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內存知己

反覆閱讀台灣戴志清老師和單兆榮老師的發表文章，讚嘆台灣師生的教學質素，感嘆自身的局限和不足，再看蔡蔚群老師的教學部落格，不乏知音者，而且多是他的學生，多令人艷羨的學習社群，在台灣絕不愁孤單，為免我顧影自憐，只好月下獨酌，對影邀月，孤芳自賞一番。
香港泛不起的漣漪，在台灣卻能激起浪花，在網上瀏覽，竟發現一份歷史學報報道了我在台灣交流的發言，節錄如下：

「來自香港的朱耀光老師則進一步提到香港中學歷史課程的矛盾和局限，包括：(1).同心圓模式vs 時限太短---例如缺乏十九世紀民族主義發展的理解卻要處理二十世紀的南斯拉夫的種族主義問題。(2).主題式教學vs.範疇太窄---例如只強調衝突與和平的分析（事件）卻忽視人物在歷史中的重要性。甚至他更語重心長地說道：現在的歷史課程，為了生存，希望學生少背一點，再近一點，結果卻是魚與熊掌，不可兩者兼得。歷史課程要講歷史向度，侷限在二十世紀的歷史會讓主題變得片面，而且歷史事件的模式取代了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將會減低了歷史的趣味，也會讓學生覺得歷史更加遙不可及。來自香港的老師所提出的呼籲，不也是我們臺灣高中歷史教育所要正視的問題嗎？」（http://203.68.236.92/epaper/37_epaper_980505/37_epaper.htm#D）

在台灣的日子，真有他鄉遇故知之感，夜讀蔣蘍的《孤獨六講》，更令人唏噓。從前忍受孤獨，然後接受孤獨，現在開始懂得享受孤獨。論到陳映真，陳芳明說他「還有一位認真的讀者嚴肅閱讀我的文字。縱然他站在我的對立面，但在這個荒廢且荒涼的思想世界，似乎兩人之間已建立一種特殊的無法定義的感情。是朋友或敵友，都必須付出同等分量的感情。」這就是香港文化人遠去台灣和北上大陸的原因，有多少香港人還願意細心閱讀別人的文字？

