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維辛之後－遊客不要來

火車駛進車站，在Sven面前展開的，除了那個似曾熟識的名字－奧斯維辛，就是一片茫然。本來，奧斯維辛只是地平線上一個名叫波蘭的國家之內的偏遠小城鎮，她從來寂寂無名，不像意大利的Vinci，因為有了達文西，所以家傳戶曉。或許，奧斯維辛寧願一直寂寂無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某一天，當美國軍隊在奧斯維辛發現人類歷史上最殘暴的集中營，納粹德國在那裡殺害了超過一百萬的猶太人，暴烈的程度甚至迫使人類重新思考何謂「人性」，就像哲學家阿多諾所言：自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當德國青年Sven在有意無意之間踏足奧斯維辛的那一刻起，苦難與冷漠成為生命的嚴肅課題，當苦難的記憶成為旅遊景點，當奧斯維辛的居民無奈地借助昔日的苦難記憶，才能獲取德國企業的垂青時，「人性」與「苦難」的思考還剩下什麼意義？

Robert Thalheim執導的《遊客不要來》（And Along Come the Tourists）並沒有想像中沉重，導演本來可以聚焦在集中營倖存者Krezeminski身上，但電影始終定睛在德國年青志工Sven的身上。說來諷刺，Krezeminski其實只是二戰時奧斯維辛的化身，存在只為了無力的見證。無論他如何聲嘶力竭地訴說集中營的苦難，遊人仍然置若罔聞，就好像其中一個德國年青人聽完他的見證後，只想看看他手上的犯人號碼刺青，然後其他年青人一擁而上，像看奇珍異獸般看Krezeminski的手臂，只有Sven看著這一切，才明白老頭的哀愁。還有一次，老頭孜孜不倦，日復日就是要修理受難者的皮箱，只是，他的維修不再符合紀念館的要求，工作人員向Sven投訴：那老頭正破壞文物，皮箱要的是保留，不是維修（preserved but not repaired）！可是，他們怎知道老頭的堅持？皮箱上的名字代表了存在過的人，皮箱就是離開和生存的希望。Krezeminski本來承諾了朋友，無論如何，他會修好所有皮箱，於是Sven偷走了皮箱，還給了老頭，老頭卻並不領情。

當奧斯維辛不再陌生，他邂逅了波蘭導遊Ania，就像他開始愛上奧斯維辛的生活，了解奧斯維辛的意義。他問Ania，生於奧斯維辛有何感受？Ania回答沒有感受，就是平凡地生活。Sven這個德國人，在奧斯維辛一直被嘲諷和排斥，老頭和朋友甚至奚落他，說德國人怎會想過，現在的德國年青人竟要淪落到服侍當日的難民。直到他遇到Ania，他帶著文化的想像認識Ania，或者從她身上，他找到一份認同，一份被受害者寬恕的認同，他不再覺得自己是加害者的後代，甚至不再覺得自己是外人。他開車帶Ania和老頭四出演講，又帶老頭回老家，學說波蘭文。他更替Ania的哥哥出頭，向德國企業的女主管提出抗議。他開始明白，如果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表現，將奧斯維辛當作旅遊和投資的地方便是缺乏人性的行為了。本來一切還好的時候，Ania突然告訴他，她要離開了，離開奧斯維辛。當德國擁抱奧斯維辛的時候，奧斯維辛卻把他推開，奧斯維辛的未來與德國並不相關。

Sven離開德國，來到奧斯維辛，從冷漠到關懷，到責任到悲憫，就在他以為一切圓滿的時候，世界突然破碎，他不能再處理老頭和德國企業家之間的矛盾，不能再無視遊人的冷漠，更不能忍受被離棄的孤獨。我很喜歡導演處理奧斯維辛的方式，這是年青一輩的懺悔，和老一輩德國不同，年青的德國對納粹暴行多了一些隔閡與無奈，他們承受著上一代的罪責，卻沒有懺悔的對像。老頭Krezeminski和波蘭少女Ania其實是昨日的奧斯維辛的今日的奧斯維辛。Sven和二人的相遇，就是德國和兩個奧斯維辛的相遇。不能忘記自身罪責的同時，也不能將受害者的身份套在奧斯維辛之上。一切意義又再成空，一切努力只是徒勞，他決定離開了。就在同一個火車站，他遇到了德國來的遊客，他猶疑片刻，又帶著他們回到奧斯維辛紀念館。命運又拐了一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