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但不快樂的香港

近日不斷被「日出康城」的樓盤廣告轟炸，我想告訴你一些二十年前的回憶，那時候我快要搬到將軍澳，父母帶我到那裡，認識多些新家的環境，我還記得父親帶我到魷魚灣村，在泥灘上看彈塗魚蹦蹦跳，後來住在坑口，每朝要走十五分鐘的山路到寶林村乘巴士上學，在山路小徑拐過去，以平靜的心情開始新的一天，默想《荒漠甘泉》，心境比現在閒適。

那時的將軍澳很多泥地（也是後來的樓盤），我偶爾也和好友騎單車作樂，在炎炎夏日弄至滿身泥漿，坐在樹蔭下喝一口冰飲，是美好的回憶。記得有一次我們沿小赤沙邁進，本來想看看鯉魚門海峽，但在中途被惡臭所阻止，原來再過去便是圾垃堆填區，那個堆填區便是現在的「日出康城」了。

廣告中的人都很快樂，但那些快樂都明碼實價，這就是香港。我在二十年前，從坑口看過去，還能從樓宇間的隙縫中看到隔岸的柴灣，現在所有海景都給人買下來了。以前的將軍澳還有螃蟹和彈塗魚，現在只有「領匯」商場內的玩具店和連鎖商舖。以前不用買「快樂」，只要一點點時間和心機，快樂唾手可得，現在「快樂」包裏在不同的價目之內，樂在消費中。

難怪香港人的快樂排名遠遠落後。《蘋果日報》有如下報道：「快樂並非用錢來衡量的。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的調查沒有計算國民生產總值，取而代之的是國民的壽命、開心程度、生活滿意度及環境問題等因素。全球第一是哥斯達黎加，該國的人均壽命是 78歲半，國內 99%能源都來自再生途徑。

香港全球排名 84，比生靈塗炭的伊拉克與社會動盪的伊朗都要低，是全東亞區最不快樂的地方。中國排名 20，但仍遜於同區的越南、菲律賓、印尼和寮國。歸根究柢，是因為香港人活得不夠環保。調查着重各國的環境因素， NEF成員 Nic Marks指出，想快樂，就要朝着一個低碳經濟努力，避免過度消費導致無法挽回的氣候轉變。

調查說明，香港人耗用太多地球資源。快樂指數略高於香港的英國，被批評為高碳國家，經濟學家指出，要是全人類都要活得像香港人，需要一個三倍大的地球。」

明年要推行新高中通識科了，我們的學生能從其中明白幸福的真諦嗎？有多少教師會讓學生反思香港經濟的問題？有多少學生明白幸福不單是個人，而是群體的事？抑或我們只是毫無意義地從多角度看香港人的「快樂」問題？如果我們只想到通識科的操作層面，而忘記背後的精神和價值，香港人再多消費／消耗三個地球，也不能換取得多的快樂！

帝國、國家和新大陸（1500-1775年）

Robert B. Marks在第三章指出從1500年至1775年世界的三大趨勢。第一，哥倫布的大西洋航海線與西班牙殖民菲律賓後建立的太平洋航海線，將全球連成了一個單一世界；第二，亞洲及歐洲的帝國持續發展；第三，歐洲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的衝突（戰爭）。

然後，作者分析了亞歐地區五大帝國（東部的中國、中部的俄羅斯、南部的印度莫卧兒帝國、南部的伊斯蘭薩法維帝國和西部土耳其帝國）的特徵。他指出，除了俄羅斯帝國外，其他帝國都是來自大草原的征服者，而這些擴張性的帝國又把過剩的遊牧民族控制在帝國之內，終止了遊牧民族對帝國生存的進一步威脅。他分析指「帝國在統治人民方面已被證明是相當有效的」，所以1500-1800年的三百年是帝國的繁盛期。我同意亞歐帝國的成長有助跨地域的貿易，例如蒙古征服中國後便確立東西的貿易路線，但貿易的暢通無阻便能「證明」帝國統治的效能？當時的帝國是以什麼形式「證明」自己的管治效力？何謂「有效」？作者甚至說連歐洲也曾經「抱著建立統一帝國的夢想」，帝國的建立真的是為了更有效的管治？作者會否高估了統治者的理性動機？

