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差異在中國

讀唐曉峰的《閱讀與感知：人文地理筆記》，對中國的城鄉差異有更深的理解。其實，現代中國的城鄉差異，始於一九七九年的改革開放，唐曉峰指出，「在傳統中國，農村社會的價值觀是全社會的代表，城市文化是農村文化的延伸。」即是說，傳統中國的城市與農村在經濟和文化上存在著一種互補的關係，「城」作為政治文化的中心，而「市」則為農產品的集散地，「城市」只是農村社會的投影。

直至改革開放，中國才全面地將城市建立在市場經濟之上，忽視了傳統中國城市的文化承傳作用。所以，具文化代表的建築和空間很大程度上被破毀或改建成具經濟價值的地標（如胡同、巷弄、騎樓、市集等）。難怪現在帶生到西安、洛陽、北京等城市考察，總覺得和中國歷史中學到的古都形像相去甚遠。胡同仍在，就是失去了京味；唐宮太宏偉，找不到古雅的氣息；天壇太喧囂，再沒有肅穆的威嚴；感受到的，只有旅遊帶動的買和賣。唐曉峰說，「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城市發展，在經濟上成就輝煌，而在文化上却幾乎是三十年的空白。」

所以，我愛看台灣的「城」和「市」，我說的不是台北和高雄，而是嘉義、彰化、大溪、鹿港等小城和小市，漫步其中，感受到直至民國時期仍存留的文化底蘊，和想像到城鄉共生的種種可能。

《刺痛我》－現代中國，除了錢，還有選擇嗎？

在城市打工的農村大學生小軍，遇上二零零八年的金融風暴，加入了下崗工人行列，本來打算回鄉種田，怎料被超市保安誤當小偷打傷，同鄉的小混混大洪提議小軍在回鄉前要向超市索取一筆賠償。與此同時，超市總經理余大勇與承辦商黃總經理正因超市的擴建工程討價還價，余總向黃總索取五十萬的贜款以換取工程合約。一連串的偶然事件，都令小軍捲入了這場貪污事件之中。小軍何去何從？在回鄉與五十萬的贜款之間，他又會如何抉擇？

「現代中國」是個很難教的通識課題，如果能夠運用電影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將會令遙遠、抽象的議題變得更有質感。不過，難點是教師如何選擇一部適合通識教學的電影？劉健導演的動畫《刺痛我》提供了答案：

第一，一個多小時的片長令學校較容易安排放映時間；

第二，動畫電影較能維持學生的專注力；

第三，寫實風格的動畫較貼近通識科的議題；

第四，人物的性格及價值觀清晰明確，讓學生從不同的「角色」（註：我不想濫用「持份者」這個概念）討論議題；

第五，分場清晰，令學校更有彈性安排放映時間，或一次過放映讓學生作延伸學習，或分場在課室放映配合工作紙討論。

通識科希望學生參考資料分析某些對話所反映的「價值觀」，就現代中國城鄉差異而言，重點不只是物質生活的差異，而是城鄉價值取向的不同。所以，我設計的工作紙，就是希望學生能以小軍與大洪的對話為線索，思考城市／農村價值取向的差異（紅字為我的答案）：

大洪的話	大洪的世界觀和價值觀	小軍的世界觀和價值觀	小軍的話
（從農村走到城市的小混混）		（到城市打工的農村大學生）
活在城市的農村人很可憐	自憐	知足	比起汶川災區的人，我們很幸福
夏天滿街是人就賣搖頭丸，有賺錢的機會	拜金主義／ 物質主義	簡樸生活	夏天可以看到公公婆婆在公園跳舞
做人要享受	享樂主義	節約的生活	不捨得浪費肥肉
農村很窮	消費主義	簡樸生活	種田是一種生活選擇

此外，通識科亦要求學生能理解資料的立場。其實，劉健導演在《刺痛我》中，滲入了很多對城市價值觀的批判，但這種批判卻以輕描淡寫的方式呈現在電影中，電影中有一場廠長與小軍對話的情節，其中對城市所作出的批判，與大洪對城市的理解形成強烈的對比。為了強調這場戲的重要性，我設計了以下部份（紅字為我的答案）：

