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調的最後一天

借調一年，時間沒有白過，與不同的學校嘗試了「另類」的歷史教育，也和更多老師及教育局的同事分享我對教育的理念，其實，志同道合的人很多，但苦於在學校制度內孤軍作戰，希望日後能與有心人裡應外合，讓教育發揮影響力，在社會產生改變的能量。

今年，我第一次要求學生做文字轉譯（transcription），要中二的學生把四十五分鐘的訪談轉譯為文字，難度很高，最大的問題是，原來很多學生都不會電腦打字，他們的打字技巧，只限於手機的筆劃輸入法，於是，他們花了差不多兩個月，才能把譯稿完成。我也根據學生的文字譯稿，寫成一份農村歷史的中期報告，分別從農村的名字、河水與井水、農棚與家園、去或留等向度，探討人和土地的關係。希望明年能邀請更多村民與學生訪談，令口述歷史呈現更多元的土地人情面貌。

另外，我亦和一所將軍澳中學修讀歷史的高中學生，完成了一次調景嶺的歷史研習，我們從歷史檔案開始搜集文獻，然後進行田野考察，參觀舊調景嶺警署和魔鬼山碉堡，到訪問昔日的調景嶺居民。學生對調景嶺的理解完全不同，運用人文地理學的概念，可以說學生對調景嶺產生了地方感和社區感。學生雖然沒有詳盡的報告，但在活動感想中都表達了「發展」的質疑。一些住在觀塘和土瓜灣的同學立刻聯想到「舊區重建」對自身生活的影響。參考外國文獻，口述歷史與地方意識（place consciousness）是鄉村教育（rural education）的重點，但作為一個高度都市化的城市，香港的城鄉分界並不明顯，但這代表香港不需要地方意識教育嗎？又或者說，地方教育對於高速流轉的現代社會如何產生作用？

走進口述歷史的研究，就像置身迷宮，生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生命大河的匯流，也是千絲萬縷的連結，傾聽一個人的生命故事，便明白到自己一直置身生命之網。因為走入農村，所以認識了社工雲姑娘，因為雲姑娘，所以有機會從明哥明嫂聽到客家山歌，一段段客家山歌，又唱出了客家人南來香港落地生根的歷史。很多教師都視口述歷史為教學法的創新，訪談、搜集資料、背景知識等等，都好像是歷史技能的訓練，不過，當你直視一個「人」（通常是老人家），而他又毫無保留地將自己的故事細訴，所有的「技巧」都不再重要，那個眼前的「人」便成為了關懷的對象。印象最深的，是S學校的中四學生，他們在開始的時候，還以為中國有個地方叫「客家」，所以有「客家人」，後來經過資料搜集、訪談、聽講座，他們發現自己的父親或母親都有客家淵源，最感動的，是有些同學說自己變得更關心自己的「家鄉語言」。他們真的用了「家鄉」形容父親、母親出生地的語言，有海南島、有河源，也有湖南。這個家鄉，就是我們安身立命的根。學歷史，並不是要研究別人的事件，而是從別人的生命故事中感悟到自己與生命之網的連繫。

我一直覺得，歷史教師，能夠邀請學生進入這個歷史之網，已經是最大的成就。而這一年，我能夠在更多的學校分享口述歷史的教學經驗，實在要感謝每一位校內校外的同路人。

我這一年的工作間

關於「街舞」的幾個片段

《狂舞派》好看，不在於橋段情節，而是一份親切感，身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也努力向土地躬身，但近幾年，總覺得自己和香港越來越遠，不是我走遠了，而是香港變得很陌生。我說不出那種陌生感，直至我在《狂舞派》看到那個我熟悉的香港，我才明白，香港變得陌生，是因為回歸以後，社會不講理念，人窮得只剩下錢，年輕人的青春被偷竊，功利和效益蠶食人心。

我不會跳舞，但卻愛看人跳街舞。還記得四年前來了一位會考班的重讀生，他名叫家豪，不愛說話，後來從同學口中知道他最愛跳街舞，就在旅行日帶支結他，為他伴奏，同學看到他單手倒立轉圈，都尖叫喝采。舞蹈是一種身體語言，在音樂下舒展，自由自主的表現，大家都渴望體驗這種肉身的解放。