接著，作者分析大西洋航線和太平洋路線對「全球化」的重要性，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將玉米、馬鈴薯等新大陸食物帶到歐洲，養活了很多飢餓的歐洲人。可是，歐洲人帶到美洲的天花病毒（還有其他較不出名的17種流行病如麻疹和霍亂），幾乎令美洲的原住民從地球消失。後來美洲勞動力不足，令歐洲人從非洲販賣、甚至偷運黑人到美洲當奴隸。另外，西班牙在美洲發現大量白銀，適逢中國大量需求白銀，西班牙只好繞過葡萄牙在印度洋的勢力，開拓以菲律賓殖民地為基地的太平洋航線，因此，作者說，「白銀圍繞世界運轉，並促使世界施轉。」

最後，作者開始解釋為何歐洲國家體系沒有朝帝國的方向發展。他指出「歐洲人相對於亞洲人而言如此貧弱，距離工業財富和工業生產的真正創造者仍然如此遙遠，以至於他們內部之間展開了激烈競爭，而目的只是為了爭奪在亞洲市場進行貿易優先權」。簡而言之，亞洲龐大的市場令歐洲不能發展成統一的帝國。為了爭勝，歐洲國家必須有效利用國家資源，包括徵稅和徵兵，最後以英、法為代表的民族國家脫穎而出，取代了以西班牙和哈斯堡為代表的帝國，成為日後歐洲國家體系的楷模。

1500-1800年是世界歷史的轉捩點，全球均勢的天平開始向歐洲傾斜，雖然篇幅所限，作者未能清晰交代不同地區間歷史發展的關係，但作者的野視已超出很多歷史井底蛙，放寬了歷史的視界。

伸展的生命

台灣老師訪校，我安排他們和楊秀卓老師一聚，台灣的朋友端坐案前，秀卓氣定神閒，以半鹹淡的國語，加上流利的英語，與他們交流藝術教學心得。秀卓的話總予人出神之境，他展示過去一年多關於香港樹木的報道，再感嘆香港政府漠視樹木的生存。在他的教導下，藝術不再是學科，而是生活，從他身上，雖然年近甲子，但他魅力不減，在藝術室內的每一個人都被他感染，台灣的朋友也深受感動。我也希望有朝一天，讓歷史變成學生的生活。

除了秀卓，還有Francine，不要小看她個子嬌小，收到她的電郵，真是勁力十足，一語道破「發展」的迷思，現節錄如下（原文出於一位叫Michelle的朋友）：
「你們有沒有聽說香港政府為興建廣深港鐵路，逼使菜園村（元朗區）的村民離開自己的土地和家園？政府表示這26公里的鐵路，可以為我們帶來經濟發展，以後我們還可以一小時內出入廣州。問題是：
1. 這些經濟發展正在惠及甚麼人士？這條鐵路的興建，令新界區的居民，以後要出入廣深，都必須回到西九龍去上車，因為在新界區根本沒有上落站。這種規劃，不是再次歧視屯門和天水圍區的居民嗎？
2. 假如真的建成了此鐵路，車票必須定於500元左右，敢問甚麼香港人有能力去坐呢？又是不是真的可以受惠於「一小時內高速往返廣深港」呢？我們有需要這麼快進出香港嗎？高速地離開香港去工作，高速地回來睡覺，又再高速地離港消費、過週末嗎？這是香港市民想要的生活模式嗎？
3. 追求經濟發展的時候，政府有沒有問過我們想要什麼樣的發展嗎？香港的農業產值，原來在過去十年內，每年都有10億，讓農民好好耕作，不去改變什麼，都可以維持此10億產值了！那為什麼我們要遞奪菜園村居民（香港其中一些農民所在地）耕作的權利？對於維持生態保育作出如此重大貢獻的新界居民，為什麼我們會用這種手段逼他/她們離開？
連日來討論這麼久，聽到不同人發表不同的意見，卻沒親眼看過菜園村的樣貌，沒聽過在地村民發表的意見，因此很想把握機會去遊一遊此地。在此，特意邀請各位朋友和學生，與我一起（還有另一所學校的同學），齊到此地方去看個究竟，親身走進大自然去，思考可持續發展的意義和重要性。」