1. 廠長和張小軍有哪些相似的做人態度？

對人的關顧／重視人的生活情況

線索：

廠長的做法：將機器抵押發工資給工人

小軍的做法：將一千二百元的薪金給師傅治療糖尿病

2. 參考廠長和小軍的對話內容，指出中國城市生活素質的問題。

經濟範疇：生活費用太高／失業問題

社會範疇：交通擠塞／食物安全

文化範疇：人心不善

環境範疇：空氣污染

很多同學都記得年前在佛山發生的「小悅悅事件」，當時的輿論都批評中國社會冷漠無情，佛山市更推出一連串的運動，要改善佛山市民的形象。然而，通識教育的其中一個目的，是要學生從「事件性的思考」（event-thinking）轉向「制度性的思考」（system-thinking）。究竟，是什麼制度讓社會變得如此麻木不仁？《刺痛我》其中一場戲，是小軍為救被電單車撞倒的老婦，被公安誤當為肇事司機，小軍越否認自己是肇事者，公安對他越嚴厲。《刺痛我》於二零一零年完成製作，而「小悅悅事件」發生於二零一一年，很明顯，劉健導演並非借「小悅悅事件」之題發揮，而是在今日的中國社會，「做好人」隨時要付沉重的代價，救人者隨時會誤當為「兇手」，受害者會變犯人。將《刺痛我》和「小悅悅事件」並讀的話，我們不要再片面地譴責途人的冷漠無情，而要全面地思考社會制度與社會冷漠的關係，其中警權、人權和法治的問題呼之欲出。現代中國很多社會問題的根源，並非一句「人心不善、麻木不仁」可以處理，問題其實深藏在政治與法律制度之中。

一個好的課堂應該包括四個階段，我姑且翻譯為：入局（Getting them in）、切題（Getting on with it）、共學（Getting on with them）、回神（Getting them out）。假設學生都對電影產生興趣，看得入神，投入電影角色的處境，走一段疑幻疑真的電影之旅。學生亦明白通識電影欣賞的重點不是「睇戲」，而是學習和了解「現代中國的社會問題」。那麼，是時候進入第三階段了，邀請學生就電影的主題發表自己的看法。《刺痛我》的結局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討論點：小軍站在城牆邊沿，頭上是一輪「明月」（故鄉），腳下是「五十萬」（贜款）。如果學生是小軍，他們會做什麼抉擇？大部份學生都說，會拿走五十萬過富裕的生活，因為在今日的中國社會，有錢最重要；也有小部份的同學選擇放棄「五十萬」回鄉，因為不想被牽涉入「五十萬」的貪污案中。學生作何選擇並非重點，最重要的是讓學生能分享自己的價值取向，討論同學間價值取向的異同。不過，有同學立刻反駁，說都是死路一條，無論小軍是否拿走「五十萬」，都洗不掉殺人勒索的嫌疑。這就是導演在《刺痛我》一開場時引用的句子：「所有偶然都是必然」（All coincidences lead to destiny）。社群中存在不同的價值取向是很正常的事情，但若然社會發展代表著某些價值觀念的消失，就如《刺痛我》中的農村大學生小軍一樣，找不到歸鄉的途徑，也沒有容身之所，這樣的「發展」真的是中國的出路嗎？

最後，雖然《刺痛我》是一部寫實動畫，但電影只是一個經導演選擇和壓縮了的世界，最精彩的電影，也不過是日光投射進洞穴的影像，要看見影像的實體，還是要離開洞穴，回到現實世界，Getting them out。所以，我設計了一些延伸學習，請學生搜集剪報，分析《刺痛我》的情節在多大程度符合中國社會的現況（又是通識題型）。不過，最令我感慨的是，《刺痛我》雖然以內地城市為背景，但同樣適用於今日的香港社會。城市發展，農村代表的價值不斷消失，土地淪為商品，人的價值只以經濟價值衡量。如果我們不要下一代活在《刺痛我》的世界，我們便要用行動抗衡單一的發展和價值取向，讓下一代有選擇的餘地，有鄉可歸。