談起街舞，大家可能只記得《舞出真我》（Step Up），我也曾經在通識週會放映這部電影，討論年青人的自尊感和身份認同，但要數第一部帶學生看的街舞電影，應該是零六年的《舞出色》（Take the lead）。那時候，粉嶺戲院會放映一些二輪歐美電影，和學生在鄉村戲院看「街舞」電影，除了令我感到年青的活力，也在「活化」古老的鄉村戲院。零九年以後，樓價急升，粉嶺戲院也變成地產項目，人去樓空，有待發展，如果可以選擇的話，我希望可以再帶學生到粉嶺戲院看《狂舞派》。

去年優人神鼓來香港表演，我在文化中心外徘徊時，碰巧看到街舞PK賽，那一刻，很後悔買了優人神鼓的門票，即使後來進場看表演，也心不在焉，散場後又趕到場外繼續看街舞PK賽。印像最深刻的，是一位叫Taki的舞者，面對勁敵，臨危不亂，當直升機在夜空飛過，她抬頭望天，然後張開雙手，配合音樂旋律，作拉弓狀，嘭的一聲，身後的年青人「嘩」了出來，紛紛解話：「寸佢打飛機呀！」我呆了，在豐富的肢體語言下，我只是個小學生，幸好有年青人為我翻譯。後來，我在荃灣的天橋看到Taki，她拉著旅行箱擺檔賣衫，這大概是她為了尋夢所付的代價吧，我打從心底裡佩服她的勇氣。

青春，不是年輕人的專利；青春，是一種生活態度。《狂舞派》就像為這個極速衰老的香港，注入春青的活力。但願《狂舞派》能夠喚回香港青春的記憶，更多人願意為夢想而付代價。

後話：我特地帶孩子看《狂舞派》，孩子說，這是今年最好看的電影。社會有夢想，才不會辜負年青人的青春，如果將來的年輕人要離開香港才能追尋夢想的話，我們便知道香港有多老了。

從口述歷史到鄉土教育

每次要寫點什麼都很猶疑，總要把要寫的東西在內心翻來覆去，想想有什麼錯漏，然後誠惶誠恐敲打鍵盤，不過我知道，這樣在意寫出來的東西，對一個將要做行動研習的人而言，是心理障礙。行動的目的，是要為理想的社會付出，希望帶來改變，每日的行動已經佔去了不少時間，但是然有反思的行動很容易變為躁動，reflection-in-action, reflection-on-action, reflection-for-action，聽起來易懂，但真正實踐起來，很多時候都是一些未編碼和經驗和直覺，但研究這回事，很重視資料（data），所以每天都應該為日後留一下反思札記。其實，這個網誌也確實替我留下了不少行動軌跡，從梧桐河的跑者到華山的耕者，從口述歷史作為創新的教學法，到口述歷史成為批判教育學的實踐，這個網誌記錄了這段心路歷程。

過去幾年，不斷反思口述歷史的教學問題，寫的文章也圍繞著口述歷史，這半年，很想再擴大研究範圍，希望在香港這個處境下談論鄉土教育。我也知道要在香港這個高度都市化的城市談鄉土教育，就像移花接木，香港城鄉難分，怎能跟城鄉分別的台灣相比呢？我也明白，曾經象徵著鄉土教育的村校已經衰落，但我反而覺得，在今日香港再談論鄉土教育，是一種現代化的調適（我本來想用「後現代」這個字眼）。當植根於土地和社群的鄉土教育消失後，我們同時也失去了社群認同的教育、可持續發展的教育、生命教育、自主學習等等，因為現代學校就是一種舶來品，先將學子從他生活的場景抽離，有些學生在學校的時間比在家的時間還要長，於是乎，社會的教育資源被抽乾，學校又壟斷了社會的教育資源，就像施過化肥的田種了一棵超大的蔬菜，但蔬菜貪得無厭，土地又變得越來越貧瘠，更依賴化肥。如此惡性循環下，學校和社會同時失去了教育的能力，難怪教育學者伊萬．伊利奇提出「非學校化社會」，希望「醫治」一下教育的失效。

