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死與生

清明前後，下了兩個星期的雨，鄉友種的蕃茄本來葉綠果紅，如今只剩下殘枝敗絮，本來打算留種的西蘭花，種子開始發霉，還未收的菜，個多星期不見陽光，都給雨打得垂頭喪氣，最高興的大概是田上的蝸牛，藏在葉底大快朵頤。我一直以為，立春就是新耕種季節的開始，就算不是立春，春分也應該對吧，日夜時間對分，然後日照時間越來越長，怎知老師說，清明節的雨水會將上一季的作物全部清除，未收成的也要收成，清明後就是新的耕種季節。

我拿著鐮刀清理垂死的蕃茄，腐敗的味道充滿整個蕃茄棚，看著碩大的蕃茄變得黃黃黑黑，心裡不是味兒。我心裡嘀咕：「種田不是我們的消閒活動，我們希望自食其力，以勞力滋養這片土地，也讓土地的生產供養我們。我們是實習農夫，不是假日農夫。」我們要吸取這一次教訓，明年冬季不宜種蕃茄，蕃茄受不了多雨的春天。

就在我快要清理好蕃茄棚的時候，突然看到一片片手掌大的葉片掛在棚上，葉叢間長著一朵黃色的花，子房滿滿，好像快要長出瓜來。原來，在蕃茄被雨水淋得垂死的時候，一顆不知從哪裡來的瓜籽已經發芽生長，當我們正為蕃茄嘆氣的時候，她又扶棚直上，開花結果了。如果你夠細心，你還會發現田邊的紫蘇和生菜旁的紅莧。那些都不是農夫刻意播種，他們可能沉睡了好幾年，在時機到來才生長。實習農夫第一課：不要只想著想種什麼，還要了解生命和季節的關係，在天地之間，農夫只是作物的助產士而已。

我領悟了「清明」的意義，有死才有生。清明，是死和生的過渡，春雨降到大地，土地受孕，新生命發芽成長。

驚蟄見文鳥

踏入驚蟄節氣，天氣漸暖，雨水漸多，農田處處生機，有鄉友帶同一家大小到田裡務農，小遙遙也幫忙用堆肥培苗，肥仔耙木糠的時候，在田中看見鳥踪，問我是啥，我以為是田鷚，但細仔看去，鳥喙較大，不怕人，不斷找植物種子，原來是白腰文鳥，文鳥通常在草叢和稻田出沒，又名文雀，廣東人也用文雀形容小偷（又想起了杜琪峰的《文雀》），因為文鳥把田裡的作物吃了農夫也不會發現，幸好田裡有很多野菜種子，轉移了文鳥的視綫。

黎錫先生談《勳業千秋》

百多位師生，為了觀賞黎民偉先生於一九二一年拍攝、一九四一年公映的北伐記錄片《勳業千秋》，擠滿了香港電影資料館的電影院。黎錫先生也親自到場，為師生講解他父親拍攝《勳業千秋》的故事。他說，當時的菲林攝影機必需要用三腳架固定，右手搖菲林，有固定的速度，否則放映時電影會有時快時慢的問題。左手也不是閒著的，因為鏡頭左右調度，也要靠左右搖動。因此，黎民偉先生從一九二一年開始，抬著笨重的攝影設備和菲林，從廣州一路跟隨孫中山和蔣介石北代，記錄軍旅生涯，是一件很不容易的時情。《勳業千秋》是黎民偉導演從十多小時的稿片中剪輯而成的北伐紀錄片，片長只有三十多分鐘，此片公映後也歷盡浩劫。日軍侵略香港時空襲啟德機場，保存影片的廠房險些被炸，黎民偉導演從廠房中搶救此片，此片才重見天日。後來黎民偉導演又用油紙包裏紀錄片的拷貝，藏在水缸中，免被日軍發現銷毀，所以拷貝受潮很嚴重，幾經資料館的修復，才能再度放映。