謹將六月二十九日的引言及評論摘錄如下： 戴志清老師來自於台北市建國高級中學，主要任教高中歷史科，建國高中是台灣非常有名的學府，也是台灣最早建立的公立學校。建國中學是男校，大部份畢業生都能考進台大跟其他著名大學，可以說是台灣的名校。
如何引導台灣的尖子學習歷史，成為戴老師不斷思考的問題。戴老師跟我們分享的，便是如何利用課外閱讀，培養學生的人生態度，其中充滿了人文關懷。在網上的資料所知，戴老師予學生最大的印象是，報告好多（可不要盡信！），講課風趣，而且非常用心，台灣的學生都以「超棒」來形容戴老師的，現在請戴老師為我們分享如何可以「超以象外，得其環中」。
單兆榮老師曾經任教於台北市立第一女子中學，跟建國中學一樣，是台灣非常有名的學府，以香港的話來說，學生都是來自於第一組別的，四成以上的畢業生都能考進台大，培養了很多女性的菁英。單老師也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設計了很多人文社會的資優課程，她也是第一屆人社班導師和歷史老師，雖然單老師現在退休了，但她仍然關心歷史以致人文教育的發展。
由於歷史課程與國民教育息息相關，談到身份認同的時候，歷史科都變得特別的敏感，單老師今天跟我們分享民族融合與族群認同的關係，我們香港的歷史教師，或許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些靈感，讓我們反思香港歷史課程之中的國民身份認同問題，有課單老師。
關於戴老師的評論和問題：
1. 戴老師展示了教師的自我（self）在教育的重要性，很多人將教育的改革，化約成不同的技巧和方法，但在戴老師的文章中，我們看見戴老師如何開放自己的心靈，其中滲透了戴師的個人情感，理性批判跟價值判斷，讓學生在他的身上看到了歷史科與他個人的關係。戴老師透過閱讀，將他的世界觀呈現在學生面前。學習不是來自於教科書，也不是來自於教師的說話，而是來自於教師跟學科所組成的網絡。
2. 閱讀戴老師的文章，我跟他一樣的「驚艷」，發現台灣的高一學生，即香港的中四學生，竟然可以寫出那麼高水平的作品，身為人師最幸福的事情，莫過於能跟學生交流學習心得，但我想請問戴老師，你有沒有遇過一些學生，無論你怎麼樣的跟他分享閱讀的樂趣，他也無動於衷的呢？另外，戴老師非常是非常認真的老師，很留心自己和學生的閱讀動機不純正（頁8-9），但閱讀的動機是多重甚至摻雜的，同時並存的動機會怎樣影響學生的閱讀習慣呢？
3. 我非常同意學生的閱讀不應分科分條目，才能超以象外，但我認為得其環中仍需要其他一些步驟。就以歷史書為例子，有些歷史書是故事性的，有些是分析性的，有些是資料性的，也宏觀的，也有微觀的，當然很多也是重叠的，老師如何引導學生拾級而上，慢慢從閱讀中建立研習歷史的能力，以致得其環中？
關於單老師的評論和問題：
1. 歷史教育的最大改變，就是從「教什麼」（關於What的問題）到「怎麼教」（關於How）的問題，我相台灣族群問題比香港更敏感，我在復活節假期到台灣的時候，在飛機上派發的聯合報，便是身份認同的調查。雖然敏感，但由於地理、歷史和政治現況不同，台灣人可能比香港人更開放地討論身份認同問題。我從單老師的文章中，看到了她如何讓學生在歷史課程中，建構有關民族身份的認同。單老師沒有採取一種由上而下的灌輸，硬要告訴學生屬於「什麼人」，反而讓學生從羌族的歷史，看到所謂的國民身份是不斷形成的（Becoming），而不是既定的（Being）。學生也可以運用這個概念，去反思自己的身份認同。
2. 可是，我覺得最困難的地方，就正在這個應用的部份，因為現在理解的「中國」充滿歧義，包括歷史的中國、地理的中國、文化的中國和政治的中國，於是「中國人」也充滿歧義，就如學生的疑問（頁3），老師也似乎肯定這種疑問，請問單老師，你是否在特定的語境下，例如當時的政治情形或社會氣氛，才設計這個課堂讓學生反思？
3. 單老師曾經說過，教學最迷人的地方是聽到令人驚喜的答案（頁8），但驚喜的原因，是因為學生擁有辯論能力？還是在他們的回答中，知道他們明白了一些關於身份認同的態度？
4. 我們在香港一直聽到台灣過去八年都有「去中國化」的情況？作為歷史老師，這個情況有沒有影響歷史教育，特別是中國歷史教育？如果有的話，是怎樣的影響？

折翼天使的坦白

看《折翼天使的坦白》，是一次治療，在漆黑的電影院中，完全敞開，被導演邀請，來一趟自我審視之旅。在那裡沒有審判和批評，只有坦誠與包容，所以我們能坦然無懼，看見最真實的自己，接納不完美的自我，甚至因為不完美，才學懂自我欣賞。

1950年代歐洲人以鎮靜劑Thalidomide減少孕婦的害喜反應，怎知藥物會影響胎兒的發育，令他們的手臂短小和畸形，導演Niko von Glasow便是藥物的受害者，《折翼天使的坦白》一開始，便聽到他說明拍這部電影的原因。拍電影，是要尋找在人前脫光上衣的勇氣，他厭倦了隱藏畸形的雙臂。他決定尋找十二位藥物受害者，拍一輯裸照，讓公眾明白他們的痛苦，也要向藥廠討回公道。

