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讀費孝通的《鄉土中國》，是讀大學的時候，該書是指定的參考書，上歷史社會學課程的學生必定讀過。不過，內容水過鴨背，只記得費孝通是個大師，打通了人類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的隔膜。
這兩年多做了香港農村的口述歷史，發現「鄉土」是香港文化的寶庫，也驚覺談論香港鄉土價值的著作有如鳳毛麟角，讀許舒、華琛、華若璧和科大衛等學者的作品，當然會得到一些關於新界村落的印象，但他們談論的鄉土社會早於八十年代隨著新界都市化而消失。華琛和華若璧在《鄉土香港》也承認了這個情況，所以新界的農村是碩果僅存、仍然保存著鄉土性的香港地方。
經典之所以會重讀，就是經典有其跨越時空的參考價值。重讀《鄉土中國》，使我明白了馬屎埔農村的概況。關於馬屎埔成村的歷史，我一直想著幾個問題：
1. 為何馬屎埔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成為聚居的地方？
2. 為何馬屎埔的農民，缺乏一種地緣性的身份認同？
從地理環境和歷史資料中，已大概能解答第一個問題。首先，馬屎埔的梧桐河經常氾濫，不宜寓居，只適合種植稻米，這從龍躍頭鄧族長輩的口述歷史中，已得到證實。此外，從文獻資料可見，粉嶺是英國在新界東北的政治中心，法院、軍營、警署等殖民地權力機關，都落腳於粉嶺。馬屎埔以北便是軍地，所以村民所說馬屎埔原為英軍牧馬的草場，也有其根據。
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華南移民為何又會選擇馬屎埔作為定居點？其實，從村民的口述歷史得知，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已開始有人在馬屎埔定居，而定居者不乏巨富商賈，從馬屎埔西村賴族的一系列建築物如「親親堂」和「蔭園」可見民國年代鄉村士紳的足跡。其實，毗鄰馬屎埔的安樂村早於一九二十年代便成為別具一格的園林別墅集中地，這從李熙瑜先生的《尋蟲記》也可見一斑，至於馬屎埔和安樂村的關係，仍有待研究，但現時仍有馬屎埔的村民說自己是從安樂村那邊遷居過來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內地的政治運動，使馬屎埔從人煙疏落的農村到萬家燈火的糧倉，大部份村民都說自己是靠著親戚的關係才搬到馬屎埔，當中包括了來自南海華遠的區氏姓族。雖然如此，村民之間並未建立起血緣和地緣的認同。馬屎埔的村落形態，很接近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對農村的描述：
一、每家所耕的農地面積小，住宅和農田不會距離得太遠，所以能聚族而居；
二、為了解決水利和村路的基本需要，聚族而居的話，合作起來比較方便；
三、聚居可以解決治安問題，守望相助。
然而，這都是很現實的生活問題，他們並不需要任何常設的組織處理生活問題，再加上種菜需要大量的時間和勞力，菜農根本難以抽出時間搞行政組織。正如費孝通所說：「在一個安居的鄉土社會，每個人可以在土地上自食其力的生活時，只在偶然的和臨時的非常狀態中才感覺到伙伴的需要。在他們，和別人發生關係是後起和次要的，而且他們在不同的場合下需要著不同程度的結合，並不顯著的需要一個經常的和廣被的團體。」（頁18）所以，當我問村民為何沒有廟會和共同祭祠活動的時候，最多的答案是「邊得閒吖」。
那麼，為何同樣是農民的本地族群卻能建立祠堂和神廟等宗族組織？費孝通在《鄉土重建》中也給我一些啟示。費孝通早在一九四八年的時候，便指出市鎮（也可理解為墟市）夾在都會與鄉村之間，不斷抽取著農村的養份。他指出：「市鎮上這些不事生產的地主們，在享樂一道上是素有訓練的。他們把從鄉村搜來的農產品送入都會，換得了洋貨自己消費了。鄉村裡的老百姓本來靠手工業貼補的，現在這項收入沒有了，生活自然更貧窮了。他們不能不早日出售農產物，不能不借貨，不能不當東西，結果不能不賣地。從與日俱增的地租、利息使他們每年留在鄉村裡自己消費的產物一天減少一天，大批無償的向市鎮裡輸送。在市鎮裡一過手，送入都會。市鎮裡的地主的享受增加了，但是鄉村的血液却漸形枯竭。」（頁20）祠堂和廟宇除了供村民祭祠外，還有融資、分派利息等財政功能，對於收納地租的本地族群而言，如何分配從地租收入是祠堂的重要任務，而戰後南來的農民，他們既沒有財政分配的需要，可要面對生產的壓力，共同祭祀只是費時失事的活動，所以，馬屎埔的村民大部份都過著「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生活。由於缺乏祠堂和廟會等血緣及地緣組織，馬屎埔的村民亦難於建立社群認同，當他們面對著來自都市及市鎮的組織（不管是政府或是議會），他們都有強烈的孤單及無力感。
重讀費孝通的《鄉土重建》，有些話仍然鏗鏘：「在中國的過去和現在，鄉村和都市（包括傳統的市鎮和現代的都會）是相尅的。所謂相尅，也只是依一方面說，就是都市尅鄉村，鄉村則在供奉都市。……在這情形下，鄉村沒有了都市是件幸事，都市却絕不能沒有鄉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