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不是什麼

上星期二，教育局資優教育組的朋友到校觀課，這次備課和觀課活動，我獲益良多。我的個性有些偏執、近乎完美主義，執教十年，不斷尋求突破和改變，初中的歷史課程，已被我改得面目全非，每次下課，都覺得下一課應該可以教得更好，於是埋頭苦幹，又要做點什麼出來。或者別人聽起來，覺得有些不可思議，都希望來看看，我也不介意，難得有旁觀者指點，免得我孤芳自賞，自欺欺人也不知。

不知不覺，我已受到許倬雲先生的影響，他喜歡將中國歷史放到世界體系中分析，我的史觀也近乎世界歷史（Global History），以鴉片戰爭和香港開埠為例，過去以民族國家史觀之，會強調英國人販賣鴉片，殘害中國人的健康，鴉片戰爭是不義之戰。我完全同意這個說法，但又覺得還欠些什麼，早前讀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維梅爾的帽子：從一幅畫看17世紀全球貿易》，覺得此書很有見地，觀微知著，我也希望學生也知道十八世紀的全球貿易和香港開埠的關係。不過，難題來了，他們只是中一學生，缺乏最根本的歷史知識，真的能這樣教歷史嗎？

為了解決以上問題，我們真的把頭皮都抓破。我們想，整幅圖像應該從哪兒開始？故事總有個起點的。於是，我們先教導了十八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圍繞著生產力提升後，英國需求新的資源和市場，開始尋找殖民地。工業化的英國是歷史上第一個世界工廠，本來無所匹敵，偏偏遇到中國這個古老帝國，還患上了嚴重的中國茶癮，怎麼辦好呢？整個課堂，便以解難方式（Problem-solving Approach）推展，讓學生明白以後一連串結果，都是以困難－解決方法－新困難－新解決方法的情境發生。請恕我將很複雜的歷史問題略略簡化，教室畢竟只是一個模擬的歷史空間，我們必定要在限制的情境內讓學生動口動腦重組歷史（或曰Doing History）。

由於學生都覺得戰爭是最簡單的解決方法，不用討論，所以我先讓他們看以下資料：中英兩國在人口（1800年）

中國	約31009萬人
英國	約1200萬人

 世界各地佔世界生產總值的百分比（1820年）

中國	32.4
歐洲	22.6
美國	1.8

然後要他們以動物打個比喻，其頴說是恐龍與毛蟲之戰，我修正說，這個比喻太極端了，超出了合理的想像，卓楠舉手，說是大象與老鼠。他的答案正合我意，我捉緊他的答案，問同學哪一隻動物會是勝利者？表面上應該是大象，但老鼠卻可能找到大象的弱點。我再問他們，戰爭能解決貿易赤字的問題，還是會製造更大的困難？他們產生疑惑了。

 

為了讓他們明白，中國並非弱者，我播放《鴉片戰爭》中關天培死守虎門的戰役，讓他們知道英國戰艦在虎門曾吃過敗仗，才北上津。直至後來，談判失敗，再轟虎門，才將虎門攻破。我請他們看年表，請他們從年表中找出虎門慘敗的可能原因。恩惠說，1841年英國佔領香港，有了補給點，可能令海軍變得更強。太好了，我就是希望和學生一起砌圖，一起找出合用的圖像。年表如下：

 

年份	事件
1840年6月初2日	英軍艦隊抵達廣州海面，被林則徐擊退。 （電影片段一）
1840年6月初4日	英軍艦隊抵達福建廈門，被鄧廷楨擊退。
1840年6月初5日至8日	英軍北上，攻擊浙江，攻陷定海。
1840年8月初	英軍抵達天津，迫近北京。
1840年8月22日	清廷派琦善為欽差大臣，至廣州與英軍談判。
1840年11月至1月	琦善擅自同意賠償煙價六百萬元和開放廣州等條件，又答應上奏割讓香港之要求（即《穿鼻草約》）。
1841年1月	英軍侵佔香港，並單方面宣佈清廷割讓香港島。清廷不滿琦善擅自議和，英軍炮轟虎門，關天培戰死。（電影片段二）
1841年5月	英軍侵佔舟山群島，北上天津，迫使清政府賠償煙款，割讓島嶼，開埠通商，並攫取協定關稅和領事裁判勸等特權利益。
1841年7月5日	英軍增兵來華，率艦隊陷廈門、定海、鎮海與寧波，英軍進入長江。
1842年3月	清兵大敗，英軍攻陷上海、吳淞和鎮江，直抵南京。
1842年8月	清政府被迫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