十二位受害者，有些是法官和大學教授，也有花王和家庭主婦；有些是藝術家和記者，也有物理學家和馬術教練，簡而言之，他們和我們完全一樣，只是他們的雙手和我們不同。對話是整套電影的焦點，所有對話都圍繞著身體的「不完美」，我們看見Niko在對話的過程中釋懷、放下，然後重新檢視自己的不完美。雖然身體「不完美」，但他們都過著「圓滿」的人生。一位母親撫育孩子長大成人，孩子當兵了，她仍然持家有道，把家庭打掃得一塵不染，鏡頭注視著她細小的身體，拿著不成比例的地拖，一格一格地抹淨地板，然後在茶几下匍匐過去，又打掃另一塊地柀。鏡頭是如此溫柔地捕捉她生活的細節，從她的房間，我也看到她的內心是何等平靜。在訪問中她笑意盎然地訴說幸福的家庭生活，導演的表情有些惘然，但已揭示了「圓滿」和「完美」並不相關。

另外的一位女子，她完全失去雙臂，卻活得比一般人優雅。其中一幕她坐在餐廳，自信地點一杯酒，自然地以腳舉起酒杯，自在地談天說地，她的一舉一動都在告訴你：沒有雙手還可以活得優雅！為何不能？原來她的父親有一天要帶她參加宴會，臨行前卻叮囑她的母親要替她穿上有袖的裙子，她受傷了，她知道父親不希望讓別人發現女兒的「殘缺」，從此，她學習接納自己，不再在乎別人的目光，她好像總能活在當下似的。她堅定的眼神不斷鼓勵導演，整個自我發現旅程也因她的出現有了突破，Niko好像在迷惘中找到晨光，而我也深深被她感染。我有時是多麼懦弱，總不能盡情享受生命中的痛與樂，糾纏於過去的缺失，追逐未來的幻影，追求完美卻發現更多缺陷。她拍的一張照片，用腳舉杯，傲視不曾存在的雙臂，而我卻看見她背上的翅膀。自由不在手中，而在心中。

滑稽的花王，嚴謹的法官，激情的藝術家，幸福的母親，睿智的記者，智商爆棚的物理學家、優雅的女士和沉思的導演（還有其他電影較少提及的模特兒），他們的照片放在廣場，人物駐足觀看，有人認為他們譁眾取寵，但更多人欣賞他們的勇氣。照片就是明證，他們存在於我們之中，他們是我們的一份子，我們不能再視若無睹，更不要再投以奇異的目光，正如電影曾經記錄了一名黑人小朋友，取笑他們的身體，那名極有智慧的法官反問他：「你能改變自己的膚色嗎？」何謂「完美」？導演走過一趟自我發現之旅，將簡單的道理變得有血有肉。

每個人都需要體驗「Nobody's Perfect」（沒有完美的人）的道理，可惜更多人只為了證明自己的「完美」而活在痛苦之中。

塞拉里昂難民之星

何謂難民？成長於七、八十年代的香港人應該不會感到陌生吧，新聞經常報道越南難民的最新人數，後來人數減少了，便報道難民營內的生活、越南人和香港人的衝突等，回歸後，香港人最關心聯合國難民公署欠我們的債。曾經是第一收容港的香港，好像在人道歷史之中消失，只剩下一堆無意義的數字，不可惜麼？我在《塞拉里昂難民之星》之中，便看到畿內亞這個更窮的非洲國家，讓受盡痛苦的塞拉里昂難民，找到臨時的棲身之所。畿內亞人在貧窮下仍雪中送炭，不正是世界社會中那個奉獻零錢的窮寡婦嗎？

雖然看了這套紀錄片，還是不能想像活在內戰時的塞拉里昂會是怎樣。從九二年到零二年，反政府軍到處破壞，在自由鎮大開殺戮，數以萬計的難民逃到畿內亞，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之中，一些難民以音樂撫慰顫抖的心靈，他們就是Refugee All Stars，在畿內亞的難民營之間巡迴演唱，音符所到之處，鼓舞沉重的雙足，他們的聲音好像穿破黑暗的晨光，預言黎明將至。有些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曾經說過，在集中營之中也有歡樂和遊戲，就好像紀錄片中的塞拉里昂難民，他們在結他和鼓聲之中，完全忘卻過去的悲痛，出神於舞動之中，他們手拉手，搖搖頭，晃動身軀，就好像重回伊甸園那樣。盼望，成為難民繼續活下去的理由。