在影後談的環節，學生提出了很好的問題。例如，此片有明顯的政治立場，是否為國民黨做政治宣傳？為何黎導演只拍攝民眾歡迎北伐隊伍的場面，影片的可信性有多高？黎民偉導演如何可以走到軍閥孫傳芳（敵方）的部隊中拍攝戰爭場面？黎導演剪輯三十多分鐘的片段，根據什麼標準？這些都是好問題，反映了歷史教育的成果。學生觀看紀錄片的時候，也運用了歷史探究的思維，分析史料的用處與局限，並推論影片的立場與信息。讀歷史的人，總會對證據抱著質疑的態度。黎鍚先生雖然補充了很多資料，讓學生明白當時的歷史處境。例如濟南慘案後中國面對亡國的威脅，電影雖然記錄著北伐的事蹟，但影片於一九四一年放映的時候，主要是激發國人團結抗日的精神，已不再是軍閥政黨的是非之爭。不過，電影能夠激發的問題遠多於我們能夠提供的答案，此片可以是研究北伐歷史的珍貴片段，也可以為電影作為政治宣傳的歷史提供重要史料，學生更可借此片探討黎民偉先生的導演生涯。如果學生帶著這些問題離開電影院，或自行搜集相關資料，或在課堂內與教師切磋，甚至將疑問變為獨立研究題目，這對學習歷史將有更大的裨益。

除了歷史思維以外，我也希望學生能帶著歷史情感看《勳業千秋》。如果我們活在一九四一年的中國，中國人正面臨亡國的威脅，日軍空襲的警報隨時響起，電影院經常成為轟炸目標，他們為什麼還要看電影？當看電影不是單純的消費娛樂活動，更是了解最新戰況的渠道，他們看《勳業千秋》時又會想到什麼？我們現在聽到肉緊的旁白時，會覺得很滑稽，但活在一九四一年的中國人聽到慷慨激昂的旁白時，又有什麼感受？或許，這些問題的答案就是日軍千方百計要消滅此片的原因，也是黎民偉導演在臨終時也要家人無論如何要將此片不收分文送給國家的原因。或許，我們沒有黎民偉導演一樣清晰的國家觀念，但黎導演所表現的知識份子風骨、國之將亡匹夫有責的情操，卻值得我們深思。

歷史與公民教育

一連兩天到訪將軍澳一所中學，向高中修讀歷史科的學生介紹口述歷史研習的方法。學生很有個性，很敢言，勇於說出自己的看法，很享受這種自由的討論氣氛，這是真正的教學，學生迫使我弄清楚歷史研習的意義何在。

希莉（化名）一見到我便主動打招呼：「Hello，老師Square（即是老師二次方，因為她的老師以前是我的學生）。」
我還未開口講歷史，她又說：「Facts cannot be changed（事實不能改變）。」
我捉住這句話，補上一句：「Yes. Facts cannot be changed, but can be created!（事實雖然不能改變，但可以創造）。」
學生聽我這樣一說，都眼定定地望著我，要我解話。

我問：「What is History（何謂歷史）？」
凱芬（化名）說：「His Story（他的故事）。」同學都笑了，難得面對陌生人，還能保持輕鬆的學習氣氛，這是學校的文化，證明學生都很有自信。
「是的，歷史通常以故事的形式出現，但這是歷史書寫的成果，但過程呢？我們怎樣重組關於過去的故事？」我繼續問。「有何方法可以證明我於半小時前在調景嶺鐵路站走到這裡？」

學生你一言我一語，說要找人證和錄像，其中一位同學說要翻查我的八達通記錄。所謂孤證不立，他們已指出了基本的史料作為證據。歷史，希臘字源為historia，就是探究的意思。因此，歷史作為過程，就是對過去發生的事情進行調查。
本來打算講一堂約四十分鐘的課，怎知說著說著，講了個多小時，從台灣的口述歷史研究到黃惠琼女士做的大澳文史保育工作，學生都聽得很投入。
希莉問我：「老師，這麼說，是否不發展？不變是否最好？」