其實，我帶學生走到香港僅餘的農村、與學生學習耕種，都是一種行動，希望重尋社會的教育資源，不是我可以教學生什麼，而是學生能夠學到什麼。教書十三年，經常碰到這樣的一個問題：點樣教學生先肯學。這是個錯誤的問題，馬生下來會跑、鳥生來來會飛，人生下來就會學習。如果學生失去學習的興趣和能力，是我們「製造」出來的，這是果，不是因。於是，教學對我來說，就是真誠地和學生一起生活，我也要認認真真檢視自己的生活。只要教學植根於教師的真實生活，學生便會「自然」地學習。這也解釋了我為什麼要辭職，我希望自己的生活經驗成為教學的寶庫，讓我的生活和土地、和社群融為一體。因為口述歷史教學，我意識到「地方」的存在，因為意識到「地方」的珍貴，我看到了「鄉土」，我也希望學生能夠從別人的故事中，看到生命故事的可能。

我不知我最終會走到哪裡，也不知香港最後會變成怎樣。說實話，回歸十多年，香港給我的感覺已經越來越陌生，走這一步，只是希望用自己微小的力量，找回那個生活多元、「你有你賺錢，我有我耕田」的社會。

立秋詠楝

對苦楝樹，有一種特別的感情，最初並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在一排分隔行車道的重陽木之中，佇立著一棵肅穆的大樹，樹冠蓋天，後來看到滿樹的金鈴子，才按圖索驥，找到他的名字。苦楝，俗稱森樹，苦楝之苦，來自果實，因果實金黃，又稱金鈴子，有毒，但可製成中藥。楝與練同音，《本草綱目》說楝葉可以練物，故謂之楝。在華南，楝樹也代表著鄉愁，在黃春明的筆下，楝樹出現的地方，都令人思念故鄉。於是，在這個立秋之際，寫詩一首，送給農地上的苦楝樹。

你的靜默　聆聽我內心的吶喊

你的安份　撫慰我靈魂的躁動

你將金鈴子掛在寒冬的夜空

你紫色的碎花　是春天的落霞

你以綠葉　包裹夏陽的熾熱

擺一擺手　揮落黃葉　迎接初秋

你一眨眼　日夜交替

你看四時如一日

孤高而溫柔

無人為你澆水

你卻從不枯渴

你的根探進泥土深處

繞過頑石　伸向一顆顫動的心

教出來的無知

回想去年七月，我不斷問自己，我如何理解新界東北的「發展」問題？理解以後，我又可以做些什麼？對於這片土地，我又有什麼期許？我個人又能夠承擔多少？這些都是很抽象的問題，直至上水的一斗地出現在我眼前。

連我也為自己的「無知」感到驚訝，望著綠油油的菜田，我竟然喊不出蔬菜的名字，那些都是我每天送到肚子裡的東西，和我的身體有著親密的關係，但在菜田上與作物相遇，我和他們彷如陌路，多令人難堪。尤其可恨的是，雖然我對「東北發展」有自己的立場，但這個立場卻因我對農業的無知而顯得貧乏空洞，時間太緊迫了，我再沒有「慢慢來」的時間，我唯一的選擇，就是努力在這一斗地學習，也向土地上的生命學習。在立場之外，尋找在地的理解，弄清來龍去脈，將糾結的情感、落空的願望、對抗的聲音放回歷史的脈絡之中，然後讓這片土地親自開口說話。

當我嘗試理解土地承載的知識和農人的智慧時，也開始尋找自己「無知」的源頭。身為教師，我嘗試從教育系統開始審視。課程學者Eisner說，學校運用三種課程影響學生，分別是正規課程、潛在課程和空無課程。空無課程即是學校沒有教的東西，無知是「教」出來的。不是嗎？上星期我帶學生到電影資料館看李晨風導演於一九六零年拍攝的《人海孤鴻》，電影第一幕就是學生拿著鋤頭在校園開田種菜，後來阿三（李小龍飾）也幫手種白菜。潘建忠老師在回憶錄《新村的故事》中也提到，學校會教學生種菜等農業知識。我小學時讀自然科，也讀到「牛耕田，馬拉車，羊兒剪毛叫咩咩」的課文。只不過幾十年的光景，農業知識幾乎在學校消聲匿跡。地理科雖然保留了一些與農業相關的單元，但那些「知識」卻來自現代工業化農業體系，華南小農完全消音。今時今日，農業竟然成為了香港社會的「敏感詞」，屯門廣場的城鄉生活展覽被終止，多麼諷刺。