歷史講求時間和空間概念，能夠從時序關係思考到因果關係，已是突破，我再請他們根據上表，標示出鴉片戰爭的路線圖。

他們從地圖中，看到第一次鴉片戰爭也包括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839-40年，從虎門直上天津，直至琦善南下談判。第二階段是1841-42，從香港上長江入南京，以簽署《南京條約》告終。我問他們，除了珠江口的香港外，還有哪一個地方，在江河出口處，也是優良的戰略地點？紅紅舉手，說是舟山。好了，我預備的資料卡可以大派用場，我以合作學習中的拼湊學習（Jigsaw learning）的方式，請他們指出舟山和香港的優點和缺點。約七分鐘後，他們在黑板上貼出他們的意見。我問他們，哪一個地點較符合英國的利益？子軒說舟山群島。我問同學，從長江西進，會到何方？ 子軒說西藏。再向西呢？子軒再說尼泊爾。再向西走呢？子軒說印度！謝謝子軒，我班的才子。我問同學，印度當時是什麼地方？他們學過工業革命的課題，都知道是英國殖民地和鴉片產地。夠了，答案呼之欲出，香港完全比不上舟山。

我再打一個比喻，舟山和香港，哪個是充肌的麵包，哪個是價值連城的金條？他們都說香港只是個麵包，舟山才是金條。我再問他們，小偷和強盜，誰會偷麵包，誰會搶金條？他們都說小偷才會偷麵包。為何1842年英國只做個小偷？因為英國只想解決貿易赤字的問題，偷了香港，不要觸怒中華帝國，也避免戰爭帶來更大的問題。就是了，Problem-solving的原則，其中之一就是減低風險。他們再學習，便更確定十九初世紀的英國只算是個小偷，真正的強盜還在後頭。

鴉片貿易肯定是不道德的貿易，鴉片戰爭也是不義之戰，但學生從這一段歷史，應該明白香港開埠和全球貿易（全球化）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只是今日的世界工廠已不再是英國，香港也不再是英國的殖民地了。

看眼難忘－不要忘記童年歲月

終於，我找到了丘世文。下學期開始，正惆悵朗讀的內容，打開書櫃，一本紅黑色的書，映入眼中。對了，我要為學生朗讀《看眼難忘－在香港長大》。丘世文在〈往日情懷〉說：緬懷過去，是歷史感的開始；回憶往事，是價值觀的泉源。雖然學生只是中一生，但香港變得太快了，也不記得誰說（好像是科大衛教授），香港人太早懷舊，但也不能怪我們，當我們正想起昨天的時候，發展已靜悄悄偷走我們的童年歲月、少年歲月。於是，香港人總活在遺忘的國度，懷舊只是這個國度的裝飾。丘世文先生，希望你知道你的文字，還在幻化成聲音，影響下一代。

當我朗讀丘世文的文章，學生聽得很投入，丘世文列舉了七十年代的學生生活、家常用品、遊戲．玩具．娛樂、雜食．零食、課外消閒讀本刊物等往日情懷，學生不斷舉手，說我家還用瓦罐米缸、我也吃過花塔餅、我也用過九宮格簿，七十和千禧，並不是那麼遙遠，一起活在這裡、成長於這裡，我們分享很多共同的習慣，只是我們不覺罷了。不用高談什麼國際級國家級地方級有形、無形文化遺產，有高級便有低級，要保留一些便暗示不需保留另一些。生活是整全的，誰有資格把別人的生活割裂？誰有資格把別人的文化評級？

收到昕曈的文章，她是個很沉靜的女孩，很少發表意見，在同學興高采烈地討論高鐵的時候，她好像不大理解，還安慰我說：老師，你也不要傷心了（大家都知我不是傷心的）。不過，當我收到她的《師生對話》時，真的感到安慰，她在「我的社區」中說：「我住在北區，近日政府想將粉嶺發展成為低密度住宅區，我真是不希望空氣清新的粉嶺，變成空氣污濁的中環和尖沙咀，難得香港還有新界這麼好的地方。我希望粉嶺可以保留原貌，不要發展成低密度住宅區。從老師那裡得知，政府已靜悄悄地想收第二個「菜園村」（接近我家的華山村），我真是超級不想政府收第二個「菜園村」了，如果可以的話，我寧願菜園村也不要消失，希望大家可以盡一分力，保護我們的社區。」

憔悴

多年不見的舊生常對我說：老師，你瘦了，也憔悴了。是的，當本來看似完整的自我，突然破碎，兩年來不斷拼湊，才砌成更接近真實的圖像時，才明白何謂曾經滄海。對他們而言，離開學校的日子，是雄鷹展翅的時候，但於我而言，過去兩年，走在人生的低谷．特別是這兩年，太多事情無法預期，很想見孩子卻突然不能見孩子，掛念他們的時候尤覺孤單，容易顧影自憐，本來的朋友，突然怒目相向，心並不如止水，有時波濤洶湧，拍打內心，被誤解的時候，又覺百辭莫辯，於是選擇沉默，沉默久了，自己也變得陌生。如柳永所言：衣帶漸寬終不悔，為孩子消得人憔悴。