「世事會不變的嗎？世事常變！沒有變化，哪有歷史。不過，何謂變？如果你身旁的同學都說你很醜，你整容，這是變；但你活出自我，讓同學知道真正的美發自內心，這不也是變嗎？同樣道理，政府認為寮屋區落後殘舊，要發展都市化，但台灣人卻透過（口述）歷史研究，看到寶藏巖的歷史文化價值，於是將寶藏巖變成台灣人共享的親水、藝術、宗教、休閒的地方，這不也是一種變化嗎？」

希莉指著投影片上殘舊的屋，問我：「老師，你認為要怎樣將這個地方變得更好呢？」
我也指著投影片，說：「希莉，我不知道，因為我並非住在那裡的人，我不能代他們作答。任何的改變（發展？），都要尊重受影響的人。我們應該和住在那裡的人一起尋找答案。」
希莉再問我：「那麼，為何中國將大量清代的建築物都拆了？」
我問同學：「在中、港、台三地，哪個地區對歷史最尊重？哪個地區都能保留地方的歷史文化特色？」
大家都知道答案的了。台灣！這又回到歷史教育的問題了，做口述歷史並非為了懷舊，真正的歷史教育能夠培養有地方意義的公民，讓公民意識到彼此承擔著共同的文化歷史背景，並願意為社群承擔共同的命運。

我問同學：「你們都雖然來自不同的地區，但都在將軍澳讀書，將軍澳對你有何意義？」他們沉默了。我再說：「你們坐地鐵，經過商場和天橋，走到學校，然後放學，再經過商場，坐地鐵回家。將軍澳就是地鐵和商場的代名詞。對嗎？」
他們點點頭。「為何會這樣？Facts cannot be changed, but can be created.你們現在明白了嗎？」
我說：「如果你們能夠坐時光機，回到二十年前的將軍澳和調景嶺，你能想像他們的生活是怎樣的嗎？香港還要犧牲多少「調景嶺」，才會尊重人和地方的親密關係？」

下課了，我們一起走到了政府歷史檔案處，同學很用心讀歷史文獻，看到調景嶺居民如何建路築房子，與殖民政府周旋，爭取巴士和渡輪服務。國民黨老兵和戰後移民在孤絕的調景嶺，用四十多年的時光，建立了自己的社群，但政府在短短十年內，將調景嶺移平，將蒼海變成水泥地，然後將軍澳變成「無街之城」（林茵語）。同學拿著一九八九年的測繪圖，說：「原來學校的位置在一九八九年的時候，還是海中心！」

是的，在不久之前，將軍澳還不是城市，而是眾山環繞、名字卻容易令人誤會的海灣：Junk Bay，供養著一個被政治遺落的社群，他們和同學一樣，來自不同的地方，但都聚集在魔鬼山下，他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

隱蔽課程與抵抗

昨天徹夜難眠，因為想著隱蔽課程（Hidden Curriculum）的事。教授運用了很多傳統名校的例子，說明學校的隱蔽課程如何影響學生的價值觀，就是贏在起跑線往上爬的心態，背後說明了社會的意識形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金融發展）潛移默化了名校學生的價值觀。

