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4日 星期三

如果荒漠,一個旅人

(「如果荒漠,一個旅人」,又名「烏爾詹」)是一個關於尋找的故事,電影沒有交代為何Philippe Torreton飾演的Charles為何展開尋找的旅程,也不會告訴觀眾他在尋找什麼,電影只呈現一個「尋找」的狀態,一切意義問題留待觀眾詮釋。跟隨他的腳步,看見他完全拒絕無何人的關心,切斷所人人脈關係,最後更躺在雪山上。是自殺?還是等候死亡?沒有憤怒、沒有傷感,是完全的虛無。沒有答案,電影就此終止。或者Charles尋找尼采那個經典問題的答案:為什麼我們不自殺?在虛無的人生中尋找意義,宣判上帝之死,也成為自己的上帝。
 
電影可觀的地方,是哈薩克的地貌,真有「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的意境,有些人,好像Charles在哈薩克遇到的女子Ulzhan,好像不用刻意尋找,卻能享受生命,勇敢去愛;也有些人,好像他在旅程中遇到的流浪者,樂於自處,甘於流浪。可是Charles已沒有他們的天真和灑脫,越執迷於尋找,也越難以看到虛空人生的意義。

Fatih Atkin

>《天堂邊緣》令我對法提艾金的印象非常深刻,可惜錯過了歌德學院舉辦的影展,我只來得及看他的《七月太陽》,很久沒有試過在電影院笑得開懷,樂不可支。想不到他可以拍《天堂邊緣》的飄泊感,也能拍出《七月太陽》的幽默感,飾演Daniel的Moritz Bleibtreu和飾演July的Christiane Paul(她是德國醫學院畢業生!)演技奇佳,令整個簡單的愛情故事充滿火花,整個故事起於一次錯摸,July告訴憨直青年教師Daniel他必遇到生命中的太陽,Daniel也深信不疑,於是他在晚上應邀參與音樂會,怎知在音樂會後出現的Melek早July一步與Daniel相遇,而Melek也是穿著印有太陽的衣服,Daniel從此相信,Melek就是他生命的另一半,他從此展開尋愛的旅程,而July也一直陪伴在他的身邊。

July一直想激出Daniel潛藏在內心對愛情的渴望,July成功了,但憨直的Daniel竟將愛投射在土耳其女子Melek上,July伴他尋愛,可Daniel卻沒有察覺July對自己的愛,從德國巴伐利亞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堡,最後,Daniel當然發現最愛是誰。我在想,如果那個晚上Daniel和July遇上了會怎樣?難道真要走到伊斯坦堡的橋頭下才發現身邊人是最愛?或者,那就是浪漫所在,也是我完全被July吸引的原因。July並非喜歡那個表面的Daniel,她獨具慧眼,看見他內裡那份對愛的堅持和真誠,整個旅程,她給予他空間,容許他選擇愛的對象,激發他發掘愛情的意義,引導他逃開呆板的教師生活,踏入愛情的曠野。July真正喜歡的,就是那個敢作敢為的Daniel,而只有越過重重障礙,越過匈牙利、羅馬利亞、保加利亞和土耳其的邊界,他才能實現內在的自己,向July述說愛的宣言:「 My darling, I've traveled thousands of miles, I've crossed rivers and moved mountains. I've suffered and endured agonies. I've resisted temptation, and I've followed the sun, so that I could stand before you and tell you I love you.」。

2009年2月27日 星期五

再來一次

成功的歷史電影,必須讓觀眾相信,故事中每一個細小的決定都非常關鍵,甚至觀眾明知歷史事實如此,也希望電影能扭轉歷史的結局,《華爾基利暗殺行動》便是一套讓我看得屏息靜氣的電影,我真希望電影裡的Stauffenberg能成功暗殺希特拉,好讓潘霍華牧師能從獄中走出來,也讓小安妮能親自介紹她的日記,看電影可能是心理補償,但我恍若置身其中,明知不可能,也希望電影能改寫歷史。