《金剛經》說，好好的照顧自己的思想、心念和意念；《聖經》說，當保守你的心，勝過保守一切。動怒沒有什麼大不了，最可怕的是怒氣蓋過了慈悲心，動了歪念和惡念，要為自己抱不平，甚至要爭一日之長短，與自己爭辯。行為易看，動機難尋，要正念正見，保持自己的心，才是大智慧。「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甚麼才能保守自己的心？能問這樣的問題，已是覺悟。最痛苦的，不是未能為自己抱不平，而是察覺到自己被誤解而動了惡念，於是，這種察覺令自己成為自己的敵人，如保羅所說，你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聖人啊，我只是個凡人，說易行難。我只會看電影，和導演對話；埋首讀書，和作者對話。不過，正要宣之於口的一刻，又覺言離道斷。過去像揮之不去的陰影，欲罷不能，欲語還休。

還好，要惡念服於正念，內心便有掙扎，掙扎是靈性的開始。我一直覺得，西方的沙漠教父和中國的隱士，留下很多靈性智慧。《後漢書》關於隱士有這樣的一段話：「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慨，或疵物以激其清。」沒有波濤的平靜只是一潭死水，沒有掙扎的靈性，只是虛偽的和諧。很期待關俊棠神父的靈性教育工作坊，也希望從本篤的靈修傳統中，學習平靜生活之道。

（圖片攝於一月的北潭涌）

奧斯維辛之後－遊客不要來

火車駛進車站，在Sven面前展開的，除了那個似曾熟識的名字－奧斯維辛，就是一片茫然。本來，奧斯維辛只是地平線上一個名叫波蘭的國家之內的偏遠小城鎮，她從來寂寂無名，不像意大利的Vinci，因為有了達文西，所以家傳戶曉。或許，奧斯維辛寧願一直寂寂無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某一天，當美國軍隊在奧斯維辛發現人類歷史上最殘暴的集中營，納粹德國在那裡殺害了超過一百萬的猶太人，暴烈的程度甚至迫使人類重新思考何謂「人性」，就像哲學家阿多諾所言：自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當德國青年Sven在有意無意之間踏足奧斯維辛的那一刻起，苦難與冷漠成為生命的嚴肅課題，當苦難的記憶成為旅遊景點，當奧斯維辛的居民無奈地借助昔日的苦難記憶，才能獲取德國企業的垂青時，「人性」與「苦難」的思考還剩下什麼意義？

Robert Thalheim執導的《遊客不要來》（And Along Come the Tourists）並沒有想像中沉重，導演本來可以聚焦在集中營倖存者Krezeminski身上，但電影始終定睛在德國年青志工Sven的身上。說來諷刺，Krezeminski其實只是二戰時奧斯維辛的化身，存在只為了無力的見證。無論他如何聲嘶力竭地訴說集中營的苦難，遊人仍然置若罔聞，就好像其中一個德國年青人聽完他的見證後，只想看看他手上的犯人號碼刺青，然後其他年青人一擁而上，像看奇珍異獸般看Krezeminski的手臂，只有Sven看著這一切，才明白老頭的哀愁。還有一次，老頭孜孜不倦，日復日就是要修理受難者的皮箱，只是，他的維修不再符合紀念館的要求，工作人員向Sven投訴：那老頭正破壞文物，皮箱要的是保留，不是維修（preserved but not repaired）！可是，他們怎知道老頭的堅持？皮箱上的名字代表了存在過的人，皮箱就是離開和生存的希望。Krezeminski本來承諾了朋友，無論如何，他會修好所有皮箱，於是Sven偷走了皮箱，還給了老頭，老頭卻並不領情。

當奧斯維辛不再陌生，他邂逅了波蘭導遊Ania，就像他開始愛上奧斯維辛的生活，了解奧斯維辛的意義。他問Ania，生於奧斯維辛有何感受？Ania回答沒有感受，就是平凡地生活。Sven這個德國人，在奧斯維辛一直被嘲諷和排斥，老頭和朋友甚至奚落他，說德國人怎會想過，現在的德國年青人竟要淪落到服侍當日的難民。直到他遇到Ania，他帶著文化的想像認識Ania，或者從她身上，他找到一份認同，一份被受害者寬恕的認同，他不再覺得自己是加害者的後代，甚至不再覺得自己是外人。他開車帶Ania和老頭四出演講，又帶老頭回老家，學說波蘭文。他更替Ania的哥哥出頭，向德國企業的女主管提出抗議。他開始明白，如果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表現，將奧斯維辛當作旅遊和投資的地方便是缺乏人性的行為了。本來一切還好的時候，Ania突然告訴他，她要離開了，離開奧斯維辛。當德國擁抱奧斯維辛的時候，奧斯維辛卻把他推開，奧斯維辛的未來與德國並不相關。

