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粉嶺戲院到元朗戲院

 

總覺得學生太被動，無論課堂如何精彩，學生都是乖乖地坐在教室內，我很希望他們能落手落腳做歷史（研究），不要一味讀歷史（資料）。機會終於來了，粉嶺戲院結業，令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中一學生，組織起來，要找出粉嶺戲院的死因，有些學生翻看施政報告，找出發展新界北對聯和墟附近土地的影響，也有學生分析3D電影的出現，對舊粉嶺戲院的打擊。我建議他們聯絡電影發展局和香港電影資料館，並翻看《電影雙周刊》和《香港電影》等雜誌，找找有用的資料。

放學後，我們一行人，先到了粉嶺鄉事委員會，翻看《新界年鑑》和剪報，但有用的資料不多，他們有些氣餒，我跟他們說，這就是歷史研究。其實，他們在課堂上看到的，都是「有用」的資料，以為歷史資料俯拾皆是，他們並不只道，我花了很多時間，替他們過濾了無關的資料，他們才能得心應手地運用史料。其實，真正的歷史研究，需要花很多時間過濾資料，分析史料的作用。

聽說《歲月神偷》曾經在粉嶺戲院取景，我也希望帶他們看看元朗戲院這座單幢式鄉村戲院的現況，所以帶他們到元朗的炮仗坊。學生看到元朗戲院，都感到驚訝，竟然比粉嶺戲院大了一倍，雖然半幢的戲院已變成郵局，但戲院內仍可容納三個影院，一院的座位仍過然過百，可算是碩果緊存的戲院巨無霸。我們拾級而上，頗能感受舊式戲院分開超等和堂座的氣氛。他們邊吃爆谷，邊看電影，有時開懷大笑，有時咽硬啜泣，完全融入了《歲月神偷》的生離死別。

可能我期望過高，並不特別喜歡《歲月神偷》，但能夠和學生一起研究粉嶺戲院的歷史，一起走進元朗戲院，喚起他們對老社區的關注，我已很高興。《歲月神偷》中任達華和吳君如，帶著兒子一起看《夜光杯》的地方，就是我和孩子共度快樂時光的老地方－粉嶺戲院，舊式鐵皮硬座，超闊的銀幕，深紅色絨布的門簾，還有電影拍不出來超冷空調，大家都為永利街的保留而快樂時，都忘記了粉嶺戲院是最早消失的電影場景。如果導演羅啟銳還要拍六十年代的戲院的話，可能要到台北取景了。

沙畫中的歷史

烏黑蘭藝術家Kseniya Simonova證明了William Blake的說話：「一沙一世界」（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她的雙手，賦沙粒予生命，她呼一氣，黃沙飛舞，一幕幕歷史重現眼前，令觀者動容。如果每一位教師，都如Kseniya Simonova，以生命注入課堂，視教學為藝術，讓歷史會活起來，每一位學生都能心領神會歷史的意義．

再看《小城之春》

電影資料館放映《小城之春》，我從來沒有在銀幕上看過此經典電影，雖然我早於一個月前買票，但仍然向隅，坐在電影院的一角。重看《小城之春》，內心依然震撼。韋偉演活了周玉紋的內心掙扎，離不開體弱多病的丈夫禮言，又重遇舊愛志忱，徘徊在死的婚姻與活的愛情，玉紋何去何從？韋偉演活了周玉紋的內心掙扎。

 

南京狂想：朱雀

看見《朱雀》作者的名字－葛亮，還以為是新進作家，借諸葛亮之名，自抬身價，怎知作者將此書獻給祖父葛康俞教授，才相信他真的姓葛名亮，再看董啟章和王德威的推介，便決心一讀這本四百多頁的長篇小說。說實話，沒有長假卻讀長篇小說，有點奢侈，畢竟可供消磨的時間不多。

讀此書，以為不會很費力，因為一開卷便感受到文字的質感，跟著文字遊覽秦准河和孔廟，旁觀蘇格拉華裔青年許延邁邂逅南京少女程囡，可是當葛亮上溯三代，追蹤程雲和與程憶楚的身世時，便如入五里霧中。如果她們是男人，從父姓，三代姓程，可能較容易理解，但三代女人都姓程，已經耐人尋味了。《朱雀》根本是迷宮，入口處指引清晰，條條大路通南京，以為文字堆砌起來，就是堂皇的朱雀門，怎知一腳踏入文字森林，根本看不到盡頭，分叉歧路，程囡的哥哥，其實是母親收養的孤兒。她的父親陸一緯，也只是母親程憶楚的舊情人。程憶楚雖姓程，卻不是程雲和的親生女兒，程雲和原是南京名妓，只不過日本侵華，碰巧收養了程憶楚。程憶楚的親生母親是葉毓芝，父親其實是個日本人，所以程憶楚其實是中日混血兒。

小說的後半部又回到現在，許廷邁雖然邂逅程囡，但程囡卻又愛上了頹廢青年馮雅可，馮雅可很有藝術天份，受業於日本大師，後來日本大師又看中了帶日本血統的程囡，馮雅可最後死了，程囡才發現有了他的孩子，但與此同時，她也知道馮雅可是愛滋病患者。最後，程囡在南京開了畫廊，她最後的視線，停留在「私處盎然生長出了巨大蓮花」的壁畫上，而許廷邁又回到南京，他「默然站定，覺出腳底月涼意襲上來」，故事在西市開始，也在西市結束，他和她會否再續前續？故事一切戛然而止。

我都說，《朱雀》是迷宮，我也曾經想過中途放棄，覺得被葛亮愚弄，故事會突然跳躍到三十年前，又或者向後退到現實，我要前後翻看，才弄清楚自己身在何方。葛亮的學養也令我讚嘆，他遊走於中國古文和外國經典之間，單是《槳聲燈影裡的秦准河》，他便在有意無意間，告訴你不單朱自清，連俞平伯也寫過同一名字的文章。他又會告訴你《客途秋恨》和《黛絲》的典故。琴琪書畫，葛亮似乎樣樣皆通。再看故事的歷史場景，從清末時期藥業發展到南京天主教傳教士的家世，再到日本侵華期間的中日關係，他無所不談，彷彿親歷其境。談大躍進、文革和六四時更如歷歷在目，如泣如訴，我還以為葛亮是個名不經傳但飽歷滄桑的作家，但讀到後記部份，才知道他二十五歲開始寫《朱雀》，前後寫了五年，完書時也不過三十，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但佩服還佩服，我好像恍然大悟，很多情節，多了一份堆砌，少了一份真情，感覺是拋書包拋得太多，葛亮用很多專門的用語彌補情感的距離。

我似懂非懂，嘗試在《朱雀》尋找遙遠的南京，但有些部份我是不忍卒讀的，甚至希望那些只是葛亮的慾望投射。例如，我受不了葛亮繪影繪聲地描寫葉毓芝被日本軍人輪姦；我也受不了程雲和在文革期間，扯下上衣，讓紅衛兵看她被咬去乳頭的乳房；我受不了程憶楚被老魏強暴，也受不了程囡被日本教授上下其手。除了這些片段，還有太多太多的饑渴和慾望，程囡和許廷遇、泰勒與馮雅可；程憶楚和老魏、國忠與陸一緯；程雲和是名妓；葉毓芝和芥川。王德威說《朱雀》裡的南京是一種「癮」，我想補充的是，南京是葛亮的「性癮」，南京成為葛亮的慾望對象，他好像沒有這種自覺，男性的性幻想貫穿了整部小說，南京是千個面孔一具女體。

