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魯曼：下一個榮景

過去三十年，科技變遷和全球化等非個人因素，導致美國的所得分配愈來愈不平均，少數菁英大幅超越其餘的人口。共和黨選擇照顧那些新興菁英的利益，也許是因為儘管菁英只是少數，但他們提供大筆政治獻金的能力和意願卻足以彌補這個缺點。

有一些深厚的力量正逐漸削弱從雷根競選加州長以來保守主義運動採用的政治策略。

把1870年代重建期結束，到1930年代新政誕生的整段期間稱作「長鍍金時代」（the Long Gilded Age）。

根據多樣的學界研究，工會對大壓縮有兩大影響。第一，工會為會員大幅提高平均薪資：它們也相當程度間接提高同類勞工的薪資，即使他們並未加入工會，因為未成立工會的雇主也嘗試降低工會運動對其員工的吸引力。因此工會得以降低藍領勞工與經理等高薪員工的薪資差距。第二，工會可以縮小藍領勞工間的所得差距，因為它們為薪資最少的會員談判加薪，多於為薪資最高的會員。

小羅斯福痛斥財閥巨富的罪惡：我們必須對抗和平古老的敵人－企業與金融獨佔、投機、苛刻的銀行、階級對立、本位主義、發戰爭財。
他們已經開始把美國政府當成私人的附屬品。我們現在知道，財團控制的政府就好像暴民控制的政府一樣危險。
在我們歷史上，從未見過這些勢力如此團結一致地反對一個候選人。他們全都仇恨我－而我歡他們的仇恨。

羅斯福能夠克服選民先天的保守主義，主要歸功於歷史的意外。首先，1929至1933年的經濟災難，粉碎了舊菁英的信譽及意識形態，而1933年開始的復甦雖然不完全，卻為新政改革者建立起信譽。……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戰創造出政府必須大規模干預經濟的情勢，掃除對激進措施的疑慮。

所得較高的人較可能注意政治，較可能投票，超過中、低所得階層。其結果是，典型選民所得比一般人高很多，這也是政治人物設計政策時，會多考慮到較富裕階層的原因之一。

中產階級黑人把握住屋歧視降低的機會逃離貧民區，留下的黑人則受到階級與種族的雙重隔離。

種族政治的變化使保守主義運動得以捲土重來，其最終目標是扭轉新政的成就，贏得全國選舉－儘管它支持的政策對少數菁英有利，對中低所得美國人卻不利。
所謂「新保守主義」分子都年輕、急切，而且熟悉媒體。他們自認是挑戰既有體制的外來者。不過，他們都一開始有雄厚的資金奧援。

諷刺的是，超級強權的問題之一是，很難向它的公民解釋強權也有其極限。……不過，美國人卻很容易相信，威脅美國的人可以用武力加以消滅──任何呼籲節制的人輕則被說成軟弱，重則叛國。

新保守派可以追溯到兩個團體：以傅利曼為首的芝加哥經濟學家，他領導對抗凱恩斯經濟學；和以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為首的社會學家，以及反對大社會的《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雜誌。

Bill Gates走進酒吧，令酒家顧客的平均財富直線上升，但實際上他們並未因此而富裕。

美國以更長工時換取更多工資，婦女外出工作令家庭收入增加，但家庭生活卻更此變得更辛苦。

三十年前的人並沒有緬懷更早一輩的人的生活，但現在的人卻不斷緬懷三十年前的人的生活。

愈來愈多經濟學家支持體制與行為準則改變是今日不平等升高的主因，而不是技術傾向的科技變遷...其他先進國都都未出現類似美國的不平等升高。

《底特律條約》：美國汔車工人聯合會與通用汔車公司一九四九年達成的劃時代協議，通用汽車承諾美國汔車工人聯合會會員的薪資會跟隨生產力上升，通用也提供醫療與退休利，以交換工會的和平。

過去可能譴責主管領太高薪資的新聞媒體，現在卻歌功頌德他們的經營天才；過去領導平民控訴企業主管自肥的政治人物，現在卻奉承巴結政治捐獻的金主；過去走上街頭抗議主管坐領高紅利的工會，已經被多年的鎮壓打垮。

尼克森是轉型期的人物。雖然他使用許多保守主義運動有關的政治技巧，卻是一個務實主義者，而不像許多共和黨人是講意識形態。......雷根是第一個保守主義運動總統。

保守主義運動掌控共和黨的方式可以簡單歸結為：有一個右派的大陰謀。換句話說，有一大群緊密結合的機構，始終呼應一小群集體獎賞忠誠者和懲罰議者的人。這些機構提供服從的政治人物資源，以贏得選舉，或萬一失敗時的庇護，並在他們離開公職時給予有利可圖的生涯機會。

從傅利曼到雷根，逐漸教導共和黨人，政府就是問題，而不是解決之道。

錢可以買影響力，而隨著少數上層最富裕的美國人，因為科技變遷等造成不平等的力量而變得更富有，他們有錢到足以買下一個政黨。從這個觀點看，保守主義運動的崛起是不平等升高的副產品。......但我認為，必定還有其他因素在推動這個過程。......狂熱的反共主義者在保守主義運動找到同仇敵愾、能分享恐懼的人。對接受福利救濟的人感到激憤的人，發現有一個運動能讓他們的憎恨在政治上受到尊重。對必須應付工會感到忿怒的企業人士，發現有一個他們可以把忿怒轉為有效政治行動的運動。

中產階級美國人陷入一場老鼠賽跑中，不是因為他們貪婪或愚蠢，而是他們在愈來愈不平等的社會中想給孩子多一點機會。而且他們有理由擔心：壞的開始可能毀掉孩子過好生活的機會。

我崇信以限制極端富有與貧窮的體制基礎的相對平等社會。我崇信民主、民權和法治。所以我是自由主義者，而且引以為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