Sven離開德國，來到奧斯維辛，從冷漠到關懷，到責任到悲憫，就在他以為一切圓滿的時候，世界突然破碎，他不能再處理老頭和德國企業家之間的矛盾，不能再無視遊人的冷漠，更不能忍受被離棄的孤獨。我很喜歡導演處理奧斯維辛的方式，這是年青一輩的懺悔，和老一輩德國不同，年青的德國對納粹暴行多了一些隔閡與無奈，他們承受著上一代的罪責，卻沒有懺悔的對像。老頭Krezeminski和波蘭少女Ania其實是昨日的奧斯維辛的今日的奧斯維辛。Sven和二人的相遇，就是德國和兩個奧斯維辛的相遇。不能忘記自身罪責的同時，也不能將受害者的身份套在奧斯維辛之上。一切意義又再成空，一切努力只是徒勞，他決定離開了。就在同一個火車站，他遇到了德國來的遊客，他猶疑片刻，又帶著他們回到奧斯維辛紀念館。命運又拐了一個圈。

武士－遠藤周作的信仰自白

《深河》之後，我追看了遠藤周作的《武士》，發生在幕府末年的事件，天主教傳教士希望向鎖國的日本傳教，無所不用其極，甚至利用與墨西哥貿易的專利，換取傳教的自由，武士為求得回昔日的領地，也甘心飄洋過海，離開家人和土地，帶著藩主的函件，遠赴南美和歐洲，完成信使的任務，怎知在他前頭展開的，卻是危機四伏的政治和宗教陷阱。他，只不過是隻待宰的羔羊！

遠藤一人分身，武士和傳教士之間的矛盾，就是在他內心日本文化與基督信仰的矛盾。他借老神父的口，說出作為天主教徒的他，對日本文化的反思：「因為日本人在本質上，對於超越人的絕對性、超越自然的存在，以及我們稱為超自然的東西並無感覺。在三十年的傳教生活中……我好不容易才察覺到這一點。要告訴他們這世界的無常並不容易，因為原本他們就有這種感覺。然而，可怕的是日本人有享受世界無常的能力。由於這能力足夠，因此他們享受停留的樂趣，也由於這感情，他們寫了許多詩。然而，日本人並不願從那兒提升，也不想提升之後再追求絕對的東西。他們討厭區分人與神的明確境界。對他們而言，如果有在人之上的東西，那麼，有一天人也可以達到的。例如，他們的佛是人捨棄迷障時的存在。對我們而言，即使有與人完全不同的自然但那也是包含人在內的全體。我們在糾正那種感覺上失敗了。」日本文人和基督信仰，是遠藤周作生命的組成部份，兩者不能調和，也帶來身份的衝突。

就像武士坐在船上的時候，士心中產生的微妙變化，遠藤化身武士，說「那是莫名的不安與些許的恐怖。一腳已踏入了新世界，然而心裏的不安的是至今為止支撐自己的東西已有裂縫，它會不會砂子散落船完全崩潰呢？」於是，讀《武士》就像讀林語堂的《信仰之旅》，認真的信仰都從懷疑開始，信仰也應是一段崎嶇的路程，在確信與質疑之間擺盪，內心充滿掙扎，有時甚至像烈火般燃燒，但沒有如此熊熊烈火，怎能熬鍊兩者，將兩者融和？

《武士》也流露了遠藤的懺悔，他彷彿代傳教士向日本人懺悔。傳教士曾經以真理自居，驕傲地否定日本文化，但更深的罪，並不在日本人的宗教思想，而在傳教士高高在上的心態。當傳教士拉斯貝可面臨旅程的終點時，他頓悟了：「現在想來甚至覺得我一切的挫折都是主為了我正視這現實而給予的。粉碎不知何時被美化的我的自傲、我的自尊、我的蠻橫、我的征服慾，讓我見到地上真正的樣子。就像主的死亡是為了以他的光遍灑現實般，我的死亡也是為了日本……」然後，拉斯貝可懺悔說：「瞬間，我對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有如雪崩滑落的空虛感。自己所做的事一切徒勞，一切的企圖變成無意義，信仰其實是為了自我滿足，感覺就在眼前被揭穿了。」

只要細心閱讀遠藤周作的作品，就能發現他最後的化身。如果《深河》的大津代表著融和了基督信仰和日本文化的遠藤，《武士》中隱身在墨西哥曠野的修士也是達致圓潤境界的遠藤。他無法重回日本的故土，天主教也教他極度失望，但他仍堅持信仰，仍以日語明言以下的信仰自白：「祂比現世的任何人要寒傖地生活，因此我相信。因為祂又疲倦又醜陋，祂太了解這世界的悲傷。無法漠視人的悲嘆、苦患，因比祂才變得那麼疲倦、那麼醜陋。如果祂活在我們伸手達不到的高貴、舒適的地方，我想不會有那種胸襟。……人，如果一個人可以生活的話，為什麼世界到處都充滿哀嘆聲？您們走過許多國家，渡過大海，繞過世界；然而，不管哪裏，哀嘆者、哭泣者都是一雙有所追尋的眼睛。」