我非常同意她的說法，《在地的幸福經濟》的作者Bill McKibben不斷提醒我們，過去一百年，我們不斷追求「更多」與「更好」，最後只造就了一小撮的富人，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第一世界居民的生活質素也越拉越遠。他說「美國人對這種高度個人主義的承諾，讓他們容忍、甚至頌揚不公平，而且情況己經嚴重到鬧刻和悲劇兼而有之。貧富差沒有引發疑慮，反而受到頌揚；得益者往往被認為是人們的典範。」
我們不禁要問，過去一百年，誰是真正的受益者？更多並不會帶來更好的生活，讓「Less is more」不再成為空洞的口號和商品的噱頭。我們行動，因為我們相信世界還有另一種可能。

歷史與圖像

如果張元教授是我的大學老師，我大概不會半途而廢，逃離歷史研究之路。張元教授的圖像思考讓我想到喜歡歷史、文學和電影的原因，無論歷史、文學和電影，都讓我看到人性的圖像。張元老師說，歷史的事實雖然遙不可及，但卻引導我們接近事情的真相。

早上閒聊，他問我有沒有看過Susan Sontag的書，想不到還有歷史教授會讀文化研究的書，他還看電影，把《資治通鑑》當文學著作來讀，共冶一爐。想當年離開歷史研究，就是不滿於困在冷冰冰的象牙塔內，閉門造車，但從張老師身上，我看身一個歷史學者的生命力和光芒。

與台灣的教授和老師共遊元朗，他們看古蹟比我們細心，他們從鄧族的古物古蹟，和台灣的保育作比較，給我很多啟發，他們對歷史教學的熱情令我動容，聚在一起，就像一股清流，令人嚮往。黃昏時到中大交流，想不到俊彥、偉雄、瑞倫和誠彥也一起參與，雖然他們的年紀還輕，但對歷史的堅持不遜我們。

俊彥說得好，讀歷史，就是要挑戰某些人對歷史解釋的壟斷，他更不甘心讓六四事件，成為中國歷史年表中微不足道的項目。希望和俊彥、偉雄能組成讀書會，以史會友。楊秀珠老師字字珠璣，提醒我們歷史的精神是質疑，而非相信。戴志清老師和單兆榮老師古道熱腸，讓歷史變得暖溫。

交流讓人反思，豐富思想的深度，讓歷史教學活起來。

記憶遺忘在三十

收到希臘筆友的來信，她剛剛轉工，說自己過去十年，彷彿什麼也沒有學過，三十五歲才開始人生的新一頁，她不勝唏噓，覺得以前白活了。三十歲以後，我們開始計較，秋去冬來，不再是永恒。陳芳明說得真好：「不能夠與生命發生交感對話，知識就不是知識。知識一旦在靈魂深處造成顫慄與震動，才有可能刻骨銘心地保存下來，因為它已化成情感的一部分，甚至也滲入骨肉，徹底與生命結合在一起。有了這樣的體悟，才終於明白三十歲以後的記憶為什麼不容擦拭。」所以，人生總要有那麼一刻地驚醒，覺得年少時代的懵懂，才能找到澄明之路。

陳芳明再說：「通過三十歲的閘門，年少時期的狂喜與狂悲慢慢退潮，風停水靜的歲月次第進駐生命。在情緒上保持均衡對稱的狀態，從而舉止進退也有某種的節制，豈非都是在微近中年的階段宣告完成？」我還未到中年，但三十歲是人生的交叉路口，雖有再次抉擇的可能，卻未必有回轉的餘地。三十歲以前的路，可以迷迷糊糊；三十歲以後的路，必須義無反顧。