請不要以為他們已忘卻痛苦，當結他的弦絲停止振動，鼓聲遠去，往往再次歷歷在目，當其中一位樂手講述自己的經歷時，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已的耳朵，他在叛軍的恐嚇下，親 手用木椿搗死自己的孩子，他左手的手指全被削去，左眼險被剜出，最後雖然保住性命，卻永遠活在夢魘之中。雖然後來塞拉里昂回復和平，Refugee All Stars也回到自己的國家，但他也不肯踏足故土一步。Black Nature在內戰中失去父母，在難民營中以饒舌歌唱出戰爭的不可理喻，後來回國後成為高材生。All Stars說：當兩隻大象打鬥時，受害的腳下的青草。戰爭製造難民，但有些人未必會戰爭的結束而終止難民的命運。有些人是暫時的難民，有些人卻是一生的難民。

聯合國難民公署的代表在放映前說，Refugee All Stars是成功的例子，讓難民回復正常的生活，但不要忘記，在All Stars背後，還有千千萬萬個活在痛苦中的人，有待我們的關懷。我承認，看一兩套難民電影不算得什麼，但看過電影的香港人都明白聯合國難民公署的人道精神，為香港曾經作過第一收容港而驕傲（我不知道聯合國難民公署是否還欠香港人的「債」，但看過窮寡婦的奉獻後，我們不要再作孤寒財主了。）

人生段落

走過人生的段落，又開始另一個段落，
曾經實實在在的忿怒過，
曾經實實在在的悲傷過，
曾經實實在在的怨恨過，
走過一個段落，
最後剩下來的，只有感謝。
將來或許會再忿怒，
將來或許會再悲傷，
將來或許會怨恨，
走過最後的一個段落，
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蒙古－軍事突出國

堺屋太一在《如果現在是歷史》中對蒙古的分析非常獨到，他說蒙古比希臘聰明，因為知道自己限制所在，所以無意充當世界領袖的角色，一直遵從「軍事突出」的祖訓，令蒙古帝國享有過百年的歷史。
他指出，蒙古帝不單在征服戰爭中取得勝利，還在政治方面顯出卓越的能力，馬可勃羅東遊，證明了蒙古統治下的帝國治安良好，歐亞大陸正受益於「蒙古的和平」。另外，蒙古自知經濟和文化上無任何優點可以向被征服的民族誇示，於是容許各民族繼續信奉自己的宗教，耶律楚材、長春真人和伊朗高僧都能自由講談佛教、道教和回教，其中「六字真言碑」最能反映蒙古寬容的宗教政策。

蒙古人雖然打通了歐亞貿易，為陸路經濟打好基礎，但蒙古人非常珍視樸實的生活模式，並沒多染指於漢人和阿拉伯人的貿易活動。堺屋太一總結說，「統治中國和伊朗的蒙古王朝，曾成為文化的需求者，卻未嘗試圖成為生產者。蒙古的主流派，很聰明地除了對軍事上的優越之外，對其他的事情都不感興趣。」

蒙古人並沒有以軍事力量強迫征服地域接受蒙古文化，摔角和蒙古服飾並未普及，但原來在十四世紀的時候，蒙古面容曾經是歐洲風尚。意大利畫家喬陶（Giotto Bondone）的聖芳濟壁畫，有很多蒙古人的特徵；而西恩那（Siena）的畫家也把聖者畫成蒙古人的模樣；俄羅斯貴族將雙腿弄成蒙古人的O字型。我們今日將「蒙古人」看為「黃禍」的始作俑者，和十四世紀歐洲人對蒙古人的印象，相去甚遠。

1400年前後的物質世界和貿易世界

羅伯特‧馬克斯在導論中質疑了西方興起的概念，然後在第一章，分析公元1400年前後在歷史的重要性，當時的世界，主要由兩個結構組成，「首先是大多數人賴以生存的物質和自然環境，那是一個絕對的農業世界；其次是把歐亞大陸大多數地區聯繫在一起的貿易網絡。」作者列舉了幾點有趣的數據，例如當時的人口只有大約3億5千萬人，而且80%是農民，最驚人的是，當時大多數人口的生活的土地，只佔地球陸地的7%（約425萬平方英里），而今天60億人之中，作然有70%的人，生活在那425萬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可想而言，現在人口密度是多麼驚人。