鄉土生活

面對著人和土地關係的瓦解、社會關係的重組，我希望透過鄉土史的書寫，讓鄉民有機會講述大家共同的過去、分擔共同的未來，再造新故鄉。鄉土在歷史之中，歷史在鄉土之中；在歷史的鄉土淡去之後，鄉土的歷史即將展開。鄉土既是中國人的鄉愁，更是現代人的救贖。什麼是鄉土生活？鄉土生活應該充滿想像，容我引用台灣學者陳其南的話：豐富的自然資源、美感的景觀空間、舒爽的環境、有內涵的傳統文化、洋溢魅力的產物與民藝、優雅精緻的藝術活動，溫暖的人情、舒適的漫步、多樣的生活方式。

在口述歷史中相遇

過去兩個月，我和學生趁著放學時間，走到馬屎埔農村和村民做口述歷史，從訪談、錄音、文字轉譯、資料整理到文字報告，雖然過程中錯漏百出，但學生與村民建立了深厚的關係，馬屎埔也不再是陌生的地方。一位同學說：「我嫲嫲都係耕田，做完今次口述歷史後，我決定今個暑假幫阿嫲耕田。」另一位姓廖的同學也說：「今次口述歷史令我愛上馬屎埔。」口述歷史的目的，並非厚古薄今，而是要拉近「過去」與「現在」的距離。

為了支持學生，村民陳小姐（化名）也來到生活墟，聆聽學生說她的故事。陳小姐住在馬屎埔村「寶安臺」小徑附近，還記得訪談那天，她指著一道牆說：「呢道牆以前火燭燒過。」學生把這段插曲放在陳小姐的口述歷史之中，怎知分享過後，一位在場的朋友問陳小姐是否認得他，原來他十多年前已搬離馬屎埔村，那天碰巧經過生活墟，聽到學生的分享，便留下來聽故事，他對陳小姐說：「我記得嗰次火燭，我就係嚟屋頂幫你救火嗰個呀！」然後，他娓娓道來小時候在馬屎埔的生活，說現在還很懷念田園風光，所以才回來走一走。最後，他留下了聯絡方法，我說暑假會和學生約他做口述歷史。

學校最微弱的，是學生的聲音；社會最忽略的，是農村村民的聲音。學生聆聽村民的故事，村民在學生的口中聆聽自己的故事。讓村民和學生的生命在口述歷史中相遇和連結，在聆聽與述說之間，彼此都感受到歷史的力量。歷史，應該能打動人心。

耕與讀

讀大學的年青人探訪學社，問我：「如果你個仔第日話去耕田唔讀書，你會點？」
我不知好嬲定好笑。



首先，孩子的人生屬於他自己的，我很高興他能為自己的人生做抉擇。不過，真正的問題是，為何探訪學社的年青人要將耕田和讀書變成二擇其一的人生選項？耕田的人不用讀書嗎？讀書的人不用耕田嗎？耕田搵食，讀書求知，食物滿足肚腹之慾，而知識卻能滿足靈魂的渴求，搵食與求知，都是人的本能，為何年青人「讀書」天經地義，「耕田」卻變得離經叛道？晴耕雨讀是中國古代社會的理想，歷史學者劉義章在《香港客家》說，新界客家圍村便是耕讀社會的代表，耕田和讀書，只是因應季節和個人喜好而變化的生活模式，而不是二擇其一的職志。



然而，學校教育經常將讀書和耕田對立起來，以前的老師會這樣恐嚇學生，「讀唔成書你就返鄉下耕田」，學生潛移默化，總以為「讀書人」比「農夫」高人一等，「讀書人」是知識的化身，而「農夫」就是無知的代表。什麼是知識？學校教「光合作用」和「氮磷鉀」對植物的作用，但卻不會教學生如何運用這些知識種一棵健康的植物。相反，農夫未必知道什麼「光合作用」和「氮磷鉀」，但卻能分辨健康的植物需要哪些養份。學生以為農夫沒有「知識」，是因為農夫的「知識」不會寫在教科書上而已。