最後剩下的，是記憶與遺忘之戰。「記憶是生命的保險櫃，可以使用自己的密碼打開，隨時取出閱讀鑑賞。記憶一息尚存，生命就會覺得很安全。...遺忘是一種擦拭的藝術，把靈魂底層累積、沉澱的痕跡擦得乾乾淨淨；比空白的鏡面還亮，比無波的湖面還平靜，而且不容一絲一毫的倒影。一塵不染的鏡子與湖水，鑑照的是生命中的一無所有。」品讀陳芳明的《昨夜雪深幾許》，會對生命產生一絲期盼，無論今天漫天風雪，當人生走到某處，回頭再看，便能看見天地沉積出一片皚皚而神秘的美。

海內存知己

反覆閱讀台灣戴志清老師和單兆榮老師的發表文章，讚嘆台灣師生的教學質素，感嘆自身的局限和不足，再看蔡蔚群老師的教學部落格，不乏知音者，而且多是他的學生，多令人艷羨的學習社群，在台灣絕不愁孤單，為免我顧影自憐，只好月下獨酌，對影邀月，孤芳自賞一番。
香港泛不起的漣漪，在台灣卻能激起浪花，在網上瀏覽，竟發現一份歷史學報報道了我在台灣交流的發言，節錄如下：

「來自香港的朱耀光老師則進一步提到香港中學歷史課程的矛盾和局限，包括：(1).同心圓模式vs 時限太短---例如缺乏十九世紀民族主義發展的理解卻要處理二十世紀的南斯拉夫的種族主義問題。(2).主題式教學vs.範疇太窄---例如只強調衝突與和平的分析（事件）卻忽視人物在歷史中的重要性。甚至他更語重心長地說道：現在的歷史課程，為了生存，希望學生少背一點，再近一點，結果卻是魚與熊掌，不可兩者兼得。歷史課程要講歷史向度，侷限在二十世紀的歷史會讓主題變得片面，而且歷史事件的模式取代了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將會減低了歷史的趣味，也會讓學生覺得歷史更加遙不可及。來自香港的老師所提出的呼籲，不也是我們臺灣高中歷史教育所要正視的問題嗎？」（http://203.68.236.92/epaper/37_epaper_980505/37_epaper.htm#D）

在台灣的日子，真有他鄉遇故知之感，夜讀蔣蘍的《孤獨六講》，更令人唏噓。從前忍受孤獨，然後接受孤獨，現在開始懂得享受孤獨。論到陳映真，陳芳明說他「還有一位認真的讀者嚴肅閱讀我的文字。縱然他站在我的對立面，但在這個荒廢且荒涼的思想世界，似乎兩人之間已建立一種特殊的無法定義的感情。是朋友或敵友，都必須付出同等分量的感情。」這就是香港文化人遠去台灣和北上大陸的原因，有多少香港人還願意細心閱讀別人的文字？