許寶強老師的文章說，「本土」的精簡定義是「與被壓迫的袓先相認」。我打從心底裡感到震撼。鄉土，曾幾何時是中國人的夢魘，卻是現代社會的「失樂園」。與祖先相認，最好的莫過於從自己的姓氏開始。然而，「朱」這個姓為我帶來不少尷尬場面，小時候的花名都必然跟「豬」有關，後來父親為了安慰我的弱小心靈，說姓「朱」的人都是皇帝子孫，可是人漸大，知道更多明朝皇帝的荒唐事，更覺得這個姓氏有點原罪的味道，是專制皇朝的代名詞，每次教明朝歷史，都為朱元璋和朱棣等皇帝的專制殘暴感到氣憤。我沒有興趣知道這些明朝的皇帝是否我的祖先，「朱」這個姓氏並未讓我與祖先相認。在這一斗我彎下腰，面朝黃土背朝天，我突然感到血脈沸騰，這是很原始的姿勢，專注土地上的一切。有什麼可以採集？有什麼可以吃？我可以做什麼也讓親人吃得飽？這是從石器時代一路走來人類不斷思索的問題，最原始也原現實。於是，在新界的農村之中，我找到了我的祖先，我的祖先不是任何個人，而是一種扎根於土地、受著現代化壓迫的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費孝通形容這種鄉土生活是「匱乏經濟」，但在文明快要走到盡頭的時候，鄉土生活卻是現代人的救贖，未來的出路。

香港不只有一個商城故事，還有很多鄉土故事，這些故事包含著土地的知識和農人的智慧，但這些故事已經在學校消失了，然後被社會淡忘，最後隨著香港最後的農耕社群集體遷移而永久失落。黃武雄在《學校在窗外》如此說，教育是經驗的承傳，讓孩子在知識的宇宙中、歷史的脈絡中跟人類產生連結。政府發表「強化版東北發展大綱」，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永遠無法修補的文化裂縫。在尋找鄉土的過程中，我就如在冥界尋找母親，尋到了，母親跟著我的身後，小心翼翼跟我向前走，但我心中念念不忘天神的告誡，在離開冥界前不可向後望，否則母親將化為輕煙。

現代不知誰是「客」

早陣子有幾位客家老人在坪洋公立學校演唱客家婚嫁歌，經雲姑娘安排，學生將會在七月底與老人家做口述歷史。做口述歷史之先，必先搜集背景資料，我們知道何謂「客家人」嗎？我問學生，你們有誰是客家人？一個女孩把手舉到半高，很猶疑。我問，你來自哪裡？她說，爺爺嫲嫲住在坪輋，說客家話，但我不會講。有學生問，客家人不是來自「客家」嗎？中國不是有個叫「客家」的地方嗎？其實，對於本地族群，我們都是一知半解，新界原居民包括本地姓族及客家人，但「本地人」和「客家人」有什麼分別？如果「客家人」不屬於本地，為何又算是「原居民」？為了令口述歷史研習更具深度，我們四出搜羅關於新界客家歷史的資料。

自清朝一六六九年廢除遷界令後，朝廷鼓勵各地人士前往廣東開田闢地，但願意南來的人不多，只有刻苦耐勞的客家人願意來到廣東，其中有部份落腳在新界。不過，由於本地族群的「圍頭話」與「客家語」在口音上有別，本地族群並未歡迎「客家人」南來，更認為「客家人」非我族類，把他們排斥至山腳偏遠之地。直至一九五零年代，香港大學教授羅香林遷居到粉嶺崇謙堂後，展開客家本源的研究，認為「客家人」來自山東及黃河流域一帶，是真正的中原人。可是，這個研究又挑起了另一個爭端，如果「客家人」是真正的中原人，那麼其他住在廣東的族群就不是「真正」的中原人嗎？ 羅香林教授的研究不單沒有化解本地／客族的族群矛盾，更造成另一種爭拗。

