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世界，先改變對世界的看法

收到秀卓的電郵，請我們花大約半小時看JR的得獎感言，我並不知誰是JR，但秀卓的電郵標題非常吸引：用藝術顛覆世界。JR以一貫的法式幽默，笑說自己也不知為何得獎，他說自己只是個喜歡塗鴉的人。是的，初看他的作品時，和我在街頭看到的塗鴉沒有什麼分別，噴噴油、畫畫符似的，很難分別他要出位，還是搞藝術創作。直至他談到法國的街頭運動，傳媒將非洲移民說成滋事份子，他很不是味兒，於是替他們拍了黑白的特寫照片，張貼在博物館外，讓法國人看到鏡頭以外、真實的非洲移民面孔，還他們一份親切感。後來，他走到巴西、非洲、印度，貧民窟的屋頂出現一雙雙眼睛，注視著天際，這是訊號：我們存在這個世界啊！他將巴西的罪惡城，變成笑意盈然的社區，他將塗鴉變成街頭藝術，將文化帶入生活。他說，他並不能拯救世界，也未必能改變世界，但他嘗試以藝術改變人對世界的看法，改變世界的並不是他，而是因藝術而改變的人。

我一邊看，一邊想著秀卓。秀卓做的，就是以藝術改變學生對世界的看法。他常說，他不是藝術家，而是藝術教師。我曾幾何時，也想過做歷史學者，但兩年研究院生涯，令我和世界脫了節。我一天花六至七小時，在陰暗的角落，埋首在微型膠片之中，讀十九世紀初的紐卡素報紙、傳教士書信，我很喜歡做研究，但心裡就是有種感覺，現在還不是時候，好像還有些什麼東西在我生命中還未發掘出來。於是，論文寫好，便出走了。我在學生身上，漸漸發現深藏在生命裡的我，我發現我很喜歡與人分享對世界的看法。原來，做研究的過程，我不斷修正自己對世界的看法，但我找不到願意聆聽的人。我曾經問一位資深的教授對後現代主義的看法，他說那些理論與史學無關！我跟研究院同學說電影，他們反問我為何有時間看電影。我失望透了。

教學給我出口，歷史教學改變我對世界的看法，生活也改變我對歷史的看法。這是一趟驚險的旅程，不知不覺，我漸走漸遠。我仍然喜歡研究歷史，但正如秀卓所說，我不會是歷史學者，我是歷史教師。研究歷史的目的，不只是尋找歷史的真相、為歷史尋找最合理的解釋，而是讓學生嘗試以歷史學家的方法看這個世界。當然，要中學生像歷史學家般思考，可能曲高和寡，但最簡單的，我希望學生像歷史學家一樣，對過去保持好奇與質疑之心，知道所有結論都是暫時的，我們都要努力不懈，尋找更多的資料，務求更接近真相。不要以稍縱即逝的生命寬度去生活，而是要將知暫的生命放在更寬更廣的人性時空中，這樣的生活才有深度、有意義。

回望過去兩年，很努力與初中學生分享自己的讀史感悟，並沒有枉然。每次想離開，但就是離不開學生。我仍很喜歡研究，但我希望將來的研究工作，都與學生有關。今天碰到升讀了高中的學生，想我和他們一起讀卡夫卡，看到他們興奮的心情，要展開閱讀旅程的喜悅，叫我怎捨得離開？能夠有秀卓這樣的同事，有身邊的學生，是一場緣份，很幸福的緣份。

從馬修．史卡德到杰克與安妮

Lawrence Block在《八百萬種死法》中，引用了John Donne的詩：Each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 For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偵探馬修不斷想著，紐約有八百萬人，有八百萬種死法，如果每個人的死都與我有關，我活得可夠累了。但不是嗎？ 每個人的死亡方法，多多少少都與他們的生活有關，馬修表面是查探死者的死因，但實際是重現他們的生活。這就是Lawrence Block的特色，在死亡的陰影下，生命綻放異彩。我有時也覺得自己很像馬修，覺得每個人的歷史都與自己有關，我們無分國界與時空，都活在同一個人性的世界裡。

