無論觀眾如何肉緊，台上的摔角手都是在表演，我本來很不明白，為何觀眾明知所有動作都是設計好的、演練過的，卻看得如此投入？直至Getter出現，他中三開始學摔角，全情投入，出錢出力，義無反顧，他現在已是業餘的摔角手，也上過電視，他感染了我，讓我從另一個角度認識摔角，我現在明白，雖然一切都是採排好，結果如何，大家都心裡有數，摔角手的動作點到即止，但他們運用表情、動作的流暢度，還有和觀眾的互動，牽動觀眾的情緒，是近乎表演藝術的運動。

於是，我開始思考，那些強調體育精神、公平競賽的活動，都是「真實」的嗎？為了湊熱鬧，和朋友到酒吧觀看巴西對荷蘭的比賽，朋友對足球比賽瞭如指掌，告訴我巴西隊如何強勁，上半場的比賽，巴西隊以壓倒性的姿態，小勝荷蘭一比零。朋友說，教練鄧加將巴西打造成實而不華的隊伍。我猶記得十二年前（謝謝琛哥提醒）的總決賽，巴西大熱倒灶，表現奇差，輸了給法國，我那時已開始懷疑，巴西隊是否可靠的球隊？球迷不會被球員出賣嗎？現在賭波集團和球員的關係千絲萬縷，真不知道表面上看起來公平的足球比賽，內裡有沒有金錢交易。

於是，下半場開始，巴西隊完全走樣。後防球員衝向門將，荷蘭的罰球輕易進門，再然後，高大的後防球員看守不住矮小的施尼達，他竟然用頭將球送入網。後來，巴西球員毫無理由地侵犯洛賓，紅牌出場，電視機所見，只有橙色的荷蘭球員，巴西球員不知所縱。朋友說，你知賭波多嚴重了？他一言警醒夢中人，我們抽離地看巴西如何輸趕比賽，射中人牆、誤傳高出，全部被朋友說中。那一刻，我想起美式摔角。摔角手至少努力地排練，說服觀眾所有動作都是拳拳到肉，假的真得了！可是，巴西的球員也缺乏這一丁點的專業操守，反正球迷都相信比賽是公平的，就讓他們以為巴西球員的表現突然失準算了。

輸掉比賽不要緊，就算打假波也不要緊，至少努力地讓我們相信這是「公平」的競賽。如果再讓我選擇，看巴西隊的比賽，還是看美式摔角？我會選擇美式摔角！

有多少科學家是詩人？

給《詩人科學家》的書名吸引，希望在書中找到「美」和「真理」的融合，但除了李遠哲和朱經武的文章外，其餘的「科學家」都好像自說自話，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麥克迪爾米德（Alan G. MacDiarmid）的文章大談生物能源，但巴西出口生物能源，導致全球糧食價格急升，發達國家的國民可以肆無忌憚，消耗「農業能源」，而貧窮國家的國民卻要勒緊肚皮，眼巴巴看著粟米等糧食變成吃不到的能源。國家水利部前部長汪恕誠的文章，將生死悠關的水資源問題，說成技術和宏觀控制的問題，他的文章，與其給普羅大眾看，不如給中國的水利部官員細讀。佔全書最大篇幅的，竟然是Google全球副總裁及中國總裁李開復的文章，內容雖然有新意，但賣花讚花香，有些夫子自道的感覺。

李遠哲說，科學家可以參考醫學界的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制定科學研究的行為準則，他引用勞伯特爵士（Sir Joseph Rotblat）說，把科學非道德化就是不道德的行為。工業革命以後，道德倫理已追不上科學研究，當社會還討論器官移植的倫理問題時，科學家已著手研究幹細胞技術，真是「兩岸猿聲啼不絕，輕舟已過萬重山」，科學的輕舟對倫理學的猿聲根本可以充耳不聞。李遠哲說，「當我們最終意識到我們所居住的地球其實容納能力和自然資源都十分有限的時候，我們就會在人類生存和可持續發展的鬥爭中猛然醒悟，......如果我們能做出正確選擇，很有可能21世紀會成為偉大的轉折點、偉大的轉變或者是新時代的開始。」希望人類還有另一個千禧年去回顧21世紀的歷史。

