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一口氣讀完唐諾的《在咖啡館遇見14個作家》,縱不能像唐諾一樣,在咖啡館與作家相遇,也希望給自己一些閒情,跟著唐諾的路徑走,唐諾就像《神曲》中的詩人維吉爾,引著我走,我也希望能瞥見作家的背影。
就這樣,我遇到了亞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讀《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膽戰心驚,我在書中看到了蘇聯的發明──精神折磨的新型監獄,將假話、謊話變為真理的場所。肉身受刑,還可以殉道當英雄;精神受刑,則只能「默默地死去」(魯巴蕭夫語)。魯巴蕭夫雖然是虛構的角色,但柯斯勒創造了文學的真實,新型監獄將崇高的理念掏空,不許任何人如烈士般殉道。人,就只剩下物質地活著的肉身,不多也不少。魯巴蕭夫三次被審,與外界完全融絕,在睡夢中被搖醒,被昔日的同袍拷問,連續多天被問一樣的問題,我一邊讀,一邊替艾未未感到憂心。艾未未「被失蹤」的已超過一個月,我想,究竟中國繼承了多少蘇聯的遺產?特別在精神折磨方面,勞改與拘留,從魏京生到王丹,獄中回憶錄再多,也像描寫黑洞一樣,創造了更大的虛空。
唐諾說:監獄有兩種。世人所害怕的有形體那一個,用石牆、鐵門、大鎖、哨兵獄卒以及國家暴力組合而成;另一個,是天國及其時間表所造成的無時不在無所不在的巨大監獄。蘇聯發明的新型監獄,屬於第二種。它將人生所有的意義掏空,正如柯斯勒借魯巴蕭夫的口中所說:個人的定義是一百萬群體除以一百萬。蘇聯高舉黨性高於人性,共產主義就是天國,現在的克難就是直奔天國時必經的陣痛。魯巴蕭夫曾經因為黨的需要,讓他的戰友和愛人,被黨絞殺,直至他內心生起疑惑的時候,也是他被抓之時。「人只能因自己的信仰被釘上十字架」,這是魯巴蕭夫在獄中的感悟。經過三次審訊之後,他選擇了「默默地死去」。魯巴蕭夫最終接受了所有「莫須有」的罪名,飾演好自己的角色。唐諾說:作為一個信徒,他勇敢到可以拋開所有赴死,但作為一個人,他卻怯懦到不敢成為一個自由的人。
國家穩定,是基於這樣的假設:凡是反對獨裁政權的人,必須接受以內戰作為手段;凡是厭惡內戰的人必須放棄反對,接受獨裁政權。很多當權者便以此警告國民,是否希望國家如利比亞般陷入內戰的泥淖?如果不要的話,還是接受獨裁政權。於是,那些反對獨裁、便成為內戰的始作俑者,他們破壞國家和諧,擾亂社會秩序,顛覆國家政權。他們從來不相信這種或此/或彼的選項,是一百萬群眾以外的獨立存在,如艾未未、劉曉波,他們是除數剩下來的餘數,監獄要他們選擇,要麼成為一百萬份之一,要麼在一百萬之外消失,「默默地死去」。被囚的劉曉波和「被消失」的艾未未,縱未能向當權者大聲疾呼,但中國的監獄永遠困不住追求自由的高尚靈魂,我們也不會讓那些為自由而囚的人,默默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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