這並不是一次愉悅的閱讀經驗，《朱雀》是一部沉重的《Sex and the City》，一切太外顯，本來的書寫城市，卻無意間變為洩慾都市。

續讀《天地之始》

薛仁明的《天地之始》，好像一把能打開《今生今世》的鑰匙。他說：「胡固然嚴厲地自我逼視，但同時，他卻又如局外人旁觀全局；說自己如道旁人；收得住，又放得開，自然一切雲淡風輕，完全沒有「懺悔錄」那種宗教式的緊張。正因為胡蘭成完全沒有贖罪的問題，故他甚而說，「求道者的大徹大悟往往亦即是魔」，連「大徹大悟」都可不必，更遑論「贖罪」？

讀到這裡，我心裡很不是味兒，我神往這種做人的境界，但又不強求到這個境界。有人說東方重逍遙，西方重拯救，這是做人的兩個向度。我則在逍遙與拯救之間，我的性情偏向執拗，有時活得很沉重，但卻又能神遊於山水之間，享受逍遙的恬靜。我終覺得，薛仁明並不單要還原一個真實的胡蘭成，他更將心中的理想人形投射到胡蘭成的文字之中。

人和文是一隔；自讀與讀人又是一隔，薛仁明怎能「不隔」？作為讀者，很難入神。一個圓潤的世界，沒有對錯，活在邊沿又遊刃有餘，但這種狀態，如同一躍，騰空的剎那就是不隔，但接觸地面的一刻又回復原狀，能如「禪者」林谷芳者、如「隱士」薛仁明者、如「開悟者」胡蘭成又有幾人？或者，要去除所有前設，什麼禪者隱士和修行者，才能得見其人。

隆中諸葛薛仁明

去年四月，台灣的戴志清老師向我推介《天地之始：胡蘭成》，我對胡蘭成的印象不深，別人說他是張愛玲的前夫，舒琪先生說：能被張愛玲愛過的，絕不簡單。後來，也有人說胡蘭成是南京傀儡政府的官員，所以我對胡蘭成的書，並不感興趣。倒是志清老師說，作者薛仁明是小學老師，隱居台東，有隆中諸葛之稱，我才動了心，要讀個究竟。

志清老師所言非虛，薛說：「從高中時代開始，好似那憂天之杞人，每每為身處工業革命後之現代社會而心焦神灼：於是厭煩污濁喧囂；傷痛人世情意之荒失；也惶恐著眼下這無明的物質社會狂奔競逐，終將毀滅文明之良善與人類賴以生存之自然環境。於是，憂思彳亍，不得其解，如是多年。」後來，他讀了胡蘭成的著作，才豁然開朗，了然於胸，我甚至覺得，他從胡蘭成中看到理想的自己。

在薛仁明眼中，胡蘭成是禪者的原形，別人說胡是漢奸，他說胡是胸襟氣量極闊之人，大有笑罵由人的氣概，「尚幸生死之邊沿甚寬，足容遊嬉耳」。又有人罵胡寡情薄幸，他卻說胡「從女人的直覺學得了美感」，處處以女性為師，是相知的謙遜。他更力斥余光中等學者對胡的見解，認為這些偏見，來自於宋儒思想的狹隘，和現代知識份子的故步自封。從外而知胡蘭成，得出只有誤解，只有內遊於胡蘭成的內心，才能盡得其真貌。薛仁明借胡蘭成，狠狠地「殺」了學者和文人的意氣（正如他說，胡蘭成也是個「好殺」之人，充滿殺氣）。

我並不同意薛仁明的觀點，甚至覺得他將胡蘭成偶像化，但我欣賞他這份豪邁之氣，大有寵辱不驚的勢態，蟄伏山居，仍以唐吉訶德的精神，向學術學院擺陣，到頭來或成或敗，「勝者的歡譁果然如流水洋洋，而敗者的謙遜使江山皆靜」，作為道者隱士，我想信他並不計較。能隨心所欲，順心而行，就已經滿足了。

愛麗絲重遊幻境

完全被片名所騙。首先，那不是仙境，極其量只算是幻境，特別在添布頓的鏡頭底下，場境陰翳非常，破落的筵席、滿佈死人頭的護城河，我以為自己在看《魔街理髮師》（Sweeney Todd），這些場境，與「仙境」的想像，相差太遠了（愛麗絲小時候叫作Wonderland，其實是Underland）；第二，愛麗絲從來沒有夢遊，她是重遊這個地下世界。所以，那些以為愛麗絲夢遊仙境、以為會看到迪士尼卡通的觀眾，定看得一頭霧水。

假設愛麗絲長大了，她一直以為小時候的經歷只是個夢，到她二十歲的時候，重遊這個地下世界，她會怎樣呢？她忘記過去經歷的一切，無論地下世界的朋友如何召喚，她只相信眼見耳聞的，只是她的夢境。直到怪獸熊把她抓傷，而且傷勢不斷加深，她才開始懷疑，真的是夢境嗎？她重遊地下世界，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要是對付紅心女王，殺死那頭助紂為虐的飛龍，讓白雪女王為地下世界帶來自由與和平。這一次重遊，她身邊幾乎沒有同伴和朋友，很多時候，她都是孤身一人，我很喜歡Mia Wasikowska的演繹，在最迷惘的時候，她的眼神仍帶著一份執著和倔強，完全演活了愛麗絲的困惑卻又義無反顧。

二十歲的愛麗絲走到了人生的關鍵，那一場宴會求婚戲非常重要，讓我們看到人生的眾生相。媽媽勸她循規蹈矩，美貌會過去，還是安份守己好；姐姐只顧愛麗絲的婚事，卻對未婚夫的情事懵然不知；男子以為自己生於貴族，目中無人。愛麗絲置身其中，顯得格格不入，如果愛麗絲真的嫁入豪門，她這一生真的就此完了。就在這個時候，穿禮服的白兔出現了，他拿著懷錶，暗示時間無多。是誰的時間無多？是幻境的時間無多，也是愛麗絲的時間無多。不要忘記，之後一連串在幻境的經歷，只在她「考慮」是否出嫁的片刻發生。於是，她要屠龍才能離開幻境，這是她一個最重要的成長任務。無論她作任何決定，都必需殺死那條飛龍，即是要將心底裡的恐懼／懼怕完全消除（心理學的書表示童話的恐龍其實代表人心的恐懼）。

電影亦很多雋語，貫徹了《愛麗絲夢遊仙境》那些看似無聊、卻語重心長的對話。例如，魔帽問她，為何你不是太大，就是太小？他的話並不單指她的體型，也說明她的心理狀況。她有時是幼稚得可憐，以為一切是自己的夢，面對怪獸熊的時候，就是不肯離開，要睡鼠解救。有時，她又太過世故，不斷計算屠龍的不可能，還要盡快離開「夢境」。另外，魔帽常說自己要想一個「M」字頭的英文字，在紅心女王面前，他說著Moron、Malice等字，其實他要想起的，是「Mind」（心），愛麗絲在逃走時便說了出來。幻境中人傻傻戇戇，就是因為在恐懼之下，大家都失去了「Mind」。

魔帽不斷問的：為何烏鴉好像寫子枱？（Why is a raven like a writing desk?）我一面看電影，一面想這個問題，以為添布頓會在最後給我答案。可是，沒有答案。我本來有些失望，直到愛麗絲說：我必須離開，因為我也有我的問題，我要自己找答案。我恍然大悟，這正是存在主義心理學家Victor Frankl所說的，我們的責任不是向生命發問，而是要努力回答生命的問題。對魔帽而言，烏鴉為何會像寫字枱，這是他的問題，他的責任是要自己找答案；對愛麗絲而言，她是選擇是否要過規規矩矩的生活，是不要違背母親和姐姐的意思，拒絕貴族的求婚。我們都有自己的生命謎題，沒有人能代我們回答。

如果《愛麗絲夢遊仙境》是Lewis Carroll寫給愛麗絲的童話故事，添布頓的《Alice in Wonderland》就是一則成長寓言。Joseph Campbell在《內在英雄》提出，生命有不同的階段，從孤兒、流浪者、戰士到英雄，都有不同的成長任務，愛麗絲曾經是孤兒（幼年喪父）、也在幻境流浪，最後殺了飛龍，成為戰士，他重新回到現實，可說是實現了英雄之旅。