歷史教師，站在兩造之間，一腳踏在專業的歷史研究領域，另一腳踏在此時此世。茫茫兩造越走越遠。站在兩造之間，越來越吃力。無論我們如何鑽研，我們吞吃的，只是歷史學家消化後的殘餘，我們在歷史論述中沒有發言權；此時此世的人認為我們活在過去，是行走移動的記憶庫，歷史只是風花雪月的高檔文化。我們越是努力契合茫茫兩造，越覺吃力而不討好。這是有待填補的深淵，我們需要故事注滿這個深淵。

我們需要故事，我們更需要說自己的故事。聽雄仔叔叔說故事，我聽到了，每個人的歷史，都與自己的故事有關。我和孩子讀神奇樹屋系列，看杰克與安妮回到龐貝城，拯救快要消失的故事，但他們被火山灰困住了，在最危險的一刻，他們想到了故事，杰克在背包中當出卷軸，故事中的希臘英雄現身，搭救了他們。他們拯救了故事，故事也拯救了他們。

歷史教育，縱然不能令每個學生都成為歷史學家，但至少要讓學生成為說故事的人。我們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我們都不相信自己的故事值得說出來。如果讓學生相信，每個人的歷史，都與自己的故事有關，如果學生知道，歷史教育不只是要聽別人的故事，而是要說自己的故事。我們將會改變對將來的看法，世界才有另一種可能。

學生的回覆：也說雄仔叔叔的故事

 

那天聽完雄仔叔叔講故事，我和學生七嘴八舌談起來，有學提議一起卡夫卡，也有學生提議看新浪潮電影。時間和空間，在今日的香港教育，並非必然。隱藏在教育改革背後的，是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從前學生自發要「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現在我們美其名曰「通識教育」；從前是課外活動，現在是「其他學習經歷」（OLE）。我們要不斷量化學生的學習成果，學生最後變成可「增值」的產品。於是，學生不帶任何「教學」目的，也不需填寫表格，簡簡單單地聽雄仔叔叔說故事，是教育最原始的樂趣，更大的滿足來自今天收到的來信，和各位分享：

看後其實我有多話想說，卻欲言又止。現在我對於一些片段已有點遺忘。可是剩下來的片段是我最深刻。
當雄仔叔叔想抱住吉卜賽人，然發現他已是幽靈。又再穿過一層層的時間，由七十年代到今天，我們...我們，仍在追，追著一個老師你所說的，理想。在叔叔病了，在人最軟弱時，隨浪飄去，然而他留下一朵黑玫瑰。叔叔也把玫瑰交給我們。叔叔的表現手法，令我意外。或許我第一次聽叔叔說故事。老實說，我並非一個好的聆聽者，然而我是感動的。我還是以范仲淹的說話為宗旨：「先天下之
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我必須明白，革命是一種堅持和耐性。縱然我家人會認為我很悲觀，而且有點苦了自己。可是對我來說，不去憂國，才是苦了自己。
我絕對清楚自己在追求甚麼，我追求一個怎樣的社會，我要求自己是誰。

有些自稱激進份子的朋友，令我擔憂。他們盲目跟風，以為走上街，肆無忌憚的對抗
是件了不起的事，可是他們虛有其表。我不是想成為誰所以做甚麼，而是我做甚麼所以我是誰。唉！聽著雄仔叔叔的故事，我想到的是岳陽樓記中的「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不過...不過，我又想起沉思錄的話，「在冬天找尋無花果是一個瘋人的行為，那在不再允許的時候尋求他的兒子的人也是如此。」老師，我想你也有看過這本書吧！遇上這本書，是我不會患抑鬱症的理由。或許我在同班同學找個懂哲學、交流哲學心德的人，是瘋人的行為。