什麼是「通識」？如果學生「知道」可持續發展的「氮循環」、「炭循環」和「水循環」的原理，卻不懂如何實踐可持續的生活模式，他們學習了「通識」嗎？教師朋友說，學校總有學習動機較低的學生。我問，如果我帶著他們一起從勞動中觀察和學習可持續的生活模式，他們會學得更好嗎？可能吧，我一直認為，對某些學生而言，學校才是謀殺學習興趣的兇手。於是，我請一些中四同學到上水街市收集剩菜廚餘，然後到學社打草堆肥，將所有本來要送到堆填區的「廢物」轉化成自己的「食物」。學生看到垃圾籮中嫰綠的蔬菜，問我檔主為何要扔掉？我開始解釋工業式食物生產與消費主義的關係。學生嗅到廚餘的味道，個個掩鼻，卻不相信熟了的熟肥有一種泥土的香氣，從抗拒到接受，我在他們翻肥的時候，趁機解釋有氧堆肥中「氮循環」的原理。活動分開三次進行，同學大汗淋漓，大嘆辛苦，話下次不會再來，怎知過了一星期，不單齊腳，學生還多邀請了兩位同學參與。 

小時候，老師要我們努力讀書，不要做「井底之蛙」，今天我身為人師，才覺得書本知識才是無底深潭，我也有份把學生困在井中。讓學生在社會中學習，才能讓學生跳離水井。學生種的紅莧菜快要收成，希望他們得到的不只是食物，還有在學習過程中領悟的智慧和對理想社會的追求。守護香港的鄉土，讓讀書人有地方耕田，讓農夫有閒暇讀書。最後，感謝兩位年青鄉友，過去兩週五的課後，伴隨中學生度過晴耕雨讀的學習生活。

穀雨遇見苦惡鳥

「你要靜候，再靜候，就算失收始終要守。」這是《葡萄成熟時》的歌詞，也是實習農夫的寫照。近月很多朋友都來探訪我們，那些有種田經驗的朋友（特別是鄉友的父母）都會懷疑我們是否認真種田。特別在穀雨時節，雜草和農作物一樣生長速迅，以我們這些實習農夫非常有限的時間去清除田間野草，根本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雖然我們多番解釋：「有啲野草也可以食！我地有需要時候先至除草種作物同埋做堆肥！只要作物生得比雜草高，雜草生長對作物係無影響！斬草不除根，係因為雜草的根在泥土中腐爛後會形成好多細小的通道，可以改善泥土結構！……。」不過，多講也無謂，在穀雨這個還未有收成的時節，我們只能勞動和等候。

二月種的粟米可能移苗太遲，有些發育不良，太早開花吐穗，粟米瘦弱。我們趁還可補救的時候，在三月種的粟米旁放上堆肥，然後將修剪出來的雜草蓋著堆肥和泥土，這樣既可以為泥土保濕，也可以支撐粟米，令長高的粟米不致隨風擺盪。粟米不怕陽光不怕雨水，就是怕風大，這是高人一等的苦惱。南瓜葉也很翠綠，掌狀葉片中刻著白色的掌紋，是個好兆頭，大概會比我們在半年前種的南瓜生得更健壯吧。自家留種的洛神花和秋葵也發芽成長了，是時候移種到土地，能夠種自家留種的作物，又是實習農夫的願望，或者香港除了鶴藪白菜和元朗絲苗外，還有我們培育的華山秋葵和洛神花也未定。種子是有記憶的，他們會記住這裡的土質和環境，記憶一代一代傳下去，再過數十代，他們就會成為這裡的特有品種。