（香港的宣傳海報只見Johnny Depp，我更最喜歡以下的電影海報。）

各國議會開會情況

收到朋友的電郵，見到各國議會文化，各有特色，一張照片，讓我略有領會時，也捧腹大笑．各位同學，發笑之餘，也考考自己懂得多少國家的地理位置，從照片中也認識一下同中有異的議會文化．看到最後，不禁自豪：我們多和諧啊！

土耳其

墨西哥

南韓

烏黑蘭

意大利

印度

台灣

俄羅斯

日本

中國的人大會議：

和平，和諧，文明，

沒有任何擾亂行為，自豪嗎？

 

朝聖－神樂院紀行（二）

雖然我置身在天主教的修院之中，但李院長和莊神父的說話充滿禪意。李院長說：每一個人都為自己的年老做準備，我們都要自問，要做一個怎樣的老者。有些老人很祥和，越老越可愛，像個與世無爭的小孩，但卻洞明世事，別人喜歡親近。也有些老人活得很不耐煩，不苟言笑，拒人於千里。當我看到莊神父的時候，完全明白李院長的意思。莊神父年過七十，但風趣幽默，看他的眼神，像江河流水一樣，更有海納百川的寬容。他回憶舊事，開山劈石，風餐露宿，建堂立願，我聽得膽戰心驚，他卻一貫的笑意盈然，我想像的苦，在他的口中，卻是細水長流的甘甜。他即席吹奏，柔柔笛子聲，將貴州的涓涓溪水，帶到我們的心間。我真有一刻的衝動，將本來無語問蒼天的苦惱，向他傾訴，像黃河一樣夾著千噸泥沙奔流大海，我需要一個容心之所。

只是，時候還未到，我仍要等候。空山靈雨，獨對孤舟，雨傘擋住了從天空掉下來的雨，卻擋不住眼裡掉下的淚，打在風衣上的滴滴答答，已分不清是雨珠還是淚水。想起往事，無盡悔恨，活了這麼多年，從不欠債，有如闊綽財主，一切不假外求，總記著「施比受更為有福」，施恩從不望報，現在看來，都是內心的虛榮作祟，一路走來，竟欠下一生也還不清的心債。想到許地山說蟬，雨珠打濕了蟬翼，蟬掉到了樹下，才奮力爬到樹上，雨珠又打在蟬身上，再一次，蟬掉到了泥淖，雀鳥終於看到了疲憊的蟬。雨珠啊，你知道和我開了個什麼玩笑？一抬頭，看到了基督受苦像，雙眼微閉的耶穌背著十字架，上面還有兩個字：摔倒。真的，是我摔倒，頭破血流，傷口從來未癒合過。這一切，都是自找的。自高的，必要降卑。施恩的，倒要求恩。

離開了，我抖下一身落葉，一眨眼，又見滿身飛絮。隱修士之中，有些是經常勤拂拭的漸悟，有些卻是本來無一物的頓悟，漸悟或頓悟，殊途同歸，我相信，我也終有覺悟的一天。那時，我可以輕輕說出：萬物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有時。

朝聖－神樂院紀行（一）

還未踏足在大嶼山的島角，朝聖的旅程早已開始，只是一腳踏在修道院的土地上，內心不得不平靜下來，街渡遠去，氣油的味道彌漫在空氣中，逐漸消散，我的心會否也一樣，在這裡過濾、沉澱，在不知不覺中，所有的塵垢，都化為無有？安靜地，我聆聽自己的呼吸聲，吸氣，感謝生命的一切，呼氣，將生命的一切付上。聽到相機快門的聲音，咔嚓，身旁的人捕住了美景，我的眼目很想遊移，但我記住了蔣勳的提醒，視覺進化的代價，是失去靈敏的嗅覺和味覺。視覺是白糖，加得多，膩了也不覺，所有食物都變得甜而不甘。於是，無論如何，我只盯著水泥路，看到不規則的碎石，黑白之間又見壓平了的昆蟲，像標本釘在路上，雨水打下落葉殘花，留下冬去春來的印記。縱然一路上山，呼吸仍然平順，人聲遠去，漸成孤身，時聞鳥語，山頭散發淡淡的幽香，享受寧靜的片刻。

才坐下來，便看到白板上寫著《定中慧》：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知其所止，止於至善。後面還引用了程明道的詩：閒來無事而慫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皆興與人同。一面讀著詩文，一面想到中國的隱士，在淡泊中度日，與世無爭，簡直人間天堂。人在山中，仙也。然後，李達修院長徐徐走來，看上去年不過四十，但他說入修道院已過二十年，屈指一算，也差不多五十了，他說隱修生活很重視「恆居」，從凌晨三時半至晚上八時，以期待的心情頌禱，以感謝的心夜禱，八時就寢。生活自給自足，吃手所種，穿手所造，動極而靜，靜極而動，平衡過活，群居與獨處相輔相成。他們好像中古時期的荒漠教父，每句話都像煉成的純鋼，字字真言，句句慧語，他的話有如聖經所說的，像金蘋果落入網羅中，我聽得入神。

李院長領我們走上教堂，午前經開始，隱修士開始唱詠，我閉起雙眼，聲音在教堂內迴盪，恰似一雙溫柔的手，把我擁抱，我雙手合十，感謝生命裡的一切。我記得讀天主教學校時，老師領我進教堂，我第一次感受到神聖和莊嚴，生命原來可以昇華，在靜默和肅穆之中好像藏著一個永恆的答案。雖然我加入了新教教會，但仍記得天主經的每一句話：我們的天父，願祢的名受顯揚……。我跟著隱修士念，倍覺親切，有回家的感觸。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兩年前的平安夜，我參加了子夜彌撒，去年的復活節，我在台北的天主教堂。莊嚴的禮儀，好像神聖的錨，把飄泊不定的人生，給予週而復始的神聖秩序。

午餐的飯菜，都是隱修士親手種的，我吃得很慢，細細咀嚼，品味土地的豐饒、隱修士的辛勞和上主的恩寵。食物不再只是食物，而是更神聖的一種媒介。食物一直劃分貧殘富貴，富有的鮑參翅肚，貧窮的稀粥青豆，現在我們一鍋同食，大家分甘同味，合而為一，無分彼此。莊神父後來告訴我們，預備飯菜的修士一夜無眠，只擔心飯菜不周，問我們是否飽足。我想，我實在飽足有餘了，現在還有多少人在做飯時，會銘念著吃飯的人？就因為這一份心意和修士的辛勞，這頓午飯連結了做飯的人和吃飯的人、食物和肚腹，更連繫了本來陌生的我們。這頓本飯，本身就帶著聖餐的意義。

談春節

各位同學，過去一星期，為你們朗讀丘世文的《看眼難忘－在香港長大》，他說：緬懷過去，是歷史感的開始；回憶往事，是價值觀的泉源。只有不能忘記舊事的人才能珍惜現在、寄望將來。我有很大的感觸，我雖然正值盛年，但看著香港不斷「發展」，面目開始模糊，逐漸失去個性，舊事舊物被一幢幢宏偉的墓碑取代，有形和無形的文化漸漸成為政府遺產內的名詞，而不再是我們的生活，我怎能不念舊？讀著〈歲晚感懷〉，我更覺唏噓。

