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

遠藤周作的《武士》，充斥著死亡和受苦，無論是武士長谷倉，還是天主教司祭貝拉斯可，都懷抱著「殉國」和「殉教」的烈士精神。《武士》就是他們從日本到墨西哥，經歐洲繞回日本的信仰之旅，兩人各懷鬼胎，各有盤算，但最終都成為黑暗政治的犧牲品，但他們正正在犧牲的瞬間，覺悟到那個張開雙手、掛在本頭上的弱者為何被稱為「主」。

讀遠藤的作品，真的很沉重，特別在聖誕的時刻，當教堂內都充滿著「普世歡騰」的歌聲時，我不禁想到耶穌基督受苦的形象，祂擔當了我們的憂患，背負了我們的痛苦，祂來到世間，不是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深河》中的大津，《武士》中那個脫離天主教會、逃到印第安部落的日本修士，都未能在教堂中找到他們的「主」，他們其實是遠藤的化身，大津在印度的加爾各答看見了主的面容，也仿傚耶穌背起了十字架，背起奄奄一息的死者到恒河；而脫離教會的日本修士，在印第安人的面容上，匆匆瞥見主的模樣。很多人以為在教堂歡慶耶穌基督的降生，便能將上主禁錮在教堂之中，那是自欺欺人的做法。

特別是當劉曉波、胡佳和譚作人等中國維權人士，正身陷囹圄之際，我們怎能視若無睹、充耳不聞，而高歌「普世歡騰」？劉曉波說，他希望自己是中國最後一個因言入罪的人，我想起百日維新的譚嗣同，他說「中國革命，未嘗有不流血者，若有，請自嗣同始。」從譚嗣同開始，直到劉曉波，有多少中國人，為了國人的幸福，而賠上了生命和自由？他們都是為了自己的信念（甚至信仰），背起了自己的十字架。十字架本來就帶著「殉」的意味。

感恩主日領聖餐的時候，牧師說，這是主的血和身體，為你而流。是的，我們的生命得以延續，因為很多的生物成為我們的食物；我們能夠享受自由，因為先輩的爭取（甚至以性命爭取），甚至我們的存在，正如猶太哲學家Jacob Needleman所說，是基於造物主的犧牲。當我翻開劉曉波的《大國沉淪》時，發現兩篇序言，都是中國基督徒（余杰先生和一位地下教會傳道）所寫的，他們以身犯險，向當權者發出怒吼，甚至直指當權者有罪，而我，怎能安坐教堂之中，若無其事地高唱「普世歡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