繼續尋找資料後，發現很多新界的地名，都保留了客家話的特色。就以「種地」為例，我一直以為，「耕田」和「種地」是同義詞，直至我讀到劉義章教授編輯的《香港客家》，才知道「耕田」是指用水灌田種稻米，多在水源充足的平地，所以本地族群多耕田。「種地」則是燒草燒木的旱種，多在山邊，「種」即是「火種」，被火燒過的山地梯田稱為「輋」，是客家人採用的耕種方法。我在書中也看到了一篇研究香港客家話的文章，於是冒昧地致電給作者劉鎮發教授求教，怎知劉教授一口答應，並向我詳細講解了新界「圍頭人」與「客家人」的歷史。

劉教授說，「本地人」的說法根本是誤導，「圍頭人」和「客家人」都來自山東黃河流域，只不過南來的時間和路徑不同，先來的「圍頭人」成為「本地」，遲來的便做了「客人」。劉教授是客家人，卻能講流利的「圍頭話」和「客家話」，更會說德語。他說，五十年前，「客家話」還是新界市場買賣的共通語言（lingua franca），但在短短五十年間，只有年過四十的客家人才能講流利的客家話，他預計再過五十年客家話將會在香港消失。聽到這裡，我立刻想到《生命的尋路人》的段落：「在當今七千種還在使用的語言中，有整整一半的語言並未傳給下一代。……平均每十四天就有一位老人死去，一種古老語言的最後幾個音節也跟著他／她進入墳裡。這件事意味著，在一兩個世代之內，我們將會目睹整整半數的人類社會、文化和智慧遺產消失殆盡。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看不見的真相。」原來，這些語言的滅絕，已在我們身邊的族群中悄然展開，然後，緊隨著語言之後，便是農村的鄉土文化。

認識了新界客家話的歷史後，本來對於「客家人」無可無不可的同學開始紛紛討論：我阿媽係客家人，咁我算唔算係客家人？我阿爸識講客家話，咁我又係唔係客家人？原來八個同學中，有一半與客家有淵源，歷史改變了他們對客家身份的態度和客家文化的關懷。新界這片土地，不斷有人寓居，有早來的、也有遲來的，在歷史之中，他們雖然方言各異、耕種方式不同，但有一件事情是一致的，就是把這片山河之間的平原視為自己的家鄉，在土地上彎下身子，讓歷史在其背上無情地走過。

衣服的文化意涵

不知從什麼開始，生活被簡化成膚淺的外觀和物質享受。食物只為肚腹，吃飽了不再過問為何要如此速食；衣服只為美觀保暖，遮著身體卻不理解為何要如此覆蓋。和學生一起到上環跟靳青青老師學造衫，沒有尺規沒有電腦只有最基本的針線衣布，大家一起想像傳統的民間以最簡單的工具製造最貼身的衣服，製造的過程又不會浪費一分衣布，衣服又能隨著身體漸長而隨時調校，這就是文化的體現。看著靳老師拿起粗線在學生頸項圍了一圈，然後對折兩次，在簡稱五幅裁（五塊叠起的一尺小布）上畫個小正方，再以粗線量度學生的胸脯，同樣兩次對折，在五幅裁上畫個大正方。一大一小的兩個正方，就是身體最大和最小的圓周（胸圍和頸圍），老師就像變魔法一樣，把長方形的衣布變成有領有袖的長衫。