作者也介紹了氣候變化、人口密度、農業革命、游牧民族、野生動物、饑荒和流行病和農業文明的關係，他以黑死病作為例子，說明十五世紀的世界雖然劃分為不同的文明區，但貿易網絡已將歐洲和亞洲連繫在一起（作者說是全球化的開始）。引致黑死病的杆菌是中國西南部穴鼠的病毒，但如果過過跳蚤叮咬傳給人類，便會變成疫症，蒙古人征服中國後，將中國西南的穴鼠病毒，帶到大草原的老鼠，然後病毒沿貿易路線西進，傳到黑海岸邊的貿易城市卡法（Caffa），而意大利商人又從卡法將病毒帶至歐洲，使黑死病在歐洲擴散，令歐洲人口從8千萬下降至6000萬，即每四個人中，便有一人死於黑死病。本來，歐洲的死亡率可以低一點的，但歐洲當的房屋成為大黑鼠的溫床，而1300年開始氣候變冷，令鼠疫迅速傳播。

作者說，人類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自然環境之中，必須特別在意環境給人類活動所提供的機會施加的限制。黑死病可以說是文明發展的一次限制，但也可能是最後一次限制，從1400年開始，環境再不能限制人類文明，但當人類開始肆無忌憚地「發展」後，環境也不再限制人類的時候，我們最終會否自取滅亡？

現代世界的起源

當我對中一級同學，講解希臘－羅馬文明的起源時，不斷思考希臘文明對現代世界的重要性。尋根之旅是這樣的，現代世界深受工業化影響，而工業化起源於西方，歐美的現代文明始於文藝復興，而那個時期要復興的，是曾經失落過的希臘－羅馬文明，這樣追本溯源，拉近了希臘－羅馬文明和我們的距離。有人甚至宣稱，現代先進的文明是拜西方文明所賜，而一切優越性都藏在希臘－羅馬文明之中，所以我們要好好認識希臘－羅馬歷史，好像這些先進的基因能普及全世界。可是，真的是這樣嗎？

羅伯特‧馬克斯的《現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態的述說》便是要重新審視以上的說法，他認為歐洲根本沒有所謂的「興起」過，歐洲人也不要自以為是地，以為自己遺傳了超人的基因，可以傲視其他文明。作者說，歐洲的工業化只出於歷史的偶然，歐洲的生活模式影響了全世界也並非歐洲人的功勞。他從全球的角度，亞洲、歐洲和非洲的互動說明了以上觀點。我認為這本書值得我們細讀，從今天開始，我會逐章記下來和你們討論，希望彼此交流歷史研習的心得。

本書的第一章是〈西方的興起？〉，作者認為歐洲人安排世界的模式最終影響了全球，並非「進步」的結果，他甚至質疑應否以「進步」形容過去二百多年的發展。首先，作者認為世界上根本沒有嚴格劃分的歐洲和亞洲，歷史的進程更不受「國家」的疆域限制。另外，如果我們「迷信」歐洲的進步，便只會盲目抄襲歐洲人自稱的「進步」元素，例如自由市場或全球貿易。就好像獅子說當上百獸之王的秘密就是要捕獵，於是斑馬羚羊紛紛去捕獵，結果獵物不成，反而倒死。首先，獅子只是貓科動物，是否百獸之王，見仁見智；另外，吃肉不見得比吃草更優秀；最後，斑馬和羚羊都餓死後，獅子也會餓死。如果我們相信要有跟隨歐洲的發展才會進步，會否好像那改吃肉的斑馬和羚羊？