兩個半小時的課，我聽得不是味兒，教授講的都對，社會學（什麼結構功能論、象徵互動論和社會批判論）也提供了大致的分析框架，但我總是覺得有些不對勁的地方。例如，為何要花那麼多時間討論名校的問題？我認為隱蔽課程最可怕的例子並不在名校，而在一般的屋村學校，大家都來自屋村，家裡也沒有英語的學習環境，偏偏在學校要用英語上課，老師還要比較哪一位同學的英語口音較地道，於是我們便要將每個字的尾音帶著後面的字去讀，好像很流暢似的。其實，這種中產文化充斥著屋村學校、甚至是鄉村學校。記得我曾經在小學代課，小學旁邊就是一所鄉村學校，小學老師會這樣嚇學生的：「如果你唔俾心機讀書，踼你出校你就要去隔離間村校讀！」小學老師對鄉校學生的評語是，無禮貌、不整潔，成績欠佳，升不到好的中學。這種不自覺的文化自豪感其實很相對，在名校師生面前，自覺矮人一截，念念不忘要力爭上游、超英趕美；在文化弱勢的鄉校前，又自覺高人一等，沾沾自喜，這才是隱蔽課程的威力。我認為在大學的課程裡，不用花太多時間談名校的隱蔽課程問題了。第一，無謂再替那些名校做宣傳，畢竟為子女報讀名校的家長還是有選擇能力的一群；第二，名校的隱蔽課程與社會主流意識的關係，就好像「阿媽係女人」的道理。可悲的是那些沒有選擇能力的，也被迫與既得利益者站在同一條跑道，跟他們的遊戲規則玩這場「輸在起跑線」的遊戲。

另外，我對於社會學的分析框架也有保留，教授問我們有沒有什麼意見，我衝口而出：「存在先於本質！」其實，什麼階級、性別、種族、年齡都是抽象的概念，我的入息可能算是中產階級，但我會投票給工黨，也不從事任何投資活動，是個有女性特質的男性，視農民為我的老師。當然，學校制度（schooling）將輪廓鮮明的孩子變得面目模糊，最後千人一面，像倒模一樣的成為經濟動物，但我們仍然看見有很多人中途覺識，拒絕再玩。就以鄉獅自然學校為例，我一個月前才跟海星和白鷺（學校創辦人）聊天，原來他們都曾在鄉村學校教書，後來學校「被殺」，輾轉下才創辦自然學校。學校最初得到不少高收入家長的支持，才有足夠的財政能力運作下去。多特別的一件事情啊，八十年代新界都市化，鄉校敵不過新建的屋村學校，鄉村的家長都送子女到屋村學校上學（又中了意識形態的毒），鄉校收生不足，相繼結束。兩個鄉校教師竟然不甘心，在功利主義的香港堅持自然教育，然後他們又聚集了高社經地位的家長（如中文大學趙永佳教授）送子女入讀自然學校，這種對社會主流意識和學校隱蔽課程的反抗（resistance），更值得我們探究和討論。

我問教授，這種醒覺（awareness）或Paulo Freire說的「覺悟」（conscientization）從何而來？這又回到最基本的問題了：為何探究？誰在探究？課程探究，為了尋求理解，明白課程所界定的知識對學生個人和對社會整體有何影響。不過，身為教師，理解並非最終目的，探究就是自我充權（empowerment）的過程，課程探究讓教師與課程知識合而為一，不再成為被動的課程執行者，而成為課程的化身（agents）。醒覺或覺悟是充權的結果，教師雖非無所不能，但卻能明白自身的局限與超越的可能，並要為教學行動（pedagogy）負上責任，令課程不再是單一的跑道，這樣才能讓學校成為抵抗社會主流意識的場所。

學生的壁報作品

口述歷史：農村士多的回憶

每次看到黃伯（化名），都想和他聊天，他常常獨個兒坐在幽暗的屋中，跟他打招呼，他總是淡然地點一點頭，然後眼睛移向別處，好像告訴我，不要打擾他休息。每次走入農田，我都喜歡看他的士多招牌，人手寫的，字體樸實，雖然士多二十多年前已沒有再經營，但每次經過他的士多，我還很想走進去，小時候在牛頭角山邊，阿爺拖著我，走進這樣的士多，買的搭糖送我上學。「士多」兩個字，很有暖意，尤其在被鐵網圍封的農村裡。
一直不知怎樣跟黃伯打開話匣子，直至雲姑娘（化名）的出現。雲姑娘十多年前在老人中心工作，認識很多農村的老街坊，離開這裡七年多，這次回來，特意要探訪他們。她帶著我探望黃伯，她蹲下來，拉著黃伯的手，問：「你記唔記得我呀？」黃伯有些猶疑。「老人中心以前嗰個雲姑娘呀！」黃伯記起了：「啊！好耐冇見你。」雲姑娘指著我：「佢係粉嶺中學個老師。」黃伯對著我笑了笑。我開始問起農村往事，黃伯也說了很多艱難日子的故事。