人生就是這樣,每一個細小的巧合,都會改變每個人的命運,就好像Benjamin Button在回憶Daisy捱撞的情景,若不是那個大意的司機,若不是那個突然響起的電話,若不是在樓梯與某人相遇,總之根據「莫非定律」,有可能出錯的總會出錯,於是希特拉開會的地點臨時改變,離開「狼巢」,炸彈又錯置,讓他逃過大難,人儘管提出鴻圖大計,魔鬼都隱藏在每一個細節,一子錯,滿盤皆落索,所以電影讓我重新投入1944年的時空,陪Stauffenberg走過每一個細節,有心殺賊,卻無力回天,明知是電影,也想助他一臂之力,改寫歷史,電影的張力,激起觀眾改變歷史的慾望。Bryan Singer的功力,不在打打殺殺的武鬥,反而在寸土必爭的策略,和無形的心戰,有如1962年甘迺迪對赫魯曉夫的一段話:Eyeball to eyeball. See who blinks!勝負只在乎一個眼神。

Bryan Singer也準確拿捏第二戰的戰爭模式,Stauffenberg不是死在希特拉之下,也不是死在敵人之手,是死於一個通訊網絡(這就是細節。)電話和電報主宰戰前的世界(突然想起Clint Eastwood的The Changeling,Angelina Jolie也是踩著roller,在電話機房左穿右插),Stauffenberg的組織有很多軍方支持,就是欠了一個在電報室裡的同道,電報室發出誰的命令,誰便是德國的「話事人」,這就是Bryan Singer的細節。

雖然電影的尾段流於催淚,窮途末路突顯典型的英雄氣概,但看電影時,我仍想起《命運迷牆》(Lions for Lamb),沒有大多數的默許(lambs),希特拉無法施行二戰期間的暴行,Stauffenberg代表的,是德意志民族真正的雄獅(lion),一個敢於向希特拉說「不」的軍官,和一個敢於承擔德意志民族罪行的德國人。正如潘霍華牧師所言,要參與刺殺希特拉的工作,是要讓德意志民族在戰後有資格做個「人」(我已忘了exact wording)。

2009年2月15日 星期日

波蘭新浪潮

我只算個弄潮兒,趕得上這個波蘭舊浪,在回顧影展看了三套新浪潮電影:波蘭斯基的《孤島驚魂》、華意達的《一切有售》和贊祿西的《偽裝》。我本來希望透過電影,一窺六十年代的波蘭社會面貌,也了解一些關於這個蘇聯衛星國家的意識形態,但不知是選片的問題還是小弟無知,我從三套電影中看不到波蘭電影的獨特性,也沒有太大的驚喜。

《孤島驚魂》講述兩個住在英倫孤島的無聊夫婦,巧遇兩個誤闖孤島的賊人,其中一個惡賊闖入他們的大屋,拔掉電話線,成為孤島上的新主人。孤島上的男主人怕事,女主人無聊貪玩,對新來的客人欲拒還迎,而惡賊也順水推舟,對夫婦呼呼喝喝,惡言相向,當個孤島的新主人。本來寓意和意象頗佳,孤島只有一條公路連接,而公路在晚上潮漲時便會淹在潮水下,而惡賊闖入住所後,立刻拔掉電話線,讓他們被困孤島,這些意像,都加強了人與人之間若即若離的關係,而當公路和電話線都消失後,任何衝突都有可能演變成困獸鬥,所以無論惡賊如何囂張,他們都避免發生正面衝突。可是,波蘭斯基太過屈就這個情影,完全漠視角色的心理變化,其中一個賊人無端端死了,而他的死亡和埋葬,對整個故事無任何意義,好像個多餘的角色。另外,男女主人和惡賊的性格都太過刻板,男主人笨得可憐,女主人無聊得討厭,反而對惡賊的著墨更多,憨直而可愛,不明白有何理由成為大賊。《孤島驚魂》可算是波蘭斯基的失魂之作。