謹將六月二十九日的引言及評論摘錄如下： 戴志清老師來自於台北市建國高級中學，主要任教高中歷史科，建國高中是台灣非常有名的學府，也是台灣最早建立的公立學校。建國中學是男校，大部份畢業生都能考進台大跟其他著名大學，可以說是台灣的名校。
如何引導台灣的尖子學習歷史，成為戴老師不斷思考的問題。戴老師跟我們分享的，便是如何利用課外閱讀，培養學生的人生態度，其中充滿了人文關懷。在網上的資料所知，戴老師予學生最大的印象是，報告好多（可不要盡信！），講課風趣，而且非常用心，台灣的學生都以「超棒」來形容戴老師的，現在請戴老師為我們分享如何可以「超以象外，得其環中」。
單兆榮老師曾經任教於台北市立第一女子中學，跟建國中學一樣，是台灣非常有名的學府，以香港的話來說，學生都是來自於第一組別的，四成以上的畢業生都能考進台大，培養了很多女性的菁英。單老師也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設計了很多人文社會的資優課程，她也是第一屆人社班導師和歷史老師，雖然單老師現在退休了，但她仍然關心歷史以致人文教育的發展。
由於歷史課程與國民教育息息相關，談到身份認同的時候，歷史科都變得特別的敏感，單老師今天跟我們分享民族融合與族群認同的關係，我們香港的歷史教師，或許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些靈感，讓我們反思香港歷史課程之中的國民身份認同問題，有課單老師。
關於戴老師的評論和問題：
1. 戴老師展示了教師的自我（self）在教育的重要性，很多人將教育的改革，化約成不同的技巧和方法，但在戴老師的文章中，我們看見戴老師如何開放自己的心靈，其中滲透了戴師的個人情感，理性批判跟價值判斷，讓學生在他的身上看到了歷史科與他個人的關係。戴老師透過閱讀，將他的世界觀呈現在學生面前。學習不是來自於教科書，也不是來自於教師的說話，而是來自於教師跟學科所組成的網絡。
2. 閱讀戴老師的文章，我跟他一樣的「驚艷」，發現台灣的高一學生，即香港的中四學生，竟然可以寫出那麼高水平的作品，身為人師最幸福的事情，莫過於能跟學生交流學習心得，但我想請問戴老師，你有沒有遇過一些學生，無論你怎麼樣的跟他分享閱讀的樂趣，他也無動於衷的呢？另外，戴老師非常是非常認真的老師，很留心自己和學生的閱讀動機不純正（頁8-9），但閱讀的動機是多重甚至摻雜的，同時並存的動機會怎樣影響學生的閱讀習慣呢？
3. 我非常同意學生的閱讀不應分科分條目，才能超以象外，但我認為得其環中仍需要其他一些步驟。就以歷史書為例子，有些歷史書是故事性的，有些是分析性的，有些是資料性的，也宏觀的，也有微觀的，當然很多也是重叠的，老師如何引導學生拾級而上，慢慢從閱讀中建立研習歷史的能力，以致得其環中？
關於單老師的評論和問題：
1. 歷史教育的最大改變，就是從「教什麼」（關於What的問題）到「怎麼教」（關於How）的問題，我相台灣族群問題比香港更敏感，我在復活節假期到台灣的時候，在飛機上派發的聯合報，便是身份認同的調查。雖然敏感，但由於地理、歷史和政治現況不同，台灣人可能比香港人更開放地討論身份認同問題。我從單老師的文章中，看到了她如何讓學生在歷史課程中，建構有關民族身份的認同。單老師沒有採取一種由上而下的灌輸，硬要告訴學生屬於「什麼人」，反而讓學生從羌族的歷史，看到所謂的國民身份是不斷形成的（Becoming），而不是既定的（Being）。學生也可以運用這個概念，去反思自己的身份認同。
2. 可是，我覺得最困難的地方，就正在這個應用的部份，因為現在理解的「中國」充滿歧義，包括歷史的中國、地理的中國、文化的中國和政治的中國，於是「中國人」也充滿歧義，就如學生的疑問（頁3），老師也似乎肯定這種疑問，請問單老師，你是否在特定的語境下，例如當時的政治情形或社會氣氛，才設計這個課堂讓學生反思？
3. 單老師曾經說過，教學最迷人的地方是聽到令人驚喜的答案（頁8），但驚喜的原因，是因為學生擁有辯論能力？還是在他們的回答中，知道他們明白了一些關於身份認同的態度？
4. 我們在香港一直聽到台灣過去八年都有「去中國化」的情況？作為歷史老師，這個情況有沒有影響歷史教育，特別是中國歷史教育？如果有的話，是怎樣的影響？

折翼天使的坦白

看《折翼天使的坦白》，是一次治療，在漆黑的電影院中，完全敞開，被導演邀請，來一趟自我審視之旅。在那裡沒有審判和批評，只有坦誠與包容，所以我們能坦然無懼，看見最真實的自己，接納不完美的自我，甚至因為不完美，才學懂自我欣賞。

1950年代歐洲人以鎮靜劑Thalidomide減少孕婦的害喜反應，怎知藥物會影響胎兒的發育，令他們的手臂短小和畸形，導演Niko von Glasow便是藥物的受害者，《折翼天使的坦白》一開始，便聽到他說明拍這部電影的原因。拍電影，是要尋找在人前脫光上衣的勇氣，他厭倦了隱藏畸形的雙臂。他決定尋找十二位藥物受害者，拍一輯裸照，讓公眾明白他們的痛苦，也要向藥廠討回公道。