要研究歷史發展，作者提出了三個很重要的概念，包括歷史的偶然性（historical contingency）、偶然事件（accident）和歷史的偶合（conjuncture）。他認為歐洲主導了全球發展，並非不可避免的（inevitable），簡而言之，歐洲並非命中注定要控制全世界。科學兼歷史學家Karl Popper便大力反對歷史主義（Historicism），即歷史發展「必定」朝向某個方向，作者似乎呼應著Karl Popper的進路，指出西方（歐洲及美國）的工業化及後來的後展，只是歷史的偶然事件，例如英國座擁豐富的煤礦，明代中國大量需求白銀，氣候變化等等，其中並沒有任何單一因素，讓歐洲「必然」冒起，繼而影響全世界。作者語重心長地說：「世界本應是迥然不同的一副面孔。直到大約200年前，人類管理自身、促進人口增長的最佳方式還在亞洲、非洲、中東和美洲的地域廣袤的帝國。如果不是一系列的偶然性、偶然事件和歷史的偶合，我們也許還生活在一個農業帝國的世界中。」

由於歐洲模式的影響力只屬偶然，我們便有責任將所有歷史偶然因素都找出來，怎麼找呢？作者運用了很好的比喻：歷史學家好像在街燈下努力尋找丟失車匙的醉漢，當警官問他為什麼只在那裡找時，他說「因為這裡才有燈光」。不識盧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要認為歐洲歷史發展，單看歐洲（包括希臘－羅馬文明）並不足夠的，必須要從全球入手，把整個世界作為研究位。世界不是只有一個中心（無論是歐洲、美國、中國、日本或印度），而是多中心的（包括橫跨歐亞的幾大區域和美洲），而中心之間亦交織著不同的網絡，而網絡可能比中心更重要。

看見導言，我明白了近年的歷史書，都是朝著「全球史」的角度重新解釋歷史，例如《文明之網》和《食物的歷史》等書，我更明白許倬雲先生也是以全球史的方法，重新解釋中國歷史的發展。各位朋友，你們又有否讀過一些以「全球史」方法的好書呢？

克魯曼：下一個榮景

過去三十年，科技變遷和全球化等非個人因素，導致美國的所得分配愈來愈不平均，少數菁英大幅超越其餘的人口。共和黨選擇照顧那些新興菁英的利益，也許是因為儘管菁英只是少數，但他們提供大筆政治獻金的能力和意願卻足以彌補這個缺點。

有一些深厚的力量正逐漸削弱從雷根競選加州長以來保守主義運動採用的政治策略。

把1870年代重建期結束，到1930年代新政誕生的整段期間稱作「長鍍金時代」（the Long Gilded Age）。

根據多樣的學界研究，工會對大壓縮有兩大影響。第一，工會為會員大幅提高平均薪資：它們也相當程度間接提高同類勞工的薪資，即使他們並未加入工會，因為未成立工會的雇主也嘗試降低工會運動對其員工的吸引力。因此工會得以降低藍領勞工與經理等高薪員工的薪資差距。第二，工會可以縮小藍領勞工間的所得差距，因為它們為薪資最少的會員談判加薪，多於為薪資最高的會員。

小羅斯福痛斥財閥巨富的罪惡：我們必須對抗和平古老的敵人－企業與金融獨佔、投機、苛刻的銀行、階級對立、本位主義、發戰爭財。
他們已經開始把美國政府當成私人的附屬品。我們現在知道，財團控制的政府就好像暴民控制的政府一樣危險。
在我們歷史上，從未見過這些勢力如此團結一致地反對一個候選人。他們全都仇恨我－而我歡他們的仇恨。

羅斯福能夠克服選民先天的保守主義，主要歸功於歷史的意外。首先，1929至1933年的經濟災難，粉碎了舊菁英的信譽及意識形態，而1933年開始的復甦雖然不完全，卻為新政改革者建立起信譽。……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戰創造出政府必須大規模干預經濟的情勢，掃除對激進措施的疑慮。

所得較高的人較可能注意政治，較可能投票，超過中、低所得階層。其結果是，典型選民所得比一般人高很多，這也是政治人物設計政策時，會多考慮到較富裕階層的原因之一。

中產階級黑人把握住屋歧視降低的機會逃離貧民區，留下的黑人則受到階級與種族的雙重隔離。

種族政治的變化使保守主義運動得以捲土重來，其最終目標是扭轉新政的成就，贏得全國選舉－儘管它支持的政策對少數菁英有利，對中低所得美國人卻不利。
所謂「新保守主義」分子都年輕、急切，而且熟悉媒體。他們自認是挑戰既有體制的外來者。不過，他們都一開始有雄厚的資金奧援。