我早前看了一齣電影，黑氣球(Black
Balloon)，我曾不斷要求家人明白我，可是看此片後我才知道，與人相處不是改變人或改變自己，是改變一種相處態度。雖然老師為我們新一代而感傷，可是我又可以如何？我聽著叔叔的故事，很感動也很感觸。雖說我不會改變人，可是我仍然想影響人。我影響人，我必須明白，「我」是被動，重要的還是他們的決定。我曾在班上的英文演講，求人多多關心身邊的人，關心世界，並讀出''First they
came...''，當我想用中文讀多次，英文老師竟然覺得我無謂，同學更問我為何讀中文。那天極度低落。雖然外籍老師的稱讚令我一時快樂，不過快樂只有兩秒，因為同學接收不到...有心無力！

從全球化的角度看《海豚灣》

如我所料，學生看完《海豚灣》後，都感到憤怒，五百至一千字的觀影報告，大多充斥著「殘忍、血醒、悲慘」的字眼，他們怒斥日本人「無人性」，竟然殘殺可愛的小海豚，這明顯不是通識教育的原意。我曾經表示，《海豚灣》能引起學生興趣，但我們必須安排時間引導學生討論，否則學生只會集中在屠殺海豚的部份，強烈的情緒感受可能會蓋過冷靜的分析與批判。可是，大家都認為學生愛看《海豚灣》便夠了，學生回家做觀影報告，活動便完結。

再次聲明，我不反對在學校放映《海豚灣》，但「電影教育」（Film Education）和「以電影作為教育的切入點」 （Films in Education）是有分別的。例如：

1. 電影教育會著重電影的美學元素，但通識電影欣賞比較著重電影帶出訊息的爭議性。

2. 電影教育必須考慮影片之間的連繫，通常會比較不同電影在相似題材的處理手法；但通識電影欣賞較強調學生的先備知識和概念，將課程呈現的世界和電影呈現的世界作比較。

3. 電影教育的評估，多以電影製作為工作（Film making）；但通識電影欣賞的習作，則可以是文字或口頭報告。

這樣的比較當然不全面，但教師在選片時，至少能在意電影在教育中的作用。既然學生隨時能買票「消費」影像，教師何須繼續讓學生在學校「消費」影像呢？

我問學生，看完《海豚灣》後，什麼令他們產生反感？

學生說：「是日本人屠殺海豚的行為。」

「我們沒有殺害其他動物作為食物嗎？為何我們不會對殺牛殺豬的集體屠殺行為感到反感？」我好奇地問。

「因為那是我們飼養的動物。」學生一致地說。

「好！如果我們飼養海豚，然後人道地處理牠們，售賣牠們的肉。可以嗎？」

這個時候，學生出現一陣騷動。一些堅持反對，但說不出反對理由，但另一些學生開始點頭，認為這樣可以解決問題。

「日本太地町並不是世界唯一殺害鯨豚的地方，北極的愛斯基摩人現在也會捕殺鯨魚的，而鯨魚也不是他們飼養的。你們會反感嗎？」

「那是他們的文化啊！」一向率性的學生闖口而出。

「你剛剛才說只把馴養的動物作為食物，為何你不反對愛斯基摩人捕殺鯨魚？你不是自相矛盾嗎？」我再追問。

其實，西方社會也接受非洲和北極的原住民部落捕殺鯨豚，因為他們捕獵的數量很少，他們一年所需的鯨肉，可能只是三兩條，而且他們物盡其用，鯨鬚鯨脂鯨骨都不會浪費。《海豚灣》要反對的，是太地町的日本人將海豚作為商品，販賣豚肉到超級市場，也販賣海豚到各地的海洋公園。這牽涉到全球化的概念，太地町人捕殺海豚，已不再是文化行為，而是經濟行為，他們是全球海豚產業的供應者。