跟我聊天是一回事，讓學生做口述歷史又是另一回事。怎樣才能打動黃伯？
我跟黃伯說：「伯伯，你可唔可以同學生講吓你的故事呀？」
黃伯斬釘截鐵說：「有乜好講！」
「唔係呀，伯伯，學生呢代唔知以前的艱難生活，你的經歷俾佢地明白你地以前的生活係點樣。」
黃伯沉思，我再說：
「俾個機會學生同老人家傾吓計，佢地唔係好多機會聽老人家講過去的事。」
終於，黃伯答應了：「好啦好啦。」

五個學生圍著黃伯，自我介紹，黃伯指著小曾說：「呢個讀到書，個樣都唔同啲。」大家都笑了，想不到是黃伯令氣氛變得輕鬆。根據黃伯說，他外公那一代開始住在農村，到他孫兒這一代，最少五代人在這裡生活。七十至八十年代，農村只有他一家士多，日正當中的時候，農民最愛聚在士多，男的打麻將，女的打紙牌，最多三枱，賣賣煙仔汽水，養大了五個仔女。八十年代末，農村外的超市搶去了不少生意，再加上地產商收地，村民上樓，雀友牌友都走了，只留下空空的士多。黃伯說：「汽水牌煙仔牌商業登記樣樣都要錢，對面就係超級市場，唔做啦。」就這樣，農村唯一的士多結束營業，就像秋天的梧桐樹葉，一葉知秋。

學生聽得很留心，曉楠問：「呢間屋起咗幾耐？」
「起碼五十年，本來好細，後來前面加建，後面又加建，最多住過十幾人。」
曉楠又說起自己的故事了，「我住唐公嶺，我婆婆以前住古洞，我地都係住寮屋。」
黃伯好像遇到知音人，「哦，你都住寮屋。」
其實，這所養活了五代人的房子，見證了農村的興衰，本身就是民間的博物館，我們為何跑到老遠的尖沙咀，看那些複製的歷史標本？

看到黃伯越談越起勁，本來低沉的聲音開始抑揚，時而指指牆上的掛畫，談談昔日苦樂，又一段本來被遺忘的農村往事，在聽者的腦海中復活。當學生再次踏進農村時，他們不單會看到冷清清的水泥路，或許也能想到農民搓麻將打牌九的情景，這就是口述歷史的力量了。歷史，讓眼見的現實不再一樣。誠如布洛克在《史家的技藝》所言：「對現代社會的無知固然是不讀史之故，與現實生活脫節也就無法掌握歷史活生生的一面。……熱愛生活，實在是熱愛歷史之人不可或缺的氣質。」

存在的勇氣：《雲圖》

是什麼讓我如此眷戀電影？在有如洞穴的電影院中，我是如此專注凝視銀幕的光影，彷彿靈魂找到了出口，穿過眼睛越過影像進入另一個世界，那個光影世界是通過攝影機創造出來的，但卻又那麼真實，甚至比現實生活更貼近生命的本相，有時候，靈魂好像在光影中找到了家鄉，突然間有一種「啊！是這裡了，生命！」的觸動，電影不單是導演創造的世界，而是導演運用影像邀請靈魂一起創造的世界。所以，有些電影會把靈魂擄獲，在字幕跳出來的一剎那，靈魂出了竅，把沉重的肉體留在電影院的座椅上，直至頭痛欲裂，才醒覺要回到那個虛假的現實世界。