《一切有售》先聲奪人,第一場男主角在火車旁狂奔,然後從月台墮進車軌,女人尖叫,突然「Cut!」,原來是導演自導自演的一場戲,因為男主角突然失蹤,導演只好臨時頂上。真亦假時假亦真,隨著電影的發展,導演和演員發現失蹤的男主角原來已經墮軌而死,而尋找男主角的過程中,導演要重新面對自己,而男主角身邊的人,包括妻子、情人和朋友也要重新尋找自己的身分,電影最好看的地方,是當你看完《一切有售》的時候,便驚覺此片便是一套沒有男主角的電影,導演自身便是男主角。所以有人說,《一切有售》是華意達的self-portriat。意念好像費里尼的《八部半》,費里尼的風格較現實,而華意達則較多詩化語言(可能亦是我未看得清的原因),結尾一場一個被形容為跟男主角很像的演員,在馬群奔跑,看得我如墮八里霧中,有待重溫。

《偽裝》增加了我對波蘭學運的認識,大學生進入畢業營準備畢業論文,但有官員卻濫權瀆職,阻礙一名優異學生取得獎學金,大學教授一方面要幫助學生完成學業,另一方面又不能得失官員,於是營監和學生指導教授採取不同的策略,營監認為要識時務,但學生指導教授卻認為要秉持公正。可是電影太多說教的時間,兩人對話又對話,發表對學術、對政治,甚至對世界的看法,仍然是犬儒與理想主義的典型衝突,有點發牢騷的感覺。可能六十年代的波蘭仍然官僚,借電影發發牢騷讓當政者和觀眾反思也是好的,但現在重看《偽裝》,感覺太遠了,六十年代的年青理想主義者,還要面對保守犬儒的戰前世代,但現在這個世界已經夠犬儒了,贊祿西的牢騷顯得多餘。
想到波蘭,唯有奇斯洛夫斯基。

歷史教學

近日不斷問自己:為何教歷史?對我而言,歷史是什麼?重讀日記,原來在回歸前夕,我寫下了這段話:「看《天安門》,是一種回憶,眼淚凝眶,想不到我的情感並沒有因時間而平伏下來,轉變的不是我的情感,而是我的思想,不再看熱鬧,一切歷歷在目。為何八年前我覺得它是如此遙遠(地理上)?而今天卻如此接近(就歷史而言)?可能是多了一分歷史感。是的,始終要回首,好好地反思一下,已是大學生了,歷史不再是考試的科目,而是我的責任,我的使命,更是我的負擔。」

今天的我沒有打倒昨日的我,昨日的我反倒堅定了今天的我。原來我在十多年前,便寫下豪情壯語,雖然稚氣,但率直得可愛。今年八九民運二十週年,很希望能在校園獻唱《媽媽我沒有過錯》和《沒有煙抽的日子》,夏韶聲的聲音依然沙啞,王丹仍然沉重,六四的母親繼續以黑布蒙頭,但維園的六四燭光越來越暗淡。我討厭什麼「七字頭」,仿佛終於等到六十年代都退下,「七字頭」終於上位。我們這些七零年代的人是六四的最後一代,如果四十年後六四仍未平反,或許只剩下我們這些「七字頭」能繼續讓回憶發聲。

2009年1月20日 星期二

給師友的一封信

敬愛的W:
轉眼已過九年,但慶幸在我心裡還燃著一團火,仍然不滿於自己的工作,繼續追求向上的動力,特別這一年有機會半職借調,大開眼界,看見其他學校的同工周詳的計劃、仔細的教案、認真的評估,孜孜不倦,我內心的火便燒得更旺,不斷催促我思考,我熱愛工作,樂在教學中,只是有時做得不夠好,愧對自己、愧對學生。
我很喜歡教學研究,相信慢工出細貨,而且我太多旁鶩,電影文學歷史教育宗教神學,好奇心和對知識的貪婪,讓我不能專心一志做好手頭的工作,而且我是那些喜歡反思的人,不斷反思,在懷疑中前進,但至少我看見真實,不管是得是失。
未來還有艱難的工作,加入英文元素、照顧個別差異、完善評估機制、學生學習能力的遞進、工作紙設計、課程的連貫,還有新高中通識課程的推行,我有時也懷疑自己是否勝任領導工作,雖然現在是講求團隊工作的年代,但我其實更愛獨立研究和獨處思考。
謝謝您給我們犯錯和改善的空間,我並不怕犯錯,我珍視每個探索的機會,我從來都不喜歡要別人給我的答案,縱然我找到的答案會和別人相同,但只要我探求過,那個答案就是我的了。

2008年6月8日 星期日

給學生的第二封信

人之可貴,因為人能回憶。我們的大腦將過去的點點滴滴記錄下來,有些是我們刻意要記住的:一次尷尬的經歷、一次開懷的大笑、一次痛哭、成成敗敗、得得失失;有些在不知不覺間成為了回憶,所以李克勤的《告別校園時》總在中五會考前熱播:這校園、這班房、這走廊、這禮堂……,在失去前總會努力緬懷,希望將那些不知不覺又快要失去的事物,用回憶留住。可是,我們為什麼要留住記憶呢?