諷刺的是，超級強權的問題之一是，很難向它的公民解釋強權也有其極限。……不過，美國人卻很容易相信，威脅美國的人可以用武力加以消滅──任何呼籲節制的人輕則被說成軟弱，重則叛國。

新保守派可以追溯到兩個團體：以傅利曼為首的芝加哥經濟學家，他領導對抗凱恩斯經濟學；和以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為首的社會學家，以及反對大社會的《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雜誌。

Bill Gates走進酒吧，令酒家顧客的平均財富直線上升，但實際上他們並未因此而富裕。

美國以更長工時換取更多工資，婦女外出工作令家庭收入增加，但家庭生活卻更此變得更辛苦。

三十年前的人並沒有緬懷更早一輩的人的生活，但現在的人卻不斷緬懷三十年前的人的生活。

愈來愈多經濟學家支持體制與行為準則改變是今日不平等升高的主因，而不是技術傾向的科技變遷...其他先進國都都未出現類似美國的不平等升高。

《底特律條約》：美國汔車工人聯合會與通用汔車公司一九四九年達成的劃時代協議，通用汽車承諾美國汔車工人聯合會會員的薪資會跟隨生產力上升，通用也提供醫療與退休利，以交換工會的和平。

過去可能譴責主管領太高薪資的新聞媒體，現在卻歌功頌德他們的經營天才；過去領導平民控訴企業主管自肥的政治人物，現在卻奉承巴結政治捐獻的金主；過去走上街頭抗議主管坐領高紅利的工會，已經被多年的鎮壓打垮。

尼克森是轉型期的人物。雖然他使用許多保守主義運動有關的政治技巧，卻是一個務實主義者，而不像許多共和黨人是講意識形態。......雷根是第一個保守主義運動總統。

保守主義運動掌控共和黨的方式可以簡單歸結為：有一個右派的大陰謀。換句話說，有一大群緊密結合的機構，始終呼應一小群集體獎賞忠誠者和懲罰議者的人。這些機構提供服從的政治人物資源，以贏得選舉，或萬一失敗時的庇護，並在他們離開公職時給予有利可圖的生涯機會。

從傅利曼到雷根，逐漸教導共和黨人，政府就是問題，而不是解決之道。

錢可以買影響力，而隨著少數上層最富裕的美國人，因為科技變遷等造成不平等的力量而變得更富有，他們有錢到足以買下一個政黨。從這個觀點看，保守主義運動的崛起是不平等升高的副產品。......但我認為，必定還有其他因素在推動這個過程。......狂熱的反共主義者在保守主義運動找到同仇敵愾、能分享恐懼的人。對接受福利救濟的人感到激憤的人，發現有一個運動能讓他們的憎恨在政治上受到尊重。對必須應付工會感到忿怒的企業人士，發現有一個他們可以把忿怒轉為有效政治行動的運動。

中產階級美國人陷入一場老鼠賽跑中，不是因為他們貪婪或愚蠢，而是他們在愈來愈不平等的社會中想給孩子多一點機會。而且他們有理由擔心：壞的開始可能毀掉孩子過好生活的機會。

我崇信以限制極端富有與貧窮的體制基礎的相對平等社會。我崇信民主、民權和法治。所以我是自由主義者，而且引以為傲。

許倬雲談康雍乾

許倬雲先生提到，康雍乾三朝和文景武三朝的模式是相似的。因為他們都是守成之主，都要把開國君主創業時應時代而生的做法，漸漸變成一套治國理念。以康熙為例，他按照順治的方式，與民休息，獲得民心，正如漢文帝隨高祖的做法，無為而治，於是經過康熙一朝，國泰民安，再沒有人反對清人的統治了。