相對地，朱經武校長的文章，針對現代中國的環境問題，他指出，中國為了發展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第一、目前每一個位國民生產總值的生產所消耗的能源，是發達國家或工業國家的3倍到11倍多；第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是世界上准許標準的兩倍；第三、城市裏面的垃圾生產量，能夠經過初步處理的，也不過是54.2%，它的污染從大陸一直到海洋；而且從表面一直到深層的地下水；第四、由於酸性污染物的沉降，產生一定數量的酸雨；第五、亦由於地區發展不平衡，也產生了很多社會均衡發展的問題。他運用了徐匡迪教授的圖表，指出中國必須透過科技、經濟和社會，避免進入「貧窮但環境污染」的萬劫境地。

此書的結尾，有一段科學家談美和宗教的部份，值得一讀，真理和美，是不能分割的整體，我們更希望詩人科學家能扭轉工業革命以降，因科學之名而走上的不歸路。

舉步維艱

還未加入遊行的隊伍，我也不知自己會否參加七一遊行，我不想看到爭取民主的朋友，狙擊另一些以不同方法爭取香港民主的朋友。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香港是包容的社會，民主的光譜應該很多元，七一是香港市民爭取民主、維護自由的特別日子，何用計較黨派和路線？七一，代表香港的公民力量，對抗當權和既得利益。我認為，不要太早下判斷，說誰「出賣」誰。出賣，是很重的字眼。請耐心等候，看誰會成為大贏家，才狙擊既得利益者還未遲。六四和七一是重要的指標，願意在這兩個日子走在一起的人，都是爭取民主的朋友。

我不想七一變質，不想破壞七一的團結感覺，我猶疑，應否加入遊行行列，我不想被誤會，以為我佷不滿民主黨，我也不想看到民主黨人被人辱罵和狙擊。不過，我也不想當權者以為，我站在他們那一邊，我不想中國政府和特區政府以為，我接受功能組別和特首的小圈子選舉，我不想北京以為，他們成功分散香港的民主運動，令爭取民主的朋友互相攻訐，民主運動最後消失於無形。終於，我穿上白衣，加入了遊行隊伍，默默無言地走完兩小時的路程。所以，令天的遊行人數雖然疏落，但在叫罵和針對性的標語之中，我第一次感到舉步維艱。

走到銅鑼灣，耳邊響起南非喇叭的喧囂，一位少女，為民主黨站台，她雖然拿著擴音機，但聲音完全被喇叭聲蓋過，圍觀者的喝罵此起彼落，姆指向下，表示不滿。那一刻，我很想站到她身旁，舉起大姆指，表示最基本的支持，但我怕，我怕我的反應，會激起更大的喝罵，於是，我像懦夫一樣繼續向前走，心裡非常難受。七一何時變成一個黨同伐異的活動？七一展現的，不是包容和健康的公民社會嗎？如果七一成為某些黨派和團體的活動，我想，我會絕跡七一。七一反對的，是一個不公平、不公義的制度，現在的民主黨，絕對不是這個不公不義制度中的最大得益者，甚至它會否取得最多的新增議席也是未知之數，我不同意這麼快便將矛頭從不公不義的制度，轉移到民主黨、甚至民主黨的朋友身上。

我記得，我從來沒有投票給民主黨，因為我一直覺得它是民主派中的大黨，我的一票，應該投給那些較弱勢的民主朋友，令香港的民主光譜，變得更加豐富。可是，我知道，黨同伐異的人，會從民主制度中得到支持，得到權力後卻會消滅民主制度。這一次，我看到民主黨絕對不是一個黨同伐異的政黨，明年的區議會選舉和後年的立法會選舉，我會更加謹慎地投票，保持香港社會的包容和多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