從遠藤的作品，我感受到一份安慰，活在文化邊緣、信仰邊緣，就像武士被日本領主追殺，修士不為天主教會所容，沒有哪裡找到絕對的認同。真誠地活著，代價就是孤獨，與其被誤解，不如選擇沉默。於是大津選擇了深河，修士選擇了曠野，或者，真正的信仰，只在無盡的深河和曠野之中。

鐵路修到菜園村與鐵怒沿線

二月份的通識電影欣賞，邀請了影行者的朋友，到校放映《鐵怒沿線》，有同事還沒有看過此紀錄片，只聽到片名和菜園村，便在會議室叫嚷：會唔會好偏激？我懶得解釋，還記得大學歷史教授的教誨：讀歷史第一步，就是弄清自己的偏見何在。讀史求真，但研究歷史的過程，或多或少都摻雜了個人的觀點（或偏見），所以，只要知道自己的偏見何在，便能知所進退。現在教通識，也是要學生辨識觀點和立場，也能形成自己的看法。通識，並不是真理的代名詞。

我設計了一份工作紙，讓學生從配樂運用、鏡頭剪接、採訪對象和攝製單位，比較香港電台攝製的《鐵路修到菜園村》和影行者Benny拍攝的《鐵怒沿線》的異同，也借此分析兩片的切入點。討論的時候，學生大致能指出《鐵路修到菜園村》運用了柔和的配樂，似要表達淡淡哀愁的感覺，每一個鏡頭亦只有五秒至十秒，採訪村民時，多數讓村民說完自己的意見，才會轉換鏡頭，而訪問邱誠武副局長的時候，則很不耐煩地以fade out方式，剪短他的說話，仿似投訴他太多官話。最後，我問學生，導演的切入點在哪裡，學生都能說影片要帶出人和土地的關係，也讓觀眾反思鐵路如何剪斷這裡血脈相連的社區連結。

小休之後，影行者帶著Benny拍攝的《鐵路沿線》到校放映，片長個多小時，學生都能安靜觀賞。單聽名字，大家會以為此紀錄片很激，好像怒氣沖沖似的，但其實，此片比《鐵路修到菜園村》更含蓄，Benny只是簡簡單單地拍高婆婆的生活，秀卓說，就像小津安二郎的鏡頭，總以平視的角度拍攝，以示尊重和敬意，我也感到Benny很想將高婆婆，拍得像《東京物語》的老人，社會對老人的敬意只是矯情，實情是要將他們趕到社會邊緣，一於無眼屎乾淨盲，社會的年青表象，其實是將老人趕盡棄絕。其中兩場我尤其感動，Benny差不多以實時（Real time）的方式，拍攝高婆婆摘蕉葉和等巴士，一take過差不多八分鐘，要觀眾陪著高婆婆完成看似微不足道、卻又一絲不苟的工作。如果連十多分鐘也嫌悶，怎能奢談「撐村民」？

加上放映後的討論時間，學生前後坐了兩個半小時，教育局和藝發局的朋友都大讚學生的專注和耐力，影行者的朋友請有興趣的同學留下電郵，同學於是一擁而上，繼續和她討論。聽說，他們談至六時多。其實，太多教師躲於「客觀」的知識之後，面目模糊，學生不見其貌，只聞其聲，除了一大堆專有名詞之外，學了什麼，怎能提起學習的興趣？反之，學生從那些有面有目有立場有感情的人那裡，學習到人如何透過知識形成自己的世界觀。通識教育，應該是還原老師面目的教育。

教通識，我從來不怕資料太biased，只怕教師扮中立，將沒有立場當作最客觀的立場。

消失了的社區生活

各位同學，感謝你們的分享，希望這一次分享，讓你們更深入思考社區生活的重要性。我小學校歌有這樣的一句話：我們來自五湖四海，卻目標如一（We came by many ways from many homes, but we were marching to the same one）。從你們的分享中，我知道你們大多生於北區、長於北區，也有些來自元朗和大埔，甚至中國內地，但我們都在校園一起學習，在這裡度過你們的中學歲月。所以，無論你來自何方，你與這個社區已結下不解的緣分。你們都想知道我的社區和中學生涯，我就在這裡回覆你們吧。