然後，坐在前排的女同學說，人類不應隨便將動物馴養為食物，但她說不出理由。我點點頭，說：「這牽涉了文化問題了。印度人認為牛是神聖的，所以印度教徒不吃牛肉；古希臘文化認為海豚是神的化身，也禁止傷害海豚。似乎不同的文化，都有關於食物的禁忌。」

旁邊的同學聽得不忿，舉手說；「文化也可以改變啊！我們今日開始馴養海豚作食物便行了。」各地文化的出現，受很多客觀條件（包括地理氣候和人口）制約，有歷史學家分析，印度教徒禁吃牛肉，與牛隻在小農經濟的重要性有莫大的關係，如果牛隻都給貴族富人吃掉，印度農民便失去農業的主要生產工具，倒頭來會影響整個社會，所以禁吃牛肉對整個社會有利。同樣道理，中國人最懂吃豬，因為豬隻將農餘和廚餘轉化為珍貴的肉食，反之中東地區的遊牧民族為了養豬，代價很高，反而影響了放牧的經濟活動。

全球化當然加劇了各地間的經濟貿易，但經濟活動亦會扭曲獨特的文化面貌。就以太地町為例，捕豚業已扭曲了太地町人的捕豚文化，他們甚至認為海豚是「貪得無厭的魚類掠食者」。海豚和太地町文化，都是海豚產業的受害者。全球化勢不可擋，《海豚灣》也不是要反全球化。不要忘記，荷里活式的偷拍手法，也是一種全球化。

作為通識電影，學生必須從《海豚灣》，看到不同的力量在在全球化的場景下角力。獨特的地方文化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下，不堪一擊；但資訊全球化也可以是一道光，將不為人知的陰暗角落照亮世人眼前。

現代吟遊詩人－雄仔叔叔

吟遊詩人，是記憶的守護者，在沒有文字的年代，在文字還屬於貴族的年代，吟遊詩人就是歷史的化身。他們離群索居，又遊走於人群之間，走過曠野，以故事包裝記憶。歷史學者，曾經是吟遊詩人的繼承者，但文字檔案囚禁了歷史學者，將他們隔離於塵世，於是，當歷史成為專業，曾經活著的歷史故事只能垂死待救。歷史，找不到出口；故事，找不到聽眾。歷史故事，只好等待著，等待吟遊詩人的出現，等他再遊走於鋼筋水泥之間，吹一口氣進入遍地屍骸，讓骨肉連接，讓世代重逢，讓人再次活得像個人，而不是魂不附體的軀殼。

雄仔叔叔說：「不是我們說故事，是故事借我們的口走出去。」原來，雄仔叔叔是我的大師兄，我也是伍華仔。不過，他被懷疑是共產主義份子，被趕離校，而我在一九八九年，在伍華經歷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罷課。故事把相距二十年的人連接了，而他的故事也召喚著我的故事。那是火紅的六、七十年代，他們喝什麼的奶水長大的？法國學生運動、新浪潮、美國搖滾音樂、解放神學......，理想是他們的養份。那些年近甲子的戰友，在石硤尾黑盒劇場聚首一堂，聽雄仔的故事。那是雄仔叔叔的故事，也是理想尋找生命的故事。我看著雄仔叔叔，突然想起了村上春書的《1Q84》雄仔叔叔就像那些Little people，在月明星稀之夜，在空氣中抽出絲絨，織了故事的空氣蛹。我們恍若置世另一個世界，在那個世界，年青的雄仔和今日的八十後，只有一河之隔，法國車站只在紅黑書店的隔壁，故事借雄仔叔叔的口，吹一口氣到人群，我們都成為了吉卜賽人，尋找沒有國家的家園。或者，我們就是駱以軍筆下的最後的西夏人，有了國家，我們反而產生了被滅族的恐懼。我們的家園，只在吟遊詩人的歷史故事之中。