我在上一封信告訴你們，我們差不多整個「朱氏」家族，從木屋區搬到順利邨，由於家族連繫很深，過年過節我們都聚首一堂。特別在春節長假，我們表兄弟姐妹好像去宿營似的，住到別個親戚的家，姑姐在年卅晚都說：賣懶賣懶，賣到年卅晚，明天開始，你要更勤力了。吃過團年後，我便靜悄悄立志，明天開始要努力讀書，要考好成績。然後，大年初一，叔公見到我，第一句祝我學業進步，第二句便問我考第幾名。我當時讀小學一年級，告訴他考第三十八。他再問，全班幾多人？三十九人。他說：原來考第二，從尾倒數，真的要努力了。接著，他又問表姐和表妹，她們都說考十名內，補充一句，是全級十名內。我當時很不好受，只希望有一天，我能神氣地、自豪地面對他。現在回想，我理解他們的生活價值，他們胼手胝足，就是為了下一代能出人頭地。春節，就是這種家族承傳，我們活在親族中，在期望下長大，但也學會負起責任，向別人、向自己有所交代。

新年穿新衣，是父母的堅持。我們穿著新衣，到親戚家拜年，從初一至初七，馬不停蹄，從祖父母外祖父母開始，到大伯姑媽，再到姑婆叔公、姨媽姨婆，我們的足跡，遍及觀塘、荃灣、元朗、北角、大埔和屯門。於是，春節不單給予我們寄宿在親戚家的機會，也給我們遊遍香港島、九龍半島和新界的機會，比上社會課（我讀小學時還有這一科）更充實。記得有一年，我大約十歲，父親開車到元朗藍地外祖父家拜年，我很喜歡看到當時還健在的太婆，我和她相隔四代，一直覺得她很神秘，保存了很多歲月的秘密，每次回程，我都有點失落，看著月亮，月亮跟進我，一小時的車程睡得很沉，醒來時，母親對我說，這是我最後一次到元朗公公家拜年，公公明年便移民到加拿大，太婆也要回廣州，她叫我好好保存公公的利是，直至十五元宵那天，我打開利是，看見一張紅色的紙幣，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收到的一百元利是，對我而言，那簡直是個天文數字。不過，那也是公公給我最後一封利是，直到他離世，我也沒有再見過他。

我喜歡春節的寧靜，街頭雖然冷清，卻給我空間，讓我享受每個片刻，閱讀《明報月刊》，也始於春節，中四那一年，我出門時忘記帶鑰匙，父母外出拜年，我回不了家，怎樣打發等候的三個小時？於是，我買了人生第一本《明報月刊》，那一年的《明月》介紹新年的傳統文化和歷史典故，我坐在花園長櫈，靜靜地閱讀，也享受寧靜閱讀的充盈感覺。從那天開始，我開始訂閱《明報月刊》，文字也豐富了我的人生。

歲月神偷，偷不走我的春節回憶，當中有清靜的街頭和親族的溫馨。只怕未來的春節，大型商場照常營業，街頭不再冷清時，再沒有什麼春節不春節，只多了一個縱情消費的假期了。

在《師生對話》，我也收到中一學生佩宜的分享，她也有同樣的感慨：

今天的春節特別有意思，因為外祖母的村落舉辦盆菜盛宴。我的婆婆住在大埔，是鶴佬人，特別有人情味，很多叔公都叫我「客家妹」，這個稱呼也歷史悠久了。

這年是村長第一次舉行盆菜宴會，本來在大樹下舉行，大樹就是在球場旁邊的大榕樹，不過那天下雨，所以大家都要把盆菜捧回家人，本來家家戶戶都可以在「大樹下」聚首一堂，但可惜天意弄人。

外婆家訂了兩個盆菜，我們大約三十多人，也是個大家族，回家後，媽媽跟我說：「試問現在還有幾多個村落會舉行這些活動呢？」聽來不無感慨，一位又一位老人離去，我們真的要好好珍惜春節本來的意義。

（是《明月》告訴我為何「新年」會掛「老鼠嫁女圖」的）

老師談寂寞／學生談戀愛

學生長跑後，到教員室聊天，我問她，還和某某拍拖嗎？她說，沒有了，聽了你的話。身為班主任，能影響學生，當然高興，但根據多年經驗，學生是擅變的，正值青春期，他們的心思就是戰場，她今天頓悟，明天又再惘然，要想得通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其實，我也本無意於學生的戀愛軼事，只是她天資聰敏，寫得一手好文章，頗有才氣，中、英語文根柢俱佳，我自然希望助她更上層樓。只是她比同輩早熟，長得標緻，自然成為學兄的囊中物，她也樂於周旋於男孩之間，像渴極了的穿花蝴蝶，我只怕她寂寞難耐，荒廢學業，所以知道她拍拖了，便提醒她一兩句。

她聽我的話，專心學業，我當然替她高興，但過不了一星期，她又拍拖了，我問她為何如此善變，她直接回答，貪新鮮。我問她是貪戀愛滋味的新鮮，還是貪新男友的新鮮？她笑而不語。年少輕狂，有一些戀愛經驗，也沒什麼大不了，只要如老套話般，發乎情，止於禮，便可以了。我只是擔心，在貪新鮮的心態下，還潛藏更需要處理的問題。我問她，是否很怕孤獨的感覺？是的，她答道，不懂獨處。

這就是早慧的代價，無聊和寂寞的分別，就是有沒有察覺到那個存在的「我」。誰沒無聊過？小時候呆呆地坐著，沒有什麼事情要做，也不想做什麼，對著電視，看不到閃動的畫面，聽著音樂，聽不到歌曲的內容，但時間一過，倒頭又睡，太陽出來，又再無聊過。長大了，開始有「我」，電視的畫面驅不走寂寞，音樂更加深了寂寞，只有擠身在人群中，才稍覺充實，想知道別人眼中的我，在朋友的眼中看到自己，身邊都是朋友，就是做不了自己的朋友。和朋友一起，覺得充實，孤身一人，渾身不自在，太多的空間，被寂寞充斥。於是，放學後和朋友閒遛，回家後傾電話，父母喝罵後上網MSN，又或者Facebook再見。尋找別人投射的自己，卻不斷逃避自己。

我對她說，每個人都會寂寞，我也有寂寞的時候？她佷驚訝，老師你也會寂寞嗎？怎樣不會！想起孩子時覺得寂莫，想到生命盡頭時感到寂寞，經歷不能分享時也很寂寞，你們常常問我為何那麼喜歡看書，因為我寂寞。魯益師（C. S. Lewis）說：當你閱讀時，你知道你並不孤單。我書架上書，都是我的朋友，在書叢中，我學會和自己相處，或者說，我學會獨處。其實，大家都上癮，我是讀書讀上癮，有人上了人群的癮，更有人吸毒上癮，都是「自我」在作怪，只是癮也分高低。

她告訴我，沒有珍惜爺爺的關愛，直至爺爺離世，才知追悔，很是遺憾，她邊說邊流淚。於是，我借了《歲月如此浪漫》給她，叫她細讀，這本書是十多位香港教師的回憶文集，我問她，二十年後，她想怎樣回顧人生？每個學生都是獨一無二的，強迫只會壓抑生命，只有空間，才能令生命綻放。再緊張，也要尊重學生的個性。

我享受和她分享的過程，做老師的也無謂太多計較，結局如何，生命自有其進程，只要站在學生身旁，靜靜觀看微妙的改變，以期待和讚嘆，迎接珍貴的每一刻，教師其實也在過自己的人生。

錢理群先生的「債」

讀《我的回顧與反思》也是書緣，在圖書館打書釘，看到北京大學中文系老教授的名字，書卻由台灣出版，好奇心驅使，逐頁翻看，被錢理群老先生的真誠打動，在〈我的人生之路和治學之路〉便開宗明義說：我的研究有兩個目的，一個是「還債」，一個是「圓夢」。

他有什麼要還的「債」？他說，是家庭的債、年輕人的債和自己的債。原來他出身於世家，父親是國民黨高官，文革期間，為了劃清界線，他義無反顧地把父親的照片燒了，後來他想起來，卻感到很可怕，為了解釋自己的行為，為了說清自己的故事，他以「自我」作為研究對像，也成了他的「回顧和反思」。

