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香港人的香港回憶

最吸引我進場看《半下流社會》的原因，並非易文編劇，而是電影的背境是調景嶺。調景嶺曾經是抗共的孤島，他們沒有跟隨蔣介石回台灣，卻留在香港等待反攻大陸的機會，香港政府讓他們自生自滅，台灣政府漸漸覺得他們是負累。大學時代，我曾經到調景嶺做專題報導，那是我最後的調景嶺回憶。後來，調景嶺被夷平，國民黨在香港的遺老被遺忘，我曾經在將軍澳的厚德商場見過我訪問過的遼寧國民軍官，他仍然講國語，坐在商場的長凳。再後來，他和調景嶺一樣，完全消失在香港人的回憶之中。

《半下流社會》的歷史意義，大於藝術意義。國共內戰後，一群知識份子，為了逃避大陸的極權統治，流落在香港調景嶺，他們團結一心，互相幫助，有人打石，有人拾煙頭，有人寫文章，彼此照應，共度時艱，維繫他們的力量，是一袋家鄉的泥土。可是形勢比人強，在香港這個大千世界，有些賣妻下火坑，有些人迫孩子作叫化，有人更逃到富人的別墅，背棄理想。在中秋月夜，他們一起唱著「望故鄉」的悲歌：「流浪，流浪，到處是豺狼。」電影以大團圓結局，他們飽經暴風和火災的洗禮，再團結一致，守著故鄉的泥土，重建調景嶺，等待重歸故土。

雖然電影流於宣傳和說教，但易文編劇也非常重視女性的描寫，在新舊時代之間的女性，經常徘徊於獨立與依從之間。潘令嫻和李曼雖然都是女知識份子，但潘令嫻面對惡夫時卻不敢反抗，寧到火坑也不敢吭聲，而李曼也因妒成怒，背棄團友，跟富翁搭上。而且，《半下流社會》也實在反映了香港戰後的旅居者心態，香港只是個英國人借來的孤島，這裡有葉無根，繁華背後卻是世道淒涼，在「豺狼」當道之下，調景嶺便是孤島中的孤島，豺狼中的群羊。

回顧五十年前的電影（電影拍於1957年），更替他們感到難過，他們曾經是一片真心（雖然現在覺得有點幼稚）地擁抱理想，但他們最終都被遺棄，被本土化的台灣遺棄，被回歸中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遺棄，他們的心已流落在永不復返的過去，那一袋帶不回的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