靳青青老師拿著長衫說，中國的衣服有很多文化意涵，圓衣領方衣腳，代表了天圓地方的宇宙概念，穿一件衣服，就是披戴著天地在身體之上。衣脊的縫合位跟脊柱成一直線，暗示做人要中直（忠忠直直）。寬闊的衣襟，既可隨著身體成長而讓穿者調校，另一方面也提醒穿衣的人要有胸襟。然後，靳老師教我們兩個基本的針步，把五幅裁縫合。首先，把衣背的兩幅布用單線捲縫，再縫合衣袖和腋下的衣布。然後，慢慢打開五幅裁，燙平衣服，再以平針步為縫合位化妝，很簡單的兩個針步，便令手作長衫有天衣無縫的錯覺。拿著針線，渾然忘我，銀針雖輕，卻承載著傳統文化的重量，針線在衣布間穿梭，我彷彿回到了那個還沒有被科技文明支配的社會，口中所食身上所穿，都用兩手創造，歷史活在每個人的生活之中，代代相傳，慢慢演替，每個人都是自己生活的魔法師，但這種魔法在那個時代卻又太過尋常，就像河水一樣在乾涸以後才發現一切已經遠去，幾十年的時間把數千年的文化遺產深深埋沒，尋找像一趟考古挖掘，到指頭發麻才看到點點水痕。

什麼時候我們要把衣服束進褲頭？我猜想，那是馬背上的人不想衣腳阻礙策馬揚鞭，才把衣腳束進褲頭，但現在卻認為這樣才是整齊有禮。其實，束起的衣腳壓著肚子，沾滿汗濕，一點也不舒適。兩小時過去了，大部份學生都把五幅裁縫合，他們縫合了衣布，也縫合了傳統與現代的斷裂。看到學生穿上長衫褀袍，就像看到傳統文化活現眼前。穿上長衫和褀袍的學生有了氣度，在炎熱的夏天寬鬆的衣服更帶來陣陣涼意。從這一天開始，我又多了一個願望，除了種自己的食物，還能造自己的衣衫。

老師講解衣服的文化意涵

學生開始縫合衣布

預備五幅量裁

剪成了長衫的模樣

我在尋找

收到朋友給我的永續課程簡介，九天的花蓮台東學習旅程，收費約一萬元，學費太貴，負擔不起，順著宣傳海報看下去，看到「楊儒門」的名字，恰巧就是我在讀的《江湖在哪裡》的主角，他為了替台灣米農出一口氣，讓政府關心台灣農業的消亡，拿著炸彈到台北，成為了赫赫有名的「白米炸彈客」。不過，楊儒門並不是要傷害無辜，而是要城市人感受一下農民的生存壓力。他問：「我城之人是否都不憂心、不氣憤，不在意有一天我城再也沒有農民、沒有農業、沒有農村文化、沒有土地籍由作物長出的心跳？」這不也是今日香港農民的吶喊嗎？