我環顧四周，看見很多前輩，也看見很多年青人，但只有零零星星的七字頭。我又想起《1+1》，爺爺失去了生於七五年的兒子，詠兒也看不見三十多歲的爸爸。現在回看，我們這些七字頭，才是真正失落的一代。我們本來還有家駒，但家駒太早逝了，伴隨逝去的，還有充滿理想與熱情的Beyond。慚愧嗎？《麵包與黑玫瑰－世代接力的情詩》這個名字，暗示著爺爺的一代與年青的一代。那些七字頭，好像在場外看戲，看著爺爺的一代，還賣力地追跑過了頭的年青人，要交好理想主義的一棒。我看著滿頭銀絲的秀卓，看著身旁的學生，他們的眼裡都有生命力與熱情。雄仔叔叔告訴我們，說自己的故事吧，不要別人代你說你的故事，故事有自己的生命，他們會走出去，交織另一個理想世界。我從雄仔叔叔的故事，聽到救贖的聲音。

學生的文章：六四廿二

六月四日下午五時半，我帶著孩子，和學生靜靜地坐在維園足球場。看著太陽消失在高樓之間，點點獨光照亮香港的夜空。坐在我身旁的，有舊生、有預科生、有高中生、也有初中生，這大概就是薪火相傳吧。昨日收到學生的文章，現轉載如下：

要談六四，要繼續談下去，但我們為甚麼要繼續談下去？有人寫﹕「今天的自由和幸福是由前人抗議過、奮鬥過、爭取過、犧牲過。如果你覺得與你無關，他日你身陷如絲的時候，也沒有人會理會你。一個安全的社會，是須要每一個人願意去承擔，否則，我們都會在危險中恐懼中苟會。」從人的角度出發，承擔是一個公民，甚至是一個人的基本責任，所以，是有必要繼續談下去、抗爭下去。

而對我，談下去，因我是知識份子。身處此地，有幸受教，比一些人多了一個機會，去了解「人」應有的是甚麼。知識份子有責任去承擔，他們所知的比一般人多，知識愈多，然而責任愈大。有人質疑「即使六四平反了，是不是每一個人都需要呢？」有些人不需要，可能是因為他們並不知道這是他們應有的，公平、民主原本就是人應有權利。而知識份子的責任就是在於為他們爭取，為他們重奪生命的價值和尊嚴。我們都需要公平，我們都需要真善美，我們需要道德的批判，我們要把人從虛無與謊偽中救贖。故此，我們要繼續談下去，這是知識分子的承擔。

六四廿二，有人質疑，一切都是空談。但有時候，不是空談與否的問題，而是有沒有提及的必要。即使將來平反與否，今天的種種都是我們為人應有的生存價值以及一個公平的社會而抗爭的行為藝術，甚至是一個革命，這是無可厚非的。艾未未說﹕「自由是一陣風。」然而，這陣風已吹起了，茉莉花開始四處飄揚，且聽風聲音，已經開始舞動，此時，卻有人想攔住風，又試問，誰可？

六四燭光晚會的象徵意義，不但是對六四亡魂的紀念，更是對亡魂理想的堅持和一個公平政體的希冀。每年六四，我看到火車地鐵上有著不同的人，有些與自己有著同一目的地，即使互不相識，但中間卻有種不約而同的共鳴感。姑勿論他們有些可能只為玩樂、熱鬧，有些可能為種種政治上的不公平而在此日發聲，有些則被天安門事件的人為力量所感動而出席。六四所有的，不再只是紀念過去的六四亡魂，而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種對過去理想的堅持和對未來的憧憬，不但是對民主和反貪污，更是一個貼近公平的角度，使人找到人應有的價值。