十二位受害者，有些是法官和大學教授，也有花王和家庭主婦；有些是藝術家和記者，也有物理學家和馬術教練，簡而言之，他們和我們完全一樣，只是他們的雙手和我們不同。對話是整套電影的焦點，所有對話都圍繞著身體的「不完美」，我們看見Niko在對話的過程中釋懷、放下，然後重新檢視自己的不完美。雖然身體「不完美」，但他們都過著「圓滿」的人生。一位母親撫育孩子長大成人，孩子當兵了，她仍然持家有道，把家庭打掃得一塵不染，鏡頭注視著她細小的身體，拿著不成比例的地拖，一格一格地抹淨地板，然後在茶几下匍匐過去，又打掃另一塊地柀。鏡頭是如此溫柔地捕捉她生活的細節，從她的房間，我也看到她的內心是何等平靜。在訪問中她笑意盎然地訴說幸福的家庭生活，導演的表情有些惘然，但已揭示了「圓滿」和「完美」並不相關。

另外的一位女子，她完全失去雙臂，卻活得比一般人優雅。其中一幕她坐在餐廳，自信地點一杯酒，自然地以腳舉起酒杯，自在地談天說地，她的一舉一動都在告訴你：沒有雙手還可以活得優雅！為何不能？原來她的父親有一天要帶她參加宴會，臨行前卻叮囑她的母親要替她穿上有袖的裙子，她受傷了，她知道父親不希望讓別人發現女兒的「殘缺」，從此，她學習接納自己，不再在乎別人的目光，她好像總能活在當下似的。她堅定的眼神不斷鼓勵導演，整個自我發現旅程也因她的出現有了突破，Niko好像在迷惘中找到晨光，而我也深深被她感染。我有時是多麼懦弱，總不能盡情享受生命中的痛與樂，糾纏於過去的缺失，追逐未來的幻影，追求完美卻發現更多缺陷。她拍的一張照片，用腳舉杯，傲視不曾存在的雙臂，而我卻看見她背上的翅膀。自由不在手中，而在心中。

滑稽的花王，嚴謹的法官，激情的藝術家，幸福的母親，睿智的記者，智商爆棚的物理學家、優雅的女士和沉思的導演（還有其他電影較少提及的模特兒），他們的照片放在廣場，人物駐足觀看，有人認為他們譁眾取寵，但更多人欣賞他們的勇氣。照片就是明證，他們存在於我們之中，他們是我們的一份子，我們不能再視若無睹，更不要再投以奇異的目光，正如電影曾經記錄了一名黑人小朋友，取笑他們的身體，那名極有智慧的法官反問他：「你能改變自己的膚色嗎？」何謂「完美」？導演走過一趟自我發現之旅，將簡單的道理變得有血有肉。

每個人都需要體驗「Nobody's Perfect」（沒有完美的人）的道理，可惜更多人只為了證明自己的「完美」而活在痛苦之中。

塞拉里昂難民之星

何謂難民？成長於七、八十年代的香港人應該不會感到陌生吧，新聞經常報道越南難民的最新人數，後來人數減少了，便報道難民營內的生活、越南人和香港人的衝突等，回歸後，香港人最關心聯合國難民公署欠我們的債。曾經是第一收容港的香港，好像在人道歷史之中消失，只剩下一堆無意義的數字，不可惜麼？我在《塞拉里昂難民之星》之中，便看到畿內亞這個更窮的非洲國家，讓受盡痛苦的塞拉里昂難民，找到臨時的棲身之所。畿內亞人在貧窮下仍雪中送炭，不正是世界社會中那個奉獻零錢的窮寡婦嗎？