欠年青人，是因為文革期間，一位女學生出於良知，站出來為他說好話，後來那位女生四面受敵，投湖自盡，自此以後，他如此自我拷問：即使我真的罪孽深重，與生俱來，也應由我一個人默默承受，為什麼偏不业寂寞要用青年的熱情來慰藉一顆孤寂的心？對於六四，他雖曾站出來為學生說話，卻為自己沒有盡力保護學生而感到內疚，六四成為「壓在他心上的墳」。

關於他自己的債，也是最沉重的債，他說自己的一生「太多的動搖、屈辱、背叛、扭曲、變態」，他甚至曾為了擺脫自己的困境，連累朋友。他說，文革最大的罪惡，是把人性中的惡誘發出來，使人不成為人。

這本文集收錄了錢老先生在北大的最後十次演講，和《相約期二》（Tuesday with Morrie）一樣，我們像聽著一位充滿智慧的老者，將苦難記憶化成智慧的語言、精神的資源， 他說的一切，無非是要告誡後人，不能重蹈前人的覆轍。正如他己說：一般人能知恥，能自醒就夠了，但作為知識份子，必須從歷史上追問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作理論的思考，提高到理性的層面，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

當很多人都選擇成為文革的受害者時，錢老先生卻站在懺悔的一邊。他並非沒有受害，他也因國共內戰而飽嚐父子分離之苦，但他仍然選擇背起未盡的道德責任。錢老先生躬身自省，沒有迴避六四，實是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榜樣。徐友漁在〈記憶即生命〉說過：作為個體的中國人擅長於博聞強記，但作為群體，經常發生的卻是記憶的空白和斷裂。讀《我的回顧與反思》，讓我們從錢老先生的個人生命，反思整個民族的命運和將來。

香港開埠與全球史觀

上星期二，教育局資優教育組的朋友到校觀課，這次備課和觀課活動，我獲益良多。我的個性有些偏執、近乎完美主義，執教十年，不斷尋求突破和改變，初中的歷史課程，已被我改得面目全非，每次下課，都覺得下一課應該可以教得更好，於是埋頭苦幹，又要做點什麼出來。或者別人聽起來，覺得有些不可思議，都希望來看看，我也不介意，難得有旁觀者指點，免得我孤芳自賞，自欺欺人也不知。

不知不覺，我已受到許倬雲先生的影響，他喜歡將中國歷史放到世界體系中分析，我的史觀也近乎世界歷史（Global History），以鴉片戰爭和香港開埠為例，過去以民族國家史觀之，會強調英國人販賣鴉片，殘害中國人的健康，鴉片戰爭是不義之戰。我完全同意這個說法，但又覺得還欠些什麼，早前讀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維梅爾的帽子：從一幅畫看17世紀全球貿易》，覺得此書很有見地，觀微知著，我也希望學生也知道十八世紀的全球貿易和香港開埠的關係。不過，難題來了，他們只是中一學生，缺乏最根本的歷史知識，真的能這樣教歷史嗎？

為了解決以上問題，我們真的把頭皮都抓破。我們想，整幅圖像應該從哪兒開始？故事總有個起點的。於是，我們先教導了十八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圍繞著生產力提升後，英國需求新的資源和市場，開始尋找殖民地。工業化的英國是歷史上第一個世界工廠，本來無所匹敵，偏偏遇到中國這個古老帝國，還患上了嚴重的中國茶癮，怎麼辦好呢？整個課堂，便以解難方式（Problem-solving Approach）推展，讓學生明白以後一連串結果，都是以困難－解決方法－新困難－新解決方法的情境發生。請恕我將很複雜的歷史問題略略簡化，教室畢竟只是一個模擬的歷史空間，我們必定要在限制的情境內讓學生動口動腦重組歷史（或曰Doing History）。

由於學生都覺得戰爭是最簡單的解決方法，不用討論，所以我先讓他們看以下資料：中英兩國在人口（1800年）

中國	約31009萬人
英國	約1200萬人

世界各地佔世界生產總值的百分比（1820年）

中國	32.4
歐洲	22.6
美國	1.8

然後要他們以動物打個比喻，其頴說是恐龍與毛蟲之戰，我修正說，這個比喻太極端了，超出了合理的想像，卓楠舉手，說是大象與老鼠。他的答案正合我意，我捉緊他的答案，問同學哪一隻動物會是勝利者？表面上應該是大象，但老鼠卻可能找到大象的弱點。我再問他們，戰爭能解決貿易赤字的問題，還是會製造更大的困難？他們產生疑惑了。

為了讓他們明白，中國並非弱者，我播放《鴉片戰爭》中關天培死守虎門的戰役，讓他們知道英國戰艦在虎門曾吃過敗仗，才北上津。直至後來，談判失敗，再轟虎門，才將虎門攻破。我請他們看年表，請他們從年表中找出虎門慘敗的可能原因。恩惠說，1841年英國佔領香港，有了補給點，可能令海軍變得更強。太好了，我就是希望和學生一起砌圖，一起找出合用的圖像。年表如下：

年份	事件
1840年6月初2日	英軍艦隊抵達廣州海面，被林則徐擊退。 （電影片段一）
1840年6月初4日	英軍艦隊抵達福建廈門，被鄧廷楨擊退。
1840年6月初5日至8日	英軍北上，攻擊浙江，攻陷定海。
1840年8月初	英軍抵達天津，迫近北京。
1840年8月22日	清廷派琦善為欽差大臣，至廣州與英軍談判。
1840年11月至1月	琦善擅自同意賠償煙價六百萬元和開放廣州等條件，又答應上奏割讓香港之要求（即《穿鼻草約》）。
1841年1月	英軍侵佔香港，並單方面宣佈清廷割讓香港島。清廷不滿琦善擅自議和，英軍炮轟虎門，關天培戰死。（電影片段二）
1841年5月	英軍侵佔舟山群島，北上天津，迫使清政府賠償煙款，割讓島嶼，開埠通商，並攫取協定關稅和領事裁判勸等特權利益。
1841年7月5日	英軍增兵來華，率艦隊陷廈門、定海、鎮海與寧波，英軍進入長江。
1842年3月	清兵大敗，英軍攻陷上海、吳淞和鎮江，直抵南京。
1842年8月	清政府被迫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

歷史講求時間和空間概念，能夠從時序關係思考到因果關係，已是突破，我再請他們根據上表，標示出鴉片戰爭的路線圖。

他們從地圖中，看到第一次鴉片戰爭也包括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839-40年，從虎門直上天津，直至琦善南下談判。第二階段是1841-42，從香港上長江入南京，以簽署《南京條約》告終。我問他們，除了珠江口的香港外，還有哪一個地方，在江河出口處，也是優良的戰略地點？紅紅舉手，說是舟山。好了，我預備的資料卡可以大派用場，我以合作學習中的拼湊學習（Jigsaw learning）的方式，請他們指出舟山和香港的優點和缺點。約七分鐘後，他們在黑板上貼出他們的意見。我問他們，哪一個地點較符合英國的利益？子軒說舟山群島。我問同學，從長江西進，會到何方？ 子軒說西藏。再向西呢？子軒再說尼泊爾。再向西走呢？子軒說印度！謝謝子軒，我班的才子。我問同學，印度當時是什麼地方？他們學過工業革命的課題，都知道是英國殖民地和鴉片產地。夠了，答案呼之欲出，香港完全比不上舟山。

我再打一個比喻，舟山和香港，哪個是充肌的麵包，哪個是價值連城的金條？他們都說香港只是個麵包，舟山才是金條。我再問他們，小偷和強盜，誰會偷麵包，誰會搶金條？他們都說小偷才會偷麵包。為何1842年英國只做個小偷？因為英國只想解決貿易赤字的問題，偷了香港，不要觸怒中華帝國，也避免戰爭帶來更大的問題。就是了，Problem-solving的原則，其中之一就是減低風險。他們再學習，便更確定十九初世紀的英國只算是個小偷，真正的強盜還在後頭。