可是與民休息後，貪污問題變得嚴重，國庫亦因稅收不足而空虛，雍正便下定決心，如漢景帝一樣，收拾爛局，於是嚴刑峻法，整理吏治，打蒙古，拉西藏，治黃河，清貪污，積國庫，好不容易才替清政府留下一筆金錢。

於是，乾隆上場了，他和漢武帝一樣，都想做點事情，超越以前的君主，既然財政儲備充足，便放手一搏，南征北討，修四庫全書，文治武功，自詡「十全老人」，然後再修歷代帝王廟，表明自己不下於任何中國皇帝。乾隆和漢武帝一樣，特政府的錢大花特花，好為自己留下英名。

康雍乾是否模仿文景武？許倬雲先生認為不一定，是發展到這樣的情勢，就會有那個需求，有需康就有相同的做法。什麼情勢？什麼需求？什麼做法？同學可能要自己思考一下了。

康雍乾與盛世

花了很多時間，預備中二的最後一個課堂。很多歷史課程，只和學生探討清初出現盛世的原因，不外乎清初的高壓懷柔政策，又或是君主英明，無論怎樣探究，都假設了康雍乾三朝是個盛世。可是，清代要面對的，不再是西北的遊牧民族，而是從海路而來的西方力量，如果我們再將眼光囿於長城附近的疆域，便錯過了十五世紀以後，無論是鄭和下西洋或是達伽瑪繞過好望角後，東西方開始接觸與互動的形勢了。
為要學生理解康雍乾三朝的情況，我讓他們分析清初的版圖，人口數字和經濟數據，與歷朝比較，清初三帝的政績令人印象深刻，學生都大感讚嘆。

朝代	人口數字
581--600年(隋開皇中)	約4450萬人
740年(唐開元二十八年)	4844萬人
1080年(北宋元豐三年)	3330萬人
1290年(元至元二十七年)	5883萬人
1403年(明永樂元年)	6659萬人
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	2034萬人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	31049萬人

其實不只學生，連啟蒙運動時期的思想家也很佩服中國的成就，我也讓學生讀讀伏爾泰和狄德羅的說話，雖然他們不大認識兩位思想家，但當他們讀到伏爾泰說「我們不能像中國人一樣，真是大不幸」，和狄德羅說「中國民族，其歷史的悠久、文化、藝術、智慧、政治、哲學的趣味，無不在所有民族之上」時，他們的心裡也不免沾沾自喜。我問他們是否同意兩位歐洲哲人的看法，逸正大表贊同，並認為文字獄等高壓政策，並不影響他對康雍乾三朝盛世的評價。我再問同學，兩位哲人的話全面及可信嗎？卓佳便說不可信，因為他們未在中國生活過，並不了解中國。我解釋，他們的目的並不是讚美中國，而是借中國批評歐洲。

歐洲真的很差嗎？我讓學生分析1700至1952年世界主要國家的經濟數據，他們發現1820年以後，中國急促下跌，而美國和歐洲卻超越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究竟發生什麼事情？學生重溫中國的人口數字，認為中國人口太多，土地不足，導致經濟崩潰，畢竟中國人口突破三億大關，始於清朝，是歷代所未見的。

還有很多解釋，包括西方工業革命後的殖民擴張，中國社會和經濟停滯不前，甚或是鴉片毒害中國人的身心，這些都是同學下一個學年要處理的問題，但我特別指出一點，就是當我們不斷強調盛世是屬於「清朝」的時候，歐洲的啟蒙運動，便借助幻想出來的中國，批評歐洲的政治和宗教捆綁，切斷歐洲和某一機構（如教會）或某一皇朝的連結，歐洲是歐洲人的歐洲，不是教會的歐洲，更不是君主的歐洲，也不是任何黨的歐洲，啟蒙運動致力建立的，是一套管治制度。綜觀中國歷史，我們的「盛世」都屬於某些英明君主和某些強勢朝代，究竟中國人的繁榮和穩定，是否只能寄望那些搖搖欲墜的人和事？還是我們從中國歷史之中吸取了教訓，拒絕人治，知道只有建立制度，可能走上安定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