雖然看了這套紀錄片，還是不能想像活在內戰時的塞拉里昂會是怎樣。從九二年到零二年，反政府軍到處破壞，在自由鎮大開殺戮，數以萬計的難民逃到畿內亞，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之中，一些難民以音樂撫慰顫抖的心靈，他們就是Refugee All Stars，在畿內亞的難民營之間巡迴演唱，音符所到之處，鼓舞沉重的雙足，他們的聲音好像穿破黑暗的晨光，預言黎明將至。有些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曾經說過，在集中營之中也有歡樂和遊戲，就好像紀錄片中的塞拉里昂難民，他們在結他和鼓聲之中，完全忘卻過去的悲痛，出神於舞動之中，他們手拉手，搖搖頭，晃動身軀，就好像重回伊甸園那樣。盼望，成為難民繼續活下去的理由。

請不要以為他們已忘卻痛苦，當結他的弦絲停止振動，鼓聲遠去，往往再次歷歷在目，當其中一位樂手講述自己的經歷時，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已的耳朵，他在叛軍的恐嚇下，親 手用木椿搗死自己的孩子，他左手的手指全被削去，左眼險被剜出，最後雖然保住性命，卻永遠活在夢魘之中。雖然後來塞拉里昂回復和平，Refugee All Stars也回到自己的國家，但他也不肯踏足故土一步。Black Nature在內戰中失去父母，在難民營中以饒舌歌唱出戰爭的不可理喻，後來回國後成為高材生。All Stars說：當兩隻大象打鬥時，受害的腳下的青草。戰爭製造難民，但有些人未必會戰爭的結束而終止難民的命運。有些人是暫時的難民，有些人卻是一生的難民。

聯合國難民公署的代表在放映前說，Refugee All Stars是成功的例子，讓難民回復正常的生活，但不要忘記，在All Stars背後，還有千千萬萬個活在痛苦中的人，有待我們的關懷。我承認，看一兩套難民電影不算得什麼，但看過電影的香港人都明白聯合國難民公署的人道精神，為香港曾經作過第一收容港而驕傲（我不知道聯合國難民公署是否還欠香港人的「債」，但看過窮寡婦的奉獻後，我們不要再作孤寒財主了。）

人生段落

走過人生的段落，又開始另一個段落，
曾經實實在在的忿怒過，
曾經實實在在的悲傷過，
曾經實實在在的怨恨過，
走過一個段落，
最後剩下來的，只有感謝。
將來或許會再忿怒，
將來或許會再悲傷，
將來或許會怨恨，
走過最後的一個段落，
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蒙古－軍事突出國

堺屋太一在《如果現在是歷史》中對蒙古的分析非常獨到，他說蒙古比希臘聰明，因為知道自己限制所在，所以無意充當世界領袖的角色，一直遵從「軍事突出」的祖訓，令蒙古帝國享有過百年的歷史。
他指出，蒙古帝不單在征服戰爭中取得勝利，還在政治方面顯出卓越的能力，馬可勃羅東遊，證明了蒙古統治下的帝國治安良好，歐亞大陸正受益於「蒙古的和平」。另外，蒙古自知經濟和文化上無任何優點可以向被征服的民族誇示，於是容許各民族繼續信奉自己的宗教，耶律楚材、長春真人和伊朗高僧都能自由講談佛教、道教和回教，其中「六字真言碑」最能反映蒙古寬容的宗教政策。

蒙古人雖然打通了歐亞貿易，為陸路經濟打好基礎，但蒙古人非常珍視樸實的生活模式，並沒多染指於漢人和阿拉伯人的貿易活動。堺屋太一總結說，「統治中國和伊朗的蒙古王朝，曾成為文化的需求者，卻未嘗試圖成為生產者。蒙古的主流派，很聰明地除了對軍事上的優越之外，對其他的事情都不感興趣。」

蒙古人並沒有以軍事力量強迫征服地域接受蒙古文化，摔角和蒙古服飾並未普及，但原來在十四世紀的時候，蒙古面容曾經是歐洲風尚。意大利畫家喬陶（Giotto Bondone）的聖芳濟壁畫，有很多蒙古人的特徵；而西恩那（Siena）的畫家也把聖者畫成蒙古人的模樣；俄羅斯貴族將雙腿弄成蒙古人的O字型。我們今日將「蒙古人」看為「黃禍」的始作俑者，和十四世紀歐洲人對蒙古人的印象，相去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