鴉片貿易肯定是不道德的貿易，鴉片戰爭也是不義之戰，但學生從這一段歷史，應該明白香港開埠和全球化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直至今天仍未改變。只是今日的世界工廠不再是英國，香港也不再是英國的殖民地了。

教師不是什麼

上星期二，教育局資優教育組的朋友到校觀課，這次備課和觀課活動，我獲益良多。我的個性有些偏執、近乎完美主義，執教十年，不斷尋求突破和改變，初中的歷史課程，已被我改得面目全非，每次下課，都覺得下一課應該可以教得更好，於是埋頭苦幹，又要做點什麼出來。或者別人聽起來，覺得有些不可思議，都希望來看看，我也不介意，難得有旁觀者指點，免得我孤芳自賞，自欺欺人也不知。

不知不覺，我已受到許倬雲先生的影響，他喜歡將中國歷史放到世界體系中分析，我的史觀也近乎世界歷史（Global History），以鴉片戰爭和香港開埠為例，過去以民族國家史觀之，會強調英國人販賣鴉片，殘害中國人的健康，鴉片戰爭是不義之戰。我完全同意這個說法，但又覺得還欠些什麼，早前讀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維梅爾的帽子：從一幅畫看17世紀全球貿易》，覺得此書很有見地，觀微知著，我也希望學生也知道十八世紀的全球貿易和香港開埠的關係。不過，難題來了，他們只是中一學生，缺乏最根本的歷史知識，真的能這樣教歷史嗎？

為了解決以上問題，我們真的把頭皮都抓破。我們想，整幅圖像應該從哪兒開始？故事總有個起點的。於是，我們先教導了十八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圍繞著生產力提升後，英國需求新的資源和市場，開始尋找殖民地。工業化的英國是歷史上第一個世界工廠，本來無所匹敵，偏偏遇到中國這個古老帝國，還患上了嚴重的中國茶癮，怎麼辦好呢？整個課堂，便以解難方式（Problem-solving Approach）推展，讓學生明白以後一連串結果，都是以困難－解決方法－新困難－新解決方法的情境發生。請恕我將很複雜的歷史問題略略簡化，教室畢竟只是一個模擬的歷史空間，我們必定要在限制的情境內讓學生動口動腦重組歷史（或曰Doing History）。

由於學生都覺得戰爭是最簡單的解決方法，不用討論，所以我先讓他們看以下資料：中英兩國在人口（1800年）

中國	約31009萬人
英國	約1200萬人

 世界各地佔世界生產總值的百分比（1820年）

中國	32.4
歐洲	22.6
美國	1.8

然後要他們以動物打個比喻，其頴說是恐龍與毛蟲之戰，我修正說，這個比喻太極端了，超出了合理的想像，卓楠舉手，說是大象與老鼠。他的答案正合我意，我捉緊他的答案，問同學哪一隻動物會是勝利者？表面上應該是大象，但老鼠卻可能找到大象的弱點。我再問他們，戰爭能解決貿易赤字的問題，還是會製造更大的困難？他們產生疑惑了。

 

為了讓他們明白，中國並非弱者，我播放《鴉片戰爭》中關天培死守虎門的戰役，讓他們知道英國戰艦在虎門曾吃過敗仗，才北上津。直至後來，談判失敗，再轟虎門，才將虎門攻破。我請他們看年表，請他們從年表中找出虎門慘敗的可能原因。恩惠說，1841年英國佔領香港，有了補給點，可能令海軍變得更強。太好了，我就是希望和學生一起砌圖，一起找出合用的圖像。年表如下：

 

年份	事件
1840年6月初2日	英軍艦隊抵達廣州海面，被林則徐擊退。 （電影片段一）
1840年6月初4日	英軍艦隊抵達福建廈門，被鄧廷楨擊退。
1840年6月初5日至8日	英軍北上，攻擊浙江，攻陷定海。
1840年8月初	英軍抵達天津，迫近北京。
1840年8月22日	清廷派琦善為欽差大臣，至廣州與英軍談判。
1840年11月至1月	琦善擅自同意賠償煙價六百萬元和開放廣州等條件，又答應上奏割讓香港之要求（即《穿鼻草約》）。
1841年1月	英軍侵佔香港，並單方面宣佈清廷割讓香港島。清廷不滿琦善擅自議和，英軍炮轟虎門，關天培戰死。（電影片段二）
1841年5月	英軍侵佔舟山群島，北上天津，迫使清政府賠償煙款，割讓島嶼，開埠通商，並攫取協定關稅和領事裁判勸等特權利益。
1841年7月5日	英軍增兵來華，率艦隊陷廈門、定海、鎮海與寧波，英軍進入長江。
1842年3月	清兵大敗，英軍攻陷上海、吳淞和鎮江，直抵南京。
1842年8月	清政府被迫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

歷史講求時間和空間概念，能夠從時序關係思考到因果關係，已是突破，我再請他們根據上表，標示出鴉片戰爭的路線圖。

他們從地圖中，看到第一次鴉片戰爭也包括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839-40年，從虎門直上天津，直至琦善南下談判。第二階段是1841-42，從香港上長江入南京，以簽署《南京條約》告終。我問他們，除了珠江口的香港外，還有哪一個地方，在江河出口處，也是優良的戰略地點？紅紅舉手，說是舟山。好了，我預備的資料卡可以大派用場，我以合作學習中的拼湊學習（Jigsaw learning）的方式，請他們指出舟山和香港的優點和缺點。約七分鐘後，他們在黑板上貼出他們的意見。我問他們，哪一個地點較符合英國的利益？子軒說舟山群島。我問同學，從長江西進，會到何方？ 子軒說西藏。再向西呢？子軒再說尼泊爾。再向西走呢？子軒說印度！謝謝子軒，我班的才子。我問同學，印度當時是什麼地方？他們學過工業革命的課題，都知道是英國殖民地和鴉片產地。夠了，答案呼之欲出，香港完全比不上舟山。

我再打一個比喻，舟山和香港，哪個是充肌的麵包，哪個是價值連城的金條？他們都說香港只是個麵包，舟山才是金條。我再問他們，小偷和強盜，誰會偷麵包，誰會搶金條？他們都說小偷才會偷麵包。為何1842年英國只做個小偷？因為英國只想解決貿易赤字的問題，偷了香港，不要觸怒中華帝國，也避免戰爭帶來更大的問題。就是了，Problem-solving的原則，其中之一就是減低風險。他們再學習，便更確定十九初世紀的英國只算是個小偷，真正的強盜還在後頭。

鴉片貿易肯定是不道德的貿易，鴉片戰爭也是不義之戰，但學生從這一段歷史，應該明白香港開埠和全球貿易（全球化）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只是今日的世界工廠已不再是英國，香港也不再是英國的殖民地了。

看眼難忘－不要忘記童年歲月

終於，我找到了丘世文。下學期開始，正惆悵朗讀的內容，打開書櫃，一本紅黑色的書，映入眼中。對了，我要為學生朗讀《看眼難忘－在香港長大》。丘世文在〈往日情懷〉說：緬懷過去，是歷史感的開始；回憶往事，是價值觀的泉源。雖然學生只是中一生，但香港變得太快了，也不記得誰說（好像是科大衛教授），香港人太早懷舊，但也不能怪我們，當我們正想起昨天的時候，發展已靜悄悄偷走我們的童年歲月、少年歲月。於是，香港人總活在遺忘的國度，懷舊只是這個國度的裝飾。丘世文先生，希望你知道你的文字，還在幻化成聲音，影響下一代。