忍痛，還是要割除。紗網棚內的蕃茄全部清除了。好在穀雨時節，瓜苗豆苗也快高長大，那些在堆肥中的種籽自然生長，在紗網棚內竟然長出了南瓜、翠玉瓜和牛油果，這都是驚喜。在我們修剪雜草的時候，一隻鳥影擦身而過，我們還以為是常見的珠頸斑鳩，偷偷溜進了紗網棚覓食，怎知我走近一看，看到鼻喙上的一點紅印和伸延到胸部的白毛，我知道我終於遇見了「白胸苦惡鳥」。我也試過在田中幹活時看到白胸苦惡鳥飛過，但一直不敢肯定，現在她現身在我眼前，我終於能一睹她的風采了。讀葉靈鳳的《香港風物誌》時，已知道白胸苦惡鳥是香港的留鳥，她並不苦惡，只是叫聲好像「苦惡、苦惡」而得名。我也不知她怎樣溜進紗網棚的，好在紗網棚內還有些蕃茄和野草，令她不致餓壞。我們拍了幾張照片後便打開紗網，她很機警地溜走了。後會有期。

我有時候會想，這就是自然農法的意義吧。我們眼中看是雜草叢生，但野鳥野蛙卻能以此地為家。穀雨時節，溪中有浮萍，路旁桑樹開始結出桑果，學社的苦楝長出嫰葉。我們很認真，但不只是認真耕種、還用心學習和等候。實習農夫第二課：耕種不只是體力勞動，還要明白勞動背後的信念和意義。

清明死與生

清明前後，下了兩個星期的雨，鄉友種的蕃茄本來葉綠果紅，如今只剩下殘枝敗絮，本來打算留種的西蘭花，種子開始發霉，還未收的菜，個多星期不見陽光，都給雨打得垂頭喪氣，最高興的大概是田上的蝸牛，藏在葉底大快朵頤。我一直以為，立春就是新耕種季節的開始，就算不是立春，春分也應該對吧，日夜時間對分，然後日照時間越來越長，怎知老師說，清明節的雨水會將上一季的作物全部清除，未收成的也要收成，清明後就是新的耕種季節。

我拿著鐮刀清理垂死的蕃茄，腐敗的味道充滿整個蕃茄棚，看著碩大的蕃茄變得黃黃黑黑，心裡不是味兒。我心裡嘀咕：「種田不是我們的消閒活動，我們希望自食其力，以勞力滋養這片土地，也讓土地的生產供養我們。我們是實習農夫，不是假日農夫。」我們要吸取這一次教訓，明年冬季不宜種蕃茄，蕃茄受不了多雨的春天。

就在我快要清理好蕃茄棚的時候，突然看到一片片手掌大的葉片掛在棚上，葉叢間長著一朵黃色的花，子房滿滿，好像快要長出瓜來。原來，在蕃茄被雨水淋得垂死的時候，一顆不知從哪裡來的瓜籽已經發芽生長，當我們正為蕃茄嘆氣的時候，她又扶棚直上，開花結果了。如果你夠細心，你還會發現田邊的紫蘇和生菜旁的紅莧。那些都不是農夫刻意播種，他們可能沉睡了好幾年，在時機到來才生長。實習農夫第一課：不要只想著想種什麼，還要了解生命和季節的關係，在天地之間，農夫只是作物的助產士而已。

我領悟了「清明」的意義，有死才有生。清明，是死和生的過渡，春雨降到大地，土地受孕，新生命發芽成長。

驚蟄見文鳥

踏入驚蟄節氣，天氣漸暖，雨水漸多，農田處處生機，有鄉友帶同一家大小到田裡務農，小遙遙也幫忙用堆肥培苗，肥仔耙木糠的時候，在田中看見鳥踪，問我是啥，我以為是田鷚，但細仔看去，鳥喙較大，不怕人，不斷找植物種子，原來是白腰文鳥，文鳥通常在草叢和稻田出沒，又名文雀，廣東人也用文雀形容小偷（又想起了杜琪峰的《文雀》），因為文鳥把田裡的作物吃了農夫也不會發現，幸好田裡有很多野菜種子，轉移了文鳥的視綫。