六四廿二了，有人問「平反了，又如何？」相信不少人也想過這個問題。我想，大部份的人可能都只在思考一剎那的結果，但結果以後還有甚麼，真的沒有嗎？或許說，這個結果真是結局嗎？這個結局也許只是一個里程碑。六四的平反是一個象徵，在象徵的背後仍有更多的追求，或許這些追求是理想化的(公平的社會)，但人為的力量正是把這些不能實現的追求推到最美好的況地。我們必須思考，假如六四平反，是不是甚麼都完結了？不，這只是另一個開端。六四平反後的象徵意義將會更強，那天依然是人民發聲和展現力量的一天，也是為理想而抗爭的一天，然而，可能追求的已經不同，但，這天已成了抗議的象徵。

談端午

民國時候，有人建議將春節、夏節、秋節和冬節都列為國家節日。端午，就是夏節，五月初五，相傳是最「毒」的一天，所謂「毒」，即瘟疫將至。不過有了屈原，這個本來最惡的日子，與其他農曆節日有所不同，多了一點浪漫想像。現在賽龍舟和吃糭的習俗，都和楚國的大詩人有關（陳舜臣也曾經考證了賽龍舟和吃糭的習俗，可能源於伍子胥的死）。小時候，老師說起屈原，都會提高音調，叫我們不要學屈原自殺，因為自殺是懦弱的，因此，有很長的時間，我想起屈原，便想到那些無病呻吟、弱不禁風的讀書人，很難明白為何中國人要記念這樣的一個人物。

直至大學時代，讀到了存在主義的哲學，說「自殺」其實是最嚴肅的哲學問題，存在主義的哲學家經常這樣的拷問自己：我為何不自殺？或者說：自殺是對上帝的終極反抗（我知道很多學生會讀我的網誌，所以我再次強調，我並不鼓勵自殺。我只想說，自殺並不只是簡單的道德問題。）我曾經認為，屈原自殺，是懦弱的行為，但如果自殺是一種終極的抵抗，屈原可能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已經產生了「存在主義」所說的存在的焦慮，是中國最具哲學氣質的詩人（或說：最具詩人氣質的哲學家）。讀書識字憂患始，知識給讀書人力量，以救國救人為己任，像三閭大夫屈原，力抗秦國的侵擾。不過，知識也會成為讀書人的監牢，在酩酊大醉的人群中，清醒需要付出代價。屈原失信於楚懷王，游走於漢北平原，知識變為憂患，他憑辭寄意，寫出曠世的《離騷》與《九歌》，最後還是抵不住那種憂患，投身汨羅江，這就是清醒的代價。

六四與端午，相隔一天；屈原與北京學生，相距二千多年。不過，這種憂患，從來沒有斷絕過。面對專制政權，在廣場上絕食靜坐，等同自殺。所以有人埋沒良地說：錯在學生太天真。是的，從屈原開始，中國的讀書人都一樣天真。不過，不要忘記，賽龍舟和吃糭的習俗，表面上是紀念屈原這個「太天真」的詩人，實際是抗議那些只顧逸樂、無視國人痛苦的當權者，慘將屈原害死。試想想，當民間自發將糭拋到江中，免得屈原的屍體被魚吃掉的時候，楚國君主有何感受？每年五月初五的夏節，就以這樣的儀式紀念屈原，就是「拒絕忘記」，也可以說，屈原雖死，但他的生命以另一種的形式，繼續抵抗無視民間疾苦的國君。屈原，像徵著中國讀書人的骨氣，以死亡和當權者說不的勇氣。屈原的愛國，並不是楚國君主說了算的，而是民間打從心底裡認同的。六四的死難者，都是倒在自己血泊中的屈原。

今天，在端午節紀念屈原的人所餘無幾，但在六月四日，約十五萬人自發到香港維多利亞公園，點起燭光，紀念六四的死難者，其實也就是延續著二千多年前，楚國人民將糭拋到江中的精神，也就是說，我們拒絕遺忘。希望有一天，我們都不用在六月四日的晚上，大喊「平反六四」的口號，而是在端午節，一起安靜地紀念，那些為國人獻上生命的英靈，當中有屈原，也有六四的死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