中學讀歷史,老師都說過去影響將來,要面對將來,必須從歷史中汲取教訓。比方說,如果你曾經試過被父親舉起,扮超人到處飛,你可能對「在空中飛翔」有過快樂的體驗;但如果你曾經從上格床掉到地上,痛苦非常,你可能會對「從空中掉落」有莫名的恐懼,而這種因回憶而引起的感覺可能會影響對「飛機師」的想像。即是說,回憶是一片有色眼鏡,會改變我們「看見」的現實。如果你的戴的是紅色鏡片,你可能一生也不會過馬路,因為你「看見」的都是「紅公仔」;但如果你戴的是綠色鏡片,你可能會捱撞,因為你「看見」的都是「綠公仔」。過去影響我們眼目所見,眼目所見會影響我們的選擇,過去影響將來。真的如此嗎?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便會有很多「命中註定」了,而人只是被過去操控的生物罷了!

我們一直相信過去影響現在,但直至我讀大學的時候,教授卻說「現在」會影響「過去」,所以我們才會寫歷史。我似懂非懂地聽了,後來慢慢才體會箇中的道理。信不信由你,其實我們很多「現在」的抉擇,是基於對將來的「幻想」,多於對過去的「回憶」。再以飛機師為例,如果你幻想當飛機師可以自由自在環遊世界,你必定會「選擇」修讀理科,希望有機會成為飛機師。如果你幻想飛機師必須面對墜機的心理壓力,你必定會「避免」這樣的壓力,但是究竟飛機師自由自在還是擔驚受怕,都是你對「將來」的「幻想」(Illusion)。雖然這些想像或多或少來自於我們的回憶(被父親高舉的喜悅或從床上掉落的痛苦),但其實只要我們多一份自覺,便不會被回憶欺騙。即是說,如果我們知道自己已戴了有色的回憶鏡片,便可以除下眼鏡,看清路燈才作選擇。你知道「過去」和「歷史」有什麼分別?就是「歷史」是自覺/有意識地重組過去,而這種自覺/有意識的重組又會影響我們將來的行動。過去歐洲一直相信過去是人類「進步」的歷史,於是一切行動,包括工業化、科技發展……全都是進步的,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歷史學生才質疑究竟人類是否「退步」到蠻荒的境地。由於這種質疑,我們開始檢討「發展」,多點關心自然。如果沒有這種檢討,末日可能會更快降臨。

我想說的是,我們雖會受「過去」影響,但我們可以透過「現在」的自覺重新檢視過去而成「歷史」,而真正影響「將來」的,不是「過去」而是「歷史」。好了,在考試的前夕,這個學年最後的這個上課天,我希望告訴你們:你們都要成為自己人生的「歷史學家」,你們有太多不能操控的過去,但你們卻可以自覺地賦予「過去」意義而創造自己的「歷史」,從而開創屬於自己的「將來」。

2008年6月5日 星期四

流浪

台灣除了浪客舒國治,出了一本《流浪集》,提醒我們人生只不過在晚上的一杯茶和早上的一泡尿之間,還有好一個吳明益,從溪流了悟到人生的追尋,在《家離水邊那麼近》中有以下的一段話:

「一條溪流旁總是充滿移動的東西,鳥、魚、石頭與將落未落的樹葉。這些年來,我覺得自己也像一直在追求某種移動的物事,像洄游性魚類的稚魚被沖到溪流下游某個未知之境,然後準備重新逆溯的情緒。有時候我會這樣詢問自己:我真的做好當一個教學者的心理準備了嗎?我真的能帶領一些年輕人,去學習承受、理解並且改變這個破碎的世界了嗎?」
吳明益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只道:「大多數的溪流總會在流淌而下的某個地方,或某個時間裡彎成一個問號。」沒有答案,仍是問題;沒有問題,便不算是答案,或者答案便是問號本身。就像《玩轉身前事》所言,人死時能閉上眼睛,敞開心胸,讓自己化為一滴水珠,隨生命溪流融入造物的汪洋,在大問號中也能感到自在。