當我朗讀丘世文的文章，學生聽得很投入，丘世文列舉了七十年代的學生生活、家常用品、遊戲．玩具．娛樂、雜食．零食、課外消閒讀本刊物等往日情懷，學生不斷舉手，說我家還用瓦罐米缸、我也吃過花塔餅、我也用過九宮格簿，七十和千禧，並不是那麼遙遠，一起活在這裡、成長於這裡，我們分享很多共同的習慣，只是我們不覺罷了。不用高談什麼國際級國家級地方級有形、無形文化遺產，有高級便有低級，要保留一些便暗示不需保留另一些。生活是整全的，誰有資格把別人的生活割裂？誰有資格把別人的文化評級？

收到昕曈的文章，她是個很沉靜的女孩，很少發表意見，在同學興高采烈地討論高鐵的時候，她好像不大理解，還安慰我說：老師，你也不要傷心了（大家都知我不是傷心的）。不過，當我收到她的《師生對話》時，真的感到安慰，她在「我的社區」中說：「我住在北區，近日政府想將粉嶺發展成為低密度住宅區，我真是不希望空氣清新的粉嶺，變成空氣污濁的中環和尖沙咀，難得香港還有新界這麼好的地方。我希望粉嶺可以保留原貌，不要發展成低密度住宅區。從老師那裡得知，政府已靜悄悄地想收第二個「菜園村」（接近我家的華山村），我真是超級不想政府收第二個「菜園村」了，如果可以的話，我寧願菜園村也不要消失，希望大家可以盡一分力，保護我們的社區。」

憔悴

多年不見的舊生常對我說：老師，你瘦了，也憔悴了。是的，當本來看似完整的自我，突然破碎，兩年來不斷拼湊，才砌成更接近真實的圖像時，才明白何謂曾經滄海。對他們而言，離開學校的日子，是雄鷹展翅的時候，但於我而言，過去兩年，走在人生的低谷．特別是這兩年，太多事情無法預期，很想見孩子卻突然不能見孩子，掛念他們的時候尤覺孤單，容易顧影自憐，本來的朋友，突然怒目相向，心並不如止水，有時波濤洶湧，拍打內心，被誤解的時候，又覺百辭莫辯，於是選擇沉默，沉默久了，自己也變得陌生。如柳永所言：衣帶漸寬終不悔，為孩子消得人憔悴。

《金剛經》說，好好的照顧自己的思想、心念和意念；《聖經》說，當保守你的心，勝過保守一切。動怒沒有什麼大不了，最可怕的是怒氣蓋過了慈悲心，動了歪念和惡念，要為自己抱不平，甚至要爭一日之長短，與自己爭辯。行為易看，動機難尋，要正念正見，保持自己的心，才是大智慧。「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甚麼才能保守自己的心？能問這樣的問題，已是覺悟。最痛苦的，不是未能為自己抱不平，而是察覺到自己被誤解而動了惡念，於是，這種察覺令自己成為自己的敵人，如保羅所說，你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聖人啊，我只是個凡人，說易行難。我只會看電影，和導演對話；埋首讀書，和作者對話。不過，正要宣之於口的一刻，又覺言離道斷。過去像揮之不去的陰影，欲罷不能，欲語還休。

還好，要惡念服於正念，內心便有掙扎，掙扎是靈性的開始。我一直覺得，西方的沙漠教父和中國的隱士，留下很多靈性智慧。《後漢書》關於隱士有這樣的一段話：「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慨，或疵物以激其清。」沒有波濤的平靜只是一潭死水，沒有掙扎的靈性，只是虛偽的和諧。很期待關俊棠神父的靈性教育工作坊，也希望從本篤的靈修傳統中，學習平靜生活之道。

（圖片攝於一月的北潭涌）

奧斯維辛之後－遊客不要來

火車駛進車站，在Sven面前展開的，除了那個似曾熟識的名字－奧斯維辛，就是一片茫然。本來，奧斯維辛只是地平線上一個名叫波蘭的國家之內的偏遠小城鎮，她從來寂寂無名，不像意大利的Vinci，因為有了達文西，所以家傳戶曉。或許，奧斯維辛寧願一直寂寂無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某一天，當美國軍隊在奧斯維辛發現人類歷史上最殘暴的集中營，納粹德國在那裡殺害了超過一百萬的猶太人，暴烈的程度甚至迫使人類重新思考何謂「人性」，就像哲學家阿多諾所言：自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當德國青年Sven在有意無意之間踏足奧斯維辛的那一刻起，苦難與冷漠成為生命的嚴肅課題，當苦難的記憶成為旅遊景點，當奧斯維辛的居民無奈地借助昔日的苦難記憶，才能獲取德國企業的垂青時，「人性」與「苦難」的思考還剩下什麼意義？

Robert Thalheim執導的《遊客不要來》（And Along Come the Tourists）並沒有想像中沉重，導演本來可以聚焦在集中營倖存者Krezeminski身上，但電影始終定睛在德國年青志工Sven的身上。說來諷刺，Krezeminski其實只是二戰時奧斯維辛的化身，存在只為了無力的見證。無論他如何聲嘶力竭地訴說集中營的苦難，遊人仍然置若罔聞，就好像其中一個德國年青人聽完他的見證後，只想看看他手上的犯人號碼刺青，然後其他年青人一擁而上，像看奇珍異獸般看Krezeminski的手臂，只有Sven看著這一切，才明白老頭的哀愁。還有一次，老頭孜孜不倦，日復日就是要修理受難者的皮箱，只是，他的維修不再符合紀念館的要求，工作人員向Sven投訴：那老頭正破壞文物，皮箱要的是保留，不是維修（preserved but not repaired）！可是，他們怎知道老頭的堅持？皮箱上的名字代表了存在過的人，皮箱就是離開和生存的希望。Krezeminski本來承諾了朋友，無論如何，他會修好所有皮箱，於是Sven偷走了皮箱，還給了老頭，老頭卻並不領情。

當奧斯維辛不再陌生，他邂逅了波蘭導遊Ania，就像他開始愛上奧斯維辛的生活，了解奧斯維辛的意義。他問Ania，生於奧斯維辛有何感受？Ania回答沒有感受，就是平凡地生活。Sven這個德國人，在奧斯維辛一直被嘲諷和排斥，老頭和朋友甚至奚落他，說德國人怎會想過，現在的德國年青人竟要淪落到服侍當日的難民。直到他遇到Ania，他帶著文化的想像認識Ania，或者從她身上，他找到一份認同，一份被受害者寬恕的認同，他不再覺得自己是加害者的後代，甚至不再覺得自己是外人。他開車帶Ania和老頭四出演講，又帶老頭回老家，學說波蘭文。他更替Ania的哥哥出頭，向德國企業的女主管提出抗議。他開始明白，如果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表現，將奧斯維辛當作旅遊和投資的地方便是缺乏人性的行為了。本來一切還好的時候，Ania突然告訴他，她要離開了，離開奧斯維辛。當德國擁抱奧斯維辛的時候，奧斯維辛卻把他推開，奧斯維辛的未來與德國並不相關。

Sven離開德國，來到奧斯維辛，從冷漠到關懷，到責任到悲憫，就在他以為一切圓滿的時候，世界突然破碎，他不能再處理老頭和德國企業家之間的矛盾，不能再無視遊人的冷漠，更不能忍受被離棄的孤獨。我很喜歡導演處理奧斯維辛的方式，這是年青一輩的懺悔，和老一輩德國不同，年青的德國對納粹暴行多了一些隔閡與無奈，他們承受著上一代的罪責，卻沒有懺悔的對像。老頭Krezeminski和波蘭少女Ania其實是昨日的奧斯維辛的今日的奧斯維辛。Sven和二人的相遇，就是德國和兩個奧斯維辛的相遇。不能忘記自身罪責的同時，也不能將受害者的身份套在奧斯維辛之上。一切意義又再成空，一切努力只是徒勞，他決定離開了。就在同一個火車站，他遇到了德國來的遊客，他猶疑片刻，又帶著他們回到奧斯維辛紀念館。命運又拐了一個圈。

