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以後

路直路彎，載浮載沉，用浮橋比喻人生，最好不過。

終於遞了辭職信，腦海中不斷出現電影－康提基號－的片段。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挪威人類學者索爾海爾達為要證明波里尼西亞的島民並非來自於亞洲、而是來看於秘魯，於是乘木筏從秘魯漂洋到海島，他最終證明了大平洋流使汪洋變成文明的橋樑。

他們在航程中遇到群鯊，船員請求索爾海爾達用鋼索固定浮木，但他堅持只用麻線，因為古時的秘魯人也只有這種裝備，他相信運用原始的物料，也能穿洲越洋，他要完全相信原住民的智慧和能力。那一刻，他不只是人類學家，還化身成原住民。最終，木筏朝著日落的方向，漂到波里尼西亞的海島。

相比這些偉大的心靈，離開學校的安全網，在社會尋找鄉土教育的可能，只是一件很微小的嘗試。

十三年的教學生涯，已經是上天的恩賜。
別人都問：你不擔心嗎？
說實話，我也會擔心，只不過，擔心不致令我裹足不前。只要我繼續向前走，信念便在我前頭，擔心只會跟隨著我。人生只有這麼一次，我從沒想過人生可以無憂。
擔憂，源於我對未來的想像，我有時會告訴自己，即使最擔心的事情發生了，也不過是重新找工作，那又有什麼可怕的呢？

又有人問，如果新界最終都要發展，你又會如何呢？不是枉費心血嗎？
其實，我的將來如何並非最重要的事情，茫茫宇宙，個人得失微不足道，世界上有很多比自我更大的東西。基於學歷和工作經驗，我還有能力選擇、重頭開始，我總能在有生之年，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可是，獨善其身以後，香港還可以怎樣走下去，我們的下一代要替我們承受多少代價？

何謂教育？什麼是教師？
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走到這一步，當教師不就是安安全全地等退休嗎？
但是，當我認真思考我教的知識時，我發現我不可能再是知識的傳授者，因為知識不再是客觀而不變的東西。
知識變成人生的信念，成為自我的一部份，我在不知不覺中化身成我要教的東西。
我還想當教師，但我必須首先「成為」我要教的東西，所以我才會和學生做口述歷史、一起走入農村、探求自然農法。

再宏大的理想，也需要最卑微的行動。
能獨坐大雄峰，才算得上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