《雲圖》是導演華高斯基姊弟（Wachowski）與湯泰華（Tom Tykwer）在天上撒下的花瓣，亂中有序，又隱約透露每一朵花的美態。看電影的時候，六段時空下的人生左右穿插，電影又以倒敘方式呈現六段人生的時世今生。有人說，看《雲圖》考記憶力，要不斷將片段重組，直到最後把六個故事順時序重新組織，好像小學時重組句子的測驗，才能明白句子的含意。我認為這只是欣賞《雲圖》的第一步，我們都習慣歷史順時序的發展，前世的因今生的果，今生的因下世的果，正如史家布洛克（Bloch）所言，我們都有尋找起源的癖好。然而，《雲圖》超越了歷史，因為在習成的歷史思維中，前世今生不能重叠，但電影中六段時空互相穿插，六個彷如陌路的「人物」其實在承擔著相似的命運，彼此之間的關係，並不以「因果」的方式出現，而是一種近乎「宿命」式的相遇，六段人生、逃離的命運。

被奴役的黑人（1849年）、受歧視的同性戀作曲家（1936年）、遭財團追殺的女記者（1973年）、在老人院囚禁的出版商老人（2012年）、任人魚肉的複製人（2144年）、面臨種族滅絕的牧羊人（太空世紀的未來）。從十九世紀到太空漫遊，從太平洋的小島到宇宙蠻荒，六段人生雖然在不同的時空下存在，卻遭遇相似的命運──欺壓。然後，黑人叛逃，要活出人的尊嚴；作曲家吞唱自盡，以《雲圖六部曲》抵抗庸俗的道德審判；女記者為真相犯險；複製人星美在審判桌前作最後控訴；牧羊人逃離地球。在宿命之下，人可以選擇逃離與反抗，然而，一切最終又回到原來的軌道。究竟，歷史是單程路，人類一路從地獄走到天國？還是不斷的輪迴，就好像尼采說的「永劫回歸」？史鐵生對「永劫回歸」的演繹，最接近電影所呈現的人生景像：「生命的前赴後繼是無窮無盡的，但生命的內容，或生命中的事件，無論怎樣繁雜多變也是有限的；有限對峙於無限，致使回歸(復返、再現)必定發生。」

宿命與虛無，存在還有何意義？正如複製人星美面對審訊時受到的拷問：「明知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勞，還何還要赴死？」星美淡然道：「處決前審訊讓我說出複製人的故事。」審判官問：「有人信嗎？」星美堅定地望著他，淡然說：「至少有一人信了。」看到這裡，我想起卡夫卡的《審判》，有時候，《審判》成為唯一可以說明存在意義的機會、告白的唯一場所，也只有在審訊中，才有人願意認真地聆聽你的辯詞，讓你有開口的機會。如果人生無可避免地帶著罪（宿命），那麼審判時的辯解就是對宿命的抵抗，人生故事讓救贖成為可能，超越宿命和絕望，使每一個人都成為獨一無二的存在，而不再是抽象和概念化的「人」。

所以，《雲圖》是一組六而一的故事，六段時空在人類命運中相遇，命運彼此交集，但正因為他們的行動和抵抗，面對虛無和死亡的勇氣，使他們在面目模糊的人類歷史中，成為真真實實、有血有肉的「存在」，《雲圖》展現的，正是這種存在的勇氣（The courage to be）。正如神學家田立克所指出，如果我們有「勇氣」承認和接納無意義的人生，或者說，人生的意義不再是「給定」的，而是要「創造」的，「創造」就讓我們與存在的根源發生了密切的關係，成為終極的信仰。這樣，我們便能超越疑惑、憂鬱與絕望，並且克服種種「非存在」的威脅。

或者，這就是《雲圖》把靈魂攝住的原因，六段人生故事都戛然停住，正如自己的生命仍然繼續，在六段人生故事中再加上自己的一段，對整個人類歷史可能無關痛癢，但創造的行動卻能帶來不一樣人生故事。以存在的勇氣，超越宿命的本筫。