我生於牛頭角山頭的木屋區－福華村（即今天的樂華邨），父母告訴我，那時一家四口住在二百多尺的木屋。我還記得，那段日子物匱質乏，卻很溫馨，我和妹妹都擠在父母的床上，晚上醒來就見到爸爸媽媽，什麼也不怕。我還依稀記得祖父母住在木屋區的另一頭，養了些唐狗，屋內是睡覺的地方，屋外才是生活的地方。木屋細小，我們一有機會就溜出去玩耍。有一次，我在祖父母的屋外玩「氹氹轉」，玩得高興之際，我因暈眩失平衡，跌在香爐上，燒香剛好插進我的胳肢窩，那種劇痛刻骨銘心，直到今日，那道疤痕還在，只是我長高了，疤痕往下退了。還有一次，我頑皮，玩水果刀，水果刀把我右手的中指切開了，那是我第一次進醫院連針，我右手的中指還留著那道像鐵軌的疤痕。我的身體，承載著我童年的回憶，回憶雖然依稀，但痕跡卻提醒我過去的真實。只要願意踏上尋找之路，歷史還有其自身的面貌的。

直到四歲，我受惠於十年建屋計劃，搬到順利邨，生活改善了，代價是失去童年成長的故鄉－福華村。我記得有一次，我欠交功課，老師問我，要做乞兒還是做學生？我想，做乞兒不用上學，可以自由地走在福華村的山頭，於是便說想做乞兒。可能她沒有想過一個幼稚園學生會這樣回答，很生氣，叫我脫下校服，包括褲子。為了離開學校，我脫下所有校服，只剩下一條內褲，站在校長室。後來父親也證實了這段回憶，他說全是真的。我問他當時有何感受，他說覺得我很有個性，為此自豪。可想而知，在山頭木屋區長大的我，從小已渴望自由，搬到了公屋，我怎能習慣？幸好，當時政府讓我們整個家族一起搬遷，祖父母住在十八樓，外祖母和姨姨住在十七樓，伯娘住在隔壁，姑姐住在順安邨，我們十多個老表經常一起玩樂，父母要外出工作時，便把我們交到有空的親戚托管。我的故鄉，也從堅實的土地，變成抽象的親族情誼。我們穿梭於順利和順安邨的公園，也跑遍觀塘和牛頭角的山頭，中秋賞月，春節年宵，過年做節，都是聚首一堂的慶典。現在我的祖父母已經年過九十，身體仍然健壯，我們雖然各散東西，但兩老牛一的時候，仍然會向他們賀壽。

最遺憾的，是我沒有認認真真去認識陪我成長的社區－九龍城。我讀的小學和中學附近，有戒毒所，對面就是麗宮戲院，父母從小怕我學壞，告誡我不要進九龍城寨，他們說那裡是三教九流之地，有入無出，更不要踏足對面的麗宮戲院，因為上映的都是春宮電影，他更叫我不要在學校附近嬉戲，怕我被道友（吸毒人士）騷擾。我太聽話了，在那裡讀了十三年書，從沒有到過九龍城寨，也沒有在麗宮看過電影，更沒染上毒癮（我估計這是父母最擔心的）。所以，我對九龍城很陌生，直到我長大了，知道了九龍城的歷史價值，但衙前圍已面目全非，九龍城寨和麗宮戲院都消失了，我只能在書本中重新認識這個陪伴我成長的地方。恐懼，讓我不能享受九龍城的社區生活；恐懼，更謀殺了一個少年的好奇心。

觀塘和九龍城，就是我成長的社區；粉嶺，就是我的孩子成長的社區。我成長的社區正逐漸消失，現在我只能在照片和文字中緬懷，但我卻希望孩子，長大後仍能重溫成長時的社區生活。樹木的枝葉怎樣茂盛，也不能沒有根。生活的回憶好像鹽份，只能細味，才能領略人生的底蘊。

（圖片左方的木屋區，就是今日的樂華邨，五十年前的福華村木屋區了）

 

 

 

 

鴉片貿易與香港開埠

兩個月以來，不斷為「鴉片貿易與香港開埠」的課題備課。一直以來，課程強調鴉片貿易和鴉片戰爭的道德問題，但我卻希望學生能從一個較宏觀的角度、全球化的角度分析鴉片貿的問題。為什麼英國人要向中國人售賣鴉片？英國人又有沒有染上中國貨物的癮？所有英國人都支持鴉片貿易嗎？如果，將香港開埠放在工業革命的歷史之中，我們便發現香港開埠，是中國被迫向全球貿易開放的第一步，更為後來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鋪好了路。