2008年5月14日 星期三

從捐款到奉獻-四川地震對教師的挑戰

早會傳來禱告的聲音,為四川的災民送上祝福,但祝禱聲在課室內迴盪,學生充耳不聞,眼睛沒有離開過筆記,又是測驗的季節,下堂便要測驗了,誰理會擴音器傳來的雜音?看在眼內,悲從中來,不想打斷禱告的聲音,也不想站在道德高地,細數學生的不是。於是,當同事仍為四川的災民祈禱時,我只好閉上眼睛,為我的學生祈禱,求上主給他們遠大的目光、廣闊的心胸和憐憫的心腸。

學生知道測驗考試「難」,知升學就業「難」,卻不知道世界充滿「苦難」。從困難到苦難,他們要走多遠呢?每天每夜都被災難場面轟炸,無時無刻不在惦念災民的生命,但資訊愈發達愈顯得我們無力。旁觀他人的痛苦,無論電視台如何「直擊」最新情況,無論我們多麼「緊貼」災情,我們也不可能成為「他們」。於是震撼的畫面讓人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由十元百塊到千千萬萬,數字成為救災追求的目標。是的,沒有錢怎可讓災民重建家園?沒有錢怎可購買足夠的醫療補給?於是,又有更震撼的畫面出現,又有更感人的場面播放,更龐大的善款滾滾而來。最怕籌得的款項成為最終目標,最後曲終人散,有錢的都出了錢,有力的都出了力,各自歸回自己的生活,一切又如常。數字與苦難在不知不覺間本末倒置,捐款成為現代的贖罪券,只要努力捐款,便可買得個心安理得。

在這個功利主義當道的社會,學生每每以捐款的數目來衡量捐獻的意義。新聞不斷報道某財團捐款一百萬元賑災,某名人捐款一億元賑災。相比之下,學生會問自己的十元八塊又有甚麼作用呢?於是,作為老師,我便陷於兩難之中,我希望學生將目光從自己的困難放大至別人的苦難,但我又未能提供方法讓學生參與別人的苦難。我既不希望學生以購買贖罪券的心態捐款,也不希望學生因自己的捐獻微不足道而袖手旁觀。我突然想起讀中學時校長的一段話,他叫我們省下買汽水的錢作捐款,否則不捐也罷。於是,我又想起了聖經中的窮寡婦,我希望同學明白捐款和奉獻的分別。

  
我請同學閉上眼睛,想像他們一天的生活,我問他們,他們是否願意為四川的災民作一些生活的轉變,例如午飯叫凍飲的同學會否改作熱飲,或者本來乘的士回家的同學會否改乘巴士,然後將省下的錢奉獻給四川災民?我提醒他們,不要捐多餘的金錢,只要「奉獻」那些因為捨棄了的生活而省下的金錢。我亦提醒他們,不要利用捐款裝飾自己的冷漠,忠於自己的想法,學習誠實生活。於是,同學默默地反省,安靜地奉獻,沒有報數,只有默禱,我們也要學習從自己的困難走向他人的苦難。

我們雖然不能成為四川災民的一分子,亦不能與他們一起受災,但我們卻可以透過捨棄,參與他們痛苦、記念他們的悲傷。愛有時不是能付出多少,而是能放棄多少。我們當然希望金錢能減輕他們所受的痛苦,但最重要的,是別人的痛苦能否改變我們,讓我們變得更慈悲,更憐憫。