楊儒門詩〈我正在尋找〉說中了我的心聲：
我正在尋找
尋找泥土的記憶、幼時的童年
蝴蝶翩翩飛舞，伴我走過
甘蔗、稻田、葡萄園
盡情浪費生命美好的時光

我正在尋找
尋找生從何來、死往何去
汲汲營營於利、名、權
清清白白的來
帶著滿身污穢與沉淪離去
走這一遭，究竟是為了什麼

我正在尋找
尋找明天的方向、尋找無根浮萍的落腳處
努力擺脫
鄙視、冷漠、眼淚的追逐
漫漫長夜，只有孤獨陪伴著我

我正在尋找
尋找自我認同
在料羅的沙灘上，翻滾、奔跑
在東引的自然裡，漫步、魚游
大腳一踹，踢中人生道路上的兩粒尖石
流血、沮喪

我正在尋找
尋找風的訊息
收攏翅膀，站在岬角
當呼喚聲來臨時，我將訣別最愛
躍入滾滾濁世

我正在尋找
尋找真理的足跡，尋找勇氣的泉源
黑暗籠罩大地
貧窮、貪婪、階級
在泛紅的夜空中
流竄、橫行

我正在尋找
尋找理想萌芽的裂土處
冷清的街道，飄落毛毛雨
緊閉的心扉、堅定的步伐
走向隱身在叢草間的不平吶喊

我正在尋找
尋找上帝開啟的一扇窗
一扇農民的未來
孩童的希望
如果你知道在哪
請告訴我

夏至農誌（六月三十日）氣溫：32-35度

連續兩個氣節，寫不出什麼來。還記得去年芒種下大雨，跟著師傅學插秧，滿腳泥濘全身濕透也不亦樂乎，大雨過後青瓜勝瓜豆角大豐收，蒼天黃土讓我們這些實習農夫先嚐些甜頭，就像初沐愛河的小戀人，以為天荒地老海誓山盟是件容易的事情，動不動就說自己要耕田過農莊生活，誰不知好戲還在後頭，一年過後，遇上不尋常的春夏季節，日照時間降雨量全部不如預期，即使經驗老到的農夫也大嘆搵食艱難。土地就像婦人難產，薯仔明明發了芽蓄勢待發，幾個星期的雨天竟把薯仔打個稀巴爛，薯心發黑蟲害為患。十株瓜苗落地一半被瓜蟲當晚餐，瓜葉如破布掛在欄棚，等待陽光突破黑雲，好不容易等到夏至，一年中日照最長的時節，但六月的日照才剛過一百小時，遲來的日光照在奄奄一息的瓜苗上。粟米雖然挺了過去，可是來了幾陣怪風，把葉黃身瘦的粟米吹得東歪西倒，三個月來我們淋水又施肥，除去了粟米筍和授粉不良的粟米，收成只有十斤左右。一陣又一陣的無力感油然而生，現在才明白何謂要看老天爺的面色甚艱難。

務農時享受天人合一的境界，但當堆肥、淋水、除草、鋪草成為每日恆常的工作，再加上日頭曬落雨淋的光景，「天人合一」很多時是辛勞過後的美麗回憶。這就是芒種和夏至時的心情寫照：做啦做啦，唔好諗咁多！做了又做，等了又等，縮減耕作的規模，專注在能力範圍內的農務，先打理好七百呎的田地，再看看能否打理另外的七百呎，先放下那一斗的丈量了。終於，小暑到了，天氣雖然悶然，但陽光越來越充沛，我們這些實習農夫飽嚐了春雨梅雨的味道，也不敢再抱怨熱氣難當。然後，瓜豆就在不知不覺間結果，紅秋葵如羊角掛在樹幹、豆角隨風擺動、水瓜粗壯如手臂、青通菜向藍天白雲招手，我們急不及待把作物送到社區農場，街坊也毫不猶疑便把他們買回家。看著手中的十元八塊，覺得一切的付出和忍耐都值得，雖然我們的力量很卑微，但仍然選擇與農夫站在一起，為我城送上新鮮和健康的作物，希望到最後，至少能成為堆土機前的一塊石頭。


蔓上了棚頂的豆角

紅秋葵

發了芽的薯仔

生命的尋路人

一年前看荷索的《秘境夢遊》，印象依然深刻，所以，讀到Wade Davis《生命的尋路人》中關於雪維洞穴壁畫的文字，不得不抄錄下來，以比對看過的影像：
「其驚人之處不止來身的超凡之美，更因這些畫作告訴了我們，人類潛能的光芒曾透過文化成形。他們利用紅赭石與黑錳、氧化鐵與木炭創造斑斕的色彩，使用鷹架，還運用不同技法塗上顏料，這種技巧本身就非常出色，也顯示當時具有相對複雜的灶會組織與專門分工，後者也反映了舊石器時代晚期製造器具的技能，能用燧石敲出精美刮片與刀具。負空間與陰影的運用、構圖與透視法的概念，用疊加的方式呈現不同時間點的動物形體，在在顯示出高度演化藝術美學，而這也意味著當時的人已有深層表達的渴望。」真佩服人類學家知識的淵博，藝術所的物料和技巧，壁畫背後的社會形態，全逃不過人類學者的耳目。多渴望有這種研究能力與洞見。

此書亦補充了我在《康堤基號》所認識的玻里尼西亞歷史，作者指出挪威人類學者海爾達根據洋流、推斷玻里尼西亞人來自秘魯的理論站不住腳，也是對玻里尼西亞文化的一種侮辱。首先，太平洋的風向會出現季節性的逆轉，吹起東風；其次，南美洲與玻里尼西亞種植物的相似性，可能源於島民抵達南美洲後返航所致。在深入研究後，作者指出玻里尼西亞的文化，來自一個失落了二千多年的航海文明。我不是人類學家，但人類學者研究歷史的方法，每每讓我大開眼界。人類學著作那種近乎文學的文體，親切動人，更值得歷史學者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