工業革命以後，英國成為全球歷史第一個世界工廠，她急於尋找天然資源的同時，亦要為過多的產品尋找市場。無論美洲和非洲，都成為她的囊中物，只是到了中國才觸礁。根據茶與鴉片︰兩個帝國的命運的網站資料，「茶最初進入英國，是一種屬奢侈品的昂貴飲料，英國人甚至認為茶像傳說中的「仙草」，而且喝茶又不會口渴及頭痛，王后伯爵等更認為喝茶能體現出一種高貴的異國情調，在英國上流社會喝茶就成了一種身份的象徵。英國東印度公司在1660年前後開始販茶，1687年時公司更規定每艘從孟買（印度）到廈門的商船都要運載「150擔茶」到英國。」可是，中國人對英國的貨品卻無甚興趣，郭廷以在《近代中國史綱》指出，「英國對華的輸出品最初爲毛織品、鋁、錫、銅、鐘錶、玻璃，以及來自印度的棉花和棉織品。中國對英的輸出品首先是茶葉，其次是絲綢、土布和瓷器。英國商品在當時的中國市場很小，要交換茶葉，英國只有輸入白銀。」

從以下圖表可見（參考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英國人飲茶是飲上了癮的，更危害這個世界工廠的經濟。

年份	總貨值	數量（兩）	茶葉貨值	茶葉貨值佔總貨值的百分比
1775	1045433	22574	498644	48
1780	2026043	61200	1125983	55
1785	2942069	103865	2564701	87
1790	4669811	159595	4103828	88
1795	3521171	112840	3126198	89
1799	4091892	157526	2545624	62
1817	4411340	160692	4110924	93
1819	5786222	213882	5317488	92
1822	6154652	218372	5846014	95
1825	5913462	209780	5913462	100
1833	5521043	229270	5521043	100

如何才能扭轉這個貿易赤字呢？也不知是誰的主意，竟然想到要向中國人售賣鴉片，還給鴉片冠了一個很好的名字－「福壽膏」。

自從英國商人向中國人售賣鴉片之後，整個貿易情況完全逆轉。王之春《國朝柔遠記》說，「上至官員士人，下至商人勞工，甚至婦女、和尚、尼姑、道士，都不難找到有吸食的人。」本來只屬於上流社會的嗜好，經英國鴉片販子的包裝後，成為風靡全中國的潮流（參考（Timothy Brook）的《維梅爾的帽子》），單是1835至1838，中國的已有15,600,000兩白銀流到英國。既然貿易問題解決了，為何還會爆發戰爭？重點是，鴉片是毒品！不過，如果鴉片不是毒品的話，中英衝突是否可以避免的呢？又或者龐大的貿易赤字會令清政府採取其他禁制行動？英國能否罷買中國茶葉，以改善貿易逆差的問題？一連串的偶合，令本來的貿易問題，變成兩國之間的價值矛盾。

將鴉片貿易問題提升至兩國衝突，是查理義律（Charles Eliot）的手段。我整理了《林則徐年譜》，簡列了義律的行事日程：

日期	回應
1839年2月10日	義律由澳門來廣州，與英國鴉片商人討論禁烟情況
1839年2月11日	美商將鴉片交給林則徐
1839年2月12日	林則徐在英商務監督住宅和洋行牆上張貼示諭
1839年2月13日	義律表示願意上繳鴉片烟
1839年2月13日	義律以英國政府代表的身份，向鴉片商人保證英商財產「將由女皇陛下政府隨後規定原則及辦法，予以決定」
1839年2月20日	義律致書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指林則徐的禁烟運動是「不可饒恕的暴行」，「強迫繳出英國人的財產，就是一種侵略」。
1839年4月12日	鴉片商人和義律離開廣州赴澳門
1839年4月24日	林則徐虎門銷烟

當美國烟商乖乖地繳烟之際，他卻一而再、再而三地惡化問題，將商業問題提升至外交大臣層次，再搬出英女皇的光環。林則徐的銷行動，變成對英國政府的挑釁行為。本來要解決貿易逆差問題，卻變成更大的中英衝突問題，真諷刺。

事後孔明，好像英國明知能戰勝中國，但回到一百七十年前，英國是否有足夠的把握打勝仗？而且，當時英國也有很多方法解決貿易逆差的問題，例如咖啡、啤酒或可樂（原來早於十九世紀後期便出現了），也是較小爭議的商品，犯不著要冒戰爭之險吧。其實，鴉片在世界歷史上也只是曇花一現的「商品」，現在有更多危害健康的商品，以自由貿易之名，毒害健康和人心，鴉片只象徵了資本主義那種要人上癮才賺錢的邏輯罷了。鄧小平改革開放，加入全球經濟，成全了英國在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夢想，但義律有沒有想到，中國不單是全球最龐大的市場，也是足具挑戰力的世界工廠？今時今日，中國已不需要鴉片，也能令世人上癮了。上癮的原因是什麼？廉價的物慾（China Price）！

 

 

 