搭棚

兩水的節氣竟然天朗氣清，上午開田、秧粟米苗，下午和鄉友推車到華山收枯葉，為堆肥做準備。閒談間，和清談起少年做童軍的日子。其實，我很少跟人談做童軍的事，跟人說童軍往事，別人總愛問童軍唔係要跳彈床咩？（Scout彈喎！）冇癮，不再講下去。不過，清好像（我不敢肯定）聽得津津有味，還叫我重操故技，在學社搭棚。離太陽下山還有兩小時，我決定試試。

少年時，我們背起鋁架，每人擔一紮竹，手持木棍，走到荒山野嶺，築就自己的樂園，除了帳幕，還有曬衣架、雜物架、設有「氣死蟻」的糧水架、甚至廁所，樣樣俱全。不過，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實在沒有把握能把棚紮好。不過，當我拿起竹竿的時候，紮作的回憶一點一滴記回來，我和肥仔先紮好A字架，然後左加一枝、右撐一枝、上搭一枝、下拉一枝，最後掛上銀幕和Banner布，竟然搭了一個小型放映棚。

清潔工人把枯葉當為「垃圾」，我們將枯葉推回學社做堆肥；鄉友將花市的「垃圾」推回學社，我們用「垃圾」搭成放映棚。何謂垃圾？有創造力的人，眼中沒有「垃圾」。這又讓我想起學社旁邊的農夫，他帶我們看他的農棚，很自豪地說：「農棚的物料全部執回來的。」以前的農棚，都是農夫用雙手造出來的，銘刻著創造者的個性，所有農棚都獨一無二。

當我看著學社的活動棚、蕃茄棚，再加上小型放映棚的時候，我明白到農夫的功課，除了親力親為，還有惜物節用，我們這些實習農夫還要謙卑地學習農夫的智慧，運用創意解決生活難題，將「垃圾」轉化為新的生命。

用A字架作為基本結構

掛上銀幕

最後搭起Banner布作太陽擋／雨擋

口述歷史：古洞豬農的過去、現在，還有未來？

初五，和家駒再次走入古洞，為下星期的考察做準備，只不過這一次沒有存叔領路，我和家駒只好憑記憶再走一趟。

經過鳳崗，兩雙懷疑的眼睛盯著我們，黃狗隔著鐵網吠叫。
來者不善乎？我們立刻說明來意。
村民還是不信，問：「你地係咪測量架？」
「唔係，我地教書架，下星期帶學生考察古洞的本土工業和農業，今日嚟做準備！你點稱呼呀？」
陳生（化名）聽到「學生」二字，立刻說起黃之鋒。
「佢好嘢，頂住國民教育。我細細個已經戴紅頸巾，差啲洗咗腦，六二年走嚟香港。大陸乜野最叻？講大話最叻！」
然後，他用故事帶著我們進入了「大躍進」的日子。
「做得官都唔係好人，講大話報大數，要我地割晒啲草，連牛都冇草食，望住隻牛餓到死咗，死都唔眼閉，我姐夫餓到隻腳腫晒，最後都死埋。」
他說：「帶學生聽吓呢啲故事好過啦，呢啲就係國民教育嘞。」
就這樣，我和家駒隔著鐵網，聆聽陳生的故事，他62年來港，在西環肉店工作，然後做毛衫，78年到古洞養豬，80年代交回豬牌後轉行，做地盤釘板，2004年退休，安身立命於古洞這個隱世的香港農村。八十年代開始，政府逐步回收豬牌，因為沒有資金設置化糞池，陳生唯有轉行。他說：「以前養豬搵到食，啲人入到嚟揀豬，然後送去屠房，隻豬跌入條坑，百幾斤，我一手就抱番上車。不過後來政府要我地整化糞池，冇錢，所以冇再養。前面仲有一戶養緊豬，你地可以去睇吓。」
說著說著，半小時過去，和陳生約好下星期再見，和學生聊聊，黃狗也不再吠了，尾巴開始左搖右搖。