黎錫先生談《勳業千秋》

百多位師生，為了觀賞黎民偉先生於一九二一年拍攝、一九四一年公映的北伐記錄片《勳業千秋》，擠滿了香港電影資料館的電影院。黎錫先生也親自到場，為師生講解他父親拍攝《勳業千秋》的故事。他說，當時的菲林攝影機必需要用三腳架固定，右手搖菲林，有固定的速度，否則放映時電影會有時快時慢的問題。左手也不是閒著的，因為鏡頭左右調度，也要靠左右搖動。因此，黎民偉先生從一九二一年開始，抬著笨重的攝影設備和菲林，從廣州一路跟隨孫中山和蔣介石北代，記錄軍旅生涯，是一件很不容易的時情。《勳業千秋》是黎民偉導演從十多小時的稿片中剪輯而成的北伐紀錄片，片長只有三十多分鐘，此片公映後也歷盡浩劫。日軍侵略香港時空襲啟德機場，保存影片的廠房險些被炸，黎民偉導演從廠房中搶救此片，此片才重見天日。後來黎民偉導演又用油紙包裏紀錄片的拷貝，藏在水缸中，免被日軍發現銷毀，所以拷貝受潮很嚴重，幾經資料館的修復，才能再度放映。

在影後談的環節，學生提出了很好的問題。例如，此片有明顯的政治立場，是否為國民黨做政治宣傳？為何黎導演只拍攝民眾歡迎北伐隊伍的場面，影片的可信性有多高？黎民偉導演如何可以走到軍閥孫傳芳（敵方）的部隊中拍攝戰爭場面？黎導演剪輯三十多分鐘的片段，根據什麼標準？這些都是好問題，反映了歷史教育的成果。學生觀看紀錄片的時候，也運用了歷史探究的思維，分析史料的用處與局限，並推論影片的立場與信息。讀歷史的人，總會對證據抱著質疑的態度。黎鍚先生雖然補充了很多資料，讓學生明白當時的歷史處境。例如濟南慘案後中國面對亡國的威脅，電影雖然記錄著北伐的事蹟，但影片於一九四一年放映的時候，主要是激發國人團結抗日的精神，已不再是軍閥政黨的是非之爭。不過，電影能夠激發的問題遠多於我們能夠提供的答案，此片可以是研究北伐歷史的珍貴片段，也可以為電影作為政治宣傳的歷史提供重要史料，學生更可借此片探討黎民偉先生的導演生涯。如果學生帶著這些問題離開電影院，或自行搜集相關資料，或在課堂內與教師切磋，甚至將疑問變為獨立研究題目，這對學習歷史將有更大的裨益。

除了歷史思維以外，我也希望學生能帶著歷史情感看《勳業千秋》。如果我們活在一九四一年的中國，中國人正面臨亡國的威脅，日軍空襲的警報隨時響起，電影院經常成為轟炸目標，他們為什麼還要看電影？當看電影不是單純的消費娛樂活動，更是了解最新戰況的渠道，他們看《勳業千秋》時又會想到什麼？我們現在聽到肉緊的旁白時，會覺得很滑稽，但活在一九四一年的中國人聽到慷慨激昂的旁白時，又有什麼感受？或許，這些問題的答案就是日軍千方百計要消滅此片的原因，也是黎民偉導演在臨終時也要家人無論如何要將此片不收分文送給國家的原因。或許，我們沒有黎民偉導演一樣清晰的國家觀念，但黎導演所表現的知識份子風骨、國之將亡匹夫有責的情操，卻值得我們深思。

歷史與公民教育

一連兩天到訪將軍澳一所中學，向高中修讀歷史科的學生介紹口述歷史研習的方法。學生很有個性，很敢言，勇於說出自己的看法，很享受這種自由的討論氣氛，這是真正的教學，學生迫使我弄清楚歷史研習的意義何在。

希莉（化名）一見到我便主動打招呼：「Hello，老師Square（即是老師二次方，因為她的老師以前是我的學生）。」
我還未開口講歷史，她又說：「Facts cannot be changed（事實不能改變）。」
我捉住這句話，補上一句：「Yes. Facts cannot be changed, but can be created!（事實雖然不能改變，但可以創造）。」
學生聽我這樣一說，都眼定定地望著我，要我解話。