禱詞

一直婉拒教牧同工的邀請，在主日崇拜領禱。直至上星期，王教師邀請我為公義臨到中華大地禱告，我不能再推辭了。農曆新年，當我們都享受共聚天倫的時刻，劉曉波和譚作人卻在獄中孤獨地度歲，我們怎能忘記？於是，我參考了德國新教聯合會在六四二十年發表的禱告詞，略為修改，成為主日的領禱文，好讓教會朋友記得，還有人在中國為義受逼迫。禱文如下：

賜予生命的上主，求你眷佑所有被囚的維權人士，如胡佳、譚作人和劉曉波，賜予他們健康，保守他們的靈魂，堅定他們的信念；

慰藉心靈的上主，求你眷佑維權人士的至親，安慰他們的心靈，賜他們力量，恒久忍耐，繼續支持他們在獄中的至愛，不失信心；

公義的上主，求你眷佑中華大地，賜中國的領導人勇氣，敢於承認錯誤，建立公正、公平及公開的政治環境，讓公義得以彰顯；

最後，求你眷佑所有中華兒女，在經濟騰飛的時候，不忘生命的意義和價值，不要變得自我中心和冷漠，無視別人的困苦，讓每一個中華兒女都成為尊貴的人。

阿門。

（在校園拍到的虹橋，象徵著希望。）

玄武門之變－從個人野心到制度失效

農曆年假讓我能悠閒地工作，悠閒的心境，令頭腦等別清醒。我一直想，如何幫助中二級的同學學習歷史人物評價。說實話，我覺得中學生並非不懂得評價，特別在香港，他們從小耳濡目染，都聽到媒體對某人的指指點點，我們不教，他們都懂得對人評頭品足，所以，他們要學習的，不是評價，而是不要過中下判斷。

就以玄武門之變為例，由於唐太宗李世民的貞觀治世吧，一直以來，歷史書都是輕輕帶過這件歷史事件，好像還要為李世民避諱似的，但我認為，學生正好從這件事件中，學習如何評價歷史人物。於是，我先以胡戟的一段話開始，他在評論隋煬帝時說：隋煬帝所做的，唐太宗李世民也做了。他指的當然是骨肉相殘，楊廣和李世民都殺了太子兄長，奪取皇權。不過，我提供更多的資料，讓學生進入李世民的歷史處境，讓學生知道李世民也身處險境。例如，當突厥數萬騎侵略中國，弟弟元吉代世民督軍北征，更將世民的勇將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秦叔寶領軍，後來有人向世民告密說：「太子建成告訴元吉，現在你得到秦王的驍將精兵，擁萬之眾，我會命壯士把秦王殺死，再向皇上告說秦王得急病死去，皇上大致不會不信。」

我當然不是要將李世民殺兄弟的玄武門之變合理化，而是要學生在一個情境和脈絡中，先理解歷史人物的處境，然後再分析事件的起因，而不是單單以「個人野心」或「殘忍」等形容詞，套在歷史人物的頭上。我再讓學生分析以下年表：

在位君主	事件
唐高祖	玄武門之變後，傳皇位予李世民
武后	唐中宗復辟，迫武后退位
唐中宗	太子重俊政變失敗，被殺
溫王重茂	李隆基政變殺韋后，逼溫王重茂退位擁立睿宗
唐順宗	太子純逼順宗退位，是為憲宗
唐昭宗	宦官將昭宗囚禁，立太子為帝

時代	太子的遭遇
高祖	太子建成被殺
太宗	太子承乾為廢為庶人
高宗	太子李忠被廢及賜死
中宗	太子李重潤被武后杖殺
睿宗	太子李隆基承皇位
玄宗	太子李瑛被廢賜死
肅宗	太子李豫繼承皇位
代宗	太子李适繼承皇位
德宗	太子李誦繼承皇位
順宗	太子李純繼承皇位
憲宗	太子李憲於元和六年死
穆宗	太子李湛繼承皇位
文宗	太子李承暴斃
宣宗	太子李漼繼承皇位
懿宗	太子李儇繼承皇位
僖宗	太子李曄繼承皇位
昭宗	太子李裕被廢

學生從以上年表中，得知從隋代到唐代，太子奪位的事件屢見不鮮，除了個別王子的個人野心外，亦反映了魏晉南北朝以後胡漢融和令秦漢「重嫡皇不重長、重長不重賢」的繼承方法，不能平衡諸王子的利益衝突，再加上中國皇帝擁有絕對的權力，王子爭位成為贏者通吃的遊戲，更加劇了諸王子的內鬥。學生必須將玄武門之變，放入更深更長的歷史脈絡，將焦點從個人問題轉到更宏觀的制度問題，才能作出合理的評價。

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些權力慾，除了以教化的方法，以文明和道德限制權力慾外，還需要以公平、公正和公開的制度，讓個人以理性的方法取得權力。學生下一步要思考的，就是中國歷史上下五千年，現在的中國有沒有一套制度，能避免權力交接時的暴力殘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