我和家駒往前走，聽到豬哼的聲音，李太（化名）看到我們，對我們說：
「你地唔入得嚟架，政府規定。不過你地行前啲就見到啲豬架嘞。」
她帶著我們走到豬棚外，豬場並沒有想像中的豬糞氣味。
家駒問她養豬是否辛苦，李太笑說：「你睇我個貓樣就知啦，手指頭都崛晒。好多人嫌豬污糟，嫌豬臭。依家啲人好矜貴，讀飽書，唔鍾意養豬嘞。啲人淨係識食豬肉，連豬係乜都唔知，都未見過！」
我們問她從哪裡來，她說：
「我係香港人，喺香港出世，我阿公喺九龍塘養豬，我後來搬咗去大埔養，政府話要起水壩，我先搬入嚟古洞，嚟咗廿幾年嘞，依家又話要發展。我靠一雙手，靠我一對夫婦，養大五六個仔女！」
她告訴我們很多養豬業的歷史，豬餿分乾料和濕料，乾料餵豬婆和豬仔，濕料餵大豬，她更說攪拌飼料的機器是丈夫改裝的。八十年代政府回收豬牌，香港豬農減少，豬價上升，那幾年收入很好，不過後來輸入大量內地豬肉，香港豬農面對另一次打擊。「大陸豬平，但係唔好食，運輸時間長，啲豬要飲番自己啲尿水，香港豬雖然貴啲，但係好食，冇咁多肥肉。依家唯有養少啲豬，每隻養大啲。啲人都話，劏一隻香港豬，等如劏三隻大陸豬。」面對東北發展的問題，李太說她不要賠償，只要現在的生活方式。

聽到這裡，我非常感慨。對於一個城市人，「農夫」只是食物生產者的代名詞，只要有食物，城市人大多不關心「農夫」的命運。然而，在不斷聆聽農民的故事後，我覺得他們象徵著一種在現代化下漸漸消失的精神，那種自食其力、安於淡泊的生活態度。聆聽農民的故事，他們最自豪的，不是種菜或養豬的技術，而是「呢間屋我自己起架！呢棵樹我細個嗰陣時種架！呢個井我自己開架！呢個磨我自己整架……」。生活的場所，都有自己的生命痕跡，不能替換。陳生和李太的故事，印證了狄爾泰的話：「生命不是簡單的身體活動，而是一種不可遏止的永恆的衝動，是一股轉瞬即逝的流動，是一種能動的創造力量。」

為何要帶學生走進農村？口述歷史是什麼？容我再引用狄爾泰的話：「每一個人同時又是無數相遇中的一個點，無數個人匯成生命之網絡，聚成生命之巨流，而生命本身就是在他們中間表現為社會的、歷史的實在。」學歷史，就是讓學生回到社會中，與不同的人相遇，體認到自身已承載著生命網絡的印記。

瓜菜人情

前輩嫁女，可喜可賀，碰巧星期日要帶石湖墟導賞，未能觀禮，實在遺憾，唯有補送一份有意義的禮物恭賀，但始終反對將婚事視為消費送禮的儀式，後來忽發奇想，反正團年春節，常要瓜菜做飯，何不把學社的新鮮瓜菜作禮物送給前輩，以表敬意？既可抵抗消費文化，也可以將買禮用的「人情」回饋土地，支持學社。於是，沈姑娘替我和朋友預備了這個菜籃。我拿著菜籃從上水廣場走過，引來不少艷羨（也可能是奇異）的目光。也難怪，我在充滿金舖、化妝品店和電子用品的商場，拿著菜籃招搖過市，本來就很反諷。最後，菜籃送到前輩的辦公室，估計他也是第一次見到這樣的賀禮，算是驚喜吧。

如果，大家拜年都拿著菜籃，而不是超市買來的垃圾食品，春節會更有人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