我問：「What is History（何謂歷史）？」
凱芬（化名）說：「His Story（他的故事）。」同學都笑了，難得面對陌生人，還能保持輕鬆的學習氣氛，這是學校的文化，證明學生都很有自信。
「是的，歷史通常以故事的形式出現，但這是歷史書寫的成果，但過程呢？我們怎樣重組關於過去的故事？」我繼續問。「有何方法可以證明我於半小時前在調景嶺鐵路站走到這裡？」

學生你一言我一語，說要找人證和錄像，其中一位同學說要翻查我的八達通記錄。所謂孤證不立，他們已指出了基本的史料作為證據。歷史，希臘字源為historia，就是探究的意思。因此，歷史作為過程，就是對過去發生的事情進行調查。
本來打算講一堂約四十分鐘的課，怎知說著說著，講了個多小時，從台灣的口述歷史研究到黃惠琼女士做的大澳文史保育工作，學生都聽得很投入。
希莉問我：「老師，這麼說，是否不發展？不變是否最好？」

「世事會不變的嗎？世事常變！沒有變化，哪有歷史。不過，何謂變？如果你身旁的同學都說你很醜，你整容，這是變；但你活出自我，讓同學知道真正的美發自內心，這不也是變嗎？同樣道理，政府認為寮屋區落後殘舊，要發展都市化，但台灣人卻透過（口述）歷史研究，看到寶藏巖的歷史文化價值，於是將寶藏巖變成台灣人共享的親水、藝術、宗教、休閒的地方，這不也是一種變化嗎？」

希莉指著投影片上殘舊的屋，問我：「老師，你認為要怎樣將這個地方變得更好呢？」
我也指著投影片，說：「希莉，我不知道，因為我並非住在那裡的人，我不能代他們作答。任何的改變（發展？），都要尊重受影響的人。我們應該和住在那裡的人一起尋找答案。」
希莉再問我：「那麼，為何中國將大量清代的建築物都拆了？」
我問同學：「在中、港、台三地，哪個地區對歷史最尊重？哪個地區都能保留地方的歷史文化特色？」
大家都知道答案的了。台灣！這又回到歷史教育的問題了，做口述歷史並非為了懷舊，真正的歷史教育能夠培養有地方意義的公民，讓公民意識到彼此承擔著共同的文化歷史背景，並願意為社群承擔共同的命運。

我問同學：「你們都雖然來自不同的地區，但都在將軍澳讀書，將軍澳對你有何意義？」他們沉默了。我再說：「你們坐地鐵，經過商場和天橋，走到學校，然後放學，再經過商場，坐地鐵回家。將軍澳就是地鐵和商場的代名詞。對嗎？」
他們點點頭。「為何會這樣？Facts cannot be changed, but can be created.你們現在明白了嗎？」
我說：「如果你們能夠坐時光機，回到二十年前的將軍澳和調景嶺，你能想像他們的生活是怎樣的嗎？香港還要犧牲多少「調景嶺」，才會尊重人和地方的親密關係？」

下課了，我們一起走到了政府歷史檔案處，同學很用心讀歷史文獻，看到調景嶺居民如何建路築房子，與殖民政府周旋，爭取巴士和渡輪服務。國民黨老兵和戰後移民在孤絕的調景嶺，用四十多年的時光，建立了自己的社群，但政府在短短十年內，將調景嶺移平，將蒼海變成水泥地，然後將軍澳變成「無街之城」（林茵語）。同學拿著一九八九年的測繪圖，說：「原來學校的位置在一九八九年的時候，還是海中心！」

是的，在不久之前，將軍澳還不是城市，而是眾山環繞、名字卻容易令人誤會的海灣：Junk Bay，供養著一個被政治遺落的社群，他們和同學一樣，來自不同的地方，但都聚集在魔鬼山下，他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