武士－遠藤周作的信仰自白

《深河》之後，我追看了遠藤周作的《武士》，發生在幕府末年的事件，天主教傳教士希望向鎖國的日本傳教，無所不用其極，甚至利用與墨西哥貿易的專利，換取傳教的自由，武士為求得回昔日的領地，也甘心飄洋過海，離開家人和土地，帶著藩主的函件，遠赴南美和歐洲，完成信使的任務，怎知在他前頭展開的，卻是危機四伏的政治和宗教陷阱。他，只不過是隻待宰的羔羊！

遠藤一人分身，武士和傳教士之間的矛盾，就是在他內心日本文化與基督信仰的矛盾。他借老神父的口，說出作為天主教徒的他，對日本文化的反思：「因為日本人在本質上，對於超越人的絕對性、超越自然的存在，以及我們稱為超自然的東西並無感覺。在三十年的傳教生活中……我好不容易才察覺到這一點。要告訴他們這世界的無常並不容易，因為原本他們就有這種感覺。然而，可怕的是日本人有享受世界無常的能力。由於這能力足夠，因此他們享受停留的樂趣，也由於這感情，他們寫了許多詩。然而，日本人並不願從那兒提升，也不想提升之後再追求絕對的東西。他們討厭區分人與神的明確境界。對他們而言，如果有在人之上的東西，那麼，有一天人也可以達到的。例如，他們的佛是人捨棄迷障時的存在。對我們而言，即使有與人完全不同的自然但那也是包含人在內的全體。我們在糾正那種感覺上失敗了。」日本文人和基督信仰，是遠藤周作生命的組成部份，兩者不能調和，也帶來身份的衝突。

就像武士坐在船上的時候，士心中產生的微妙變化，遠藤化身武士，說「那是莫名的不安與些許的恐怖。一腳已踏入了新世界，然而心裏的不安的是至今為止支撐自己的東西已有裂縫，它會不會砂子散落船完全崩潰呢？」於是，讀《武士》就像讀林語堂的《信仰之旅》，認真的信仰都從懷疑開始，信仰也應是一段崎嶇的路程，在確信與質疑之間擺盪，內心充滿掙扎，有時甚至像烈火般燃燒，但沒有如此熊熊烈火，怎能熬鍊兩者，將兩者融和？

《武士》也流露了遠藤的懺悔，他彷彿代傳教士向日本人懺悔。傳教士曾經以真理自居，驕傲地否定日本文化，但更深的罪，並不在日本人的宗教思想，而在傳教士高高在上的心態。當傳教士拉斯貝可面臨旅程的終點時，他頓悟了：「現在想來甚至覺得我一切的挫折都是主為了我正視這現實而給予的。粉碎不知何時被美化的我的自傲、我的自尊、我的蠻橫、我的征服慾，讓我見到地上真正的樣子。就像主的死亡是為了以他的光遍灑現實般，我的死亡也是為了日本……」然後，拉斯貝可懺悔說：「瞬間，我對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有如雪崩滑落的空虛感。自己所做的事一切徒勞，一切的企圖變成無意義，信仰其實是為了自我滿足，感覺就在眼前被揭穿了。」

只要細心閱讀遠藤周作的作品，就能發現他最後的化身。如果《深河》的大津代表著融和了基督信仰和日本文化的遠藤，《武士》中隱身在墨西哥曠野的修士也是達致圓潤境界的遠藤。他無法重回日本的故土，天主教也教他極度失望，但他仍堅持信仰，仍以日語明言以下的信仰自白：「祂比現世的任何人要寒傖地生活，因此我相信。因為祂又疲倦又醜陋，祂太了解這世界的悲傷。無法漠視人的悲嘆、苦患，因比祂才變得那麼疲倦、那麼醜陋。如果祂活在我們伸手達不到的高貴、舒適的地方，我想不會有那種胸襟。……人，如果一個人可以生活的話，為什麼世界到處都充滿哀嘆聲？您們走過許多國家，渡過大海，繞過世界；然而，不管哪裏，哀嘆者、哭泣者都是一雙有所追尋的眼睛。」

從遠藤的作品，我感受到一份安慰，活在文化邊緣、信仰邊緣，就像武士被日本領主追殺，修士不為天主教會所容，沒有哪裡找到絕對的認同。真誠地活著，代價就是孤獨，與其被誤解，不如選擇沉默。於是大津選擇了深河，修士選擇了曠野，或者，真正的信仰，只在無盡的深河和曠野之中。

鐵路修到菜園村與鐵怒沿線

二月份的通識電影欣賞，邀請了影行者的朋友，到校放映《鐵怒沿線》，有同事還沒有看過此紀錄片，只聽到片名和菜園村，便在會議室叫嚷：會唔會好偏激？我懶得解釋，還記得大學歷史教授的教誨：讀歷史第一步，就是弄清自己的偏見何在。讀史求真，但研究歷史的過程，或多或少都摻雜了個人的觀點（或偏見），所以，只要知道自己的偏見何在，便能知所進退。現在教通識，也是要學生辨識觀點和立場，也能形成自己的看法。通識，並不是真理的代名詞。

我設計了一份工作紙，讓學生從配樂運用、鏡頭剪接、採訪對象和攝製單位，比較香港電台攝製的《鐵路修到菜園村》和影行者Benny拍攝的《鐵怒沿線》的異同，也借此分析兩片的切入點。討論的時候，學生大致能指出《鐵路修到菜園村》運用了柔和的配樂，似要表達淡淡哀愁的感覺，每一個鏡頭亦只有五秒至十秒，採訪村民時，多數讓村民說完自己的意見，才會轉換鏡頭，而訪問邱誠武副局長的時候，則很不耐煩地以fade out方式，剪短他的說話，仿似投訴他太多官話。最後，我問學生，導演的切入點在哪裡，學生都能說影片要帶出人和土地的關係，也讓觀眾反思鐵路如何剪斷這裡血脈相連的社區連結。

小休之後，影行者帶著Benny拍攝的《鐵路沿線》到校放映，片長個多小時，學生都能安靜觀賞。單聽名字，大家會以為此紀錄片很激，好像怒氣沖沖似的，但其實，此片比《鐵路修到菜園村》更含蓄，Benny只是簡簡單單地拍高婆婆的生活，秀卓說，就像小津安二郎的鏡頭，總以平視的角度拍攝，以示尊重和敬意，我也感到Benny很想將高婆婆，拍得像《東京物語》的老人，社會對老人的敬意只是矯情，實情是要將他們趕到社會邊緣，一於無眼屎乾淨盲，社會的年青表象，其實是將老人趕盡棄絕。其中兩場我尤其感動，Benny差不多以實時（Real time）的方式，拍攝高婆婆摘蕉葉和等巴士，一take過差不多八分鐘，要觀眾陪著高婆婆完成看似微不足道、卻又一絲不苟的工作。如果連十多分鐘也嫌悶，怎能奢談「撐村民」？

加上放映後的討論時間，學生前後坐了兩個半小時，教育局和藝發局的朋友都大讚學生的專注和耐力，影行者的朋友請有興趣的同學留下電郵，同學於是一擁而上，繼續和她討論。聽說，他們談至六時多。其實，太多教師躲於「客觀」的知識之後，面目模糊，學生不見其貌，只聞其聲，除了一大堆專有名詞之外，學了什麼，怎能提起學習的興趣？反之，學生從那些有面有目有立場有感情的人那裡，學習到人如何透過知識形成自己的世界觀。通識教育，應該是還原老師面目的教育。

教通識，我從來不怕資料太biased，只怕教師扮中立，將沒有立場當作最客觀的立場。