2008年4月13日 星期日

《舉自塵土》-沒有「福音」的基督教電影

收到朋友的電郵,藝術中心將會放映「基督教」電影《舉自塵土》,而且電影是關於河南基督徒的生活境況,由於擔心「基督教」的標籤會吸引大批不常進藝術中心的觀眾,於是匆匆訂票,果然,對比大阪怪奇歌《我不要讚美祢》的冷清,《舉自塵土》實在很多捧場客,「基督教」這個品牌仍有一定的叫座力。
電影圍繞女主角小麗,她一貧如洗,每天只以稀粥饅頭充飢,丈夫因矽肺病長卧醫院,女兒亦因欠費被迫退學。她努力工作,為丈夫賺取醫藥費,為女兒的學業奔波,雖然面對種種厄運,她仍熱心事奉,見證基督,為朋友孩子的病禱告,為教友的婚禮助慶,演練婚禮配樂,彷彿一切安好。但細心想想,「基督徒」這個身份,究竟為小麗的悲慘遭遇帶來什麼意義?小麗堅毅、刻苦、善良,但在普通中國農民身上,也能發現這些氣質。那麼,教會為小麗的悲慘遭遇帶來很多幫助嗎?電影中的教會,似乎更關心從城市而來的教友婚禮,多於小麗的困境。因此,電影被冠以「基督教」之名,也只是多了教堂、教友、「感謝主」等元素,難怪有觀眾質問導演甘小二:「你是基督徒嗎?為何你的電影沒有反映神的能力?」
福音紀錄片《十字架》和劇情片《奇異恩典》感動了很多基督徒,不懂樂理的河南少女作了《迦南詩選》,富有商人甘為消滅奴隸制度而受到精神和疾病的折磨,無論如何,上帝的能力都是顯而易見的。可是,作為紀錄片,《舉自塵土》沒有《十字架》那種「真實」得難以置信的神蹟發生;作為劇情片,它也沒有《奇異恩典》那種「虛構」得高低起跌的敘事張力。於是,要看神蹟的基督徒便注定要失望而回。
真的,很多基督徒觀眾都以為神蹟會出現:或者小麗的丈夫康復出院,或者小麗的女兒順利升學,可是《舉自塵土》拒絕這樣的神蹟。有些基督徒以為小麗本身就是「神蹟」,在只有稀粥和饅頭前,她仍能唱Thank You Jesus;在丈夫病危時,仍為別人準備婚禮;在女兒失學時,仍說自己安好、感謝主。小麗沒有悲傷,沒有憤怒,信仰令小麗變得堅強,盼望令她保持喜樂,但這樣的基督徒,似乎欠缺基本的人性,顯得蒼白無力。其實,與其說電影塑造了一個典型的農村基督徒刻苦形象,不如說電影由始至終都質疑這個形象的真實性。
電影刻意要觀眾與小麗保持距離:在小麗母女晚餐的場面,畫面橫放著不成比例的桌子和饅頭;在小麗探病的場面,豎立著誇張的鹽水瓶氧氣瓶掛柱;鏡頭不會追著小麗的生活移動,小麗從遠處走近鏡頭,又消失在鏡頭外。電影以遙遠的視覺和長鏡頭「記錄」平凡的農村生活,演員全是當地人,都以真實姓名相稱,但正因為這些「真實」,顯得小麗這個基督徒角色更「虛構」。(只有一次,電影以近鏡追著小麗,便是小麗決定放棄醫治矽肺痛的丈夫後,回憶他們共度的觀樂時光,而那個小麗是最真實的!)有時,電影中的「感謝主」台詞也變得陳腔濫調和荒謬,連電影的名字也帶有反諷的意味,小麗有能力搬運磚頭,從無到有,在田地中「創造」了一座豬棚,卻沒有能力將搬運磚頭賺回來的工錢,維持丈夫的生命,上帝創造的人(小麗的丈夫)就此病逝,塵歸塵土歸土,沒有人流下一滴眼淚。究竟基督徒這個身份,為小麗的痛苦帶來什麼意義?除了強化了中國農民逆來順受的性格,似乎沒有。
《舉自塵土》拒絕超自然的神蹟解決人的痛苦更與小麗那種逆來順受的認命心態保持距離。盼望並非漠視自身和別人的痛苦的理由,福音也不是中國農民的止痛劑福音對痛苦的中國農民有什麼意義?電影沒有提供答案,卻要觀眾(特別是基督徒觀眾)思考。對於吃慣苦的中國農民而言,他們還要更多的精神鴉片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